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一上班，生產科的統計員陳樂怡就坐在桌前， 扒在桌上畫月度廠生產任務完成情況統計圖。 凸起的孕肚阻礙了她的彎腰， 只好兩肩前傾腦袋衝前扒着， 兩個過肩的辮子盪到了胸前。 年初， 全國性的生產整頓開始， 統計工作更顯重要， 她也熱血沸騰。
這陳樂怡圓圓臉、 缺心眼、 從小隻知道讀書， 不諳世事。 因爲奶奶偏愛她妹妹， 上中學時在學校裡信口雌黃，和同學聊天時說她奶奶是個地主婆。 父親去世後， 母親才說： 因爲這個事單位把你爸調查了大半年， 你爸也就記了幾十年， 臨走前才說出來。 她個頭不高， 肥瘦適中， 人端莊甜靜， 一張團團圓圓的臉， 加上寧叫人負我我絕不負人的生活理念， 也沒能讓她繞過人生的溝溝坎坎。 “生活”二字多年來琢磨得她大小腦抽搐， 脊髓痙攣， 卻始終不得要領。
從根上說, 她投胎的技術差了點， 父親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畢業， 母親從英國人辦的醫科專科學校畢業後直接就分到了國民黨的後方醫院。 從小陳技術員就籠罩在“國民黨”的陰影裡， 從上小學一年級起就成天填表， 記得回家問一次， 就看到父母、尤其是父親黑着臉， 皺着眉。 後來她學聰明瞭， 備份下來， 每次抄一下。 她曾問母親：“我的同學的媽是XX黨， 你爲什麼要當國民黨？” 母親無奈地說：“我一工作， 就有人拿表來要我填， 填了就是國民黨了， 可XX黨沒人找我呀。” 就因爲這個， 她直到高中畢業連個團員都團不上。班主任老師說： 你不但是國民黨， 還是國民黨的平方， 當時她還納悶：她爲什麼不說是兩個國民黨呢， 但沒敢問， 可能2的平方是4， 更說明她身上的遺毒深重， 這位老師是軍嫂， 她要顯得比別人更革命。
其實她的父、母親都是1923年生人， 解放時滿打滿算也就26歲。解放前夕父親作爲作戰參謀隨部隊開拔四川。 在過秦嶺時， 他以上廁所爲名離隊， 猛抽馬屁股鑽進了秦嶺山中， 在山裡躲藏了幾個月。 出來時陝西已經解放， 各路口都有解放軍把守。 盤問清楚後， 對方說：歡迎你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 你如果要回家， 我們給你發路費。父親說：我上有媽， 下有老婆孩子， 現在也不知道死活， 想回家看看。
後來，他參與了省供銷合作總社的籌建，後又合併到省商業廳，再後來兩家分分合合， 父親也就在這兩家的分分合合中勤勤懇懇爲國家工作了一輩子。
母親也曾是一熱血青年， 盧溝橋事變那年， 她上初中， 事發當天， 她義憤填膺， 抵制日貨， 把自己的搪瓷杯子、搪瓷臉盆砸了個稀巴爛， 學校裡地下組織的一位老師看在眼裡， 就動員並安排她和一位高年級的女同學一塊上延安， 她跟着這位同學都到了火車站， 忽然想起應該回家給她娘說一聲， 這一聲沒說通， 她娘尋死覓活不讓走， 結果就上了賊船。
母親曾親眼目睹國民黨撤退時， 直升機就停在院內的停機砰上， 一擡腿就上去了， 可是丈夫隨軍， 家中還有老小。她也撤了， 不是到臺灣， 而是到當時的西北醫學院附屬醫院。 真是世事弄人， 共產黨一接手， 醫院變成了第X軍醫大學， 軍銜照舊， 多數還升了一級。特殊時期劃了個槓：上尉。 原後防醫院那些老同志， 上尉算個啥， 可在基本都是本土製造的附屬醫院， 好不容易逮住個國民黨上尉， 豈能放過， 今天這個科斗鬥， 明天那個科批批， 跟鬧着玩兒似的。 其實母親是一個勤奮工作的本份人， 陳技術員在古海的十年裡， 每年因爲小孩放在家裡， 總想回家多呆幾天， 母親在醫院開張病假條不難， 可她不肯， 說：“你沒有上班就不該拿國家的錢。”
入大學後一個禮拜， 政治輔導員將她找去， 說：你的父母很早就到外面讀書了， 他們哪有什麼土地出租啊， 你的成份應該填職員。 又過了兩個禮拜， 她入團了， 成份由小土地出租改成了職員。 她感謝這個輔導員一輩子， 讓她在以後的歲月裡填表時不再“肝顫”。
1967年夏天的一箇中午， 父母雙雙來到學校， 神神秘秘地將她叫到學校對面公園的一處假山背後， 母親說： 昨天家裡被抄了， 我和你爸是從“牛棚”裡請假出來的。父親接口說： 你的個人問題要抓緊解決， 我們的問題一定性， 你就不好解決了。要找工人、農民家庭的， 幹部家庭的不能找， 今日個是幹部， 明日個就成了XX派， 軍人， 咱夠不上。”
