擡起頭來，看着窗外漸漸變濃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會，嘆息一聲，對趙禎道：“天下治亂興亡，後人評點起來，總是要說哪一個是庸君，哪一個是奸臣。天下若無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來，以天下之大，豈是一二人能夠禍亂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體，祖宗家法，諸事立制，卻不應該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趙高、李斯爲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趙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卻不是亡在這暴君奸臣的手裡。秦之亡，實因其暴政而亡，後世當引以爲戒。”
趙禎道：“秦之亡於暴政，先賢論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義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與暴政無關。突然之間，怎麼說起秦之興亡來。”
徐平捧笏：“仁義治天下，仁之一道，固無可言，而義之一字，實是一言難盡。臣言天下大事，無外文武。對內曰文治，對外曰武功。文治不可興於外，武功不可取於內。是故文歸於仁，武起於義也。對內不施不仁之政，對外不興不義之兵，此朝廷之職也。對外稱仁，不識大體，如婦人持家不分內外。滿朝臣僚，對內示義，則有異心。天下大義，必操之於人主。是故臣爲宰相，變法理政，當受天下之怨，而恩歸於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聰明，自能盡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於陛下，只是告之後人，臣爲政之舉，多有不得己而爲之之處。後人當深知，此政只是有利於此時此地，不可因循。”
後人經常諷刺中國古代，不管什麼事都是皇上英明，壞了事是有奸臣。其實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怨歸於己，恩歸於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嗎？自己同意來做大臣，皇帝把大權給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麼原因，都得甘心受罰，哪裡能夠一點委屈不受。
趙禎聽了，從案後站起來，對徐平道：“朕召宰相來，正要諮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當攜手併力，拯民疾苦，讓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爲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時因地而異。此時之善政，百年之後或爲惡政，此時去除之弊，百年之後或有利於當世。政因於時，因於地，一時舉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爲政者當深知，查其時，查其地，而用治世之術。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劍故事。自上古而及於今世，欲變法者不可計數，成者有之，敗者有之。若論變法之功無大於秦用商鞅，用商鞅之術秦富而強，終滅六國，一統天下。秦用商鞅之術變法而致國強，商鞅終受車裂之刑，後來者豈不震怖！用一術，治國者只是取其利於當時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種，時移世易，其利漸盡，弊端漸顯。當此時也，治國者當別求一術，取利而暫抑其弊。以仁義行天下，此治國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於萬世。道之下治國之術，只是一時權宜之計，利盡弊顯之時，治國者當別尋治國之術。書生不知世事通達，見一時之榮，而百年之後漸枯，則跣足而舞，告於天下。爾曹皆愚笨，矇昧無知，爲人所欺，聰明如我者，則見其功成之時，敗因已種。天下之亡，不亡於某某，實亡於建大功之人也！”
聽了這番話，趙禎一時怔住。就連一邊記錄的吳育也擡起頭，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間怎麼說出這番話來。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劇必不可能，說起來又有何用？
爲什麼說這番話？因爲接下來徐平要講的，就是從現在的勢力人家手中奪社會生產的剩餘了。他憑着前世的見識，隨着生產力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並不會真讓勢力人家變窮。所謂奪，也不是真地奪，只是後面的發展成果，勢力人家分到的份額會變小。然而有的人就是這樣，記仇不記恩，便宜沒夠，吃虧不玩。別人賺十貫錢他賺五貫，便就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沒有一個好人。有這種人在，徐平的話又說得這麼明白，必然有人會在以後罵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處，還是刻薄。
話說明白，是爲了後人着想。用欺瞞小術，只是贏了一時，而落罵名於後世。
說起商鞅變法，書生之見，是因爲他突然記起來，前世學到的文章裡，有人爲了影射王安石，就是這麼說商鞅變法的。這個人就是蘇軾，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試的時候機緣巧合，唯有他們兩人一起說幾句話。通過程浚，徐平知道了蘇洵，不過此時的蘇軾兄弟都還是剛會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這麼兩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來，那真是能把黑的說成白的。因爲反對王安石變法，蘇軾便就寫一篇文章，別起新意，說秦國富強跟商鞅一點關係都沒有，滅亡倒全是起因於他。蘇軾寫這篇《商鞅論》，本意藉着貶低商鞅和桑弘羊，對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罵槐。後世又有小文人，見了這立論，以爲發現了什麼了不得的大道理，一驚一乍地說你們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爲用了商鞅滅亡的。
