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元帝國鐵騎馬不停蹄地南下，所到之處摧枯拉朽，無人能敵。南宋雖然經濟發達，但是武備鬆弛，長久未戰，官員和兵卒都怯戰，加之政治黑暗，掌權階層腐敗。因此雙方一接觸就兵敗如山倒，望風而逃，小皇帝由幾位大臣簇擁着逃亡到東南沿海一帶。宋末元初的海上絲綢之路，繼承了宋代的各項制度，並且還有所發展，達到發展的鼎盛時期。
元朝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宋末元初，雖然元朝和南宋發生戰爭，但是作爲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泉州卻未遭受到戰爭的破壞。元軍統帥伯顏率兵南下，追趕南宋小皇帝和羣臣，來到泉州，當時掌握泉州軍政市舶司大權的蒲壽庚由於擔心引起元兵的遷怒，把南宋君臣拒之門外。但是南宋大臣張世傑卻搶走蒲壽庚四百條船，令蒲壽庚非常惱火，一怒之下殺了南宋宗族三千多人，並向元朝的統帥遞降表，以稱臣。
此時位於中亞和西亞的大帝國阿拔斯王朝經過八次十字軍東征之後，已經奄奄一息，後來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西征，蕩平了阿拔斯王朝，因此強大的阿拉伯艦隊已然不復存在了。這一時期連中西亞都是元朝的屬地，所以海上絲綢之路跟宋朝相比更加暢通，達到鼎盛。
蒲壽庚降元之後，由於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受到了朝廷的禮遇。公元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當時南宋部分降官，各治其郡，各司其職，首先恢復批准重建泉州市舶司，並且依然由前市舶司蒲壽庚擔任，各大小官員也由蒲壽庚管制。這樣南宋著名的港口城市，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相對平穩地過渡到元朝，各種海上商貿照舊，並沒有因爲朝代更迭而受到影響。
當時朝廷鼓勵對外貿易政策，公元1277年，忽必烈下令泉州市舶司，每年派大批商船去往海外各國，在當地採購珠寶、翡翠、香料等貨物，第二年返航，然後由泉州把這些海外商品行銷全國。公元1278年，忽必烈任命蒲壽庚爲福建行省中書左丞，頒佈條令，去海外宣撫沿海各國，讓其國商人與元朝進行貿易往來，旋即又任命其爲海外諸蕃宣慰使，廣泛招攬海外商貿活動。公元1279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多次譴使前往東南亞各國進行友好往來。
元朝初年，爲了增加國家財富，對海外貿易實施徵稅，這一時期舶稅制度化。所用稅制依宋朝例，因爲元朝剛剛平定江南，經濟需要休養生息，所以徵稅不多。公元1281年，忽必烈又規定，凡是在泉州交納了進出口稅的，運抵內地只繳納商稅即可。這一法令的確定，標誌着泉州成爲中國海關總關，泉州港海外貿易進入全盛時期，泉州成爲南宋以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
公元1284年，泉州市舶司併入鹽運司，到了公元1286年，又恢復建制。元朝還實施“站赤”制度，即宋代的驛傳制度。在“站赤”中，來往的國外商旅，居有住所，食有飯菜，用有錢糜，爲其貿易往來提供了便利。並在進入泉州港的海道上，駐有水軍，保護來往商船，可見當時泉
州港地位的重要性。
公元1293年，泉州市舶司對舶貨“取三十分之一以爲稅”。爲各市舶口岸中最輕的一種。後朝廷又頒佈法令，明文規定各地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取稅。朝廷對於外貿，僅有金、銀、銅、鐵和人口的禁令，不得輸出外藩。公元1297年，全國原有七處市舶司，只剩下慶元、泉州和廣州三處。
元朝政府還採取各種措施，發展泉州社會的政治、經濟。政治上：公元1278年，改泉州宣慰司爲行中書省，作爲行省政治中心，這在泉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意味着泉州港的地位有了進一步提高。在經濟上：公元1279年，減“租賦之半”，公元1281年，又下令廢止泉州建造徵日海船150艘，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對於推動泉州港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元朝泉州港的地位逐步提升之後，以海上絲綢之路爲主的海外貿易發展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過程從元世祖忽必烈時期開始經歷了大致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元世祖忽必烈稱帝開始的公元1260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辭世，歷時三十五年，使得泉州港具備大港規模。第二階段是元朝中期，公元1295年至公元1332年前後三十八年，泉州仍繼續發展，但進展時起時落。元朝換了八個皇帝，都較早逝世，有的只在位一年。當時朝廷政局動盪，削弱了統一帝國的優勢。第三階段是元末公元1333年至公元1368年，這時朝政荒廢，剝削加重，全國各地到處起義和暴動。泉州也發生十年戰亂，泉州港由此衰落。