陳樂怡在特殊時期剛開始時參加了一個反應堆專業班裡一部分同學組織的、 叫做“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戰鬥隊。 兩年後的一個傍晚， 因學校停電， 大家都在馬路上晃悠， 她和他相遇了， 第二天晚飯後， 他在宿舍樓下對着窗口大聲叫：“陳樂怡， 陳樂怡”， 窗戶裡伸出了一個個腦袋， 好在他形象尚可， 總算不枉人家伸脖子探腦袋左顧右盼費的那個神。 同寢室的一位體格高大、 家庭背景顯赫， 在另一個班級裡做團支部書記的大姐大式的同學， 學着《冰山上來客》中楊排長的腔調大聲說：“樂怡， 衝！ ”
第三天他說他要回家探親了， 從學校申請的路費已經發下來了， 他給她看了一位女子的照片， 說是他在哈爾濱上醫科大學的高中同學， 託另一位男同學給他寫信夾帶了這張照片， 他這次回家原本是去相親的。 他向陳樂怡要照片， 可一向不愛照相的她竟沒有一張單獨的生活照， 於是給了一張和妹妹合照的120小照片， 他回來後說：他媽問你怎麼不找那個高個的， 他說我們養不起， 她是“向陽花”。
陳樂怡問他：“你怎麼不找那位女同學？ ”
“她高高大大的。”
“ 你怕唬不住？”
“ 不知道， 說不出爲什麼。” 他本應六九年畢業， 可那年沒分配， 所以就在學校裡蹲到七零年一塊掃地出門了。
1970年春節， 父親說： 你們還是結婚吧， 要不分配後兩人一塊出去沒法住。 於是他們領了證。 當時丈夫那個光棍班已經結婚有好幾對了， 女方有的大概也是衝着工程物理系那棟小樓門口站崗的解放軍去的。
1970年夏天， 要分配了， 當時工宣隊進校已經“領導知識分子”有大半年了。開始分到她們班的是一位咸陽某紡織廠的二十幾歲的女工， 她說話捏着嗓子， 細聲細氣地說：我是大老粗。 有同學在下面迴應：不， 你是大老細。 她看中了班裡的一位男生， 做出各種姿態示好， 可這男生沒那意思。 鬧到影響大了， 工宣隊將她調了個班， 在那個班， 她找到了如意郎君， 只是地理知識差了點， 她將那男生分到咸陽的一所中學， 在地圖上看着很近， 因隔着廣闊的“原”（高出十幾米的大片平地）， 見上一面也要跋涉一天， 於是又後悔不已， 逢人便說她搞錯了。
再說換到她們班的是一位奔四十的阿姨， 她長着一張小小瘦長的臉， 一對小眼睛分得很開， 整天一手插腰喊腰痛。 這位阿姨只喜歡男寶寶， 整天有事沒事都泡在男生宿舍裡， 答應了許多人的分配要求。 班級到上海實習時， 她拜訪了上海同學的家， 並承諾一定將他們的兒子分回上海。這在以前按常規分配是沒有問題的， 因爲這個專業對口的全國就三個廠， 分別在哈爾濱、上海和杭州。 可在當時高教部被“砸爛”了， 大型國企停產了， 學生全由地方分配， 相當一部分乾脆分到農場等待二次分配。 這所西北地區最負盛名的大學， 學生往西分配， 往東不出潼關。 這位阿姨傻眼了， 每天口袋裡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會冒出一些紙條， 有的甚至威脅道： 如果你不給我分好， 當心......， 嚇得她常常在人面前抹眼淚。
“同性相斥、異性相吸”這個法則不管在自然界， 還是在人世間通通好使。大凡那些男工宣隊員所在班級的好名額都給了女同學。 可她們班的這位卻對班裡的兩位女同學下了死手， 班裡一對情侶按照成對必分邊疆的慣例不得不將其分到X省， 這男生是班裡的XX小組長，阿姨是拍着胸脯打了保票要分好地方的， 可兌現不了， 就搞個平衡吧， 專門到系裡換了個X省的名額， 以也應照顧關係爲名將陳技術員一道搭配去了， 還把班裡另一位男朋友在蘭州的女同學分到了甘肅的沙漠邊城武威的郊區， 當時那裡一個禮拜纔有一次貨郎推着小車來送貨。
當時陳技術員的父親已經“解放”了，說： 你只要留在陝西， 那怕榆林都行， 我都有辦法把你調回西安。 於是她找到這位阿姨， 哭着求她： 我不要照顧，你就按我個人的條件分吧， 把我分到榆林都行。 可阿姨不相信眼淚， 還不辭勞苦專門跑到工程物理系要求照顧關係， 結果把人家班裡一位江蘇的同學也帶了去， 這位同學在家待了很久纔去報到， 管報到的同志說：你們學校怎麼多出兩個名額來， 這位同學說那讓我回去吧， 那位同志說我們很需要人， 來了就回不去啦。爲這事陳技術員曾內疚了好多年。
陳技術員繼承了她媽的本份， 儘管不情願， 可已無法改變， 那就只想着好好工作了。其實她經常感天謝地， 當然最感謝的還是她媽， 她1947年生人， 她媽讓她早上了一年學， 趕上了高考的末班車， 她覺着比許多人幸運多了。 拿到報到通知單的第三天， 她和夫君就登上了西去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