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爭與古田會議
羅平漢
1929年底召開的古田會議（即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建黨建軍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項。這個會議的召開，與此前紅四軍內部在如何建黨建軍問題上曾發生的一場爭論密不可分。過去一段時間，出於爲尊者諱的緣故，相關黨史著述寫及古田會議時，對於這場爭論的介紹常常是語焉不詳。在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這裡擬對這段歷史再略作個人的分析與判斷。
一、紅四軍軍委的“暫時停止”與重設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德率領的湘南起義軍，在江西寧岡縣的礱市會師。兩軍會師後，在礱市的龍江書院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根據中共湘南特委的決定，兩軍合編爲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毛紅軍”由此而來。接着又召開中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爲書記，朱德、陳毅等爲委員的第四軍軍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別委員會，選舉毛澤東任特委書記。隨後不久，第四軍軍委進行改選，由陳毅任軍委書記。
這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給紅四軍（1928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規定各地工農革命軍改稱工農紅軍）發來指示信，要求取消紅四軍軍委，另成立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與湘南黨務及羣衆工作。中共湖南省委還指定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宋喬生及兵士一人、農民同志一人組成，毛澤東爲書記，毛澤東、朱德、龔楚爲常委。至於毛澤東此前所任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一職，則由中共湖南省委派來的楊開明繼任。
7月中旬，由於中共湖南省委派來紅四軍的代表杜修經堅持省委決定，要求紅四軍去湘南活動。紅四軍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決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將軍委改稱爲前委，因毛澤東在永新，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會後，前委指揮紅四軍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兩個團（原湘南起義部隊）前往湘南郴州；毛澤東以黨代表名義指揮第三十一團、第三十二團留在井岡山。7月下旬，前往郴州的部隊遭受重大損失，其中第二十九團幾乎全部散失。8月23日，毛澤東率第三十一團在湖南桂東與朱德、陳毅率領的第二十八團會合。當晚，紅四軍前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重返井岡山，並取消前委，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部隊行動，以毛澤東爲書記。
此前的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澤東及紅四軍前委，認爲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並指出：“前敵委員會的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而以毛澤東爲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同時即是最高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爲書記。”信中還提出，前委所管轄的範圍“當然要由環境決定”，暫時可包括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各縣，“所有這一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至於前委同江西、湖南兩個省委的關係，中共中央要求“如前委在江西境內時受江西省委指導，在湖南境內時受湖南省委指導，同時與兩個省委發生密切關係”。
朱、毛收到中共中央這封信時，已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6月4日的來信，並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重新成立紅四軍前委，由毛澤東、朱德、譚震林（地方黨部書記）、宋喬生（工人）、毛科文（農民）五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選舉23人組成軍委，由朱德任書記，陳毅改任士兵委員會秘書長。當時，紅四軍前委和軍委的書記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軍委隸屬於前委，軍委委員的名單由前委指定。
1929年1月，紅四軍前委在寧岡縣的柏露村召開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常委及邊界各縣黨組織負責人和紅四軍、紅五軍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彭德懷率紅五軍留守井岡山。2月初，紅四軍到達湘粵贛三省交界的羅福嶂山區時，前委在這裡召開擴大會議。此次會議鑑於部隊行軍打仗和軍情緊急，爲了減少領導層次，決定“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朱德的軍委書記一職也暫時停止。對於這個情況，同年9月陳毅在向中共中央報告紅四軍的黨務工作時也說：“四軍出發贛南，前委在事實上隨軍走，所以只能管軍隊，至多連〔達〕到某地做一點巡視地方黨的工作，同時軍隊每日行動均須決定，因此覺得軍委前委發生重複，遂將軍委停止職權，由前委直接指揮兩個團委，及特務營委及軍部特支，頗覺便利敏捷，同時前委權力超過特委軍隊行動脫離了地方主義的束縛。”
這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朱毛紅軍撤離井岡山後的行動方針問題。由於當時中共中央對紅四軍的情況不很瞭解，自中共六大組成的新的中央回國後，半年內幾次派人送信給朱、毛，但始終未能聯繫上，中共中央對此“莫不勝焦念”。紅四軍撤出井岡山在贛南一帶遊擊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從報紙上的報道中得知的。爲此，中共中央認爲，在目前形勢下，紅四軍很難形成一個大的割據局面，部隊應分散活動，朱德和毛澤東應當離開紅四軍，以減少敵人的目標。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信給紅四軍。此信史上稱之爲“中央二月來信”。
“中央二月來信”的全稱，是《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信——關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軍事策略》。信中強調：“目前黨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發展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主要的是產業工人支部）與領導工農羣衆日常生活的鬥爭和組織羣衆。”“因此，你們所領導的武裝力量也宜在這一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前面重新下一責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會的指示，早就告訴你們應有計劃地有關聯地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共中央要求紅四軍“在適宜的環境中（即是非在敵人嚴重的包圍時候）可能的條件下（依照敵人的軍力配置和我們武裝羣衆的作戰能力與鄉土關係）”，將武裝力量分編散入各鄉村去。部隊的大小可依照條件的許可定爲數十人至數百人，最多不要超過五百人。“這些分編的部隊必須互有聯絡互相策應，且須儘可能地散在農民中間發動農民的日常鬥爭走入廣大的土地革命。”
來信還要求朱、毛離開部隊到中央工作，並且說：“兩同志在部隊中工作年餘，自然會有不願即離的表示，只是中央從客觀方面考察和主觀的需要深信朱毛兩同志在目前有離開部隊的必要：一方朱毛兩同志離開部隊不僅不會有更大的損失且更利便於部隊分編計劃的進行，因爲朱毛兩同志留在部隊中目標既大，徒惹敵人更多的注意分編更多不便，一方朱毛兩同志於來到中央後更可將一年來萬餘武裝羣衆鬥爭的寶貴經驗貢獻到全國以至整個的革命。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後，不應囿於一時羣衆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4月3日，毛澤東、朱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4月5日，中共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對此進行討論。會後毛澤東根據會議所討論的情況給中共中央覆信，認爲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不贊成將隊伍分散到農村遊擊和朱毛離開紅四軍，強調：“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隨後，中共中央不再堅持朱、毛離開紅四軍，也沒有將朱毛認爲能“勝過”他們的劉伯承和惲代英派來（劉伯承後來到了中央蘇區，但已是1932年1月的事了），而將剛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劉安恭派來了。
劉安恭是這年5月上旬來到當時紅四軍的駐地寧都的。劉安恭是四川永川（今屬重慶）人。1918年赴德國留學，第二年在比利時加入第三國際。在德國期間，劉安恭結識了朱德、章伯鈞等中共旅歐支部的成員，“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們成爲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1924年，劉安恭回國後，被派往四川軍閥楊森部做秘密工作，公開身份是楊部參謀和成都市電話局局長。不久，楊森在四川軍閥混戰中被逐出成都，駐紮在萬縣，楊森讓劉安恭署理兵運事務，爲自己招兵買馬。1926年8月，朱德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前來萬縣做楊森部的統戰工作，與劉安恭再次相遇。同年9月“萬縣慘案”發生後，劉安恭因策動楊森部一個團易幟，遭楊通緝而潛往武漢。不久，朱德也離開楊森部隊去了武漢。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導團任團長，劉安恭任副團長。劉參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前往蘇聯高級射擊學校學習。1929年初，劉從蘇聯回國，隨即被中共中央任命爲特派員，前往紅四軍工作。
