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界神修
沒意思的事情
一
在俄羅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是三品文官，勳章獲得者。他有那麼多俄羅斯的和外國的勳章，每逢他必須把它們一齊戴在胸前的時候，大學生就管他叫做“聖像壁”。他所結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少，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來俄羅斯的知名學者沒有一個不與他有過親密的交往。現在他沒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講到過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長名單卻是以皮羅戈夫①、卡維林②、詩人涅克拉索夫這樣的名字結尾的，這些人都跟他有極爲真誠、親切的友誼。他是俄羅斯所有的大學和三個外國大學的委員。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有這些，再加上以外許多也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構成了我的所謂名聲。
我這個姓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俄羅斯，凡是能讀會寫的人都知道。在外國，大學講壇上提起它的時候，總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這類字眼。這個名字歸在少數幸運的名字當中，如果有人在公共場合和報刊文章裡辱罵或者濫用這些名字，就會被人看作品格不佳的表現。這也是理所當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極有天賦、無疑有用的人的觀念緊密聯繫着的。我象駱駝那樣勤懇耐勞，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順便提到，我是一個有教養的、謙虛而正直的人。我從來沒有鑽到文學和政治方面去出過風頭，也沒有貪圖名望而跟不學無術的人進行過論戰，更沒有在宴會上或者我同事的墳墓上發表過演說。……總之，我的學者名聲沒有一星污點，對我的名聲誰都沒話可說。這是幸運的。
享有這種名聲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卻是一個六十二歲的男子，頭頂光禿，鑲了假牙，害一種醫不好的面部痙攣症。我的名聲光輝燦爛，我的模樣卻灰溜溜的，極其難看。我的頭和手衰弱得發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個女主人公③那樣，象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陷，背部狹窄。我說話或者講課，嘴角總是往一邊撇。我一笑，臉上就佈滿衰老的、死氣沉沉的皺紋。我這種可憐的模樣沒有一點動人的地方，也許只有在我面部痙攣症發作的時候，我纔會有一種特別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見了必定會生出陰森而難忘的想法：“這個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講課跟過去一樣，仍舊不錯。我照舊能夠一連兩個鐘頭抓住聽講人的注意力。我的熱情、我在講解方面的文學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蓋了我聲調的缺陷，因爲我的聲調幹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揚頓挫，跟假善人一樣。我寫文章卻不行了。專管寫作能力的那一部分腦子不聽使喚了。我的記憶力衰退，思想不大聯貫，每逢我把思想寫在紙上，總覺得我已經失去一氣呵成的本領，結構單調無味，語言貧乏拘謹。我常常詞不達意，寫到結尾忘了開端。我往往忘記常用的詞，寫信的時候我總是費不小的勁才能避免多餘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這顯然證明我的智力活動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簡單，寫起來倒越費勁。我寫科學論文反而覺得比寫賀信或者報告便當得多，也通順得多。還有一點：我覺得用德文或者英文寫比用俄文寫容易。
講到我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來常犯的失眠症。
