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山都公司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各項業務和研究及投資計劃。1996年公司用於投資和財產剝離的資金達1.87億美元，主要是非戰略性投資和資產重組所需的支出。在此之前，孟山都早已開始把視線轉移到世界種子市場，力圖控制人類和動物食品環節中最重要的商品。孟山都貪婪的目光瞄準世界的，還有黴國**，在發動轉基因糧食作物這場“基因革命”向世界擴散的過程中，黴國**充當了主要推手。
20世紀80年代末，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一個龐大的轉基因項目也正式啓動，阿根廷成爲第一個實驗品，他們認爲其意義相當於“第二次綠色革命”。在增加單產的幌子下，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等發展中國家正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引導下如火如荼地進行，該基金會甚至給這一進程取了一個新的名字——商業化農業。從1996年到2004年，僅僅用了短短8年的時間，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增加了約40倍，達到1.67億英畝，大約佔據世界農業耕地總面積的25%。
1996年，阿根廷總統梅內姆向孟山都公司頒發許可證，允許它在阿根廷全國獨家銷售轉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種子。孟山都將轉基因大豆種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農業的同時，配套地使用了自身的“農達”除草劑，如此一來，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成爲了一種全新的、用工業化方式生產大豆的商業化農業的基礎，而阿根廷的土地將成爲一個龐大的生產種子的工廠。
孟山都1974年推出 “農達”除草劑以來，至今仍保持盈利。它是上世紀90年代能爲農業帶來增長因素的產品，1996年的銷售額是1990年的三倍，甚至比創歷史佳績的1995年的銷售額還高出20%。隨着《免耕法》的日益普及，“農達”除草劑在之後幾年繼續創造了可觀的利潤。需要解釋的是，使用特殊的“農達”除草劑的田地，不需要進行一般的泥土翻耕，利用這種免耕農作方式，孟山都宣稱轉基因大豆有益於生態環境，並兜售給阿根廷農民。然而，這種“直接播種”的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農場主才能花得起錢採用，它需要一種龐大的特殊機器，這種機器將轉基因大豆種子自動塞到幾釐米深的小洞裡，然後填壓泥土，這種方式直接節省了大量的耕作人力。
這被提倡者讚頌爲“第二次綠色革命”，實際上，這是一場“反革命”。一種一度富饒多產的以家庭農場爲基礎的全國農業體系，被改變成了一種由一小撮勢力強大、富有的大莊園主主宰的新封建主義狀態。爲什麼會選擇阿根廷作爲第一個試驗品？選擇巴西、阿根廷、伊拉克等不同國家的不同理由是什麼？哪個國家被選爲“試驗品”，與這個國家當時的很多現狀有關係，包括是否這個大規模的試驗在這個國家會成爲現實，比如，津巴布韋的首相羅伯特•穆加貝再三地拒絕美國的食品援助，因爲這些援助都是以轉基因種子的形式來援助，所以轉基因在該國家行不通。
當時，戴維•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與新提名的阿根廷總統卡洛斯．梅內姆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阿根廷成爲被實驗的國家是雙方利益共贏的結果，孟山都在阿根廷陷入通貨膨脹的經濟困境中乘虛而入，向渴望得到貸款的農民擴大發放“信貸”的範圍，供他們購買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和“農達”除草劑。雖然阿根廷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由卡洛斯•梅內姆總統統治，而實際上不久之後總督的轄地就變成了由戴維•洛克菲勒控制。戴維•洛克菲勒與在背後操縱轉基因工程的家族，包括布什家族，都保持着緊密的聯繫。他讓孟山都破壞了阿根廷家庭原有的耕作模式，但原先的原始耕作就質量方面而言是最好的模式。伊拉克沒有其它的選擇，在美國的統治下，保羅•布雷默只提供轉基因的種子，而且以友好而慷慨的方式，給伊拉克農民以種子的救援。
阿根廷被作爲實驗品之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阿根廷的農用土地，尤其是名揚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經到處是綠草如茵的養牛牧場，中間穿插着玉米地和麥田。農民們在農業與牧業之間輪作，以維持土質。採用單一種植大豆的方式後，由於對關鍵養分的過度吸收與消耗，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諾的那樣需要更少。幾十年裡曾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漫遊的大量肉牛和奶牛羣，這個時候被迫像美國那樣建起大批牛欄圈養，以便爲利潤更爲豐厚的大豆讓路。傳統的穀類、小扁豆、豌豆和綠豆田幾乎消失殆盡。
