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聽說過一種說法，說好的短篇小說是可遇不可求的。這裡說的好的短篇小說，我以爲指的是短篇小說的種子。這種說法有些宿命的味道，也是講短篇小說的種子十年不遇，極爲難得。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其中含有無可奈何的消極成分，容易使人變得懶惰，變得守株待兔。如果誰要相信不可求，便不去求，恐怕一輩子也遇不到。我們不能因爲在生活中尋覓短篇小說的種子難而又難，就不去尋覓。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去苦苦求索，去“衆裡尋他千百度”。
我們通常所說的深入生活的過程，我理解就是尋覓小說種子的過程，讓人苦惱的是，短篇小說的種子像是在和我們捉迷藏，我們很難捉到它。我曾在一家報社工作，“深入生活”的機會多一些，有的朋友知道我業餘時間喜歡寫點小說，就願意給我講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意思是給我提供素材，讓我寫成小說。我到某個礦區待上幾天，有的朋友跟我開玩笑，說我回到北京又可以寫幾篇小說了。我理解朋友的好意，只是笑笑。我想對他們說，寫小說要有種子，沒有種子，那些奇人奇事連狗屁都不是。
別說剛剛聽來的故事，有的故事在我肚子裡存了好多年，我隱約覺得裡面有小說的因素，似乎可以寫成一篇小說，可因爲我找不到小說的種子，我把故事扒拉好多遍，遲遲不能動筆。好多事情都是這樣，它在我們心裡存着，讓我們難以忘懷。我們覺出它是有價值的，只是一時還弄不明白它的真正價值在哪裡。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們不能輕易放棄，不定哪一天，裡面所包含的種子說不定突然就成熟了，像九月裡焦芝麻炸豆一樣呈現在我們面前。
我們找到了短篇小說的種子，不等於我們已經擁有了短篇小說，要把種子變成小說，還要進行艱苦、複雜、勤奮、細緻的勞動。我在前面說到，我們在樓前的空地裡種了向日葵，從種下那天起，我們就得牽掛着它，天天操着它的心。它破土發芽後，不等於萬事大吉，中期和後期的管理也要跟上，除草、施肥、澆水、鬆土，一樣都不能少。如果發現嫩葉上生了蟲，還要噴點藥，把蟲殺死。向日葵棵子長了多餘的杈子，也要及時打掉。反正我們得幫助向日葵排除干擾，讓向日葵正常、健康生長。
這就涉及到短篇小說怎麼寫的問題，也就是短篇小說的寫作方法問題。關於短篇小說的寫法，有過多種不同的說法，有代表性的說法有這樣幾種：一說用減法；二說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三說用平衡法或控制法。說法不同是好事情，它體現的是文無定法，和而不同。我對以上三種說法都不太認同。
先說減法。這種說法顯然是針對用加法寫短篇小說的作法提出來的。有的短篇小說使用材料的確過多，是靠材料疊加和充塞起來的。有的作者把短篇小說當成一隻口袋，生怕口袋裝不滿，逮住什麼都想往裡裝。他們裝進一個又一個人物，塞進一個又一個情節，口袋裝得鼓鼓囊囊，滿倒是滿了，結果裡邊一點空間都沒有，一點空氣都不透，口袋也被累壞了，填死了。更有甚者，材料多得把口袋都撐破了，稀里嘩啦流了一地，不可收拾。這時候減法就提出來了，剪裁也好，忍痛割愛也好，意思是讓作者把材料扒一扒，挑一挑，減掉一些，只挑那些上好的、會閃光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材料來使用。問題是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雖然減掉了一些材料，但材料還是疊加的，堆砌的。你讓他再往下減，他就有些爲難，因爲減得太多了，一篇短篇小說的架子就撐不起來，體積就不夠了。所以，我不贊同用減法來寫短篇小說，減法的說法是機械的，生硬的，武斷的，起碼不那麼確切。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說就像一枝花，它的每片花瓣，每片葉子，甚至連絲絲花蕊，都是有機組成部分，都是不可減的，減去哪一點都會使花傷筋動骨，對花朵造成損害。試想，一朵六瓣梅，你若給它減去一瓣，它馬上就缺了一塊，不再完美。
