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也就是14年前，拙作《玉秀》在《鐘山》的第六期刊發了。對《鐘山》雜誌社而言，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一件小事，刊物編髮了一部小說，如斯而已。但是，對我來說，寫《玉秀》這件事波折了。寫《玉秀》有故事。玉秀給了我很多的幫助。《玉秀》是我寫作道路上深刻而又清晰的一個腳印。
我要感謝批評家，他們認爲我有宏闊的理想，夢想着擁有自己的“文學地理”，這纔有了“王家莊”系列。我要老老實實地說，事情不是這樣。寫《玉米》的時候我的心思非常簡單，就是寫一箇中篇。但是，意外發生了，《玉米》只到一半，那個叫玉秀的姑娘老是站在一棵樹的後面，在盯着我，目光很不本分。非常抱歉，我這樣說有些輕佻了，不像一個作家該說的話。可我必須說出當時的實情：我正和玉米單獨相處呢，一擡頭，我就看見玉秀了。慢慢地，我和玉秀之間有了可怕的默契，只要一擡頭，我總是能夠看見她。這個可怕的默契讓我也不那麼本分了，我的腦海裡有了蠢蠢欲動的念頭。40多天之後，《玉米》竣工了，我沒有調整，沒有休息，就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在電腦上打出了一行字，是初號的隸體字——玉秀。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刻總是有無限的精力，一點也不覺得累，唯一擔心的就是耽擱了。
沒頭沒腦的，我甚至還想起了老托爾斯泰，年輕的老托爾斯泰迎娶新娘去了，娶回來的卻是新娘的妹妹。
爲了把事情說清楚，我有必要交代一下《玉秀》的故事梗概：年輕的玉秀在王家莊被人**了，她一個人來到了鎮上，也就是大姐玉米的家裡。在玉米家，玉秀遇上了大姐夫郭家興的兒子、年輕的工農兵大學生郭左。日復一日，郭左和玉秀相愛了。但是，玉秀到底是郭左的“姨媽”，在懷有身孕的玉米眼裡，這場再正常不過的愛情成了標準的“不倫之戀”。爲了阻止“兒子”郭左愛上自己的妹妹，玉米以不經意的方式把玉秀被**的事情告訴了郭左，絕望之中的郭左強姦了玉秀。玉秀也懷孕了。未婚先孕的玉秀在小鎮上成了千夫所指的爛貨。玉秀一爛到底，哪個女人得罪了自己，她就勾引哪個女人的丈夫。最終，玉秀把一個男人帶上了糧庫裡的菜籽堆，就在他們站在菜籽堆上苟且的時候，兩個人的身體陷進了菜籽，玉秀和那個男人一起失蹤了。一年之後，人們在清理糧庫的時候，糧庫的工作人員從菜籽堆的地面上發現了一塊大疙瘩，一敲，是兩具白色的骷髏。
寫這樣的故事是折磨人的，尤其是寫玉秀的死。《玉秀》寫了大約三個月，也就是90多天。完稿之後我如釋重負。我在第一時間就把《玉秀》交給了《鐘山》的賈夢瑋。到了這個時候，我的確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計劃，我決定寫一個三部曲，再寫一部《玉秧》。從理論上說，寫完了《玉秀》，我應當接着就寫《玉秧》纔對，可是，我停下來了。我沒法開始，我沒有辦法去接近玉秧。玉秀的模樣它揮之不去。在我的寫作生涯裡頭，最艱難、最虐心的一段日子就這樣開始了。——玉秀**的身體正沿着菜籽往下陷，越陷越深，直至沒頂，最後是她的十隻指頭。這個該死的畫面在我的腦海裡不停地回放，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玉秀在下陷的時候恐懼麼？我在《玉秀》裡頭刻意迴避了這個部分，我沒有勇氣面對它，恐懼的是我。這恐懼與日俱增。我甚至不敢深呼吸，我的身邊全是菜籽。無論是鼻孔還是口腔，只要我做深呼吸，無窮無盡的菜籽就會衝進我的體內。我想把玉秀從我的腦海裡趕出去，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我非常清晰地知道，玉秀在菜籽堆裡，她還活着，赤身裸體的。她身體的內部還有一個孩子。這個透明的、不停地蠕動的胎兒讓我寢食難安。我想自負一點說，我的心臟足夠有力，即便如此，我也覺得自己就快承受不了了。
寫小說是我非常熱愛的一件工作。它適合我。我喜歡虛構。作爲一個行爲能力不足的人，我喜歡虛擬的世界。我喜歡“在那裡”面對現實、面對歷史。道理很簡單，我只是“坐在那裡”就把所有想做的事情給辦妥當了。“想象”是零成本的，不費體力，它幾乎偷懶。虛構給我帶來了不一樣的滿足。我對我的工作有自豪感。
但是，玉秀死了。不幸的是，在我的想象裡，她依然活着，在掙扎。她的眼睛、耳朵、鼻腔、口腔裡塞滿了菜籽。是誰讓她死的？作爲一個小說家，我可以心平氣和地告訴每一個讀者，是那個時代，是小說內部的邏輯。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殺死玉秀的其實是我。我用想象，用語言，一個字一個字地，把玉秀送上了菜籽堆，並讓她滑落了下去。