要是有人問我現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點是什麼，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過去一樣，我按照習慣，一到午夜就脫衣上牀。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兩點鐘又醒來，覺得好象根本沒睡着過似的。我只好下牀，點上燈。我在房間裡走上一兩個鐘頭，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畫片。我走得膩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動不動地坐着，什麼也不想，什麼慾望也沒有。要是有一本書擺在我面前，我就順手拉過來，一點也沒興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這樣在一夜之間心不在焉地看完整整一本題目古怪的長篇小說：《燕子唱的是什麼》④。或者，爲了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逼着自己從一數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個同事的臉，極力回憶他是在哪年，在什麼情形下，來教書的。我喜歡聽聲音。一忽兒，我的女兒麗紮在跟我相隔兩個房間的一間屋子裡很快地說了句夢話，一忽兒，我的妻子舉着蠟燭穿過客廳，而且總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兒，乾裂的木櫥劈啪一響，或者燈頭忽然嗚嗚作聲，不知什麼緣故，所有這些聲音都惹得我興奮。
晚上老睡不着覺，就會時時刻刻覺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晝，到那時候我就有權利不睡了。要捱過許多難熬的鐘頭，公雞纔會在院子裡啼起來。它第一個給我帶來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個鐘頭樓下的看門人會醒來，使勁地咳嗽，上樓來拿什麼東西。然後窗外天色漸漸發白，街上傳來人聲了。……白天剛一開頭，我的妻子就走進屋來。她走來看我，總是穿着襯裙，頭也沒梳，不過臉已經洗過，冒出花露水的氣味，裝出彷彿偶爾走進來的樣子，每回老是說那一套話：“對不起，我只在這兒待一分鐘就走。……你又是一夜沒睡吧？”
然後她熄了燈，在桌旁坐下，談起話來。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總知道她會談什麼。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問過我的健康以後，照例忽然提起我們的兒子，在華沙服役的軍官。每個月到二十號以後，我們總要匯給他五十盧布，這就成了我們的主要話題。
“當然這在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嘆着氣說，“不過，在他還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們也不得不接濟他。孩子在異鄉服役，薪餉又少。……不過呢，要是你樂意的話，下個月我們不匯給他五十，匯四十算了。你覺得怎麼樣？”
日常的經驗本來應該使妻子相信：我們的開支是不會因爲我們常常談到它就減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認經驗，每天早晨必定要談到我們的軍官，還要談到，謝天謝地，麪包落價了，糖卻貴了兩個戈比，她說這些話的口氣好象在向我報告什麼新聞似的。
我聽着，順口答應一聲，而且大概因爲我一夜沒睡覺吧，我的腦子裡滿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總是象孩子那樣吃驚。我納悶地問我自己：這個肥胖、笨拙的老太婆，一肚子瑣碎的煩惱，爲區區一小塊麪包擔驚害怕，總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經常爲債務和貧窮操心，眼光也變得遲鈍，而且一開口只會談家中開支，必得東西落價才見笑容；難道這樣一個女人就是當初那個清秀的瓦麗雅？那時候我熱烈地愛上她，是因爲她頭腦聰明，心地純潔，面貌俊美，並且如同奧賽羅愛苔絲德蒙娜⑤那樣，因爲她“看重”我的學問。難道這個女人就是當初給我生下一個兒子的我那妻子瓦麗雅？
我注意地瞧着這個皮肉鬆弛、笨手笨腳的老太婆的臉，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麗雅，可是如今，過去的瓦麗雅所保存下來的只有那麼一點：爲我的身體擔憂，把我的薪水叫做“我們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們的”帽子。我瞧着她，心裡很難過，爲了多少給她一點安慰，我總是隨她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評別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醫或者出版教科書的時候，我甚至一聲不吭。
我們的談話也有老一套的結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還沒喝茶，心慌了。
“我幹什麼儘自在這兒坐着？”她站起身來，說。“茶炊早就擺在桌子上了，我卻在這兒閒聊天。主啊，我的記性變得多麼差！”
