羅斯人在奴役當地百姓並將他們運往南方的時候的確表現得殘酷無情。以“塊頭、體重和勇猛”著稱的維京羅斯人，原本就是“毫無文化，靠掠奪爲生”，一位阿拉伯作家這樣評價。遭到迫害的主要都是當地土著，被抓的人實在太多，於是人們給他們取了個名字：斯拉夫人（Slav）。從此他們都成爲了失去自由的人：奴隸（slave）。
羅斯人對待俘虜非常仔細。“他們善待奴隸，並讓這些人穿着得體，因爲對他們來說，奴隸是一種貿易商品。”某同時代人這樣說道。這些奴隸是通過河道運送的，那裡河網交錯、水流湍急。漂亮女人的價格特別高，通常被賣給可薩人和伏爾加保加利爾的突厥人，這些人會把她們再轉賣到南方——當然，這些都是羅斯捕手和她們性交完之後的事情了。
奴隸是維京社會的關鍵組成，也是重要的經濟來源。不列顛羣島上的大量文獻和資料表明，維京長船的襲擊通常都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強姦或劫貨，而是爲了抓人。“上天啊，救命吧，”9世紀的一位法蘭西祈禱者懇求道，“殘忍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毀了我們的國家，抓走了我們的孩子。求求您讓我們躲過這些惡魔。”手銬、腳銬和枷鎖在奴隸之路上隨處可見，特別是在歐洲東部和北部的貿易通道之上。最新研究發現，人們以前認爲是販賣牲畜時用的圈籠，其實是用來裝載奴隸的。這些奴隸將在諾夫哥羅德“高街”（High Street）和“奴街”（Slave Street）的交叉口集市上被出售。
人們瘋狂地追逐奴隸貿易的利潤。儘管一些斯堪的納維亞人從地方當局獲得了在新地區掠奪和販奴的特殊許可，但其他人也不甘放棄。“只要他們抓到人”，他們就會進行私下交易，9世紀北歐某位見多識廣的教士這樣寫道，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奴隸賣給同夥或者蠻族”。
許多奴隸都被交易到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如一首挪威古詩《裡格敘事》所言，世人可簡單分爲三種類型：貴族、自由人和奴隸。但也有很多奴隸被送到價格更高的地方：沒有哪個地方比阿鐵爾有更多的需求，沒有哪個地方比阿鐵爾有更富足的市場，因爲它最終將供應巴格達和亞洲腹地，供應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北非和西班牙。
有錢人願意出高價，這極大地刺激了北歐的貿易增長。從出土的錢幣來看，9世紀下半葉曾呈現出貿易繁盛期，波羅的海和瑞典及丹麥南部，特別是海澤比（Hedeby）、比爾卡（Birka）、沃林（Wolin）和隆德（Lund）等城市都得到了快速擴張。錢幣的發現地點沿着俄羅斯境內的河道一路擴散，說明貿易活動的日益頻繁；出土錢幣還一直延伸到中亞，特別是撒馬爾罕、塔什干、巴爾克等地，沿着傳統的貿易、運輸、交流路線直通今日的阿富汗國境。
這些富庶地區對奴隸的需求非常迫切。除了來自北方的奴隸，人們同樣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進口了大批的奴隸。有位商人誇口說，他一個人就在波斯市場上賣掉了12000名奴隸。還有的奴隸來自中亞的突厥部落。據一位當時的作家說，這些奴隸價格更高，因爲他們性格勇敢、比較聰明。另一位則說：“挑選最好的奴隸，最佳地點就是突厥。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奴隸可以和突厥奴隸相比。”
對比羅馬帝國的奴隸人口（已有大量細緻的研究），我們也許能推斷出當時奴隸貿易的規模。近來的研究發現，在羅馬帝國的全盛期，若想維持奴隸人口的水準，則需要每年買進25萬到40萬名奴隸。即便假定人均需求量差不多，阿拉伯語世界的奴隸市場也要大得多，因爲它的疆域從西班牙一直延伸到阿富汗，也就是說，奴隸交易的數量遠遠大於羅馬帝國。雖然資料有限，但仍有份文獻可以幫我們估算當時伊斯蘭世界的奴隸規模：哈里發和他的妻子每人都擁有一千名奴隸女孩；另一份文獻則說他們擁有的奴隸不下四千。擁有奴隸在伊斯蘭世界太司空見慣了，因此沒太多記載，就跟羅馬帝國一樣。
羅馬同樣是奴隸買賣的重要參照體。在羅馬世界，凡在境外抓獲奴隸都有獎勵，獎品的貴重程度依奴隸的長相和談吐而定，競爭非常激烈。個人偏好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某位知名貴族就堅持要求奴隸整齊劃一，必須是同樣招人喜愛、同樣年紀。伊斯蘭世界的口味也差不多，一本稍後問世的販奴指南手冊證明了這一點。“在黑人奴隸中，”一位11世紀的作家寫道，“努比亞（Nubian）的女人最受歡迎，她們溫柔，而且懂禮貌。她們身材苗條，皮膚光滑，比例勻稱……好像天生就是服侍主人的。”貝雅族（Beja，分佈於今蘇丹、厄立特里亞和埃及）女子“面色金黃，容貌俏麗，身材精緻，膚質柔滑。若是她們在年輕時被弄到了國外，那可是最極品的牀上伴侶”。一千多年以前，錢買不來愛情，但錢能幫你得到想要的東西。