在寫《玉秀》之前，我在寫作的過程中面對過無數的死亡，但是，2001年，我第一次知道作家是可以殺人的；2001年，我第一次知道作家這個職業遠不如我“已知”的那樣乾淨。“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許是對的。但是，玉秀**的、光潔的、懷有身孕的身體在我的想象裡掙扎，還有她身體內部的孩子。我突然意識到寫作很可能是一個髒活，很可能。這個突如其來的念頭嚇了我一大跳。必須承認，我沒有精神上的準備。它傷害了我的自我認知，它傷害了我的自豪感。
小說家最基本的職業特徵是什麼？不是書寫，不是想象，不是虛構。是病態的、一廂情願地相信虛構。他相信虛構的真實性；他相信虛構的現實度；他相信虛構的存在感；哪怕虛構是非物質的、非三維的。虛構世界裡的人物不是別的，就是人，是人本身。的確，哪怕僅僅從技術層面上說，小說的本質也是人本的。
如果有人問我，這個世界上最獨特的人際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小說家與他所描繪的人物。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非物質的。他們處在同一個時空裡，他們又沒有處在同一個時空裡。這是一種非常獨特、非常微妙、近乎詭異的人際。這種複雜性和詭異性依然和人的情感有關。它牽扯到無緣無故的愛，它牽扯到無緣無故的恨。如果說，在現實生活裡，人類的愛和恨還有那麼一些“現實依據”的話，我要說，虛擬世界裡的愛恨情仇要複雜得多、鬼魅得多。一個並不可愛的人，寫着寫着，你愛了；一個你非常愛的人，寫着寫着，你不愛了。這有什麼道理可講麼？最極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幾乎從來沒把林黛玉“往好處寫”，從頭到尾，我們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個標準的、有心理暗疾和行爲缺陷的問題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寫越愛她；讀者越讀越愛她，一邊愛一邊數落她的不是，——你就不能改改麼？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於這樣呢？我敢打賭，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淚”，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爲林黛玉。黛玉太叫人傷心了。
在如此複雜、如此鬼魅的愛恨情仇裡頭，小說家和小說人物之間的關係太像愛情了。——你深愛並沉醉的，往往是戀人的毛病，那些啞喑的、古怪的毛病。當然，是毛病，遠遠不是邪惡。塞萬提斯所愛的，是堂吉訶德的一根筋和莽撞；莎士比亞所愛的，是哈姆雷特的優柔和猶豫；哈代所愛的，則是苔絲的單純，骨子裡其實是愚蠢。苔絲與德伯維爾，王熙鳳與賈瑞，同樣是面對男人的勾引，苔絲如果有王熙鳳千分之一的世故、千分之一的自我保護能力，苔絲又何至於殺人？同樣是把男人殺了，鳳姐所用的是“追風無影刀”，保全的是她的名節；苔絲卻選擇了愚蠢，直接把自己送上了不歸路。
我的問題是，小說家如此偏愛虛構人物身上的毛病，是不是小說家陰暗、變態？不是。相反，是小說家熱愛生活、渴望光明。在我看來，這裡頭牽扯到一個比文學還要重要的大問題：——人究竟是什麼？——什麼是人的本來面目。在這個巨大的命題面前，文學顯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寬容，它“包容”了“我們的原罪”，而不是強迫我們“清洗”“我們的原罪”。是的，文學更“懂”人，更“憐惜”人，文學還知道“尊重”人。文學有它的信條，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說到底，宗教只是一把斧頭，它所做的事情格外地簡單，把生命之樹上的枝枝葉葉都砍了，只留下一根通天的、筆直的、光禿禿的樹幹。如斯，宗教的要義其實可以歸納爲一個字：“戒。”三戒、五戒，七戒，十戒。中世紀沒有文學，嚴格地說，中世紀的文學之樹不再搖曳、不再盪漾、不再呼風喚雨、不再濤聲依舊、不再啾啾鳴唱，原因就在這裡。宗教是虛擬，文學也是虛擬，但人類在文學的面前要比在宗教的面前寬鬆得多、自在得多、放肆得多、幸福得多。這就是爲什麼早在上帝誕生之前文學就誕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學依然活着。這是一個足以感動中國、感動世界、感動人類、感動歷史並感動未來的基本事實。