她趕快走出去，可是在門口又站住，說：“我們欠下葉果爾五個月的工錢了。你知道嗎？聽差的工錢不可以拖欠，這話我說過不知多少遍了！每個月給十個盧布總比每隔五個月給五十個盧布便當得多！‘她走到門外，又站住，說：”我覺得再沒有人象我們的苦命的麗扎那樣可憐了。這姑娘在音樂學院讀書，經常出入上流社會，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那樣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別人的女兒，倒也罷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親是一位名教授，三品文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階糟蹋一頓以後，總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這樣開始的。這以後，也不見得好過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麗扎向我走來，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樂譜，已經完全準備好，要到音樂學院去了。她二十二歲。
她的模樣顯得還要年輕一點，長得漂亮，有點象我妻子年輕的時候。她溫柔地吻我的鬢角和手，說：“早，爸爸。你身體好嗎？”
她小時候很喜歡吃冰淇淋，我常得帶她上糖果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淇淋是一切美好東西的範例。要是她想稱讚我，她就說：“你是奶油冰淇淋，爸爸。”我們常把她的這一個小手指頭叫做阿月渾子冰淇淋，另一個叫做奶油冰淇淋，第三個叫做馬林果冰淇淋等等。往常她來問我早安，我總要把她抱起來，放在我的膝頭上，吻她的小手指頭，說：“奶油冰淇淋，……阿月渾子冰淇淋，……檸檬冰淇淋。
……“
現在呢，拗不過老習慣，我還是吻着麗扎的手指頭，喃喃地說：“阿月渾子冰淇淋，……奶油冰淇淋，……檸檬冰淇淋。
……“可是我的聲音完全不一樣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淇淋一樣，自己也覺得難爲情了。臨到我女兒走到我面前，用嘴脣碰一碰我的鬢角，我卻打個冷戰，好象有一隻蜜蜂螫了我的鬢角似的，我勉強笑一笑，把臉扭開了。自從我害失眠症以來，有一
個問題象釘子那樣釘在我的腦子裡：我女兒常常看見我這個老頭子，這個名人，爲了欠僕役的工錢而痛苦得滿臉通紅，她也看見由小小的債務帶來的煩惱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連走上好幾個鐘頭，想心事；可是爲什麼她就從來沒有一回瞞着母親，悄悄地來到我的身邊，湊着我的耳朵小聲說：“爸爸，拿去吧，這是我的表、鐲子、耳環、衣服……。
把它們統統拿去典當了吧，你要錢用。……“？她既然明白她母親和我要面子，極力把我們的貧窮瞞住外人，那她爲什麼不放棄學音樂這種昂貴的享受呢？我不會收下她的表、鐲子，也不會要她犧牲音樂，求主保佑我，我所需要的並不是這些。
同時我也想起了我的兒子，那個在華沙的軍官。他是個聰明、正直、頭腦清醒的人。可是我覺得這是不夠的。我想：要是我有個老父親，要是我知道有些時候他窮得害臊，那我就會把軍官的職務交給別人去幹，自己情願做僱工。關於孩子的這一類想法敗壞了我的情緒。這樣想有什麼好處呢？只有心胸狹窄、滿懷憤恨的人才會因爲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對他們抱惡感。
可是，這些不提也罷。
到九點三刻，我得去給我那些可愛的孩子們講課了。我穿好衣服，順着街道走去。這條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對我來說它已經有它自己的歷史了。那兒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開着一家藥店，這兒從前是一所小房子，開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裡構思我的學位論文，給瓦麗雅寫第一封情書。我是用鉛筆在一張上端標着“Historiamorbi”⑥字樣的紙上寫的。那兒有一家食品雜貨店，當初是一個猶太人開的，他賒給我紙菸，後來由一個胖太太經營了，她喜歡大學生，因爲“他們人人都有娘”，現在呢，那裡面坐着一個紅頭髮商人，是個很冷淡的人，用銅茶壺喝茶。這兒是大學的破敗的、多年沒修過的大門，穿着羊皮襖、煩悶無聊的看門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個新從內地來的、生氣勃勃的、以爲科學的宮殿真是宮殿的孩子的心上，這樣的大門是不會留下什麼良好印象的。一般地說，在俄羅斯悲觀主義的歷史上，大學校舍的頹敗，走廊的陰森，牆上的污跡，光線的不足，臺階、衣帽架、凳子的淒涼的模樣，在造成這種傾向的衆多原因當中佔首要地位。……那兒是我們的校園。我覺得從我做大學生的時候起到現在，它既沒變得好一點，也沒變得差一點。我不喜歡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樣的菩提樹、枯黃的金合歡、剪了枝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兒栽上高高的松樹和好看的橡樹，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學生的情懷是由環境造成的，那麼他們在求學的地方無論走到哪兒，眼前所看見的只應當是高大的、健壯的、優雅的東西纔對。……求上帝別讓他們瞧見那些細瘦的樹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牆壁、蒙着破爛漆布的門纔好。
