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至1960年被稱爲馬來亞的“黃金十年”，經過了建國初期的混亂和爲拓展生存發展的寬鬆環境而過行的戰爭後，馬來亞開足馬力，開始悶頭髮展。
汽車、建築、鋼鐵被馬來亞政府定爲優先發展的三大支柱產業。首先汽車已經從一種實驗性的發明轉變爲關聯產業最廣、工業技術波及效果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它的發展將帶動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而沒有鋼鐵就沒有工業可言,發展工業化需要鋼鐵,打戰更需要鋼鐵,鋼鐵是很重要的工業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鍊鋼業需要大量勞動力，卻並不需要太高的技術,鋼鐵屬於勞力密集型的大型基礎產業,相當適合當前馬來亞初期工業化發展的需要。而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建築業也將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對於要把馬來亞建成一個旅遊勝地的目標來說，建築業更是在扶持之列。
爲了提高勞工素質，馬來亞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均參與職業教育的組織與實施。一方面利用國家財政資助職業教育的發展，一方面爲了減少政府的開支，同時也爲了學生能掌握更多的實踐知識，國家還鼓勵大中小企業開辦職業學校，並對這些企業在稅收上給予各種優惠，如將企業用於教育的所有費用都計入成本，等等。有些小企業如接受職業培訓，還可向政府申請一定數額的補貼。
爲使職業教育內容能及時跟上時代的發展，馬來亞聯邦還專門成立了職業教育研究所，其主要成員由聯邦、州、工會和僱主四方代表組成。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聽取各類專家的意見、跟蹤各行業的發展趨勢、擬定培訓條例和教學大綱草案，最後由聯邦教育與科學部及其他各專業部門共同對草案進行審覈並通過。
與相關職業對應的便是在三年內實現就業執照化，無論駕駛車輛、擔任律師，還是從事其他所有職業工種都全憑執照工作。執照意味着一種資格，這種資格必須具備一定地專業知識或學歷。經過考慮才能認證。各專業協會擔負各種資格地審查，這樣一旦獲得執照也就取得了專業上崗的資格。同時，執照又意味着一種責任，每個持有執照的人都必須對這種執照所規定的職責負責，實施自我制約。否則就會在市場競爭中信.譽掃地而不能被人所聘。執照還意味着一種飯碗，如果在履行職責中出現重大失誤，就會被認證機構吊銷執照。所職業化工種執照化，不失爲一種提高職業責任、職業素質和職業能力的好方法。
大國地崛起靠的是科技。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就是國民素質的較量。是人才地較量。馬來亞建國較晚，雖然吸收了大批大陸和外國地知識人才，但在國民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的相比還不是一個等級。所以在建國之初便頒佈實施了強迫教育法令，規定512歲的兒童必須到學校接受教育，否則對家長要課以重罰。
馬來亞半島的地區差異也決定了各州所實行的崛起戰略的不同，以新加坡爲例，除傳統上以商業爲主外，還包括大力發展轉口貿易、加工出口、航運等，致力建成東南亞最大的海港、重要商業城市和轉口貿易中心。並且建立多個大型機場，希望能使新加坡成爲國際金融中心和重要的航空中心。
而國家的崛起還有一個重要地因素，便是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馬來亞日報》率先提出要使儒教理論和儒學精神現代化，要創造出一套適應現代社會的儒教倫理。其中國會議長陳嘉庚更是親筆撰文，號召要深入研究儒教理論和儒學精神。剔除糟粕。提取精華。因爲儒家思想依然是中華民族一般民衆的核心價值觀，並在國界上作爲中華民族文化的代表和民族傳統標記。而且仁義孝悌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中應該提倡，不能被物慾橫流地社會所沾污。仁禮忠恕和孝悌及義中取利、誠信爲本、已羣兼顧、共生協調等德目體系會成全我們良好地品格，憑着良好的品格再運用就可以應付進取現實地東西。他提倡發掘夫子基本說言精神，更提倡於雙方於實際內外合一以更可適應實際的規則、更完美的思想來對待自己的人生、事業、國家。並充滿信心的說道：誰最開放、最願意接受異優質文化影響，進而更新更完善於自我，誰就會立於時代高峰
1950年12月5日，馬來亞與印尼達成正式協議，南加裡曼丹作爲印尼華人的居住地，以後的歸屬問題將暫時擱置，印尼承認蘇門答臘島的既成事實，馬來亞從爪哇島撤軍，而且蘇門答臘島上的油氣資源將優先優惠的提供給印尼。
1950年12月10日，馬來亞聯邦被聯合國正式接納爲會員國。
一切似乎都很美好，馬來亞聯邦平定了馬來人叛亂集團，有了一個寬鬆、和平的發展環境，政府充滿信心地制定了遠景規劃，用吳銘的話來說就是要撒腿飛奔，用十年的時間將馬來亞迅速建設成一箇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世上的事情總是這樣，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隨着美國向遠東委員會成員國提交所謂“對日媾和七原則”，並公開發表該“原則”，馬來亞政府再一次面臨了選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美國不顧蘇聯等國的反對，推行其單獨佔領日本的政策，採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強控制日本的措施。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政府企圖通過締結對日和約，使長期佔領日本合法化，積極準備對日媾和。