其他販奴指南也提到了類似的信息。“購買奴隸時需要謹慎，”11世紀另一位作家、波斯名著《卡布斯教誨錄》（Qābūs-nāma）的作者說，“買奴隸很有難度和技巧，因爲他們看上去都很好。”但事實正好相反。他還說，“很多人認爲購買奴隸和購買其他東西一樣簡單”，其實不然，購買奴隸的技巧可以“算得上哲學領域的一個分支了”。請注意那些面色金黃的人——那是痔瘡的症狀；還請注意那些相貌英俊、頭髮蓬鬆、眼神漂移的男子——“那是一種要麼縱慾過度、要麼可能從事拉皮條的男人”。做買賣時，要“給雙方施加壓力並認真觀察”，注意捕捉任何炎症或疼痛的跡象，特別注意“隱藏的缺陷”，如口臭、耳聾、口吃或牙齦不健康的情況。作者說，如果能遵守這些原則，你日後就不會失望。
奴隸市場在歐洲蓬勃發展，那裡擠滿了準備被販往東方的男人、女人和兒童——當然，他們也可能被賣到科爾多瓦的宮廷，那裡在公元961年就已有13000多名斯拉夫奴隸。到了10世紀中葉，布拉格（Prague）發展成爲主要商業中心，吸引着維京羅斯人和穆斯林商人到此交易錫器、皮革和人口。波希米亞（Bohemia）地區的其他城市則是購買麪粉、大麥和家禽的好去處——當然也有奴隸。一位猶太旅行者說，這裡的奴隸價格相當公平。
奴隸通常被當作禮品供奉給穆斯林統治者。如10世紀初，一位從托斯卡尼（Tuscany）前往巴格達的大使給阿拔斯帝國的哈里發穆克臺菲（al-Muktafī）帶了很多貴重的禮品，有寶劍、盾牌、獵犬和寵物鳥，另外還包括20名斯拉夫閹人和20名姿色絕佳的斯拉夫姑娘。年輕美麗的花朵被當作貨物出口到另一個世界供他人享用。
長途貿易的規模相當之大，易卜拉欣・伊本・亞古伯（Ibrāhīm ibn Yaʿqūb）對美因茨（Mainz）市場頗感震驚：“太難以置信了！在如此遙遠的西方地域，你能看到只有在東方纔能出產的香水和香料，比如說胡椒、生薑、丁香、甘鬆和高莎草。這些植物在印度有很多，都是從那裡進口的。”他的吃驚還不止於此：銀質的迪拉姆被用作貨幣，甚至還有撒馬爾罕鑄造的錢幣。
事實上，伊斯蘭世界貨幣的影響還不止於此。公元800年前後，英格蘭麥西亞國（Mercia）國王奧法（Offa）（著名的防威爾士人入侵的矮石牆的建設者）就模仿伊斯蘭金幣的設計來鑄造自己國家的錢幣：一面印有“奧法王”字樣，另一面則是仿製拙劣的阿拉伯文——而這對該國臣民來說可能毫無意義。大量銀幣窖藏在蘭開夏郡（Lancashire）庫爾谷（Cuerdale）中被發現，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中同樣收藏着許多鑄造於9世紀的阿拔斯錢幣。這些貨幣能抵達不列顛羣島的偏遠地帶，足見伊斯蘭市場的影響之遠。
出賣奴隸的收入支撐着9世紀歐洲進口貿易的飛速增長。靠着在大規模人口買賣中賺取的資金，人們對一些緊俏奢侈品——絲綢、香料和藥物的需求量開始增加。從貪婪的人口交易中獲利的不僅是維京人，凡爾登（Verdun）商人在買賣閹人過程中也贏得了鉅額利潤，買家通常是來自西班牙的穆斯林。從事長途貿易的猶太商人同樣深深涉足於“少男少女”（包括閹人）的交易——如這一時期的某阿拉伯文獻所說。另有其他資料表明，猶太商人在將這些“少男少女的奴隸”帶出歐洲時，會對男孩子實施去勢手術，以符合某種殘忍的合格認定程序。
販賣奴隸的利潤如此誘人，不僅僅是歐洲人將奴隸售往東方，穆斯林商人同樣捲入了這樣的生意。他們從伊朗東部襲擊斯拉夫人的土地並抓捕奴隸，儘管被抓的奴隸並“沒有被去勢，幸而保留了身體的完整”。但這些被抓的人最終還是會成爲閹人，因爲這樣售價更高。當時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說，如果有一對斯拉夫雙胞胎，哥哥被閹，那麼他肯定會比未被閹割的弟弟更靈巧，“在智力和溝通上”更活躍，而弟弟則總是無知、蠢笨，顯示出斯拉夫人天生的單一思維。閹割被認爲能夠淨化和改進斯拉夫人的頭腦。該作者還說，雖然閹割具有很好的效果，但並不適用於“黑人”，“黑人的天生才智”會因去勢而減損。斯拉夫奴隸的買賣規模如此之大，以至於都影響到了阿拉伯的語言：阿拉伯語中的“閹人”（ṣiqlabī）一詞就來自一種斯拉夫族羣的名稱ṣaqālibī。
穆斯林商人在地中海地區非常活躍。北歐各個地方的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被帶到馬賽（Marseilles）繁忙的奴隸交易市場——通常還會經過魯昂（Rouen）這樣的二級市場，愛爾蘭和佛蘭德（Flander）奴隸將被在這裡賣給第三方。羅馬是另一個奴隸貿易的中心（儘管有人反對這種說法）。公元776年，教皇哈德良一世（Pope Hadrian I）指責有些人將人口像牲畜一樣販賣，居然將男人和女人賣給那些“不值一提的撒拉遜人”。他指出，有些奴隸是自願賣身上船前往東方的，但“那都是被逼無奈”，近來的饑荒和貧困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好在我們從未乾過賣掉基督徒同伴這樣令人羞恥的事情，而且上帝也不會允許我們這麼做！”他寫道。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的奴隸貿易影響甚廣，連人們日常打招呼都和人口買賣有關：在意大利，人們相互打招呼都說“schiavo”，用的還是威尼斯口音，其實這個詞就是“奴隸”的意思；西班牙文的“Ciao”的原意並非“你好”，而是在說“我是你的奴隸”。
