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汽車定在八點半到。眼下掛鐘上已經是八點二十了。爲了不誤今天的每一個環節，薛大娘頭晚有意把它撥快了十分鐘，凡事趕早不趕晚。薛大娘聳起耳朵，捕捉着衚衕裡傳來的每一種聲音——儘管薛師傅早被打發到門口去看望，以防開車的司機找不到這個院門，她還是不放心，總覺得唯有她能最先聽到汽車的喇叭聲，並安排好迎親的一切細節。
薛師傅老老實實地在大門口候着。按說他可以帶馬紮x形摺疊小凳。去坐在那裡，或者乾脆坐到大門旁的石獅子座上，反正小轎車進了衚衕站起來也來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開腿，雙手背在身後，挺着脖頸朝衚衕口佇望着。這時候從他們那個院門口路過的人，大多是本衚衕的居民，有的跟他打個招呼，道聲喜，他便笑容滿面地點頭應着；有的不怎麼熟識，人家並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壓低聲音議論着：“瞧見了嗎？老喇嘛給兒子娶媳婦呢！”“嘻，敢情老喇嘛是個‘花和尚’！”他耳朵一點不聾，聽得真真切切，可臉上仍然保持着寬厚的微笑，心裡也並不慍怒。薛師傅是當過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爲什麼把當喇嘛這件事看得那麼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門（即崇文門）外虎背口衚衕一個城市貧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親是拉排子車給人運貨的，母親是爲絹花行剪花瓣的。對於他們那樣一個家庭來說，凡能口的事由都是一種職業。他的大哥給人養馬，那些馬是專爲了東便門外蟠桃宮趕會時租給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隻眼，是個“獨眼龍”，後來成了乞丐，在乞丐幫的“杆頭”傳說清朝康熙皇帝曾賞給北京職業乞丐頭領一根雕龍紫檀木杖，正名稱“大梁”，俗名叫“杆頭”，以樹立頭領的威信，約束衆多乞丐，穩定社會秩序。故後來乞丐頭領稱爲“杆頭”，當職業乞丐叫“在杆兒上”。指派下每天敲着牛胯骨，沿街唱着數來寶：“那邊要了這邊要，掌櫃的吃飯我來到……唉，掌櫃的，您別生氣，早給一個早早的去！”他的兩個姐姐，一個嫁給了靠耍“頇胳膊根兒”在廟會上混的人物；另一個嫁給了專往鄉下收豬鬃然後再進城倒賣給刷子行的小掮客。這些兄長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個社會層次中，人們並不以爲有多大的貴賤差別，包括二哥的乞討，既然納入了“杆頭”的管轄之下，當然也算一種正經職業。因此，當薛永全學徒的那家絹花行在競爭中倒閉後，大姐夫給他走門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奧金巴收容了他時，不僅全家爲之慶賀，周圍的鄰居們也只有豔羨與嫉妒：在隆福寺這樣的大寺廟中當喇嘛，該是多麼好的一種職業啊！真沒想到，幾十年後，依然是那類家庭的後裔，卻全然不能理解那時他們祖輩父輩的價值觀念了。薛紀躍就一直不許父親把當過喇嘛的事講出去，包括即將娶進門來的這位新娘子，薛紀躍也一再叮囑父親不要同她提起這一段——然而，她並不是偶爾一來的客人，她將長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縱使薛永全兩口子和薛紀躍絕口不提，大兒子薛紀徽是並不避諱父親這段歷史的，孟昭英更難免在妯娌閒話中提及，又何況還有知根知底的鄰居，更何況鄰居中又有詹麗穎那號沒心沒肺而又出言無忌的人物。看起來，薛永全當過喇嘛這段歷史，早晚有可能引出點家庭的風波哩！
回憶起當喇嘛時的往事，薛師傅並不感到屈辱，只是覺得悲涼。說實在的，隆福寺裡的喇嘛，當年並不受到社會的歧視，只是像他那樣的小喇嘛，生活實在清苦。解放後，當他由一個喇嘛變爲一個攤販，最後又進而變爲公私合營和國營商場的售貨員後，有一回商場的領導找他談話。那位領導全然不瞭解喇嘛是怎樣生活的，提出的問題，似乎全是從一種簡單化的猜想出發，使薛永全感到驚訝；而薛永全那老老實實的回答，反過來又引起了對方更強烈的驚奇。他們之間的談話有一段是這樣的：“老喇嘛奧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壓你們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厲害嗎？”
“奧金巴從不打我們。他就是教我們唸經，帶着我們外出唸經去。”
“唸經的時候他是不是坐一邊歇着，主要讓你們小喇嘛站着念去？”
“他跟我們一塊兒念。那時候闊人家辦喪事，一般都要請兩三棚經。再闊點的請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闊的請五棚，和尚加一棚。唸經全是坐着念。上午八點多鐘一到就念，念一個來鐘頭，上午三遍，下午一點以後，再來兩遍。”
“主家給的錢，你們小喇嘛能得着嗎？都讓那奧金巴獨吞了吧？”
“我們能得着。奧金巴領着念，他叫‘正座’，他多拿半份錢。比如我們得三塊，他得四塊五。”
“你不覺得那是剝削嗎？他爲什麼拿那麼多呢？”
“倒沒覺得他剝削了咱。咱的經是他教的呀。《歸一經》《白度母》《綠度母》《心經》他都給教會了。還有《供師經》，特長，他也給教會了。他還教會了我吹‘剛咚’“剛咚”應讀爲gángdòng……那是從西藏傳來的喇叭，兩米多長，只能發兩個音，一個高音，一個低音。沒點力氣還吹不響哩！”
“聽你這麼一說，你們當年過得倒挺不錯哩！”
“倒是不挨打受罵。可後來那票子不值錢，棒子麪都一天漲好幾回價，甭說我們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奧金巴也不寬綽，所以他那大兒子跑出城去，參加瞭解放軍……”
“這是真的嗎？奧金巴倒也這麼跟我們說過，可他那大兒子怎麼不回來找他？也沒封信來？”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見過奧老大，穿着咱解放軍的軍裝，聽說還當了個排長哩！”