我一走到平時進出的門廊，門就打開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齡、同名字的看門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讓進門去，一面嗽着喉嚨說：“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溼了，他就說：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後他跑到我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門都替我推開。到了我的辦公室裡，他就小心地爲我脫掉皮大衣，趁這機會跟我講點大學裡的新聞。大學裡所有的看門人和校工彼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全校四個系、辦公處、校長室、圖書館裡出了些什麼事，他都知道。他有什麼事情不知道呀！遇到學校裡發生了什麼大事，比方說，校長或者系主任辭職了，我就聽見他跟年輕的校工聊天，談到補缺人的名字，而且說某某人不會得到部長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這個職務，然後捕風捉影地、詳盡地談到辦公室裡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長和督學大概在進行秘密談話等等。如果把那些細節除外，他的話差不多總是對的。他對每個補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種形容是別緻的，可又正確。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讀學位論文，開始教書，退休，或者去世，那儘可以靠這個老兵的廣博記憶來幫忙。他不但會告訴您哪年哪月哪天，還會講到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經過情形。那樣的記性是隻有滿懷愛心的人才會有的。
他是大學傳統的保護人，他由前輩的看門人那裡接受了許多大學生活掌故這樣一份遺產。他還給這份財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務期間得來的許多寶貝。要是您想聽，他就可以給您講許多長長短短的故事。他會講到有些了不起的學者什麼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鑽研的人一連幾個星期不睡覺，很多的人爲科學受難和犧牲。在他看來，善戰勝惡，弱者永遠征服強者，聰明的征服愚蠢的，謙虛的征服驕傲的，年輕的征服年老的。
……那些傳說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爲真，不過把它們濾一下，您就會在濾器裡找到您需要的東西：我們的優良傳統和大家公認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
在我們這班人當中，學術界的全部新聞只限於某些老教授精神異常恍惚的趣聞以及關於格魯別爾⑦、關於我、關於巴卜辛⑧的兩三個笑話罷了。可是對於知識界來說，這點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們知識界都象尼古拉那樣熱愛科學、科學家、學生，那麼早就會出現有關它的寫成文字的完整的史詩、故事、言行錄了，可惜這樣的文獻直到現在還沒有。
尼古拉跟我講完新聞以後，就做出一臉的嚴肅神情，我們開始談正事了。要是在這種時候有個外人聽到尼古拉隨口說出許多學術名詞，那他也許會以爲尼古拉本來是個學者，卻假扮成一個兵。順便說一句，關於大學的校工有學問的傳言是大大誇張了的。不錯，尼古拉知道一百多個拉丁詞，會把骨架拼湊起來，有時候還會準備實驗標本，引一句課本上的文縐縐的長句逗學生髮笑，可是，舉例來說，對血液循環這種絕不復雜的原理，他現在仍舊跟二十年前一樣茫然無知。
「註釋」
①皮羅戈夫（１８１０—１８８１），俄國外科學家，解剖學家。
②卡維林（１８１８—１８８５），俄國教授，法學家，歷史學家。
③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一個多餘人的日記》中的女主人公。——俄文本編者注
④這是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施皮爾哈根（１８２９—１９１１）的一部長篇小說。——俄文本編者注
⑤莎士比亞所著劇本《奧賽羅》中的人物。
⑥拉丁語：病歷。
⑦格魯別爾（１８１４—１８９０），俄國醫學教授，解剖學家。
⑧巴卜辛（１８３５—１８９１），俄國生理學家。
在我的辦公室裡，我的解剖員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坐在桌子邊，低下頭在看一本書或者一個實驗標本。他是個勤懇謙虛、可是缺乏才分的男子，年紀在三十五歲上下，頭頂已經光禿，肚子已經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許多書，凡讀過的都記得清楚，在這方面他簡直不是人，而是金子。在別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貨車的馬了，或者換句話說，是個書呆子。
他眼界狹隘，只注意他的專門學識，一超出他的專門學識，他就跟小孩一樣幼稚——這就是他缺乏才能、好似一匹拉車的馬的特徵。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走進辦公室，說：“想想看！多麼不幸！據說斯科別列夫①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畫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卻轉過身來對着我，問道：“這個斯科別列夫是什麼人？”