再說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寫短篇。這種說法是胡適先生在《論短篇小說》裡提出來的，他說：“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之充分滿意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對“經濟”的說法不是很贊同，他明確說過：“我也不覺得小說需要很‘經濟’，因爲即或是個短篇，文字經濟依然並不是這個作品成功的唯一條件。”他判斷短篇小說成功的標準是三個恰當，即：“文字要恰當，描寫要恰當，全篇分配更要恰當。”爲了實現恰當的意義，“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許不怕數量的浪費，也不必對於辭藻過分吝嗇。”我比較贊同沈從文的說法。
還要說說控制法。這種說法，對於防止把小說寫瘋，寫得失去節制，把短篇寫得太長，也許有一定道理。可我自己在寫一篇短篇小說時，從不敢想到控制。相反，每篇小說一開始，我總是擔心它發展不動，生長不開，最終不能構成一篇像樣的短篇小說。寫下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我要求自己放鬆，放鬆，盡情地去寫，往大有發展的方向努力。要是老想着控制的話，手腳一定發緊，放不開，寫出的小說也會很侷促，很拘謹。
另外，還有建築法、編織法、烤法、烹製法等等，就不再列舉了。
那麼，我主要是用什麼方法寫短篇小說呢？前面已隱隱透露出來了，我主張用生長法寫短篇小說。生長法是道法自然，也是投入自己的生命。我們從生活中、記憶中只取一點點種子，然後全力加以培養，使之生長壯大起來。或者說它一開始只是一個細胞，在生長過程中，細胞不斷裂變，不斷增多，不斷組合，最後就生長成了新的生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老子說的。老子的意思是說，自然的境界纔是最高的境界。我們人類是從自然中來的，與自然有着天然的親密關係。我們到處旅遊，主要目的是投入大自然的懷抱，重溫和自然的親密關係。不管我們看到一朵花，一棵樹，或是一汪水，一隻鳥，人家都是自然天成，咋長咋合情，咋長咋合理；咋看咋好看，咋看咋舒服。我們看小說不是這樣，有的小說讓我們覺得彆扭，看不下去。硬着頭皮看完了，得到的不是美感，不是享受。這是因爲我們寫的小說還不夠自然，還沒有達到自然的境界。人類的各個學科都離不開向自然學習，文學當然也應該向自然學習。
我認定短篇小說是用生長法寫成的，它是從哪裡生長起來的呢？它不是在山坡上，不是在田野裡，也不是樓前的空地上，而是在我們心裡。一粒短篇小說的種子埋在我們心裡，我們像孵化蠶種一樣用體溫溫暖它，像孕婦一樣爲它提供營養和供氧，它纔會一點點長大。這樣長大的短篇小說纔跟我們貼心貼肺，才能打上我們心靈的胎記，並真正屬於我們自己。幾十年來，我對短篇小說一是上心，二是入心。先說上心。平時我們會產生一些錯覺，認爲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很重要，這也離不開自己，那也離不開自己。其實不是的。真正需要和離不開自己的，是自己的小說。小說在那裡存在着，等待我們去寫。我們不寫，它就不會出世。一輩子我們上心幹好一件事情，寫好我們的小說就行了。再說入心。我們看到的現實世界很豐富，很熱鬧，很花哨，卻往往有些發愁，覺得沒什麼可寫的。它跟我們的生活有些聯繫，與情感、心靈卻是隔膜的。我們的小說要持續不斷地寫下去，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只有回到回憶中，只有進入我們的內心，像捕捉螢火蟲一樣捕捉心靈的閃光和心靈的景觀。我個人的體會，只要入心，我們就會左右逢源，有寫不完的東西。心多寬廣啊，多幽深啊！我手上寫着一篇小說，正在心靈世界裡神遊，突然又發現了另一處景觀。我趕快把這個景觀在筆記本上記上兩句，下一篇小說就有了，就可以生髮了。有時我按捺不住衝動，也會近距離寫一下眼下發生的故事。這時我會很警惕，儘量防止新聞性、事件性和單純社會性地把故事搬進我的小說。我要把故事拿過來在我心裡焐一焐，焐得發熱，發酵，化開，化成心靈化、藝術化的東西，再寫成小說。（待續）
[作者系北京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