劉安恭在蘇聯學習過軍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來的，毛澤東和朱德對他的到來自然很重視，於是紅四軍前委決定恢復2月初曾“停止辦公”的軍委，並由劉安恭擔任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這樣說：“去年十一月以前全軍有軍黨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後，組織比前妥。前委設軍委管轄前委的各級黨部（團委營連委支部）兼及地方赤衛隊，前委於指導紅軍之外還有對地方黨部指導。今年一月四軍從湘贛邊界出發向閩贛邊境，每日行程或作戰，在一種特殊環境之下，應付這種環境，感覺軍委之重疊，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導之下組織委員會。現在因時間開長而發達紅軍數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顧不來，遂決定組織軍的最高黨部，劉安榮〔恭〕同志爲書記兼政治部主任。”
報告中所言重新恢復軍委，主要是“因時間開長而發達紅軍數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顧不來”，固然也是事實。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起初在贛粵邊境的大庾、信豐一帶活動並不順利。
不過，到了2月之後，紅四軍的情況有了改觀。2月9日，也就是農曆除夕這天，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消滅了一直尾追紅四軍的國民黨軍獨立第七師（師長劉士毅）的兩個團大部，俘敵團長以下800餘人。隨後，進佔寧都縣城，並在李文林等人創建的東固根據地休整了一個星期。3月中旬，攻佔福建長汀縣城，殲敵2000餘人，繳槍500餘支，擊斃敵旅長郭鳳鳴。還在這裡利用繳獲的敵人被服廠，趕製了4000套軍裝，這是紅四軍自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了統一着裝。佔領長汀後，紅四軍回師贛南，在寧都、瑞金、興國一帶活動，建立三縣縣級革命政權。5月，紅四軍第二次入閩，攻佔龍巖、永定等縣城。
在這個過程中，紅四軍自身也得到一定的發展。這年6月1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紅軍第四軍一二三縱隊由大庾失敗退到贛南時人數由三千六百，減至三千，計損失六百（內有百餘名受傷與病，現在東固療養實際損失二百）。六日都（此處可能是指寧都，大柏地位於寧都瑞金兩縣交界處，但屬於瑞金，引者）大柏地對劉旅一戰幸已補充，但因沒有兵提，將所有之槍給江西紅軍第二團去。三個月來，人數增加一千六百，槍數增加五百（汀州、寧都、龍巖、坎市四役共得槍八百支，三百多等壞些的發給地方赤衛隊去了），連原有共計二千。”“現在計在前委管轄下與前委有發生關係的共有三個部隊，一是四軍一二三縱隊，槍二千，這是主力，二是湘贛邊界部隊有槍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團槍一千，共計四千五百槍。這三部分大體說都可說是有相當的戰鬥力的正式軍隊，都是從最困難的反革命**下創造出來的。”
從毛澤東的這個報告中可以看出，大柏地戰鬥之後的幾個月，紅四軍確實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增加了一千多兵力，並且配合地方黨組織建立了幾個縣的革命政權，但這恐怕不是恢復軍委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是，劉安恭來頭大——中共中央直接派來，而且又有國際背景——在蘇聯學習，所以朱、毛對劉的到來十分重視，先讓劉擔任軍政治部主任（這一職務原本是毛澤東兼的），後又於5月23日攻佔龍巖城後，前委決定成立臨時軍委，並由劉擔任軍委書記。一時間，劉成了紅四軍內僅次於朱、毛的第三號人物。
時下一些人對以毛澤東爲書記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此間設立臨時軍委之事頗有微詞，意即毛澤東實際上在紅四軍搞個人專斷，軍委書記這樣重要的職務，他想取消就取消，他想恢復就恢復。筆者認爲，這件事恐怕與毛澤東搞個人專斷難以直接掛上鉤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設事的需要。因爲劉是中央下派的“欽差大臣”，又有在莫斯科啃過洋麪包、喝過洋墨水的背景，在那個全黨對蘇聯普遍崇拜的年代，凡是從莫斯科回來者多少都帶有神聖的光環。現在劉安恭來了，如何給他在紅四軍內安排一個合適的職務，是以毛澤東爲首的紅四軍前委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二、朱毛之爭的起因
離開井岡山之後，由於“處境困難，屢遭挫折，於是，紅四軍內部，包括高級領導幹部中，對井岡山時期以及下山後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產生了各種議論。對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係、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爭論更一直不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後，這些爭論又逐漸發展到基層。而劉安恭的來到和這個臨時軍委的設立，進一步加劇了紅四軍內部的這場爭論，並且涉及毛澤東和朱德，也就是史上所說的“朱毛之爭”。
在“朱毛之爭”中，劉安恭自然是一個關鍵人物，有的著述中甚至說在這場爭論中，他和林彪“起了很壞的作用”。劉與林彪的一些言行，使爭論得以激化固然是事實，但如果將這場“朱毛之爭”的責任都歸結到他們兩人身上，似乎將歷史簡單化了。
引發“朱毛之爭”的，其實並不在於是否設立臨時軍委，而是前委與軍委之間的職權如何劃分。其導火線就是劉安恭擔任軍委書記一職不久，就作了一項限制前委權力的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事。曾經歷過這場爭論的蕭克曾在《朱毛紅軍側記》一書中回憶說：“問題就出在新組織的軍委。劉安恭在軍委會討論工作時，對上級機關——前委作了條決議，‘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對這條決定，許多人就覺得不合適，下級怎麼能決定上級的權力範圍呢？從而議論紛紛。”時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的江華也在其回憶文章中說：“他（指劉安恭，引者）剛由蘇回國不久，不瞭解中國紅軍發展歷史和鬥爭情況，就主張搬用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並在他主持的一次軍委會議上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這個決定限制了前委的領導權，使前委無法開展工作。顯而易見，這個決定是錯誤的，是不利於革命鬥爭的，自然引起許多同志的不滿。這時，原來在井岡山時期即存在的關於紅軍建設問題又開始議論起來，一些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也頗有表露。”
劉安恭主持的軍委作出這樣的決議，顯然是違背中共中央精神的。當時中共中央在關於紅四軍工作的指示中說得很清楚，前委不僅領導所在紅色區域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在前委之下組織軍委，也就是說軍委是前委的下級組織，現在作爲下級的軍委竟然對其上級前委作出限制性的決定，作爲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對此不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問題在於劉安恭爲書記的軍委能作出這樣一個決定，似乎並不完全是劉個人所爲。他初來乍到，對於紅四軍可以說是人地兩生，雖然有“欽差大臣”的身份，但這樣一個決定的作出，至少說明軍內負責的幹部中，有部分人對此決定是贊成或者同情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毛之爭”表面看是前委與軍委之爭，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簡單。
對於這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毛澤東傳（1893—1949）》是這樣論述的：“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紅軍的環境相當艱苦。部隊中，包括領導層中，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這時，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對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一些正確主張任意指責。這就促發了紅四軍黨內關於建軍原則的一場爭論。”
可見，這場爭論所涉及的，並非只是前委與軍委的職權劃分問題，也並非劉安恭來後才發生的，只不過由於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後加劇了這場爭論而已。
1929年9月，陳毅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提到這個問題。他說：“因四軍是由各種自有其本身奮鬥的歷史部隊而組成，混編的辦法始終未執行，因此歷史的殘餘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腦中，武昌出發（毛部）南昌出發（朱部）的資格在軍隊中是有相當的尊重的，尤其軍隊的習慣，一班，一排，一連，一營，一團，生活各爲一集團，農民的自私關係，自然要劃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團體主義的色彩就很濃重，各團爲各團爭利益，如〔各〕營爲各營爭利益，各連爲各連爭利益，如槍彈人員之類則主張自己要多，如擔任勤務則主張自己要少一點，尤其各連還有同鄉關係，廣東人，湖南人，北方老鄉，他們總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這一類人爲最能幫忙自己的。”當時紅四軍中下級幹部有這種“小團體”主義，那麼軍中高級幹部的情況如何，陳毅報告中沒有提及，恐怕也很難說一點也沒有。