當今的中國有一個流行的說法，中國文學之所以不如人意，中國的社會現狀之所以不如人意，是因爲中國缺少宗教。這個說法由來已久了，近幾年更是得到了廣泛的點贊。這個說法愚昧至極。它有害。有“毛病”的人如何才能規避邪惡？靠宗教、靠“疑似宗教”所帶來的“理性崇拜”是極其危險的。常識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精神，是法的精神。我們所需要的是“對法的尊重與敬畏”，而不是“對神的盲信與恐懼”。是宗教就必然伴隨盲信，是盲信就必然帶來崇拜，是崇拜就必然帶來恐懼。但我們永遠也不該忘記，我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對法的尊重與敬畏”可以強化我們的人性，“對神的盲目與恐懼”只能爲我們提供無法無天和深不可測的奴性，最終，我們失去的必將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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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在我並不開闊的人生裡，如何與我的小說人物相處，耗費了我太多的心思。有些人我很愛，有些人我不那麼愛。我不止一次在公開的場合承認，在我所有的小說人物當中，最愛的那個人是玉秀。玉秀當然是不完美的，她的身上有致命的缺陷，輕浮，虛榮。但是，請允許我爲她辯護，她是無害的。她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她只是不想讓別人去傷害她。我更想說，一個人僅僅因爲她輕浮、虛榮她就鐵定了不能幸福，那麼，當事人是無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是明媚的陽光造就了我們地上的陰影，而不是月黑風高與大雪連天。
在我的小說裡，死亡還少嗎？死去的人還少嗎？可是，玉秀死了，我怎麼就那麼不能釋懷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從小說內部的邏輯上說，我敢說，沒有問題，至少沒有大問題，也就是沒有所謂的“硬傷”。可是，我爲什麼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麼力量讓我寢食難安的呢？
魯迅先生說過一句話，所謂的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這句話很著名，很鐵血。我沒有魯迅先生那樣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會輕易反對魯迅先生說過的話。然而，從具體的寫作感受上說，我和魯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在我的悲劇書寫裡，最讓我感到痛心的並不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而是“把我所愛東西撕碎給人看。”“有價值”和“所愛”，它們是等值的麼？不能這麼說。“有價值”很可能是你的“所愛”；但“有價值”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愛”。我不想就“有價值”和“所愛”發表什麼長篇大論，作爲作者，我只想排列一個次序，——小說家首先面對的其實是他的“所愛”，然後纔是“價值”。說到底，小說家不是機器，不是人工智能，他無法規避他的情感。
問題是，小說家的情感本身是“有價值”的還是沒“有價值”的呢？老實說，我不知道。這句話還可以再追問一下，——當一個小說家的基本情感和那個“價值”不能吻合的時候，小說家該怎麼辦？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夠知道的只有一點，2001年，玉秀死了。在死亡面前，我覺得我這個作家出了問題，我對我的職業產生了恐懼性的懷疑：寫小說是不是太髒了？
賈夢瑋不知道我的心境。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來到《雨花》編輯部了，說“搞點酒啊？”我於是去他在《鐘山》的辦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說“《玉秀》看完了”。他看完了，那就“搞點酒”吧。對了，有一點需要說明一下，那時候他的單身宿舍就安置在編輯部的一間小廂房裡，他的宿舍裡頭有酒。