對比宋朝，元朝的“海上絲綢之路”還是有很大發展的，尤以對中南半島、東印度羣島及南亞次大陸商貿爲主。元朝海上絲綢之路新開闢的貿易口岸居多，充分體現了元朝泉州港海商的開拓精神。西亞的阿拔斯王朝滅亡後，在埃及先後建立的阿尤布王朝與馬木路克王朝，卻只能積極經營過境貿易。因此，海上絲綢之路西路移至埃及、紅海一線，一直向南直抵馬達加斯加島對岸，這樣就把海上絲綢之路推進到東非沿岸的最南端。
元朝海上絲綢之路的海外貿易往來
元朝泉州海外貿易發展最爲繁盛，公元1278年，中南半島等國率先來泉州通商，其他臨近諸國逐漸效仿，也開始與元朝進行交往。到公元1289年，與元朝進行貿易，到泉州來往商貿的國家和地區達100多個。元代與中南半島的21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海上友好往來，包括現在的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半島等。元朝與南洋諸島國4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友好的商貿往來，包括現在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等。元朝與南亞諸國和地區的友好商貿往來達到28個，包括現在的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馬爾代夫等。元代與阿拉伯半島的友好貿易往來國家和地區達14個，包括現在的伊朗、也門、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土耳其、阿聯酋等。元代與東非國家和地區的友好往來達11個，包括現在的埃及、索馬里、馬達加斯加、肯尼亞等。元代與東北亞3個國
家和地區進行友好貿易往來，包括現在的朝鮮、韓國、日本等。
元朝的海上絲綢之路與國外進行貿易往來的深度和廣度都有擴大，比起宋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有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以泉州港的貿易吞吐量，在當時居世界第一。元朝的海上絲綢之路進入鼎盛時期，泉州港成爲海上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貿易樞紐。元代王惲《秋澗集》中記載：“萬貨山積來諸蕃，晉江控扼實要關。”這證明了當時泉州港繁忙的景象。福建省出版的典籍《閩書·版籍》中記載從南宋後期起至元代，泉州進口的商品就有細物67種、粗物75種。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也成爲計算元朝與世界各地航線里程的起點。如《元史·馬八兒國傳》中記載“自泉至馬八兒約十萬裡”。《異域志》中曾記載“爪哇國自泉州發舶一月可到”。這說明各國與元朝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往來已經非常自然地把泉州當成了東西方往來的標準。
當時來往泉州的各國貿易商人，對於元朝海上商貿的強大印象非常深刻。他們來往於泉州，或駐足歇息，或由此轉往內地。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隨父親、叔父來中國遊歷，在中國的十七年，他們見到了歐洲從未有過的繁華。正好此時遠在西亞中亞的伊爾汗國國君的王后去世（伊爾汗國是成吉思汗孫子旭烈兀建立的蒙古帝國），伊爾汗國君派人來母國元朝求忽必烈賜婚，正好此時馬可·波羅準備回國，忽必烈就命令他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去伊爾汗國。
公元1292年，馬可·波羅從泉州登船，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當時元朝派出了龐大的船隊，後世根據《馬可·波羅遊記》翻譯可見當時的盛況：旌旗獵獵，人頭攢動，公主獨立船頭，遙望離岸的泉州港，送親的官員揮手致敬。船體高大堅固，船帆直插雲霄，水手用力揚帆，隨船行的各色人等好幾百人，他們各司其職。公主雖然身着華麗的盛裝，但是難掩離別故土的心傷。隨行的大小船隻首尾相連，一眼望不到邊。這次大皇帝對於此次公主出嫁非常重視，護衛戰艦、兵士威武勇猛……
元代東西方海上商貿交往日益頻繁，進出口商品種類和數量的增加，反映了元代泉州港在宋的基礎上進一步繁榮，也反映了當時這條航線上的國家和地區的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情況。公元1298年，元朝派遣使節去伊爾汗國，受到伊爾汗國國王的召見，並帶回國王賞賜的寶物呈現給元朝皇帝。當時帶去了大量的絲綢和陶瓷，很受當地人們的喜歡。元代後期絲綢銷量有所下降，其次陶瓷輸入地也有所縮小，銅鐵銷量增幅很大。除生活用品外，銅鐵還能廣泛使用於生產領域。這對於地處熱帶、亞熱帶草木茂盛環境的消費者，伐木耕墾、射獵謀生帶來了很大便利。
元朝在經濟上採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以泉州港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行駛於中南半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東非洲等地，帶來了繁榮的商貿往來活動，因此備受各地各國人民的歡迎，他們對元朝的海上絲綢之路敞開了交往的大門。元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