然而有人認爲，基督徒被抓並被賣給穆斯林當奴隸是不可避免的。德國西北部不來梅城（Bremen）的主教林伯特（Rimbert）就持這種看法。他曾在9世紀末遠遊到海澤比（Hedeby，位於今德國和丹麥的邊界）市場，贖回那些聲稱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奴隸（對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奴隸自然不屑一顧）。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敬重宗教。在那些對販賣奴隸毫無愧疚之心的人販子中，有一羣居住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北岸荒蕪的潟湖島礁上，他們靠着奴隸貿易和他人苦難積攢起來的財富，將爲日後華麗轉身爲中世紀地中海上的耀眼明珠奠定基礎——這個地方，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在商業上的成功令人難以置信。這片原先的珊瑚湖沼之地，靠着從大規模的東方貿易中獲得的鉅額收益，搖身一變成了一座點綴着精美教堂和奢華宮殿的富麗都市。今日的威尼斯是古代輝煌成就的縮影，但讓威尼斯崛起的星星之火卻發端於無情的人口販賣。早在8世紀後半葉，也就是威尼斯剛剛成爲定居地的黎明時期，當地商人們就已參與到奴隸交易當中——儘管當時交易量並不大，需要假以時日才能見到收益和利潤。他們真正得到收穫是在一個世紀之後，大批買賣的協議被簽訂，威尼斯人同意遵守奴隸貿易中的限制條款，包括歸還從意大利其他城市非法運送到威尼斯出售的奴隸。這些協議實際上都是對威尼斯迅速崛起的一種反制，那些受到利益威脅的人企圖藉此剪去威尼斯逐漸豐滿的羽翼。
在短期內，這些限制條款會被想方設法地規避，他們會派一些突襲團伙從波希米亞和達爾馬提亞（Dalmatia）抓捕非基督徒，然後將其出售獲利。但從長期看，貿易活動又逐漸恢復了原樣。9世紀末的一些協議
表明，威尼斯人只是在敷衍那些禁止販賣自由人的當地統治者。根據某些指控說，威尼斯人經常賣掉從鄰邦土地上抓獲的人，無論他們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
隨着時間的推移，奴隸貿易的規模逐漸縮小——至少在東歐和中歐是如此。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維京羅斯人開始將他們的注意力從長途人口販賣轉移到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上。他們還開始眼紅可薩人在阿鐵爾等城鎮獲得的貿易收益，因爲可薩人加大了對過往貨物的徵稅力度。波斯著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ʿĀlam）中記載，可薩的經濟基礎在於它的稅收：“可汗的安寧和財富大多歸功於海上貿易關稅。”其他穆斯林學者也一再提及可薩政權從商業活動中徵得的高額稅款，其中包括向首都居民徵收的人頭稅。
同樣引起維京羅斯人注意的，還有各個稱臣部落繳納給可汗的年貢。羅斯人開始逐一征服這些部落，迫使他們向新霸主效忠、進貢。到了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部落不僅要向斯堪的納維亞人進貢，而且還被禁止“向可薩進貢，因爲沒有那個義務”。所有稅款都應該交給羅斯國的統治者。愛爾蘭也同樣如此，在那裡，保護費竟逐漸取代了人口掠奪。聖伯丁（St Bertin）的編年史記載說，在遭受連年的襲擊後，愛爾蘭人同意向羅斯統治者支付年貢，以此來換取和平。
在東方，羅斯人帶來的持續不斷的壓力，不久便引發了他們與可薩人之間的直接衝突。羅斯人先是對裡海地區的穆斯林貿易集市發動一系列“血流成河”的襲擊，之後開始“瘋狂掠奪”，最後可薩人本身也受到了直接攻擊。公元965年，阿鐵爾被洗劫一空，全城被毀。“如果還有片葉子留在樹枝上，羅斯人也會把它揪下來，”一名作家說，“（可薩）沒有留下一顆葡萄或一粒葡萄乾。”可薩的敗落打破了原先的平衡，與伊斯蘭世界的貿易利潤開始以更大的數額流向北歐，正如沿俄羅斯水路發現的大量窖藏錢幣所顯示的那樣。