還應該看到，紅四軍雖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但畢竟有相當部分是由原來的國民革命軍脫胎而來。在國民革命軍中，雖然也有黨代表制，有政治工作人員，但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在軍隊中的地位與作用，與紅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某種程度上，紅軍中的黨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員的地位或許還要高出同級軍官，這就難免使一些軍官不習慣。陳毅在報告中同樣提及這個問題。他說：“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常常發生糾紛，恍惚是國民革命軍舊習一樣。前委爲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可以有四個方式：一個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平等（結髮夫妻式），結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員權力只限於政治訓練，這樣軍官權力過大，政治人員會變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紅軍二四團的辦法，軍官須聽命於政治工作人員，這樣成了父子式了。四，軍官與政治人員平等，由黨內書記總其成，一切工作歸支部，這樣可以解決許多糾紛，劃分職權，但這要許多人才了。”其實紅四軍內部發生這場爭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新型人民軍隊在初創時期難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劉安恭的到來加劇了這場爭論，用《毛澤東傳》所說的“促發”倒也貼切。劉的第一“促”，就是作出了前委不能討論軍事的決定，這就涉及前委與軍委的關係問題，不難理解他的這一決定是針對毛澤東的。劉與毛澤東沒有任何的歷史關係，而劉與朱德可以說不但是同鄉，而且是相識多年的舊友。革命當然沒有地域之別，革命者也應當是以黨的事業、革命大局爲重，不能有舊時代的同鄉關係，但革命畢竟是在中國進行的，中國舊有的習俗（如重鄉誼之類），不可能在革命者身上一點也不產生影響。
雖然1929年春夏紅四軍內部的這場爭論可以追溯到下井岡山之初，但劉安恭的到來及臨時軍委書記一職的設置，加劇了這種爭論並且使之表面化，確也是事實。差不多在此一年前，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由於交通問題，六大有關文件傳送到紅四軍時，已是1929年1月了。接到六大通過的有關文件後，紅四軍前委自然要組織學習。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全國大會，中央委員會及其他上級機關的決議，都應當迅速而正確的執行。同時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這樣一來，“大多數人從關心黨、愛護黨的角度出發，發表自己的看法，展開爭論。”一時間，軍委書記究竟該不該設，成了紅四軍中的一個熱門話題。
三、湖雷會議與白沙會議
1929年5月底，紅四軍前委在福建永定的湖雷召開會議。會上，就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前委與軍委的分權等問題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是要求成立軍委，理由是：“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而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羣衆工作”，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半個月後，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曾是這樣描述主張設立軍委的意見的：“爭論的焦點是在現在時代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因爲少數同志堅決地要軍委，遂不得不攻擊前委，於是涉及黨的機關的本身問題，‘黨太管多了’‘權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們攻擊的口號。在辯論中論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說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話，這亦是由於黨的管轄範圍一問題生出來的，因爲他們主張黨所過問的範圍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張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爲黨的意志伸張，個人意志減縮，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席上議決之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使得個人沒有英雄式的自由，於是從要有相當自由要求出來的‘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伕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這就成他們嘲笑黨部精密細小工作的口號了。以上是他們在湖雷前委會議時發表的意見”。
另一種意見是不必再設軍委，因爲現在領導工作的重心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置重疊的機構，並且批評要求設立軍委的人是“分權主義”。至於毛澤東本人，對是否應設軍委態度很明確，他認爲，“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裡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的手裡”。在他看來，雖然主張設立軍委的人提出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罷了”。那種“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的說法，是完全形式主義的。“現在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並沒有多數的‘軍’如中央之下有多數的省一樣。行軍時多的遊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決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數同志們對這些實際的理由一點不顧及，只是形式地要於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地插進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這是什麼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
毛澤東還認爲，少數人爲了成立新的指導機關——軍委，便不得不搜出舊的理由，攻擊舊的指導機關——前委以至支部，指責黨代替了羣衆的組織、四軍黨內有家長制。其實他們的“這種攻擊又全陷於形式主義”，因爲“黨的組織代替羣衆組織，自有四軍黨以來就是嚴禁的，就前委指導下的工農組織說來，未曾有黨的支部代替過工農協會的事，就兵士組織上說，未曾有任何一連的連支部代替過連士兵委員會的事，這是四軍中有眼睛的人都見到的。至於黨部機關代替了羣衆機關或政權機關，如縱委代替了縱隊士委、縱隊司令部、縱隊政治部，前委代替了軍士委、軍司令部、軍政治部，亦是從來沒有過”。
毛澤東的這些話，雖然不是他在湖雷會議上所講，而是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寫的，但基本反映了他對是否應當設立軍委一事的態度。至於這場爭論中另一個主要當事人朱德，在湖雷會議上對此持什麼態度，相關文獻中似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載。
湖雷會議並沒有解決軍委是否應該設立的問題，可以說是議而未決。因此，6月1日，毛澤東在湖雷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彙報紅四軍在贛南、閩西的鬥爭狀況，以及紅四軍、紅五軍、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的實力和黨組織的概況。至於湖雷會議所發生的爭論，信中只是簡單地說：“黨內現發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
這次會議後，紅四軍第
二次攻佔龍巖，並在這裡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閩西繼長汀、永定之後的第三個紅色政權。6月7日，紅四軍攻克上杭的白沙。第二天，紅四軍前委在白沙再次召開會議，再度討論軍委問題。出席會議的人員較之湖雷會議有所擴大，達到41人。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份書面意見，認爲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還說，“對於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際論爭，決議後又要反對歸咎於個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毛澤東甚至表示，“我不能擔任這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會上，朱德就黨以什麼方式領導紅四軍的問題上發表意見，認爲黨應該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極端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並認爲紅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爲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羣衆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還認爲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自由要受到紀律的限制，只有贊成執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全數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奮鬥有所依歸。
朱毛之間在要不要堅持黨對紅軍的領導上沒有分歧，所不同的是領導方式。“朱德更多地強調黨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不贊成前委代表羣衆組織和各級黨委的職權。這同毛澤東的主張有明顯的差異”。
白沙會議以36票對5票通過決議，取消臨時軍委，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自然被免除，隨後改任第二縱隊司令員，政治部主任一職由陳毅繼任。毛澤東對於會議的這一結果是滿意的，他在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這樣說：“因爲現在的四軍的黨是比第一、二時期都有顯然的進步，各縱隊的基礎已是不能動搖，個人自私的慾望決定會被羣衆所拒絕，我們只要看四十一個人會議中三十六票對五票取消那少數同志們硬要成立軍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數人一定不會擁護他們的‘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革命’的主張了”。
事後看來，毛澤東對於白沙會議的估計過於樂觀了。其實“爭論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少數人還把黨內分歧意見散佈到一般指戰員中去，情況日趨嚴重”。