讀書人中，最怕小文人。這種人自我意識過剩，對上羨慕嫉妒恨，對身邊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顧。一與身邊人議論起來，那就是自己有經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無眼，自己不得重要罷了。等到與上面相處，則點頭哈腰，拼命巴結。無奈的事情，下層的輿論受這種小文人影響最深，流言廣佈。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來，就黑白顛倒。
徐平前世有一個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從某國的哪個不入流大學留學回來，因爲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領導眼中遠勝於自己這個土舉人。平時說起事情來，經常就是不屑顧地來上一句，你說的這些，人家外國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問起如何如何來，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他沒有一樣能連起來說順溜的。因爲身上帶了洋味，說得再不順溜也是永遠對徐平不屑一顧，你還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順眼，但他終究是個文人，在以文治國的時代，社會地位就不是你能夠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這些，什麼治國理政的大道理，最終還是要變成一條一條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層解釋這些措施，主持具體的施政舉措的，有很多是這種人。爲什麼作爲一個千年後來的人，徐平不反對官吏之分？實在是怕了他們，最好留在吏這一層。
做着宰相，進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時有反對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後來人，當這些改革措施利盡弊顯的時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這個改革的先行者一腳踹倒在地。壓了自己，再把這個時候的措施反過來用。時代不同了，這個時候不行的那個時候說不定就行了，現在行的那個時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識形態混亂。
見趙禎和吳育兩人的神色怪異，徐平道：“道與術，雖有相近之處，萬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術而興。大道不變，江山永固；小術輒變，天下屢興。世之謂變法，實是治國之術利盡弊顯之時，別取一術而已。不可據道而問國因何未興，亦不可因一術興國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興，術耳；秦之亡，棄道而取術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義之道對陛下。但當朝理政，必用某術。術之爲術不爲道，蓋其必有利弊兩端，臣此時以此術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暫抑其弊。後來理政者當深知，利盡弊顯之時，當變其術。”
道就是意識形態，術就是一時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在政權維護統治和抑制剝削的兩面性之間搖擺。決定了如何看待剝削，就決定了意識形態，不同的意識形態可以用同樣的施政措施，但卻有不同的目的，用來解決不同的問題。不要以爲用了同樣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樣的意識形態了，那樣就喪失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資本主義會有凱恩斯主義，不能據此認爲有了社會主義成分，只是用這些政策措施進行階級調和而已。不調和，剝削的烈度已經讓社會不能發展了。而到了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剝削烈度的調整或許有相似的行政舉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會相同，相同就有問題了。
徐平前世的那個同事，最喜歡掛在嘴邊的就是納稅人，緊跟的另一句就是當年我在國外如何如何。用納稅人這個詞來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識形態。
認爲剝削理所當然的，養一個政權來調和矛盾是不得已，纔有納稅人意識。我向這個政權納了稅，便應當得到什麼待遇，不合心意就要罵，政權要認真對待他們的關切。而那些窮得不納稅的人，對不起，政權不爲你服務。那些富得不納稅的人，你覺得不順眼，政權爲什麼不逼他們盡義務？對不起，那是政權的主人，政權管的是最廣大中間階層。你想當納稅人，得到納稅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這個政權有主人，幫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認爲剝削不應該，只是不得不暫時忍受的，你的權利和義務與納稅無關，納稅只是你必盡義務的一項而已。不管你納不納稅，都應該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看起來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其實有着兩種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