在比較平靜的20世紀70年代，在紐約的大銀行進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之一。官方公佈的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爲5%。到1998年，這個數字陡升至總人口的30%，而到了2002年，又升至51%。根據阿根廷鄉村反思團體公佈的數據，以前在阿根廷聞所未聞的營養不良現象，到2003年上升到大約佔總人口3700萬的11—17%。
20世紀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將農業商業化的轉型定義爲“人類歷史上改變全球經濟和社會的最大事件”，這一轉型的舞臺已經搭建完畢。他認爲，所有這一切完全不用**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學組織的科學監督。在整個基因革命的演進過程中洛克菲勒基金會都處於核心地位。從綠色革命到基因革命，這個基金會在制定改變人類飲食方式的戰略和手段中發揮着決定性的作用。他們甚至能讓全世界斷糧。商業化農業與綠色革命雙管齊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宏大戰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後他們資助的轉基因植物的開發研究也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它們彼此前後呼應。
洛克菲勒的綠色革命開始於墨西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風行於拉丁美洲，當時，洛克菲勒理事會的諾曼•博洛格來到墨西哥時，他主要研究抗鏽雜交小麥和雜交玉米新品種，還沒有涉及到幾十年之後的轉基因工程。由於洛克菲勒的人脈關係，綠色革命隨後不久就傳播到了印度及亞洲的其他地區。這場綠色革命在名義上是通過宣揚自由市場的高效率凸顯出所謂的“共產主義的低效率”，其實際目的在於控制一些關鍵的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而這些都在20世紀50—60年代的農業和生物科學研究的僞裝之下，洛克菲勒集團通過綠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戰略——這個戰略的核心內容是通過引入“現代化的”農業方法來增加農業產出以減輕飢餓。多年後，他們用同樣誘人的觀點推出轉基因革命。
無獨有偶，在2008年的八國峰會上，聯合國以抗擊飢餓的名義呼籲各國注資第二次綠色革命。當“綠色革命披着傳輸農作物科學和現代技術的外衣把美國的商業化農業引入到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時，是什麼因素導致了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接受了美國商業化農業的方式而讓這個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成爲現實？全球農業綜合企業的工程已經再度開始，資助這項工程的同樣是洛克菲勒基金，與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後支持美國經濟學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兩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約翰•H.戴維斯( John H. Davis)領頭的項目一樣，他們兩人都是美國農業部以前的助手。他們在食品行業的生產和銷售配額方面繪製了一個長期的革命圖紙，並將其命名爲“農業商業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4年期的10萬美元的資助，在哈佛設立了“美國經濟結構的經濟研究項目”，這個哈佛計劃與它的商業化農業概念是美國糧食生產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後來把商業化農業革命和發展轉基因商業化農業視爲“人類歷史上改變全球經濟和社會的最重大事件”。他認爲，商業化農業項目的核心驅動力是將“縱向整合”(即壟斷)重新引入美國糧食生產當中。到20世紀70年代爲止，很少有美國人意識到爲了防止關鍵產業形成壟斷，人們進行了艱苦的鬥爭敦促國會出臺法律，禁止標準石油公司這樣的業界巨頭和托拉斯進行縱向整合。即兩個經美國國會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裝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營銷法》。這兩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類加工和農業部門壟斷力量的集中，並管理保證公衆環境的健康衛生。
正如後來他們被確認的那樣，這項工程中的秘密議程違反黴國先前數十年的法律，而這個法律禁止食品行業的縱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問題在企業最大限度追求私人利潤時顯現。就某種意義而言，轉基因工程是農業商業化項目的頂點，是拿着全人類的生命做的一個變態的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