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昌郝，汝何德何能責疑吳公！”許仁書急了，憤怒地說。
“孫公，此是何人？”
“許仁書，汝莫多言，劉有寧，你欲言何？”
“孫公，吾謀利，乃是爲吾家奢侈用度乎？”
這個肯定不是。
“吾謀利，一爲建書舍，未來，附近村舍，三等以下戶者子女，吾皆不會收學費，遠村者且供其住宿吃喝。”
“二爲護水土，於荒山上廣植花草竹木，吾長於種，所買苗木並不多，多是自家培育，故苗木、材料用度也不會多，餘下者，皆是僱人用度。”
“吾家去年盈利是頗驚人，今年可能會更多，然多散於千百人家手中了。”
“甜瓜貴，所食者家亦會不貧困，棉花更貴，所買者更是大富大貴之家，於此過程裡，吾扮演乃是一個搬卸人的角色，將富貴人家的錢財搬到貧困人家手中，且兩者皆不會不悅也。”
“吾從富貴人家手裡得錢越多，救助貧困人家亦會更多。”
“若各個大戶人家皆與吾彷彿之，天下間能有多少貧困戶？貧困戶少，何來盜賊？”
“若此亦不明白，何才能爲首相耶！”
王安石變法，纔開始也是這個用意，加重富貴人家的賦稅，然而變着變着，便走了樣。
且以斂財爲主，不是像劉昌郝這樣，將富貴人家的錢搬過來，變法搬向貧困人家，於是積累了驚人的矛盾。
但除了王安石那些變法，就沒有其他好辦法斂財了？有，很多。
簡單一點，如高價棉花一樣，增加奢侈稅，也就是將一些昂貴的名品瓷器、茶葉、採帛、紙墨等商品的過往稅提高，反正消耗這些商品的皆是有錢人，加了稅，賣的貴，也沒有多少關係，那麼一年便能增加好幾百萬緡的商稅。
增設遺產稅，也不要玩太複雜的，老子快要死了，或要分家了，將房宅耕地留給子女。三等戶以下者不用徵稅，三等戶以上者，則可以按田契房契交易稅徵百分之四的稅率，一是能緩控貧富懸差擴大，二一年也能得好幾百緡的稅務。
再者，反正青苗法是斂財了，何必不改爲銀行？
將王安石的坊場河渡制擴大，將效益不好的坑礦、官辦作坊一起承包出去。
鼓勵海外貿易。
不止這幾樣，還有更“高級複雜”的，只要一一落實，理論上便能實現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稅而國用之足。
不過他不能說。
就如奢侈稅，想要實現，必須整治商稅與各場務。
且看一組數據，宋真宗初年，宋朝商稅總額是四百多萬貫，後來宋真宗整頓了商稅，無論官員或勳貴，那怕是附馬柴宗慶經商也要交商稅，加上經濟與人口進一步發展，宋真宗末年商稅總額達到了一千多萬貫。
到了宋神宗年間，人口與財富進一步增加，物價也上漲了一倍半多，商稅卻掉到了八百多萬貫。商稅減了？非但未減，各場務盤剝反而更厲害。原因便是宋朝對官員與勳貴經商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但他們自己經商不徵稅，還會收行商的好處，讓行商的商貨掛在他們名頭下逃稅，所以纔有了王安石所說的向經“影占行人”的說法。
這種情況下，各中小商賈商稅增加了，朝廷商稅總額卻開始下降。
商稅不整頓，便無法執行奢侈稅，更不要說“遺產稅”。
遺產稅看起來高大上，有許多良性作用，稅率也不高，而且發展到現在，三等以上戶者最少有一兩百萬之巨，即便四十年一次輪迴，一年也能有三到五萬戶交稅，每戶人家擠出來百十貫不難吧。
但許多大戶人家越有錢越吝嗇，那怕十萬家產，讓他多交幾百貫稅都不會樂意。
銀行直指核心，問題是一旦推廣銀行，各個放高利貸的大戶人家，以及各大邸店，會如何作想？
海外貿易也不簡單……
朱三他們去了泉州，劉昌郝刻意讓他們問了一件事，朱三回來後稟報，泉州海船一般於春天或秋後出發或歸來，這個時季很少有颶風，另外，因爲氣候還未惡化，每年臺風次數也有限，且大臺風少之又少，不像九百多年後，每年都要刮幾十次颱風，那樣，根本沒有海客敢出海。