我和賈夢瑋的關係是有點特殊的，我們經常聊聊小說。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歡聊小說，一旦聊起小說來，我就是一話癆。一旦有人願意，我就盯着誰。我特別喜歡和李敬澤聊，這個許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評家告訴我，你和李老師的聊天都成爲“美談”了，是“文壇佳話”呢。可是，有點遺憾，我和夢瑋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話”。多年之後，我聽到了這樣一個可歌可泣並洞若觀火的說法，說，“兩個人經常關在辦公室裡，一聊就是一個下午”。好吧。這句話很好。從語言修辭學的分類上來說，這個例句類屬於“單位”修辭。“單位”修辭有一個基本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證語言的嚴密性和客觀性。那句話是客觀的，很正確。
就着威士忌，我們的話題扯到《玉秀》上來了。附帶着我要說一句，我在《鐘山》上刊發過很多作品，多到可以出一本很像樣的小說集了。1998年之後，我所有作品的責任編輯都是賈夢瑋。在我的記憶裡，每一次我把小說稿交到賈責編的手上，賈責編都會呈現出他雄偉的責任心，他一定會給我召開一個作品研討會。沒有一次例外。——主辦方當然是《鐘山》編輯部，出席會議的代表是兩個人：責編賈夢瑋，作者畢飛宇。會議是奢侈的，有威士忌。我要說，賈責編天生就該是一個文學編輯，他對自己的刊物有榮譽感。重要的是，眼光獨到，毒，總是能夠在你的小說裡頭找到不能滿意的蛛絲馬跡。這樣的特徵落實到具體的小說文本上來，那就是苛刻。
我對自己其實已經很苛刻了，但是，賈夢瑋對我更苛刻。在這一點上賈夢瑋和業已離開《鐘山》的範小天老哥特別地像。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範小天一直對我說不，我告訴他，“這個作品很好的”，他還是說不。我用了好幾年的時間他才接受了我的作品。我永遠感謝他。範小天離開《鐘山》了，賈夢瑋來了。可我的處境絲毫也沒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去年，2014年，我已是一個年過半百、“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了，拙作《虛擬》也是改了又改之後才刊發的。賈責編對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這樣的，“我容易嗎我”。今天，我要把這句話原封不動地送給賈責編：遇上你這樣的責編，我容易嗎我。
我很想在此討論一件事，那就是寫作的自信。在許多人的眼裡，我是一個無比自信、無比自負的傢伙。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準確地說，每一次寫作的開始階段，我的確是自信的，那樣的自信甚至能產生美妙的錯覺，覺得自己是愚公，可以移山。但是很不幸，每當小說快要結束的時候——尤其是中篇和長篇——我的自信就會蕩然無存。所謂喪失自信，其實就是喪失判斷。我不自信自然有不自信的理由，——在許多時候，寫作真的會產生柏拉圖所描述的那個“迷狂”，這樣的“迷狂”會帶來生理上的快感，生理上的快感勢必會帶來異乎尋常的自我評判，像酒後。然而，麻煩就在這裡，酒會醒，好狀態卻不容易醒。一個月之後，甚至，一年之後，你好不容易醒來了，你突然發現了，判斷了，你在“迷狂”之中摟住的並不是黃金，是一堆屎。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擁抱一堆屎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你很難微笑着輕吻懷抱裡的怪物。
事情就是這樣的，和屎擁抱多了，你的自信會動搖。可我依然要說，喪失自信也不是大事，你可以選擇傾聽，你可以選擇虛心，你甚至還可以選擇謙卑。我可以請教別人的。
雖然在喝酒，可我最關心的事情其實是這個：賈責編，你告訴我，這樣寫玉秀你能不能接受？
賈責編說，從一個編輯的角度說，《玉秀》肯定是好的，但是，作爲一個讀者，這樣的玉秀我不能接受，太殘酷了。
賈責編的話讓我很不舒服，我清楚地記得，我很不舒服。可以假定，如果賈夢瑋告訴我，《玉秀》很好，我想我立即就會得到一個藉口，然後，想方設法去忘掉玉秀，安安靜靜地去寫《玉秧》。但是，某種意義上說，賈夢瑋的話又讓我有一種說不出的開心，我看到了解脫，是解脫的希望。這同樣是一個藉口。我想說，一個人在失去自信的時候往往就是這樣，他需要一種外部的力量，——他願意相信的力量，——他可以憑藉的藉口。我一直說，在生活裡，有一種最爲神奇的東西，它就是藉口。
我告訴夢瑋，《玉秀》你先放下，我要再想想。