到了10世紀末期，羅斯人已成爲西部草原上的主要勢力，佔有從裡海、黑海遠跨至多瑙河流域的大片疆土。一份資料談到他們繁盛的市場，你能在這裡買到“黃金、絲綢、葡萄酒、各種希臘水果、白銀、匈牙利及波希米亞的馬匹，還有羅斯人的毛皮、白蠟、蜂蜜和奴隸”。然而，他們在這些土地上並非擁有絕對的權威。因爲資源競爭，他們和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通常十分緊張。比如，此時期佩切涅格草原半遊牧族就成功抓獲了一名羅斯的著名領袖人物，他們歡呼雀躍，並將此人的頭顱鍍上黃金，在慶祝儀式上朝這個戰利品舉杯共飲。
不過在10世紀，當羅斯人還在爲控制水路及草原地帶不斷努力時，通往南部的通道卻已變得越來越安全，商業、宗教和政治運作也在循序漸進地發生轉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度過了三百年穩定富足的日子之後，巴格達的哈里發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亂。繁榮昌盛削弱了中央和邊遠地區之間的聯繫，由此引發了地方權貴的相互競爭和摩擦。危機就此爆發：公元923年，巴士拉遭遇什葉派叛亂分子的洗劫；7年後，麥加受到攻擊，克爾白天房中的黑色聖石被盜走。
1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連年的嚴冬季節給穆斯林雪上加霜。食物短缺成爲常態，“人們從馬糞和驢糞中挑揀大麥粒爲食”的情況也並非罕見，一位作家寫道，民間暴亂經常出現。正如一部美國編年史所稱，10世紀50年代連續七年的糧食歉收讓“很多人都失去了理智”，他們開始掠奪和攻擊對方。
一個新的王朝在內部動盪中誕生，即白益（Būyid）王朝。它在伊朗和伊拉克等哈里發核心地區建立了政治控制，雖然哈里發的領袖地位得以保留，但他的權力大幅縮減。然而在埃及，整個政權都被推翻了。據記載，什葉派穆斯林以前曾在北非建立了一個酋長國，或多或少地獨立於巴格達和科爾多瓦的遜尼派主流統治，如今他們轉移到了埃及的首都，當時叫福斯塔特。公元969年，尼羅河暴發了年度性洪災，很多人陷入饑荒，革命風潮開始遍及整個北非。新的王朝君主統稱法蒂瑪（Fāṭimid），他們作爲什葉派穆斯林，在合法性、權威性和什麼是真正的穆罕默德遺教上都有不同見解。他們的崛起對伊斯蘭世界的統一性影響巨大：缺口已被打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一些有關穆斯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基本問題。
時局的動盪以及由此導致的貿易下滑，是維京羅斯人沒有沿着伏爾加河向裡海擴張的原因之一。他們將注意力轉向了注入黑海的第聶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並將目光從伊斯蘭世界轉向了拜占庭帝國、轉向了君士坦丁堡——即挪威民間傳說中所說的“米科利加”（Mikli-garðr），意思是“偉大都城”。拜占庭人對羅斯人不得不倍加警惕，因爲羅斯人曾在公元860年向他們發起過一場大膽的突襲，讓當時的居民和守衛官兵都大吃一驚。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元老哀號道，這些“勇猛殘忍”的武士都是什麼人？他們“掃蕩鄉村，毀滅一切”，“長劍所指，所向披靡，毫無憐憫，毫無珍惜”；那些最先死去的人算是幸運的，至少他們給隨後而來的災難敲響了警鐘。
進入君士坦丁堡市場的羅斯人是受到當局嚴格限制的。10世紀的一份條約寫道，任何時間段，單次入城的人數最多不得超過50人；要在指定的城門入城；必須登記人名，行動有人監控；他們能賣或不能買什麼東西也有規定。他們被當作應該小心對待的危險分子。不過，隨着諾夫哥羅德、切爾尼戈夫（Chernigov）特別是基輔（Kiev）這些貿易站點發展成爲永久居住地，雙方的關係也開始逐漸走向正常。羅斯統治者弗拉基米爾（Vladimir）於公元988年皈依基督教一事也很關鍵，這不僅導致了當地教會網絡的建立（由君士坦丁堡的教士牽頭指導），帝國的文化也同樣不可避免地被借鑑到了北歐——從錢幣樣式到宗教器物，從教堂設計到羅斯人的裝束，影響滲及方方面面。隨着羅斯的經濟更具商業性，傳統的武士社會也開始變得越來越都市化、全球化。貿易者們用樺樹皮書寫着賬單和收據，從拜占庭運來的葡萄酒、食用油和絲綢等奢侈品被銷往各地。
羅斯人的目光從伊斯蘭世界轉向君士坦丁堡，是西亞局勢動盪的結果。繼任的羅馬皇帝想利用阿拔斯政權的動盪和危機撈取利益。拜占庭的許多東部省份曾經在穆斯林的征服行動中喪失，這導致了帝國行省管理結構的根本性重組。然而到了10世紀上半葉，局面開始逆轉：安納托利亞（Anatolia）地區上那些曾被用來向帝國領土發動進攻的基地被一個個地收復；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也被奪回，幾十年來一直在阿拉伯海盜控制下的東地中海和愛琴海重獲安定；然後在公元969年，作爲主要商業中心和紡織品生產中心的著名城市安條克也被帝國拿下。