這時，這場爭論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出場了，這就是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6月7日，也就是白沙會議的當天，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其中含沙射影地攻擊朱德：“現在四軍裡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羣衆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地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切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矇蔽的陰謀，（附）和這些少數有俯視慾望的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息的現象。”
林彪從南昌暴動起就是朱德的部下，跟隨朱德一路轉戰到了井岡山，並從連長、營長升至團長（縱隊司令員）。紅四軍成立之初，軍下有師，但只過了個把月，就取消了師的編制，由軍直轄團。部隊下井岡山後，在尋烏的羅福嶂進行整頓，將團改爲縱隊，全軍只有第一、第三兩個縱隊，林彪爲第一縱隊司令員。此時的林彪還只有22歲。
於是，林彪給毛澤東寫信的動機，就成了史家不能不分析的話題。有著述說，林彪在信中表示不贊成毛澤東離開前委，並稱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信中也暴露了林彪寫信的嚴重私心。“林的私心已經在此之前的6月上杭縣白沙一次支隊長以上幹部會議上便公開暴露過。他在會上說：‘朱德在贛南行軍途中，說我逃跑暴露了目標，給了我記過處分，這點我不在乎，就是這個月扣了我兩塊錢餉，弄得我沒錢抽菸，逼得我好苦。’其實，林彪對朱德給他處分是很在乎的，他馬上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攻擊朱德的信，說朱德‘好講大話’、‘放大炮’、‘拉攏下層’、‘遊擊習氣’（指衣着破爛不整，說話高興時喜歡提褲子）。現在，林彪認爲出氣的機會終於來了，於是，他又給毛澤東寫這封信。”
亦有著述說，據經歷過當年鬥爭的老同志分析，林彪對朱德的不滿由來已久。有三件事使林彪對朱德耿耿於懷。一是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朱德率起義軍餘部向湘南轉移途中，林彪曾想脫離隊伍開小差，但沒有走出去又回來了，朱德爲此嚴厲地批評了他；二是在井岡山時期，第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犧牲後，有人提議由時任第一營營長的林彪繼任，但朱德鑑於林在湘南時的表現沒有馬上同意，後來林彪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對朱記恨在心；三是下井岡山後部隊在尋烏的項山遭敵人突襲時，第二十八團擔任後衛，時任該團團長的林彪拉起隊伍就走，致使毛澤東、朱德和軍直屬機關被拋在後面，情況十分緊急，朱德在戰後嚴厲批評了林，並扣發了他當月的薪金，林彪對朱德更加不滿。所以，林彪是藉此次朱毛之間的爭論，攻擊朱德，以泄私憤。
四、毛澤東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
林彪究竟是出於何種動機給毛澤東寫信暫且不論，但林彪的這種態度的確獲得了毛澤東的好感。根據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的要求，毛澤東於6月14日在福建連城縣的新泉給林彪寫了回信，並送交前委。信中開始就說：“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爲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
毛澤東在信中說：“因爲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不過從前因種種原因把它隱蔽了，到近日來才暴露出來。其實從前的隱蔽是錯誤了，現在的暴露才是對的，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由此可以看出，1929年春夏的朱毛之爭，並不是劉安恭的到來才引發的，很大程度上是朱、毛兩支革命軍隊會師後，在一系列的問題上存在不同認識積累所致。
自紅四軍成立以來，毛澤東任黨代表兼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併兼一段時間的軍委書記。紅四軍是由兩支來自不同地區的革命武裝合編而成，也正因爲兩支革命武裝的會師，纔有了著名的“朱毛紅軍”。兩支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淵源、不同領導者的部隊之所以能融合起來，能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就在於兩支部隊都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兩軍將士都把黨的利益視爲最高利益。同時也應看到，兩支隊伍畢竟來源不同，會合的時間不久，而且其成員或則來自於舊軍隊，或則來自剛剛放下農具參加革命的農民，難免受到舊思想、舊作風的影響。朱、毛之間在一些問題上（如黨與軍隊、前委與軍委的關係、軍長與黨代表的權責等）產生不同認識和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在紅四軍的這場內部爭論中，最核心的無疑是黨與軍隊的關係問題。用毛澤東信中的話說：“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之所以這個問題成爲當時爭論的核心，毛澤東在信中，其實對此已作了很透徹的分析。他說：“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記得的就是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我們記起了這兩點，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習慣、制度何以這樣地難改。”“紅軍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擁護者和一些反對這種思想、習慣、制度的人作鬥爭，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裡至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原因。不但如此，四軍的大部分是從失敗環境之下拖出來的（這是1929年），結集又是失敗之前的黨的組織，既是非常薄弱，在失敗中就是完全失了領導。那時候的得救，可以說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裡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二個原因。”
毛澤東認爲，那些堅持要設軍委併爲此攻擊前委的人，“骨子裡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的手裡，以求伸張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與歷來指導路線不同的另一指導路線），然而表現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罷了”。
至於紅四軍黨內是否存在家長制的問題，毛澤東認爲，“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他首先解釋了何謂家長制。他說，家長制是隻有個人的命令，沒有集體的討論，只有上級委派，沒有羣衆選舉。用這個定義來衡量，就能很清楚的判斷出紅四軍有無家長制。毛澤東接着說，四軍黨的集體的討論，從支部到前委歷來是如此的，各級黨部會議，特別是前委縱委兩級會議，不論是常委會、全體會，應到委員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員的負責同志參加，這個問題各縱隊和前委的會議記錄都是有案可查的。凡是涉及全軍的重大問題，如井岡山之出發問題討論，東固之分兵討論，以及這一次的爭論及分兵問題討論等等，總是徵求羣衆意見的。因此，不能說四軍黨內只有個人命令沒有集體討論。
在毛澤東看來，紅四軍黨內事實上找不出什麼家長制，但爲何有少數人有這樣的說法？“就是四軍中有一種黨部書記兼充紅軍黨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黨代表與書記在職務上是兩樣東西，因爲黨代表與軍官的權限歷來沒有弄清楚，時常發生爭權問題，由是引起了頭腦不清楚的人把黨代表在那裡工作看做是黨的書記在那裡工作了。”“要除去此弊，只有使黨代表與書記分開，這是應該一面從內部找人，一面從外面多找人來纔可以解決的”。
毛澤東進一步分析了紅四軍內部產生這樣的紛爭的思想根源，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紅軍的來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統計，全軍一三二四名黨員中，工人三百一十一，農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學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與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對百分之七十七。討論到個人思想時，不要忘記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歷史，這是共產主義者的研究態度。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於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我們必須和這種思想（主要的是思想問題，其餘是小節）奮鬥，去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凡有障礙腐舊思想之剷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這是同志們今後奮鬥的目標。”
信的最後，毛澤東解釋了他爲何在白沙會議提出辭職的理由：
（一）對於與黨內錯誤思想奮鬥，兩年以來已經既竭吾力了，現在我又把問題的內容提出以後，使多數同志們作不斷的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二）我在四軍的日子太久了，一種歷史的地位發生出來的影響是很不好的，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個人身體太弱，智識太貧，所以我希望經過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在沒有得到中央允許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環境而得到相當的進步。
（四）四軍的黨已經有了比較堅固的基礎了，我去之後，決然沒有不好的影響。黨的思想上的分化和鬥爭既已經起來了，決不因我去而不達到勝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後面一段是過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見，決定要在黨部，我沒有離開一天仍舊可以隨大家作思想奮鬥一天!