但是，讓玉秀活下去，這個談何容易。在一部小說的內部，有它完整的運行系統，沒有一個部分是真正獨立的。寫過小說的人一定會同意這樣一種說法，修改小說的結尾，有時候會修改到小說的開頭。回家之後我打開了我的電腦，我找到玉秀髮現自己懷孕的那個部分，然後，拉黑，一直拉到小說的結尾。我幾乎沒有猶豫，一點鼠標，刪了。我知道的，在這些地方我必須鐵石心腸。不能猶豫。一旦猶豫，我就徹底失去了勇氣。刪了，沒了，找不到了，心裡頭反而踏實。
《玉秀》這個小說真的很有意思。在我寫到不到兩萬字的時候，我四歲的兒子趁我離機，悄悄走進了我的書房。他喜歡玩電腦，尤其喜歡鍵盤和鼠標。他的小手噼裡啪啦就是一頓敲打。在我再一次回到書房之後，《玉秀》神秘地消失了，一個字都沒有了。我要承認，我在電腦上是一個白癡，但是，因爲恐慌，更因爲強烈的求生慾望，我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拿起鼠標，到處找。就在當天晚上，我把江蘇作協的電腦專家張榮彩請到了家裡，渴望能夠看到奇蹟。奇蹟沒有發生。張榮彩十分遺憾地告訴我，如果我不亂動，他也許能幫我找到，但是現在，不可能了。我還是心存僥倖。夜裡頭，夢瑋幫我找來了一位“天才”。忙活到半夜，“天才”說：“實在對不起。”在他說“對不起”的時候，我一點也不想誇張，我的腦袋上冒出了青煙，差一點就暈厥了。多年之後，我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句搖滾般的唱詞：我暈，我暈，我暈、暈、暈。直到今天，一看到這句話我還會想起我的《玉秀》。我望着無辜的兒子，一點一點地控制住我自己，一點一點地安慰我自己，——你行的，你需要的只是安靜下來。真正的奇蹟還是出現了。依靠《玉米》所延續下來的那種敘事語氣，一點一點的，我居然又撈回來了。因爲有了這樣的經歷，我練就了一項小小的本領，無論處境多麼不堪，只要我想寫，我都可以讓自己靜下心來。
《玉秀》的前半部分我其實寫了兩遍，在此，我必須向我的朋友們道歉。那些日子我不夠體面，到處哭訴，就差眼淚和鼻涕了。現在，我必須面對《玉秀》後半部分的第二次書寫了。當然，不一樣。這一次沒有記憶可以依傍，我能做的事情只是“重寫”。我要說，我的重寫表現出了一個小說家應有的驕傲，我很淡定。我有淡定的理由，玉秀沒死，她還活着。無論她未來的人生怎樣艱難，我們一起來面對。玉秀不再窒息了，她身體內部的孩子不再窒息了，我也不再窒息了。從窒息當中返回自由的呼吸足以保證一個人的淡定。玉秀是這樣告訴我的，天無絕人之路；我則對玉秀說，天無絕小說之路。
時光從來都不能倒流。我所見過的時光倒流只有一次，那在電影《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上。這部天才的、流光溢彩的無厘頭讓我震顫。我想說的是，任何人都不具備超現實的力量，我更不具備，但是，沒有電光火石，僅僅依靠“活下去”的願望，時光真的倒流了。在我的寫作生涯裡，這是虛構所授予我的最高獎勵。我沒有獲獎感言，只有心平氣和。
4個月過去了，最終，我把遍體鱗傷但依然活着的玉秀帶到了賈夢瑋的面前。這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我願意把它看作自己的成長。我說“成長”可不是一句空話，它有非常具體的內容。——作爲一個小說家，我對想象力有了一些修正性的認識。
毫無疑問，想象力是最神奇的孩子，他白衣勝雪，光芒四射，萬千寵愛在一身。我愛他。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要說，你不能爲所欲爲。在任何時候，爲所欲爲都意味着邪惡。哪怕你正在做一件最爲正確的事情，你也不能侵犯一個普通人——比如說，我——最基本的、最日常的情感。你不該無視我的感受，無論我多麼愛你。你沒有資格讓我臣服。如果你太過分、太驕橫，那麼孩子，你坐下來，我想我們該談一談了。我想和你談一談權力，——你究竟擁有多大的權力？你的權力該不該受到制衡？
其實，問題的核心在於，小說家究竟該擁有多大的權力？作家在他所虛構的人物面前可以不可以爲所欲爲？嚴格地說，這不是我“思考”得來的問題，不涉及“形而上”。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一位年輕的鄉村姑娘，她美麗、輕浮、虛榮。她叫玉秀。她是第一個向我提出質疑的虛構人物。是她，讓我真正面對了人類的基本情感。同樣是她，讓我真正面對了人類架構性的基本常識。可以說，我塑造了玉秀，玉秀也再造了我。
如果你一定要說，《玉秀》的第一稿比《玉秀》的第二稿更有力、更銳利、更傳奇，我會這樣告訴你，那又怎麼樣？我是一個驕傲的男人，《玉秀》之後我一直保持着小說家的職業自豪，這就比什麼都重要。
2015年3月11日二稿於南京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