這一逆襲對基督教世界來說是一種強勢復興。大量的資產和資金開始從巴格達向君士坦丁堡轉移：以前繳納給穆斯林政權的稅金和商業收入，如今統統流進了帝國的金庫。這同時還預兆着拜占庭黃金時代的開始：一個讓哲學家、學者和歷史學家盡情復興藝術和文化的時代，一個大規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創立各種學院特別是法學院（培養法官以監督擴張之後的帝國的運作）的時代。拜占庭還是10世紀末巴格達與埃及關係破裂過程中的主要受益者。10世紀80年代末，羅馬皇帝巴西爾二世（Basil II）與新登場的法蒂瑪哈里發達成協議，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並承諾讓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每日祈禱詠頌法蒂瑪哈里發的名字，而不是對手巴格達阿拔斯哈里發的名字。
隨着經濟的繁榮和人口的增長，拜占庭帝國的首都煥發了新生，而阿拔斯的哈里發則只能陷入自省和擔憂。東方貿易通道也隨之改變，原先的可薩和高加索的內陸通道開始向紅海通道轉移。陸上通道曾給梅爾夫、賴伊和巴格達帶來過輝煌，現在卻被海上的貨運路線所替代。福斯塔特、開羅特別是亞歷山大港的重新崛起已是確定無疑，中產階級的數量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增長。拜占庭有天時地利，很快就開始享受到與法蒂瑪建立商業聯繫的成果：據阿拉伯和希伯來資料，自10世紀末開始，從埃及各港口始發和入港的商船晝夜不停，它們的目的地都是君士坦丁堡。
埃及紡織品在東地中海地區的價格不斷走高。當時的作家兼旅行家納西爾・霍斯魯（Nāṣir-i Khusraw）寫道：“我聽說拜占庭統治者曾給埃及蘇丹傳信，他願以他治下的一百座城池來換取一個提尼斯（Tinnīs）。”消息一傳出，提尼斯的亞麻立即變得供不應求。自11世紀30年代起出現在埃及的阿瑪菲（Amalfi）商人和威尼斯商人，連同30年以後出現的熱那亞商人都說明，即便在那些比君士坦丁堡遠很多的地方，人們也都已看到全新的貿易貨源。
從羅斯人和北方新貿易網的角度來看，東方商品（絲綢、調料、胡椒、硬木等）運輸通道的變更似乎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太大影響，他們無須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穆斯林的巴格達之間進行任何選擇。就算有影響的話也是好的影響，有兩條可能的買賣通道總比只有一條強。人們在挪威出土的奧塞貝格號（Oseberg）海盜船上拼接修復了一百多塊絲綢斷片，證明運抵斯堪的納維亞的絲綢數量巨大；在維京人的墓穴中同樣發現了來自拜占庭和波斯的絲綢，這些墓穴主人生前喜愛的高貴物品都被用來隨葬。
即便到了11世紀中葉，仍有人認爲他們能像先輩一樣在東方的伊斯蘭土地上發大財。比如，有位叫托拉的婦女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附近的梅拉湖（Mälar）豎了一座刻有盧恩文字（rune）的石碑，目的是紀念她的兒子哈拉爾德及其戰友。石頭上寫着：“像其他男人一樣，他們遠行去尋找黃金”，他們成功了，但後來死在了“撒蘭（Serkland）南部”——也就是說，死在了撒拉遜人即穆斯林的轄地。還有一塊石碑是古德列夫爲紀念他兒子斯拉格夫設立的，他“最後在花剌子模喪生”。薩迦（saga）文學中關於哈拉爾德的兄弟英格瓦的故事，同樣記載了斯堪的納維亞人採取大膽行動到裡海及更遠地區探險的經歷。事實上，近來的研究資料表明，在這一時期的波斯灣沿岸，很可能已經存在一個由維京人建立的殖民地。
然而，人們的興趣仍然集中在東方的基督教，集中在拜占庭。隨着西歐人眼界的開拓，那裡的人們越來越渴望拜訪耶穌基督曾經生活、死去並復活的土地。不難理解，能夠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是一種多麼高的榮耀。親臨聖城的熱情還凸顯了西方基督教遺物的匱乏，特別是和拜占庭帝國相比。早在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Helena）就已經開始將一些聖物帶回到君士坦丁堡。到了11世紀，城中收藏的珍品數量已令人震驚，包括釘過耶穌的聖釘、聖荊棘冠、支離破碎的聖袍、部分真十字架，還有聖母瑪麗亞的頭髮和施洗約翰的頭顱。相比之下，歐洲留存下的遺物幾乎毫無記載。儘管國王、城市和教堂都在日益富裕，但這些物質成就似乎都和耶穌及其門徒的故事沒有太大關係。