毛澤東給林彪寫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就紅四軍黨的組織領導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不同意“黨管理一切”爲最高原則，如果真要執行此口號，必然使黨脫離羣衆，使黨孤立，認爲“黨管理一切”的口號，違背了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朱德在信中說，黨的組織的最高原則，此前已印發的中共六大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案中已有明確的規定，我們不能有絲毫的修改。“至於我個人如稍有不合原則的，即可以鐵的組織紀律拒絕。”
朱德認爲，在黨對於軍事機關的核心作用的密切關係問題上，軍事行政的路線是受黨的政策指導的，他的行政路線是自理責任的，黨員在此機關內起核心作用時，亦是黨給予的行政責任，絕非機械式在去執行。朱德說，我們反對此口號，是因爲擁護共產黨的組織最高原則，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歸支部，此原則我是極端擁護的。黨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則的實行，鞏固黨的基礎，要打破家長制及包辦制。一切實際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開聯委開了數日，各級黨部坐等命令到來，以便遵照辦理，這樣何嘗有工作歸支部呢？
朱德還說，此次的辯論，不但對黨沒有損失，並且使黨有很大的進步，必定會培養多數黨員的精神來。及支部基礎建立起來，各級黨部的職權實行起來，黨的羣衆機關，行政路線正確起來，收效必大。各個同志積極的鬥爭，使黨內一切不正確的一切的錯誤，都要全部清除，努力建設新生命的黨。要克服困難，只有各同志大家擔負起來，迅速建造黨的新的基礎。爲此問題，請大家站在黨的立場上去討論。
毛澤東和朱德給林彪的信，都公開登載在這年6月中旬前委編印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訊》第三期上，實際上也使朱毛之爭在軍內公開化。這時，因在白沙會議上被免除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職務的劉安恭，不僅繼續堅持設立軍委的主張，並且說紅四軍的黨分成兩派，一派是朱德爲首，“是擁護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澤東爲首，“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劉進而提出，要通過建立“完全選舉制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也就是要採取輪流坐莊的辦法，實際不贊成毛澤東繼續擔任前委書記。這樣一來，紅四軍內部的爭論非但未能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蕭克回憶說：“在這種情況下，各縱隊、支隊黨委討論得更熱鬧了，甚至連朱毛去留問題都提出來了。四軍駐新泉的七八天，連以上尤其是支隊、縱隊幹部天天開會，老是爭論這麼幾個問題：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當時，領導上號召大家發表意見，放手爭論。但得不出結果，大家覺得該由上邊領導人來管了，多數幹部希望停止爭論。”
正當紅四軍內部就黨與軍隊的關係問題爭論不休之際，蔣介石卻沒有放鬆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進攻。6月16日，他命令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的國民黨軍務必於半個月內分途集結於閩西邊境，做好“會剿”紅四軍的準備，國民黨參加“會剿”的兵力達13個團又2個營，約2萬餘人。因此，大敵當前，必須儘快解決內部的爭論問題。6月中旬，紅四軍前委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於近期內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爲使陳毅集中精力籌備這次會議，又決定陳毅擔任的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一職，由李任予繼任。所以，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實際在中共紅四軍七大前就已經離職。不過，他此時仍是紅四軍的黨代表。
五、中共紅四軍七大毛澤東落選
6月19日，紅四軍第三次攻佔龍巖城。6月20日，毛澤東就中共紅四軍七大如何召開問題向前委提出建議：通過總結過去鬥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進一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擔負起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任務。但是，前委並沒有採納毛澤東的這個意見。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的公民小學召開。大會由陳毅作報告，參加會議的有支隊以上幹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會上，毛澤東、朱德都發表了講話。至於毛澤東和朱德講了些什麼，陳毅在1971年林彪事件後曾回憶說，朱德在發言中承認自己過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歡迎大家對他提出批評。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現在還要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鬥爭經驗，加強政治工作，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應該嚴格地在黨的領導之下，軍隊要做羣衆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要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至於會上對他的批評，他現在不說，如果對他有好處，他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的。
另外，參加了會議的第四縱隊司令員傅柏翠後來也回憶說：“當我到會場時，在主席臺上坐有三五個人，朱軍長正在發言，還在答辯那些問題，說得很多。大家說不要再講了。他還在講，並說讓我說完吧。毛主席也發了言，他講話簡明扼要，胸懷寬闊，我記得毛主席說，有問題以後還可以爭論，也可以寫文章，現在不需要作出答辯則非留待以後由歷史來證明，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吧。”陳與傅的回憶雖然有所出入，但大致意思還是相同的。
陳毅是這次會議的主角，他自上井岡山以來，實際上紅四軍中的第三號人物，對朱毛的性格應當是比較瞭解的，而且也瞭解朱毛之爭的內情。現在紅四軍的兩位主要領導人在一些問題的認識上產生了分歧，客觀形勢將他推上了前臺，需要他當這場爭論的仲裁人。陳毅的看法是，毛澤東的思想領導是正確的，但不太民主；朱德對紅軍有建樹，但重用劉安恭是不對的。
因爲此前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曾提出朱毛離開紅四軍的問題，此次朱毛兩人間又發生了爭論，而且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辭去前委書記的職務，會議專門討論了兩人的去留問題，提出這個問題將由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未派人到軍中工作前，他倆可以繼續工作。會議還討論了前委的組成人選問題，決定以前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不變動，仍爲委員。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紅四軍所到之處的地方黨部派一名主要負責人爲委員。其餘的委員名額，由軍直屬隊推行出陳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縱隊各推選縱隊負責人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上述五單位又各推選出一名士兵代表。在正式選舉中，這十三個人選全部當選。接着舉行前委書記的選舉，結果陳毅當選，而原本是中共中央指定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卻落選了。
對於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的原因，蕭克的解釋是：“當時在四軍上下比較有威信的是毛、朱、陳。朱毛因對一些問題認識不一致，大家認爲他們兩人都有不對的地方，陳毅受命籌備‘七大’並主持召開會議。因爲自四軍成立以來，陳毅同朱毛一樣也曾擔任過軍委書記、前委書記，儘管我們也覺得毛陳兩人相比，毛應居先，但陳亦是好領導人之一。所以通過民主選舉，陳毅擔任了前委書記。但決議還強調了一點，要把決定呈報中央批准，沒有批准之前，先開展工作。”
賀子珍則說：“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選舉前委書記，許多人不投毛澤東的票，他落選了。他爲什麼會落選？有的人說，這是因爲毛澤東民主作風不夠，在黨內有家長作風。毛澤東是不是有家長作風？我的看法是，他脾氣是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風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選，主要是一些人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另外，毛澤東對部隊中的不正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興；加上這次打不打廣東的問題上，意見也不一致。”
紅四軍“七大”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了陳毅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以下簡稱《決議案》）。《決議案》分爲“黨內爭論問題”和“分兵問題”，由於會議只進行了一天，“分兵問題”未能討論。
關於“黨內問題”，《決議案》分爲七節：一、過去工作的檢閱；二、這次爭論之原因和性質；三、黨應不應管理一切；四、對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見；五、對朱毛同志的意見；六、對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員不動，決定以陳毅爲書記；七、提出幾個口號作爲這次爭論的結果及黨員以後的工作標準。