但終是大海上航行，還是有出事的船舶，因爲吳充與郭逵，十幾萬軍民無辜死了，沒人敢說話，但是劉昌郝提議的，就會有人用人命關天來攻擊他。深化坊場河渡制，同樣問題多多。
換成王安石肯定沒問題，可是王安石已經下去了。
許仁書憤怒地說：“胡說八道。”
他心裡的想法是，天下大戶不會像劉昌郝這樣假仁假義，而且天下大戶也沒有小才小能迅速暴利的賺錢，全像劉昌郝這樣玩，十家最少有八九家準得破家蕩產。
盜賊越來越多根本還是王安石變法、徵南、旱情三者重壓下的產物。
也就是不當變法，不當徵南，宋朝又會回到宋仁宗時安居樂業的辰光。
孫固想的更多。
劉昌郝未必說大戶皆要學他，若此，太過敷淺，明顯地，劉昌郝話中有話。
難道劉昌郝是指要學會適當合理地斂財變法？
有這個想法乃是司馬光那篇文章導致的，司馬光認爲天下財力有一個定數，這邊多了，那邊便少了。國富了，民便窮了，所以王安石的開源之術，只不過是變相地與民爭利……搬運工！
關於這點，若讓劉昌郝來詮釋，也許會讓更多人服氣，首先天下財力沒有定數，能多也能少，或用前朝代相比，宋朝顯然多得太多。然而王安石並未找到多少真正的開源之術，變了幾年法，民間財富確實在縮水。但沾到了變法，劉昌郝不會去說，兩邊得罪人，還是兩個強大的團體，更不能說。
孫固未想明白，又想吳充與劉昌郝的矛盾。
來之前，孫固問了高孔目許多，又親眼看了，他也認爲不能因爲高價棉花，便斷定劉昌郝實貪僞善。
但吳充也沒錯，你不說，賣多少錢也沒人怪你，但你說你家三代積善，又在賣高價棉花，讓人如何作想？
這不是主要矛盾，孫固道：“劉四根二子，朝廷亦是按制度律法辦事也。”
“呵呵，孫公，劉樑村又死人了。”
去年劉四根兩個兒子判了死刑，按照制度，一般執行死刑的日期都在秋後或冬天，魏知縣便將日子定在十月。但沒想到事情忽然起了變化，到了執行死刑的那天，劉仲高忽然大喊冤枉。
古代對死刑十分慎重，有的往往須經過皇帝批准後，纔會讓地方官員對罪犯實行死刑。宋朝還有喊冤制度，在刑場上若死刑犯喊冤枉，檜子手必須停止行刑，然後上報朝廷或上面的官員，朝廷與上面各部司官員會重新安排另一批官員來問案，以防誤判。
一般經過三次覈實後，再喊冤便沒用了，但也有特例的時候，宋孝宗時一個死刑犯喊了十幾次冤，這是不准許的，不過案情確實有一些不解之處，導致破例，經過宋孝宗親自過問，發現確實是冤枉了，釋放回家。
劉仲高兄弟喊冤，只好停止執行死刑，魏知縣上報開封府，許將派人審案，還是死刑。
拖了一拖，拖到臘月，兩兄弟在刑場上又喊冤。
魏知縣氣的不行，只好又上報開封府。
那時開封府尹還是許將，不過按照制度，他已經無權審問此案，於是兩人轉到了刑部。年底傳來消息，說刑部官員認爲證據不足，兄弟二人只能判脊杖加流配之刑，中書認可，然而知諫院認爲不妥，劉氏兄弟必須死。
御史中丞由鄧潤甫替代了鄧綰，鄧潤甫也是新黨，但與孫固類似，雖存在着理念之爭，本身戾氣不太重。不過在另個時空，他多少還有些附從吳充之嫌，所以蔡確藉助相州案，順便將鄧潤甫拿下，宋史載蔡確是構陷，相州案判的不對？
不過劉昌郝將真相隱晦地提前揭開，趙頊也認爲劉氏兄弟必死，左思右想之下，鄧潤甫也委婉地表示了劉氏兄弟必須執行死刑。
兩邊僵持下來，正好春節要到了，只好將此案往後拖。
這是中書與臺諫的博奕，不要說普通人，即便魏知縣也未必知道，但奇怪的是，劉家居然知道了，中書力挺，劉仲高兄弟兩多半死不了，於是悲劇產生。
年底，村裡樑得持婆娘與劉仲高婆娘吵了起來，樑得持婆娘也不是一個省事的主，若是原先會害怕劉四根一家，現在不怕了，說了許多難聽的話，劉仲高婆娘更不簡單，說我家夫君不會死，中書宰相說的。
正好樑得持弟弟樑得樹與弟媳婦於娘子過來勸架，樑得持老父親也來了，劉仲高婆娘說了一個可怕的真相。她指着於娘子懷裡兩歲大的孩子說：“他也是我家仲高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