作爲基督教的發源地和守護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尤其是帝國的首都——他們或是從事貿易，或是侍奉他人，或僅僅是在前往聖地的旅途中路過。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和不列顛羣島的人能夠順利進入瓦蘭吉衛隊（Varangian guard，負責保衛拜占庭皇帝的精銳部隊）。加入衛隊後來成爲一種固定的儀式，像哈拉爾德・西格奧爾森（Haraldr Sigurðarson）這樣的人——後來的挪威國王，以哈拉爾・哈德拉達（Harald Hardrada）著稱——都曾在衛隊中服役過一段時間，然後才返回家鄉。君士坦丁堡的召喚在11世紀的整個歐洲都得到了巨大的迴響。有文獻記載，在11世紀，君士坦丁堡是不列顛、意大利、法蘭西和日耳曼許多男人夢想中的家園——當然還包括基輔、斯堪的納維亞和冰島等地。威尼斯、比薩、阿瑪爾菲、熱那亞的商人都在該城建立了聚居地，爲的是將貨物運回家鄉。
關鍵地點不是在巴黎或倫敦、德國或意大利，而是在東方。和東方連接的城市纔是
最重要的，如諾夫哥羅德和克里米亞的赫爾鬆（Kherson），也就是那些聯繫着亞洲脊樑通道——絲綢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紀下半葉與外界建立聯姻後，基輔成爲了中世紀的中心城市。雅羅斯拉夫（Yaroslav，1054年前的基輔大公）的四個女兒，分別嫁給了挪威國王、匈牙利國王、瑞典國王和法蘭西國王；一個兒子娶了波蘭國王的女兒，另一個兒子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女子成親。下一代的聯姻更加引人注目，羅斯的兩位公主分別嫁給了匈牙利國王、波蘭和德國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外，像吉莎（Gytha）——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二世莫諾馬赫（Vladimir II Monomakh）的妻子——其實是英格蘭國王哈羅德二世（Harold II，1066年在黑斯廷斯戰役中遇難）的女兒。基輔統治者是當時歐洲對外聯繫最活躍的一個王公家族。
衆多的城鎮和聚集地也如雨後春筍般在俄羅斯各地涌現，就像是一串長長珍珠項鍊。柳別奇（Lyubech）、斯摩棱斯克（Smolensk）、明斯克（Minsk）、波洛茨克（Polotsk）等城鎮正隨着基輔一道成長，在它們前面發展起來的還有切爾尼戈夫（Chernigov）和諾夫哥羅德。這和威尼斯、熱那亞、比薩和阿瑪菲的崛起過程如出一轍，其關鍵都在於東方貿易。
意大利南部的情況也是一樣。中世紀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數諾曼（Norman）僱傭軍，他們先是在11世紀統治了普利亞（Apulia）和卡拉布里亞（Calabria），之後漸漸發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裡，他們拋棄了僱傭他們的拜占庭老闆，將目光轉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島——一個財源充足並極具戰略意義的據點，它連接着北非和歐洲，控扼着地中海。
所有繁榮的關鍵都在於貿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最佳市場到底在君士坦丁堡還是在阿鐵爾，在巴格達還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紀）在馬迪亞（Mahdia）、亞歷山大港、開羅，這些問題都已經不太重要。儘管對一些地點的控制權在政治和宗教上意義重大，但對絕大多數商人來說卻無關痛癢。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到哪裡做生意或者和誰做生意，而是如何通過倒賣那些奢侈品賺到更多的錢。在8世紀到10世紀期間，常見的商品是奴隸。但是隨着歐洲東西部經濟的發展，外加伊斯蘭銀幣的大量涌入，城鎮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緊隨其後的是城鎮之間聯繫的強化以及貨幣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說，貿易活動開始以貨幣爲基礎，而不是（比如說）以毛皮爲基礎。隨着這一轉型的出現，地方社會開始變得更爲複雜、更爲成熟。社會開始分層，都市中產階級也涌現出來。金錢，而不是人力，成爲了與東方貿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對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東方，其本身也在發生改變。到了11世紀，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亞邊疆逐漸趨於瓦解。