在“過去工作的檢閱”一節裡，《決議案》首先就紅四軍成立以來的方針、政策進行總結，認爲在總的政治策略上，紅四軍建立以後，在羅霄山脈中段堅持武裝鬥爭，發動羣衆，武裝羣衆，發展邊界黨和羣衆組織，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擴大地方武裝，“這是十分對的，很正確的”。雖然有個時期出於不得已採取極端沒收的經濟政策，有點軍事共產的意味，但隨着紅四軍情況的變化，這種做法已得到糾正，決議案肯定自下山以來採取的經濟政策；關於政權的形式，決議案肯定了“合羣衆的需要採取公開與秘密兩種形式，是很對的”，而批評了“在邊界時採取有部分是強迫性質，不顧羣衆的需要是不對的”。
對於紅四軍這次爭論的原因和性質，《決議案》沒有認可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所說的，原因在於“因爲黨的意志極大限度的伸張，個人意志感到從來未有的痛苦，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和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三樣匯合，所以爆發了近日的爭論”，其性質是“少數同志們歷來錯誤路線的結果，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後鬥爭”的觀點，而是認爲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由於四軍黨員的經濟背景複雜，思想認識不一致；二是負責同志間工作方式與態度不好，引起了意見糾紛；三是組織上不完備，兼職較多，責任心都很重，愛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論批評舊的習慣反響；五是過去黨缺乏批評精神。關於爭論的性質，《決議案》說：“這次爭論不僅是朱毛鬧意見，不僅是組織原則的解釋不同，實由於過去黨的鬥爭歷史上各種不同的主張，各種不同的方式互相精神(原文如此，意爲僵持)着，歷久不得解決，加上組織上有缺限（陷），及黨內批評精神缺乏，造成這次爭論總爆發。這個爭論雖對黨有益處，若沒有無產階級意識的領導，必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決議案》同時認爲，這場黨內爭論“並不是簡單的兩種路線思想的鬥爭結果”。
關於黨應不應管理一切的問題，《決議案》說：“這個口號並不是任何一個同志所能造的笑話，是一個工作口號，在四軍黨內極爲深入。現在審查這個口號的意義與中央頒發的黨的組織問題第三章的組織原則並不衝突，所以這個口號是對的。不過這個口號‘黨管理一切’在文字方面太簡單不明顯，可以引起不正確的理解，這個口號今後不要再引用。”
前委和軍委的關係曾是這次內部爭論的中心和焦點。《決議案》認爲，軍委是前委的下級黨部，它有決議須報告前委審查，不能說前委與軍委是分權式，只能說軍委分擔了前委的工作。規定前委只能討論行動問題，“這是臨時軍委的錯誤”，一部分同志要求在前委之下再成立軍委，是形式主義地看問題。根據目前實際情況看，前委之下再設立軍委，實屬機關重疊，沒有必要。
對於此次爭論中多次提到的紅四軍黨內究竟有無家長制、有無黨代表羣衆組織、上級黨是否包辦支部工作等三個問題，《決定案》也一一作了說明。
關於第一個問題，《決議案》說，“過去四軍黨員羣衆對於黨部，下級對上級，都有機械式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將一切工作推到書記一人身上，形成家長制的傾向”。《決議案》同時認爲，四軍黨內沒有“書記專政”的問題，之所以產生這種偏見，主要是因爲在組織上是前委書記兼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這樣，有時難免出現把一切事情集中於一個人的現象，但這不是“書記專政”，是屬於組織上人才安排得不合適。
對於第二個問題，《決議案》認爲，“黨代替羣衆係指一切由黨直接處理，使所有羣衆停擺。過去四軍沒有犯這個錯誤，只是執行工作技術上帶有缺點”。
對於第三個問題，《決議案》明確指出：“過去四軍黨能領導紅軍在艱苦奮鬥，大半由於連支部起作用，說上級包辦支部工作，完全不是事實。”《決議案》還認爲，過去四軍少數同志在組織紀律上犯錯誤是有的，但絕沒有個人“與黨爭權”的事實，因而把這次爭論看成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的表現”，是“最要不得的”。
《決議案》還對劉安恭和林彪在這場爭論中所起的不良作用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認爲劉安恭來到紅四軍不久，未作調查研究就胡亂發表意見
，挑撥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是錯誤的行爲。並且指出，劉安恭所說的紅四軍黨分成兩派，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這完全不是事實，是憑空捏造；他所提出的用完全的選舉制度和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擔任前委書記的做法，是非常不對的。《決議案》同時認爲，林彪不應該將事關紅四軍前途的重大問題向個人寫信，而應向黨報告，更不應該隨意指責軍長朱德，挑撥朱、毛之間的關係。認爲劉、林的做法“不但不能解決黨內糾紛而使之加重”，“助長黨內糾紛”，“這種輕率的工作是不對的”。
《決議案》專門對朱、毛的缺點作了尖銳的批評。認爲毛澤東的缺點主要有七點：A.英雄主義；B.固執己見，過分自信；C.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D.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E.對同志有成見；F.工作態度不好；G.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決議案》爲此小結說：“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
對於朱德的缺點，《決議案》也列舉了七條：A.用舊軍閥的手段，相信私人；B.有迎合羣衆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C.無形間有遊民無產階級行動的表現；D.工作不科學，無條件（理），無計劃，馬馬虎虎；E.無形中誇大英雄思想的表現；F.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G.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決議案》同樣也給朱德一個小結：“因爲有以上錯誤，弄成了軍紀風紀鬆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又慣用手段拉攏部下，小團體觀念極深。”《決議案》給朱、毛各羅列了七條缺點，確實有點各打五十大板的味道。
《決議案》還對朱、毛作了一個總批評：“朱毛兩同志在黨內外負責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種觀點與意見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影響。朱毛兩同志都有着同等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負較大責任。”爲此，大會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
看了《決議案》對朱毛的批評，不禁感慨良多。其中對朱毛的批評，有的合乎事實，有的則難免牽強附會、誇大其詞。這些批評是否妥當暫且不論，《決議案》如此直言不諱批評軍中兩位最高領導人，當時黨內民主氣氛由此可見一斑。對於這種批評，朱、毛兩人並沒有多加辯解，在他們均在場的情況下《決議案》得以通過，如果沒有以黨的事業爲重的胸懷，真是很難想象。這恐怕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吧。
中共紅四軍七大將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選掉了，雖然違背了組織程序——因爲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但當時的各項制度還不健全，黨成立不過八九年的時間，紅軍創立則不到兩年，大家又把黨內民主看得很重，加之這羣革命者都是年輕人，其中朱德最年長，也只有43歲，毛澤東則是36歲，陳毅28歲，在那個年代還沒有領袖崇拜的概念，黨內似乎也沒有多少吹牛拍馬的不良習氣，也沒有多少唯一把手是瞻的作風，既然大家覺得毛澤東、朱德都有缺點，就理所當然可以進行批評，也應當進行批評。何況他們之間還曾發生了爭論，而毛澤東是前委書記，是軍內黨的最高領導人，自然也承擔更多一些責任，所以不但覺得毛澤東繼續擔任前委書記不太適合，而且還給了他一個嚴重警告處分，大概也有要其吸取教訓之意。這樣一來，雖然毛澤東仍是紅四軍的黨代表，但由於他此前一再表示過要辭前委書記之職，前往蘇聯學習，現在這一職務已被選掉，在這種情況下，留在軍中似乎不太合適。恰在此時，中共閩西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將在上杭的蛟洋召開，於是，毛澤東與第三縱隊司令蔡協民、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譚震林、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江華、紅四軍直屬隊支部書記曾志等，受紅四軍前委的委派，於7月8日由龍巖動身，前往蛟洋代表前委出席會議並對會議加以指導。
六、陳毅的彙報與“中央九月來信”
1929年4月7日，中共中央曾致信毛澤東、朱德，提出紅軍的總任務是擴大游擊戰爭範圍，發動農民武裝鬥爭，深入土地革命，並再次提出毛澤東、朱德來中共中央的問題，明確表示，如果他們兩人若一時不能來，希望紅四軍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來與討論問題。6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由周恩來報告紅四軍4月5日從瑞金髮出的對中央“二月來信”覆信。周恩來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召開一次軍事會議，朱德、毛澤東處應派一得力人員來參加。於是，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紅四軍，要求其派人蔘加會議並彙報工作。
紅四軍前委收到由中共福建省委和閩西特委轉來的中共中央來信時，朱德和陳毅正率部進駐連城的新泉，而毛澤東還在蛟洋蔘加中共閩西一大。7月29日，朱和陳從新泉趕赴蛟洋，與毛澤東等召開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商討應對閩、贛、粵三省國民黨軍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第一次“會剿”的作戰計劃，並決定由陳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前委書記一職由朱德代理。
8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和前委的指示，陳毅動身前往上海。行前，他專程到蛟洋徵求毛澤東的意見，並請其復職，主持前委的工作。據《陳毅年譜》記載，“由於種種原因，毛未如其願”。由此，紅四軍的三個主要領導人分爲三處，陳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朱德率第二、第三縱隊出擊閩中；毛澤東則在中共閩西一大之後因患瘧疾病重，先後到上杭的蘇家坡、大洋壩和永定的牛牯撲、合溪養病，同時指導閩西地方黨的工作。