還有一回（比這回稍稍早一點），我告訴他說，彼羅夫②教授死了。這位親愛的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卻問道：“他是教什麼的？”
看來，即使巴蒂③湊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國的大軍侵入俄羅斯，即使發生了地震，他也不會動一動胳膊或者腿，而會仍舊眯細眼睛，心平氣和地看他的顯微鏡。一句話，海枯巴④跟他毫不相干。我倒恨不能看一看這塊麪包幹到晚上是怎樣跟他的妻子一塊兒睡覺的。
另外一個特徵是他狂熱地相信科學的正確性，尤其是相信德國人所寫的一切話的正確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實驗標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瞭解使得天才頭髮變白的懷疑和失望。他對權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獨立思考的要求。
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難的，要跟他爭論也不可能。一個人既然深信醫學是最好的科學，醫師是最好的人，醫學傳統是最好的傳統，那就請您跟他去辯論吧。在醫學的不幸歷史中只有一個傳統流傳下來，那就是現在醫師們仍舊繫着的白領結。對學者乃至一般的受過教育的人來說，只可能有一個共同的大學傳統，並沒有醫學、法學等傳統的分別。可是要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承認這一點是困難的，他準會爲這個跟您一直爭論到世界末日。
對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這一輩子會準備好幾百個非常精確的實驗標本，會寫出許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穩的論文，準確地譯出十來篇文章，可是卻幹不出什麼大事來。要做那種事業就得有想象、發明和才能，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沒有這類東西。總之，他不是科學的主人，而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尼古拉，壓低了聲音說話。我們感到有點不自在。隔着門聽見講堂裡象海浪翻騰的嗡嗡說話聲，人就會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三十年以來，我對這種感覺還沒習慣，可是它每天早晨都會產生。我煩躁地扣上我禮服的扣子，問尼古拉幾個不必要的問題，發脾氣。……好象我害怕似的，不過這不是膽怯，而是另外一種感覺，究竟是什麼感覺，我也說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來。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說：
“怎麼樣？現在是去的時候了。”
我們就按次序走進講堂，打頭的是尼古拉，拿着實驗標本或者圖表，接着是我，那匹拉車的馬斷後，他謙虛地搭拉着腦袋；或者，必要時，打頭的是一個上面躺着死屍的擔架，死屍後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進去，學生們就都站起來，然後坐下，海洋似的喧譁聲忽然停了。一片安靜。
我知道我要講什麼，可是不知道怎麼講，從哪兒開頭，哪兒結束。我的腦子裡還沒準備好一句話。可是我只要往講堂裡掃一眼（講堂造得象一個圍繞着我的圓形劇場），說出那句老套頭的話：“上一回我們講到……”一長串的句子就從我的靈魂裡飛出來，我一口氣講下去了！我很快地、興沖沖地講着，打都打不住，倒好象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攔住我的話似的。如果要講得好，那就是說，如果要講得不枯燥，使聽講人得益，那麼除了才能以外還得有技巧，有經驗，對自己的力量，對自己所講的內容，對聽課的那班人，都得有極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要胸有成竹，目光敏銳，一忽兒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個好指揮，在發揮作曲家的思想的時候，要同時做二十件事：又要瞧樂譜，又要揮指揮棒，又要注意歌者，還要時而朝鼓手，時而朝圓號手做個手勢等等。我講課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張彼此不相象的臉，三百隻眼睛直視着我的臉。我的目的就是降伏這個多頭的怪物。在我講課的每一分鐘裡，要是我清楚地瞭解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被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個對手則在我自己的腦海裡。那就是五花八門的樣式、現象、法則，以及受它們制約的我和別人的許多思想。