與巴格達政權一樣，中亞的各個伊斯蘭王朝長久以來一直從大草原上僱傭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們對待北歐和西歐外來人的做法。薩曼（Sāmānid）等王朝從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僱傭兵，組成“古拉姆”（ghulām），即奴隸軍。但隨着這些僱傭軍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們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不僅成爲了正式兵，還開始進入指揮層。於是不久之後，伊斯蘭高層官員就開始爲自己的實權擔憂了。軍隊確實應該重用志向遠大的人，但絕不能把王國的權柄讓給這些人。
局勢發展十分引人注目。11世紀初，一個以加茲尼城（Ghazna，位於今阿富汗東部）爲中心的新帝國橫空出世，其建立者是過去一位突厥奴隸將軍的後代子孫，他們能將無數的兵力調動到戰場上。同時代的某作家將他們比作“蝗蟲或螞蟻，不可勝數，不可估量，如荒漠上的沙粒”。加茲尼人征服了從伊朗東部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並有力推動了藝術和文學的發展。帝國中涌現出許多著名作家，如費爾杜西（Firdawsī），中世紀早期波斯文學中最著名的史詩《王書》（Shāhnāma）的作者——儘管近期的研究認爲，大詩人可能並沒有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親自去阿富汗宮廷呈上自己的作品。
喀喇汗國（Qarakhānid）的突厥人則是巴格達政權衰落的受益者。他們逐步佔據阿姆河（流經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邊界）北部，由此獲得了對中亞河中地區（Transoxiana）的控制權，並與加茲尼人達成協議，將大河作爲雙方所轄地域的分界線。。像他們的鄰居一樣，喀喇汗人也積極扶持學術事業。倖存下來的最著名的文獻也許是麻赫穆德・喀什噶裡（Maḥmūd al-Kāshgharī）編撰的《突厥語方言詞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詞典將喀喇汗王朝位於中亞的都城八剌沙袞作爲世界中心，精緻的地圖充分地展示出這位博學者是如何觀察他所在的世界。
當時還有更多的文字創作，詳細記載了一個活躍富足社會中的優雅生活及擔憂。其中比較傑出的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ṣṣ Ḥājib）於11世紀末期在喀喇汗國寫就的《福樂智慧》（Kutadgu Bilig）。這篇長詩充滿了勸誡性的哲理，內容既有君王該如何處理危機、悉心納諫，也有富人該怎樣主持一場盛大晚宴。當我們看到當代有些書籍就顯而易見的交往禮節喋喋不休的時候，我們很難不敬佩這位一千年以前建議統治者認真籌備晚宴的作家：“杯子和餐布要乾淨，房間和廳堂要整潔，傢俱要合理放置。食品和飲料要有益健康、清潔可口，這樣您的客人才能吃得舒心滿意。”他還建議道，不能讓客人的玻璃杯空下來，對待遲到者要寬容大度，不要讓任何人覺得沒有吃飽或心存不快。
新晉的權貴們最需要這些建議，就像當今的暴發戶，他們渾身不適，總想着室內怎樣裝修才合適，客人來了之後應該用什麼樣的食品和飲料招待——《福樂智慧》的作者說，用玫瑰味的開水準沒錯。然而，有些心氣更高的人並不會糾結於宮廷裝飾或珍饈玉饌，他們心裡裝的是更大的慾望：巴格達城。從10世紀末開始，塞爾柱人（Seljuk）——原古茲部落（主要分佈在今哈薩克斯坦）某首領的後代——開始逐漸蓄積實力。他們擅長在關鍵時刻選擇靠山，通過適時地爲地方統治者效勞以換取獎賞。沒過多久，這種做法就讓他們贏得了實質性的力量。從11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塞爾柱人控制了一座又一座城池，梅爾夫、你沙不兒、巴爾克相繼歸降。之後，在1040年，他們又打敗了加茲尼人：面對數量佔優的敵人，塞爾柱人在丹丹那堪（Dandanakan）大獲全勝。
從奴隸軍一路飛速崛起的塞爾柱人在1055年得到了承認，他們應哈里發之邀挺進巴格達，趕走了沒落的白益王朝。哈里發以塞爾柱首領託格洛爾（Ṭughrıl）的名字鑄造錢幣，還要求以他的名字稱頌“胡特巴”（ḫuṭba），即在每日的祈禱中都要祝福他。他還被授予兩個新頭銜：al-Sulṭān Rukn al-Dawla和Yamīn Amīr al-Muʾminīn——即“國家棟梁”和“教主右臂”，進一步說明了他在巴格達取得的統治地位。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塞爾柱——王朝創建者——後代們的名字暗示出，塞爾柱人原本可能是基督徒，甚至是猶太教徒。像擁有米歇爾、以色列、摩西和約拿這樣名字的人，他們的草原部落祖先很可能曾被基督傳教士或是將猶太教傳入可薩的商人勸服信教。