1947年3月，由國務院遠東司東北亞處處長博頓主持的機構提到了對日和約的初稿（史稱“博頓草案”）。初稿共分6個部分，即：一、有關領土條款，二、盟國當局的權限；三、日本的非武裝與非軍事化；四、一般改革計劃；五、關於賠償和讓與。六、關於清算有關戰爭的技術問題等。基本上是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主張嚴厲懲罰日本，其中規定日本在2年之內不得擁有軍隊，故在美國政府內部遭到各種責難。
7月11日，美國政府向遠東委員會提出關於召開對日媾和預備會議地建議。其內容是：一、希望在遠東委員會之外先舉行11國代表會議，磋商和擬定和約草案；二、希望先不召開外長會議；三、建議會議在簽訂對日和約時採取2/3地多數票表決制；四、希望會議於8月19日舉行。會址設在美國舊金山市。隨後，美國又向遠東委員會成員國中的其他10個成員國，即中、蘇、英、法、菲、加、印、澳、荷、新發出了於8月19日在舊金山市召開對日媾和會議的通知。美國擅自作出的安排，嚴重違反了國際協定中關於在處理日本問題時。必須獲得中、蘇、美、英4國代表一致同意的原則。
美國在1950年進一步加快了對日媾和地步伐。4月27日。美國政府任命杜勒斯爲國務院顧問，並負責對日媾和問題。杜勒斯爲早日實現對日媾和積極奔走。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成爲美軍侵朝的重要基地。美國政府爲把日本早日納入其戰略體系，更加急於對日媾和。
“對日媾和七原則”遭到蘇聯、中國等國反對後，美國政府爲了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採取所謂個別外交活動。從1951年1月起，杜勒斯作爲美國政府對日媾和問題的總統特使，先後訪問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亞等國。通過個別磋商和保證、許諾等手段獲得他們地同意。
“我們國家剛剛建立，各種產業剛剛初具規模，資金、技術地缺口很大，此時反對美國，恐怕於我國的發展不利。”建設部部長高顯增說道。
“發展歸發展。不能因爲要發展便拋棄自己的立場。變成美國的附庸。”國會議長陳嘉庚說道：“堅持獨立自主，積極吸收外援。這是我們的國策，不能凡事都唯唯喏喏。”
“陳老說得對，但我們要充分考慮到將來的困難。”國防部長劉成說道：“印尼雖然與我們達成了協議，但是我們一旦失去了美國的支持，戰爭的威脅還是有的。”
“對於日本犯下地戰爭罪行，我和總統是有親身體會的。”外交部長鄭蘋如說道：“對於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也是有所瞭解，對日媾和七原則一沒有限制日本武裝力量和禁止日本法西斯組織活動的規定；二在賠償問題上，條約只原則性地規定日本須支付戰爭賠償費，而不提具體賠償數字，並強調日本資源不足以應付賠償；三是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主力、也是在抗擊日本侵略中付出犧牲最大地中國，卻因爲美國地阻撓而被粗暴地拒之門外。所以我對此和約的合法性表示懷疑，並對簽訂合約所造成地後果表示憂慮。”
“說實話，在座各位大多都與日本人戰鬥過，在馬來亞的土地上華人義勇軍也拋灑過無數的熱血。”趙笑眉沉重的說道：“日本是戰敗國，如今簽訂這份和約確實在心理上是一種折磨，但是支持還是反對，抑或是沉默，要反對，又該如何拒絕，如何保持強硬的底線，都是需要研究討論的。”“傷疤，從來就沒有癒合，但是我們對於那種銘心刻骨的痛楚感，反而會慢慢的以一種我們不自覺的方式麻木着。”吳銘緩緩說道：“做人要有原則，國家也應該有個底線，在對日本的問題上，我認爲應該保持強硬。這個和約一旦簽署，後果將相當嚴重，這個美國冷戰思維孕育出來的怪胎，將在很長時間裡折磨亞洲政治，並對亞洲的穩定構成威脅。”
“日本人不會因爲別人對他的寬容而反省、感激，他們的民族性格決定了他們一旦再次崛起，必定會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對外降低到最小範圍，對內否認戰爭責任或將其模糊處理。”吳銘繼續說道：“雖然國家建設剛剛步入正軌，但是不能因此便失去了判斷是非的標準，有些事情我們可以忍讓，有些事情必須要嚴正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控制了馬六甲海峽，我們有石油，我們有軍隊，我們還有無數正義的人民，這些都是我們強硬的基礎。而且，現在朝戰正如火如荼，如果我們宣佈對日本實行單方面的制裁，對進出日本的所有船隻徵收鉅額的過水費，或者揚言要與某些國家組成一個反日同盟，你們說美國害不害怕。”
“我們還可以進行一下穿梭聯絡，在東南亞，緬甸、印尼、印度、泰國、越南等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趙笑眉笑着說道：“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隱然有東南亞霸主的面貌，號召力和影響力正在蒸蒸日上，實在沒有必要妄自菲薄。”
“我們的軍工企業已經能夠仿製輕型武器，而且實行義務兵役法後，軍隊將在半年內擴充至二十萬，對付周邊國家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劉成皺着眉頭說道：“唯一可慮的便是飛機、軍艦的維修和補充，如果美國干涉，當然這種可能性是不太大的，只是威脅恫嚇，美國也是很害怕在朝戰的關鍵時刻，我們向左轉造成的巨大影響。”
“我們的原則是反對《舊金山和約》，使之能向我們希望的那樣重新制定，如果美國一意孤行，我們也拒絕簽字，並將從此開始對日本的敵對。”吳銘說道：“蘋如，招集人員，立刻對《舊金山和約》的不足之處進行補充，等杜勒斯來到馬來亞，我與他好好分析一下日本人的性格，指出美國武裝日本，扶持日本的嚴重錯誤，並要嚴正表明我們的立場和採取的進一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