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無外交——巴黎和會的恥辱
如果說恥辱是一口深不見底的水井，那麼近代中國就是被沉在冰冷水底的青石；如果說恥辱是一堆熊熊燃燒的柴火，那麼近代中國就是架在火上烘烤的鼎鑊。水深火熱的反覆煎熬使得中國民衆如同壓抑的火山，即將噴發出炙熱的岩漿。北京軍閥政府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的外交失敗，則成爲了這場驚天動地大爆發的導火索。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經歷了4年零3個月，捲入了33個參戰國，死傷3000多萬人之後，終於以協約國的勝利而結束。
“一戰”中，中國加入了協約國一方，雖然只是“宣而不戰”，卻也向法國派出了15萬華工進行戰地勞作。協約國勝利的消息傳來，中國出現了數十年來少有的舉國歡慶場面。從上海到重慶，從北京到廣州，到處都在舉行隆重的慶祝大會。
歡慶的人羣不同，歡慶的地點也不同，但是所有國人歡慶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收回山東的主權。
膠州灣及山東主權是被德國用武力霸佔的。德國既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爲了戰敗國，那麼青島等地的主權理應歸還中國。因而當時中國民衆對於收回山東主權的前景普遍持樂觀態度。
當時流行着一句話，那就是公理戰勝強權。德國用武力霸佔了山東，是強權政治。協約國在一戰中取勝，是公理戰勝強權的象徵。這不僅僅是存在於普通百姓中的觀點，也是大多數開明知識分子的態度，這其中就包括陳獨秀、蔡元培和胡適等人。
北京各學校一連放假3天，學生們聚集在東交民巷和天安門一帶舉行慶祝活動。異常激動的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的發刊詞中說道：“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這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了。”他還盛讚美國總統威爾遜，認爲其：“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在天安門進行了演說。其中，在《勞工神聖》一文裡，他熱情洋溢地讚美了“在法國的15萬華工”，並且說：“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最爲興奮地是胡適，他在演說中說：“這一次協約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美國的加入是爲了要尋一個‘解決武力’的辦法……”
胡適所宣揚的“解決武力”的辦法，就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轟動一時的《和平條款十四條》。
威爾遜在這個所謂的《十四條》中聲稱，世界各國在外交事務中“均須開誠佈公”，“以國際之公意”爲準則；提出戰後在殖民地問題的處理上“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爲判斷”；他還鼓吹要組織起國際範圍內的聯合會，爲所有的國家提供政治上自主的保障，無論國家的大小強弱，都應享有相同的受尊重的權利。
但是，不久後上演的鬧劇證明，威爾遜的所謂“開誠佈公”也好，“國際公意”也好，不過是一塊帝國主義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遮羞布。對試圖成爲世界霸主的美國而言，要擴張勢力，就要限制日本對中國的獨霸，利益均沾是列強隱藏在“公意”背後的猙獰面孔。
不可
否認的是，威爾遜的這番漂亮話，對渴望民族獨立和主權完整的中國人來說，有着莫大的誘惑力。11月30日傍晚，亢奮的北京各校學生舉着火把、燈籠遊行，甚至有不少人跑到了美國大使館門前，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所以，在這種氣氛的渲染下，就連陳獨秀、胡適等這樣的知名教授也無可避免地被其迷惑了。
不過，在這場幻想與錯覺交織的狂歡中，仍有一些人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冷眼旁觀這一切。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李大釗。
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他曾仔細地研究了俄國的十月革命，敏銳地意識到社會主義必將對世界的文明進程產生巨大影響。正因爲如此，李大釗纔沒有陷入這場對帝國主義盲目信任的狂熱中。他以一個進步的歷史學家的思維，將“一戰”的勝利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聯繫在一起來思考，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庶民的勝利》。
在演說中，李大釗冷靜地指出：“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得很。可是戰勝的，究竟是哪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爲哪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全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李大釗的觀點不可謂不鮮明，分析不可謂不深刻。然而這並不能阻止狂熱的國人，“公理戰勝，強權失敗”的口號仍然是口口相傳的“至理名言”，就連從東單轉移至中央公園的那塊克林德碑上面也寫着“公理戰勝”四個大字。