儘管他們改信伊斯蘭教的具體時間和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面對這麼多的穆斯林，他們要在不失去統治地位的前提下堅持自己的少數派信仰，的確很難。如果當時他們能夠穩紮穩打，成功得慢一些，世界將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屆時世界的東方也許會出現一個由基督徒或猶太教徒統治的國度。然而事實是，塞爾柱人選擇了皈依伊斯蘭教。這些偏遠地區的非穆斯林新貴們把自己當成穆罕默德遺教的捍衛者、伊斯蘭世界的守護者，並由此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強盛的帝國之一。
早在塞爾柱人挺進阿拔斯奪取權力之前，拜占庭帝國就已預感到威脅。塞爾柱人的崛起激勵了其他突厥部落，他們向巴爾幹、高加索和小亞細亞地區頻頻發動進攻，殃及了許多當地居民。他們的馬匹“快如飛鷹，馬蹄堅如岩石”，一位當時的作家這樣描述道，他們對城市的攻擊“如餓狼撲食般貪婪”。
在一次東部邊疆保衛戰中，拜占庭皇帝羅曼諾斯四世（Romanos IV）於1071年從君士坦丁堡率大軍出征，卻在曼齊刻爾特（Manzikert）遭遇突襲，拜占庭軍隊備受屈辱。這場到了今天仍被人們不停稱道的著名戰役，成了突厥興起之路上的決定性時刻。帝國軍隊遭到包圍、全軍覆沒，連皇帝都成了俘虜。塞爾柱人首領艾勒卜・阿爾斯蘭（Alp Arslan）將拜占庭皇帝推倒在地，並一腳踩在了他的脖子上。
其實巴格達的塞爾柱人並不太把拜占庭帝國放在眼裡，埃及的什葉派法蒂瑪帝國纔是難啃的骨頭。兩方勢力很快捲入衝突，他們都想盡快控制耶路撒冷。當時，法蒂瑪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關係，與其說友好不如說是互相利用。好在雙方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遏制小亞細亞的勢力，那裡的敵人用着古老的遊牧部落策略，發動襲擊，然後勒索錢財以換取和平。對拜占庭來說，這無疑威脅着邊疆省區的經濟穩定；而對法蒂瑪來說，這分明是在挑戰它新興霸主的權威。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皇帝和蘇丹攜手合作，雙方的高層會晤甚至談到以聯姻的方式鞏固他們的關係。然而到了11世紀90年代，平衡終於被打破，法蒂瑪王朝遭遇到一系列內部危機，使得小亞細亞的突厥人優勢大增，他們建立了許多事實上已獨立於巴格達政權外的領地，這讓拜占庭一方深感擔憂。
局面急轉直下，拜占庭基督教帝國很快便陷入困境。皇帝手中已經沒有什麼牌了，只得採取大膽行動：向歐洲的首腦人物緊急求助，其中就包括教皇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這種做法是避免拜占庭滑入深淵的最後一搏，但並非沒有風險。四十年前，羅馬教會和君士坦丁堡教會之間的衝突升級，結果導致教派分裂：皇帝和元老被逐出教會，教士們相互威脅要用地獄之火燒死對方。雙方的一部分爭執最後來到教義的詮釋上，特別是關於聖靈究竟來自於聖子還是聖父，其核心依舊是基督教該由誰來控制的問題。所以向教皇求救就意味着要掩蓋分歧、修復關係——兩者都是說着容易做着難。
皇帝的特使於1095年3月在皮亞琴察（Piacenza）見到教皇烏爾班二世：“請求閣下傾基督教所有力量協助我們抵抗異教，以保聖教的安危。異端邪教已抵達君士坦丁堡城下，該地區的聖教已危在旦夕。”教皇立即表示同意並開始採取行動。他來到阿爾卑斯山以北，在克萊蒙特（Clermont）召開教廷公會，宣稱是基督教騎士精神責令他們進軍東方援助同教兄弟，隨後開始不遺餘力地爭取各方首腦的支援。特別是在法蘭西王國，教皇爲了哄騙勸說他們參加遠征行動，聲稱最終的回報可能就是聖城耶路撒冷。看來東方的危機似乎有希望將基督教帶向統一。
戰鬥號召一呼百應。事實上，幾十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基督教信衆前往聖地拜謁。靠着西歐和君士坦丁堡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消息傳播得非常快。小亞細亞和中東局勢的動盪導致朝聖之路被阻斷，突厥人挺進安納托利亞，人們很容易想象出基督徒在東方的遭遇。許多人堅信，災難也許就在眼前。於是，教皇的動員得到廣泛的響應：1096年，幾萬人的大軍開始向耶路撒冷進軍。
很多資料顯示，參與東征的士兵大多都是受信仰驅使，受影響切身利益的恐怖報道所驅使。然而，雖然十字軍東征被認爲是一場宗教戰爭，但其背後隱藏着更爲重要的世俗動力。爲了地位、財富和尊嚴，被現實利益所引誘的歐洲列強，即將在遙遠的疆土上展開他們之間的首場爭鬥。局勢突然發生了變化，西方正逐漸將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