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危機”的年齡階層性別都很有特殊性，集中在二十五歲以下，十二歲以上年齡段，又多數以男性青少年爲主，家庭多是一些小有產者或者城中舊有農戶、莊戶、手工業者。
帝都從長安過度到洛陽，一開始還留有關隴門戶老舊勳貴，可伴隨着時間的推移，僅僅是一年時間，長安城東的“富貴人家”，都盡力地在洛陽城北置辦了物業。實在是不行的，在城南買了房子，也要在城北再租一套，大小不論，臨街不臨街不重要。
一個開國縣男，一大家子就是幾十號人百幾十號人，倘若是公侯門庭，家族又曾經頗有名望的，那更是幾百號人養着。似長孫氏這種，整個家族從主人到奴僕，乃至門客、幕僚、幫閒，林林總總加起來，三四千都未必填得過來。
而這些人口，多是“不事生產”之輩，他們的一切，都是圍繞着“家族核心”來運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於是原本應該在長安城消費裝逼的人，陡然去了洛陽，舊有的長安市場，立刻就塌縮了一多半，不是兩三成，而是直奔六成去的。
百幾十萬人口的長安城，能花錢如流水一般的家庭，多是如此。
但長安郊縣，卻日子又變得好過起來，舊年勳貴騎馬踏青，或是來個打獵，一年收成就算玩完。倘若勳貴需要用些奴婢，這些郊縣人家，多是要被盯上，先是收了田地，再是收了兒女，不敢說世代爲奴，一夜赤貧都算是好命。
如今勳貴多要前往洛陽，留在長安最大的兩個人，一個出不得禁苑，另外一個愛好種地，於是曾經的環長安“無人區”，立刻改頭換面，頓時又現了人煙。如今的“無人區”，顯然是跑去洛陽去了。
多出了田地，想要讓長安城少年去種，縱使有願意的，卻也是少數。“城鄉”二字，自古以來就代表着“高低”。千幾百年之後耳熟能詳的“城鄉二元”，其本質和政策無關，更多的還是自古以來的慣性。
縱使砸進去金山銀海，“城鄉”二字，在普遍價值之中，依然是前者“貴”後者“賤”，偶有另類，也多是在富貴之鄉魚米之鄉，鮮有窩藏在山溝村寨之中的。
於是明明長安城需要勞力去開墾，卻偏偏得不到勞力補充，除了此刻務農便是“僱農”之外，更多的還是城中“貴人”再去操持“賤業”，實在是丟人。
饒是明明有東宮表率，但時人也只是看個儲君耕地的熱鬧，真個輪到自己，那是恨不得換個三代“良家”的身份，好去東宮做個護衛，最不濟，牽馬總歸是會的。
人心慾望也好，社會價值也罷，總之，各種各樣的因素聚集在一起，使得長安城提供不了恁多的崗位去讓長安少年磨礪一番。
實在是長安城現在最大的行當，居然是“物流業”，不拘是“順豐號”“凱申物流”“西秦物流”，都雲集長安。除了能夠將絲路貨物集中長安，然後發往京城洛陽之外，出口絲路的天下財貨，也多是在這裡集中，然後纔開啓了漫長的“絲綢之路”。
全國最大的駝隊就在這裡旬日往返敦煌，什麼行當趁錢，什麼行當歹命，百姓人家縱使不動腦子，眼睛還是長了的。
關中自來血性，慢說春秋戰國，只說隋唐交替之時，長安當街殺人之遊俠，也是屢禁不止。
因“私鬥”而發配四方者不計其數，多有在邊疆建功立業之輩。
有鑑於此，朝廷也是對於“故都”“舊都”的體面，相當的在意。畢竟，太皇、儲君都還在那裡，若是長安城一片動盪，臉面何在？
適逢其會之下，“紅衣主教”阿羅本得了御封“忠君愛國持節教化宣威仁德”大主教，“弘文閣”立刻藉此機會，宣揚“建功立業”“忠君愛國”的好處，還把程處弼拿了出來做榜樣。
言必稱長安青壯抵臨西域，必受程將軍調教，將來得成強軍，功業如探囊取物。
然後又說“河中蠻夷”猖狂無端，屢犯疆土，殺害戍卒，“四海之內皆兄弟”，人心都是肉長的，自家兄弟被“河中蠻夷”屠戮，豈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兵部號召“袍澤受難，河中報仇”；禮部表示“昔日耿恭，今時少年”；刑部開口“你他媽不去就是犯罪，有期徒刑五年”……
當然這些對長安少年來說，都是放屁，什麼都敵不過皇帝老子一句“朕看好你們喲”。
皇帝老子說“西域的天地大有可爲，熱血青年就是要戰天鬥地嘛”，“舊都”少年一聽，跟打了雞血似的，覺得自己前去西域建功立業，那必須是皇命加身。
只是恰好同行的有一個番邦老和尚，還是個法力精純道行高深的老和尚罷了。
原本歷朝歷代都是拿來開荒修堤的青壯，在貞觀朝居然就被扔到了西域河中。實在是有些田地，皇帝老子也不捨得給這幫人折騰。
自從莊園用上了八牛犁，皇帝老子是越來越不願意往莊子裡塞更多白吃皇糧的人形牲口。
只從生產效率來看，一個莊子用上八牛犁，抵得上千兒八百泥腿子的，而泥腿子要吃肉喝酒吃糧食，而牛閒下來只要吃草……
噼裡啪啦算盤一打，連狗都知道選誰。
於是李董寧肯把人送到西域，也不肯把他們趕到農村，實在是本益比差距太大。
人去了西域，好歹還算是“兵源”，興許呆個三五十年的，一個人生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後代，五十年後還不是丁口豐沛，固若金湯？
老張在感慨“紅衣主教”阿羅本秀了一出“buff”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千古一帝”想要修煉出來，當真不是一般人能夠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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