我得隨時有本事從一大堆材料裡撿出頂要緊、頂必需的東西，隨着我的滔滔不絕的話語趕快把我的思想裝在一種能夠使那個怪物聽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裡面；同時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腦子裡積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樣說出來，而要按一定的次序講，這是正確地組成我要描繪的那個畫面所必需的。還有，我極力使我的語言合乎規範，使定義簡短而準確，使話語儘量樸素優美。我得隨時控制自己，記着我所能支配的時間只有一小時零四十分鐘。總之，要做的事不少。人得同時做科學家，教師，演說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說家勝過了教師和科學家，或者倒過來，那就糟了。
講了一刻鐘、半個鐘頭以後，我就會發現學生們開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納捷維奇，這個在找手絹，那個在椅子上動彈着，想要坐得舒服點，還有人想心事出了神，臉上現出微笑。……這意味着他們的注意力疲乏了。那就得想辦法才成。
我趕緊抓住機會，說一句俏皮話。一百五十張臉就都現出歡暢的笑容，眼睛快活地發光，一時間又可以聽見海洋般的喧譁聲。……我也笑了。他們的注意力重新恢復，我可以接着講下去了。
不管什麼樣的體育運動，什麼樣的玩樂或者消遣，都不及講課那樣能夠給我這樣多的快樂。只有在講課的時候我才能夠生出滿腔的熱情，我才明白靈感不是詩人的胡謅，它實際上確實存在。我想，我每回下課後所感到的那種舒服的疲勞就連赫拉克勒斯⑤在幹完聳人聽聞的英雄業績以後也不見得會體驗到。
這是從前的情形了。而現在呢，我講起課來卻只覺着受罪。還沒講完半個鐘頭，我就覺得肩膀和兩條腿疲乏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習慣坐着講課。過了一分鐘，我又站起來，仍舊站着講，後來又坐下了。我的嘴巴發乾，喉嚨發啞，腦袋發暈。……爲了要把這種情況瞞過聽講人，我就不斷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彷彿因爲着了涼纔講不下去似的。我說些不得當的俏皮話，臨了，不到鐘點就宣佈提前下課了，而我主要是感到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訴我：我現在所能做的頂好的事就是對那些孩子講最後一堂課，跟他們告別，給他們祝福，把我的職位讓給一個比我年輕、比我強壯的人。可是，讓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氣本着良心辦事。
不幸，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神學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壽命不出半年了。看起來，我目前應當關心的似乎主要是墳墓裡的黑暗問題、我在地下長眠後會夢見什麼幻象的問題了。可是不知什麼緣故，雖然我的頭腦充分領會那些問題的重要性，我的靈魂卻不肯承認。現在我雖然面臨死亡，但卻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樣，仍舊只對科學感到興趣。直到我嚥氣的時候，我仍舊會相信科學是人類生活中頂重要、頂美好、頂必要的東西，相信科學素來是而且將來也是愛的最崇高的表現，相信人類只有憑藉它，纔會征服自然和自身。這種信心也許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這個，而不相信別的，那卻怪不得我。我沒法戰勝我心中的這種信念啊。
不過問題不在於此。我只要求人們體諒我這種弱點，要求人們瞭解，把一個關心骨髓的發展史勝過關心宇宙的終極目的的人硬從講臺上拉下來，硬叫他跟他的學生分手，那就等於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裡，釘上蓋子一樣。
由於失眠，也由於極力剋制我那漸漸增長的衰弱，在我身上起了一種古怪的變化。我上課講到半當中，眼淚會忽然使我的喉嚨哽住，我的眼睛就發起癢來，我生出一種熱烈、急切的慾望，恨不能向前伸出兩隻手，大聲地訴一訴苦纔好。我想提高嗓門喊叫：我，一個著名的人，卻被命運判處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個人上這兒來佔據這個講堂。我要大聲喊叫，說我中了毒。以前我從來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的殘餘歲月，老是象蚊子似的螫我的腦筋。碰到這種時候，我的情形顯得那麼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聽講人都害怕，從坐位上跳起來，心驚膽戰，拼命喊叫，紛紛向門口跑去纔好。
捱過這樣的時光是不容易的。
「註釋」
①斯科別列夫（１８４３—１８８２），俄國將軍。
②彼羅夫（１８３３—１８８２），俄國畫家。
③巴蒂（１８４３—１９１９），意大利歌劇演員，曾數次在俄國演出。
④海枯巴是希臘傳說中特洛伊王普里安之妻，在特洛伊戰爭中失去了丈夫和幾乎所有的孩子，本人也被俘，最後死去，在古典文學中，她成爲極端悲痛和絕望的象徵。
⑤希臘神話中一個力大無比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