公理真的戰勝了嗎？答案就在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上。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正式開幕，美、英、法、日、意等20多個國家都派出了代表。其中，北京軍閥政府派出了由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意大利公使魏宸祖和南方軍政府代表王正廷五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會議。
中國代表向會議提出了兩項提案：一是廢棄外國在華的勢力範圍，撤退駐華軍隊，撤銷各國在華的郵政電報機構，取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即所謂的七項希望條件；二是取消“二十一條”，歸還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
令中國代表意想不到的是，第一項提案剛提出，即被所謂的會議決策機構拒絕了，理由是中方所提要求不在會議討論的範疇之內。此時，中國代表才如夢初醒，原來標榜公意的會議決策機構完全控制在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喬治、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總理奧蘭多四人的手中。
第二項議案的提出則頗具有戲劇性。中方代表顧維鈞，這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第一代外交家，在和會上發表了一番精彩絕倫的演講，有理有據地申明瞭中方收回山東半島的理由和決心。精彩的演講激起了全場代表的熱烈掌聲，美國總統威爾遜和英國首相喬治等人也紛紛上前握手道賀。
日本代表牧野迫於會場氣氛，不得不表示願將山東歸還中國，但須由德國先交給日本，再由日本交付中國。
顧維鈞一眼就看穿了牧野的詭計，當即表示中國希望採取直接的辦法，兩步並作一步，簡單明瞭。
日本人極其惱怒，他們難以相信一向唯唯
諾諾的中國，居然能派出這樣一個絲毫不留情面的代表。第二天下午，日本駐華公使小幡西吉氣急敗壞地衝進北京政府外交部，像一名無理取鬧的潑婦，表演了一出寡廉鮮恥的醜劇。他無理地指責顧維鈞等代表事前不徵求日本代表意見，擅自在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是想依靠英美的勢力來壓制日本政府。
可笑的是，北京政府竟然受制於小幡西吉的頤指氣使，很快與巴黎代表通電，警告參會代表要時刻考慮到中日和善的關係，不要再發表與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見。更有甚者，當時的內閣總理錢能訓認爲，僅僅“告誡”恐不能消除日本方面的怒氣，一再敦促總統徐世昌撤換顧維鈞等代表，其賣國嘴臉可見一斑。
巴黎和會上的暗潮洶涌和北京政府的軟弱無能舉動，激起了全國上下的憤怒，一時間民怨沸騰。國內各界紛紛致電北京政府，指責其賣國行爲。北京萬餘名學生聯名致電巴黎中方代表，懇請他們務必“保持國權”，“對於中日爭執堅持到底”，並聲明“誓爲諸公後盾”！
旅居海外的華夏子孫也衝破層層阻力，來到巴黎中方代表的駐地外聲援，密切關注和會的進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華夏民族的榮光受到玷污的時候，一個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在此時彰顯無遺。一場聲勢浩大的收回山東主權的活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橫跨大洋兩岸，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事實已經足夠清楚，顧維鈞等代表的表現足夠出色，山東問題的提案足夠詳細，舉國上下的呼聲也已經足夠響亮。然而，大家都忽略了一點，這不是一個“公理”、“公正”、“公意”的“和會”，而是一個帝國主義列強各懷鬼胎、你爭我奪的分贓會議。在這樣的會議上，誰又會在意一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古老國家呢？
由於日本以退出和會爲要挾，堅決反對中國收回山東半島的提案，所以會議竟然將中方代表拒之會場門外，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並寫入合約草案。
5月1日，英國外交大臣僅僅是口頭通知了中方代表，連會議記錄和合約草案也沒有交由中方過目。顧維鈞等人的抗議也被選擇性地忽視了。5月7日，《對德合約》最後定案。中國夢斷巴黎，山東問題的交涉完全失敗。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們聯名致電北京政府，自請辭職，以謝天下。
長歌當哭！這是何等的屈辱！這就是弱國無外交嗎？一時間，多少華夏子孫無語望天，淚水滂沱流下，任苦澀的滋味在心中翻滾。
中國民衆從滿懷期待的希望之巔一下子跌入了愁雲慘霧的失望深淵。五光十色的幻想之夢被毫不留情地踐踏成泥，狠狠地碾壓在地上。欺騙、羞辱、受損的感情交織在一起，頓時蛻變爲憤怒的情緒。國人被激怒了！
憤怒的陳獨秀在得知消息後寫道：“什麼公理，什麼和平，什麼威爾遜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陳獨秀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如夢初醒的國人，他們開始從對帝國主義的“正義”謊言中清醒過來，認識到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公理。
憤怒的情緒在全國各地蔓延，如即將噴薄的火山一觸即發。相信那一天的到來，必將給腐朽的中國帶來鳳凰浴火的重生，爲現代歷史掀開嶄新的一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