此前的7月9日，陳毅曾以紅四軍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計劃的報告》，連同紅四軍“七大”的決議及毛澤東、朱德發表的不同意見等，一併交中共福建省委轉交中共中央，並請求中共中央在詳細審察這些文件之後給予明確指示。
看來中共中央及時收到了陳毅的報告及相關材料。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中共紅四軍七大文件及朱德與毛澤東之間的意見分歧等問題。周恩來在會上說，中共紅四軍七大對每一個問題都有一簡單的回答，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寫信來將朱德與毛澤東分成兩派，許多不會是事實，在故意造成派別。劉安恭無論如何要調回。由於有些問題還不清楚，等陳毅到後再作整個的回答。可以給紅四軍寫一信，要朱德、毛澤東努力與敵人鬥爭，已經解決的問題不應再爭論；軍委可暫時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
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很快同中共中央接上了頭，並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立三彙報了紅四軍的有關情況。李立三表示他將盡快向政治局作報告，並要陳毅趕緊寫出幾種上報的書面材料。8月27日，李立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扼要介紹了陳毅報告的紅四軍有關情況，並且說，紅四軍都瞭解，“毛（澤東）在政治上強，軍事上朱（德）強”。會議決定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由陳毅出席並作詳細報告。
過了兩天，政治局會議如期召開，出席會議的有總書記向忠發和政治局委員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嚮應。陳毅在會上就紅四軍的全面情況和朱毛之間的爭論作了詳細報告。會議認爲，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都很重要，乃決定由李立三、周恩來和陳毅組成一個委員會，由周恩來任召集人，就有關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審議，並起草一個決議提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發給紅四軍。
9月1日，陳毅寫出關於紅四軍情況的四個書面材料：《關於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朱、毛紅軍黨務概況報告》《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對幾個報告是很重視的，其中還特地將第一個報告刊登在《中央軍事通訊》的創刊號。
隨後，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多次討論研究紅四軍問題，周恩來一再強調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代表中共中央宣佈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這說明，當時中共中央對毛澤東還是很信任的。同時，周恩來讓陳毅根據此間召開的中共中央軍事會議和談話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很快陳毅寫出了這份題爲《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的文件，在經周恩來審定後，於9月2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這就是中國革命歷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對於中共紅四軍七大前後軍內引起熱烈爭論的若干問題，“九月來信”作了明確解答。關於前委與軍委的問題，信中指出，黨的組織系統可保存現在狀態，前委委員不要超過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黨在軍隊中採取秘密形式，黨的機關設在政治部內，黨的機關的人員不要過多，要儘量利用羣衆組織中的人做事。中共中央同時要求紅四軍中黨對軍隊的指揮儘可能實現黨團路線，不要直接指揮軍隊，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
關於所謂集權制問題，“九月來信”肯定了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是正確的，這個原則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做極端民主化的掩護。指示同時認爲，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後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
關於“黨管一切”的口號，指示認爲這在原則上事實上都是行不通的，黨只能經過黨團作用做政治的領導。目前前委指揮軍部、政治部，這是一個臨時的辦法。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由政治委員監督，前委應着眼在紅軍的政治軍事經濟及羣衆鬥爭的領導上。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口號是對的，是作經過支部去工作的解釋，但不是與黨的民主集權制相對立。
對於朱毛的關係，“九月來信”爲此單列一節專門作出指示（“九月來信”在編入《周恩來選集》時曾刪去了此節），強調“紅軍是生長在與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而此前紅四軍前委在處理朱毛問題時，存在四個方面的缺點：一是沒有引導羣衆注意對外鬥爭，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精神，前委自己鑄成這個錯誤；二是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別誰是誰非，只是在組織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三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四是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公開提到羣衆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使朱毛兩同志在羣衆中的信仰產生影響。指示還特別指出：“一般同志對朱毛的批評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測，沒有從政治上去檢查他們的錯誤，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只有使糾紛加重。”應當說這個批評是很中肯的，也是實事求是的，中共紅四軍七大給毛澤東和朱德羅列的各項缺點，就存在這個問題。
信中認爲，毛澤東和朱德的錯誤是“工作方法的錯誤”，並對其錯誤提出批評：“第一，兩同志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第二，兩同志常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測，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兩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觀的或不公開的毛病，望兩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糾正這些影響到工作上的嚴重錯誤！”
指示明確要求紅四軍前委“應立即負責挽回上面的一些錯誤”，並提出了四條具體辦法：“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羣衆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志應仍爲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而接受。”
中共中央上述關於朱毛問題處理的各項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也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它既實事求是地提出了朱毛在工作方法上的缺點，同時又不是過分追究個人責任和進行所謂組織處分，並且強調要在幫助朱毛改正缺點的同時恢復他們在羣衆的威信。事實證明，朱毛之爭確實不是什麼權力之爭，也不是所謂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之爭，而是在黨與軍隊關係、在新型人民軍隊究竟如何建設等具體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紅軍剛剛創建之時，如何建黨建軍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套用，一切都處於探索、摸索階段，而且紅四軍又是由兩支部隊合編而成的，其領導人具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個人性格，因而在若干具體問題上出現分歧、產生矛盾，是十分正常的。問題在於當這種紛爭產生之後如何去處理，中共中央的這個指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爲解決黨內爭論問題樹立了一個典範。可惜在後來的一個時間裡在處理黨內矛盾時，並沒有很好地運用這種方式，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將黨內矛盾動輒用黨內鬥爭甚至是階級鬥爭的方式去解決，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訓。
七、古田會議成爲永恆的歷史記憶
不少論著認爲中共紅四軍七大之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遂得以停止。這或許是事實，但爭論停止的一個客觀前提，是這場爭論的兩個主角實際已經分開，毛澤東去了閩西地方，只有朱德仍留在軍中。然而，由於毛澤東的離職和陳毅去中共中央彙報，紅四軍七大之後，軍中的主要領導人只剩下朱德一人，朱既是軍長又是代理前委書記，用現在的話說是黨政一肩挑，而朱自紅四軍成立以來一直負責軍事，雖然現在不得不兼負軍中的政治工作，但畢竟難以做到軍政工作同時兼顧，因而七大之後，軍中思想政治工作難免有所放鬆。1930年1月6日紅四軍前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四軍八九十三個月中，前委機關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養病，陳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餘朱德同志一人，因此應付不開，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鬆懈。”
雖然紅四軍七大提出的十三大口號中，有“實行民主集權制”和“反對家長制及極端民主化傾向”的內容，但由於前一階段對黨內爭論問題採取“大家放開來爭論”態度，這固然一方面有助於軍中的民主空氣，但另一方面使軍中出現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據紅四軍代理軍委書記熊壽祺1930年4月所寫的《紅軍第四軍狀況（從1929年7月至1930年4月）》說：“七次大會直到九次大會，前委的指導路線都不是集體指導一切問題。一切問題都擺在會場上讓大家來討論，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動計劃也好，請調工作也好，都毫不準備意見到會場來爭，往往爭論終日得不到一個結論。八次大會前後，前委爲了調工作問題（當時很多同志請調工作），常常討論幾個鐘頭，無法解決。每次開會，都要各縱隊負責同志到了才能解決問題。各縱隊同志在會場上，爲了調人調槍這些問題，當然要爲自己說話，於是爭論起來，沒法解決。前委負責人，只有說些隨和話，常常都是這個樣子開會。當時有許多同志說，前委是各縱隊聯席會，但是前委的負責同志還以爲要這樣纔對，纔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
與此同時，軍中要求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的聲音也日益多起來。面對這種情況，朱德一面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以“解決‘七大’所沒有解決的一些爭論問題”。一面親自給毛澤東寫信，希望他能回來主持前委，但遭毛澤東拒絕。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作“八邊美人四方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
9月19日，朱德指揮紅四軍和地方武裝攻佔了上杭城，打破了國民黨軍的三省“會剿”，使紅四軍獲得了一個休整的機會。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城太忠廟召開，會議由朱德主持。這次會議由於前委領導不健全，“會議又沒有做好必要的準備，在事先不能拿出一個意見，就讓大家討論。結果會議開了三天，七嘴八舌，毫無結果”。熊壽祺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說：“八次大會時，爲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八次大會的選舉，爲了要各縱隊都要參加人，決定選舉十七人（指前委委員，引者），在大會上臨時來推選，把新由中央派來四軍工作的張恨秋、譚璽和郭化仁等都一齊選爲委員。譚璽當時尚在一縱隊，還沒有與大會上的人謀面，他的觀念正不正確沒有人知道，便當選爲常委（這是因爲提議他的同志說他好，提議了兩次，最後一次才通過）。總之。當時前委什麼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樣幹就怎樣！前委事先對選舉沒有絲毫意見，結果選出來的八屆前委，又同從前一樣，而且更甚地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爲這樣纔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中心，對政治分析也是由大家緩議，各同志又沒有報看，哪裡議得出！”
這次會議共選出了十七名前委委員，毛澤東是其中之一，陳毅再次被選前委書記，在他未回之前由朱德代理。在會議過程中，第三縱隊九支隊黨代表羅榮桓提出來要將毛澤東請回來，得到不少代表的支持。朱德也有此意，但擔心毛澤東不願回來，於是就由軍政治部主任張恨秋給毛澤東寫“敦請信”。張恨秋是廣東大埔人，這年8月才由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即被委以重任，當上軍政治部主任，他在信中說，接此信後若不回來，就要給予黨內處分。毛澤東當時病得很厲害，接到信後只得坐擔架從永定的金豐大山前來，可等到他到上杭城時，“八大”已經開完。大家見他身體確實虛弱，也就放棄了讓他回來工作的打算。
這年10月1日，陳毅結束了在上海向中共中央的彙報，攜帶“九月來信”動身返回紅四軍。10月22日，在廣東蕉嶺縣的鬆源與朱德會面。當天晚上，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聽取陳毅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致信毛澤東請其回到紅四軍重新擔任前委書記；同時，考慮毛澤東因病一時不能返回部隊，決定前委書記暫由陳毅代理。
在陳毅回到軍中的前兩天，那位在朱毛之爭中頗爲活躍、白沙會議後改任第二縱隊司令員的劉安恭，在率部進攻廣東大埔的虎頭沙時中彈犧牲，時年30歲。
11月2日，陳毅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請他回前委工作。過了兩天，陳毅又寫信向中共中央彙報說：“我只有按照中央的辦法去做：一、建立四軍的政治領導，使全體同志及紅軍官兵集中力量對外鬥爭，對外鬥爭勝利纔是我們的出路；二、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極端民主化的發展；三、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見（朱、毛在內），用布爾什維克黨的態度掃除一切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如毛同志所說），對於這個非無產階級意識的東西，我也不甘落人後地要去打倒他。我回前委後已迭函去催毛澤東同志回前委工作。現已籌備九次大會改選前委。”
11月18日，朱德和陳毅率部抵達上杭的官莊，兩人又一次致信毛澤東，請他回軍中主持前委工作。23日，部隊第三次攻佔長汀，紅四軍前委在這裡作出決定，促請毛澤東速回主持工作，並派部隊去迎接。這時的毛澤東，一方面健康正在恢復，另一方面看了陳毅傳達的“九月來信”，已知中共中央的態度，乃於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組織部長謝漢秋的陪同下，來到長汀與朱德、陳毅會合，並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回到紅四軍後，毛澤東“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爲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到這時，歷時幾個月的朱毛之爭真正結束了。
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作出了三項重要的決定：（一）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餘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同一天，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彙報自己回到紅四軍的情況和目前的工作計劃。信中說：“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
12月上旬，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第一、第二、第三縱隊撤出長汀，前往連城的新泉與在這裡活動的第四縱隊會合。然後，全軍在這裡進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與軍事整訓。同月中旬，他們又率部開赴上杭縣的古田村，爲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作準備。毛澤東依據“九月來信”的精神，結合調查研究的情況，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紅軍宣傳工作”等八個決議草案，共達三萬字。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大會通過選舉，產生了紅四軍新一屆前委成員，他們是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軍政治部主任）、黃益善（前委秘書長）、羅榮桓（第二縱隊黨代表）、林彪（第一縱隊司令員）、伍中豪（第三縱隊司令員）、譚震林（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宋裕和（紅四軍經理處處長）、田桂祥（士兵代表），毛澤東重新當選爲前委書記。古田會議及其決議案在各類中共黨史的著述中，已有了詳細的記載，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對於古田會議的歷史意義，在中共黨史上一直賦予很高的評價，這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它確實在黨的建設問題上、在新型人民軍隊建設問題上，都具有創新性的意義。但是也應該看到，古田會議及其決議的形成，與此前發生的朱毛之爭有着密切的關係。在這場爭論中，朱毛關於黨與軍隊的關係，軍隊中黨如何建設、軍隊自身如何建設等，曾出現不同意見，產生了爭論。正因爲產生了爭論，就使得爭論的雙方都對自己的觀點和對方的觀點進行認真的思考，也使得中央領導層不得不對雙方爭論的內容提出意見，其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關於黨的建設、人民軍隊建設的比較正確的思想。而朱毛之爭之所以產生這樣一個積極的結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場爭論從根本上講不是個人意氣之爭、權力之爭，爭論雙方的出發點是共同的，這就是如何把軍隊建設好、把軍隊中的黨建設好。因爲有這樣一個共同點，因爲雙方以黨的利益爲重，故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檢驗之後，雙方最終達成共識，這就爲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
第二年的九十月間，中共中央特派員塗振農在一份報告中說：“據我在那裡時的觀察，（朱毛）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朱毛之間發生的這場爭論，由於當時中共中央採取了正確的立場，毛澤東、朱德和陳毅這三個重要的當事人又各自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使雙方之間的分歧不但得到化解，而且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團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