“你掏心裡話，究竟是解放前好呢還是現在好？”
“還用說嗎？當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碼的，提着糧食口袋往糧店去，這心裡踏實了不是？”
薛永全的這種認識，聽起來是膚淺的，然而卻是穩定而堅實的。在以後充任國家售貨員的工作中，他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心滿意足，無所奢求。爲了讓薛紀躍“頂替”，他在兩年前辦了退休手續，後來便到一所倉庫充任看守掙“補差”。在那看守的崗位上，他依然保持着那樣一種心境和工作態度，他覺得這樣的日子應當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於沉入冥想的時間裡，他意識的潛流中，也很少浮現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駁陸離的畫面，而更多的是爲將來真正退休後的生活，做出多種色彩豐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帶斑馬紋的熱帶“神仙魚”在悠悠遊動，一隻開了嘴的畫眉在裝妥銅鉤的圓籠中嚶嚶鳴囀，一對油褐飽滿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轉等等。
此刻薛師傅在門口等着那迎親的小轎車來，心中畢竟不免小有感慨。堅持要小轎車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這幾年還總有人問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樣，許娶媳婦，對不？”他只是和藹地點頭肯定着，心裡卻覺得問話的人少見多怪，豈止當了喇嘛許娶媳婦，娶了媳婦的人也可以當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這樣嗎？還沒到隆福寺，正在那絹花行裡當徒弟時，才17歲，他就娶媳婦了。媳婦是父親給說定的——岳父原是跟父親一樣拉排子車的，後來換了個好點的事由，在中南海里頭給當官的推火車——這事說起來怕如今的人們都不信了：民國初年中南海里還保留着晚清修建的一箍節鐵路，上頭有火車車廂，但並無火車頭，怎麼讓它開動呢？就靠力來推。薛師傅的岳父當年就推過一段那火車，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貧民眼中簡直是“得兒蜜”極爲甜美幸福的意思。了。娶進這樣一位“火車司機”的女兒，自然不能草率從事。在家裡頭搭“喜棚”宴請“五服”固然做不到，煩“跑海的”到“冷莊子”舊社會幫着聯絡喜筵的人叫“跑海的”。“冷莊子”是隻應紅白喜事、不賣零市的飯莊。去訂席也力不從心，最後還是決定就在屋裡擺三桌自饌菜餚意思意思。婚宴可以從簡，迎娶儀式卻萬不能馬虎。於是薛家盡其所有，從轎行租了一套轎子。如今電影上演舊時北京娶媳婦，往往只有一頂轎子出現，其實一頂哪兒夠！新娘子得有一頂八擡或四擡的紅轎自不待說，娶親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類人物）和送親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類人物）還得有一頂四擡或二擡的綠轎，隨轎而行的，還有各色執事：打傘的、打扇的各兩人，打旗的四人，打鑼的、打鼓的、吹嗩吶的、吹號的若干人，哪一樣不得花錢？一場婚事完畢，薛家捅了好大一個窟窿。薛永全母親本來就有病，天天得煎一砂鍋中藥吃。爲及早補上這個窟窿，她自從媳婦進門就斷了藥，結果薛永全進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當媳婦的呢，每當看見別人娶親的花轎和執事隊伍喧囂而過，卻總要比出幾項自己當年過門時的不足，如那打出的鳳尾扇，別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鑲的小鏡子閃閃發光，而自己當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鑲的小鏡子則像長出“蘿蔔花”的眼睛珠，夠多窩心！你也不能說她的叨嘮都毫無道理，同樣是活在世上的人，憑什麼她所享受到的就該比別人少？本以爲時過境遷，這種心理狀態，薛大娘不該再有了。在“**”期間，當老大薛紀徽和孟昭英結婚時，小兩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風易俗，勤儉辦婚事”，什麼小轎車，連想都沒想過，散了一點喜糖完事。那時候薛大娘也確乎心平氣和，一句抱怨的話沒有。可如今輪到薛紀躍辦事，她內心裡的那種意識，卻又濃濃地浮到了上面來。可見把一個人的意識壓抑下去並不困難，而要把它改造過來，卻是相當困難，而且是很難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轎車的到來，當做這天婚事中的頭一樁大事。她在屋裡催促着孟昭英梳頭整裝，並親自用一把嶄新的棕絲炕笤帚，給孟昭英的棉襖撣土，其實孟昭英那織錦面的絲棉襖和外頭的紫紅提花紡綢罩衫都並無塵土可撣。薛大娘聳起耳朵捕捉着衚衕裡的汽車喇叭聲，那聲音始終沒有出現，但她卻忽然判斷出：“來了！”真不知她是怎麼聽出小轎車開攏院門的聲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邊催着孟昭英出門，一邊扭頭囑咐薛紀躍：“你再拾掇拾掇吧，一會兒人家可就真來啦！”薛紀躍也不知是出於無聊還是出於惶惑，坐在一把閃閃發光的鍍鉻摺椅上，手裡拿着一盤新買的錄音帶，低頭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經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裝，打好豔紅底子帶金龍圖案的領帶，腳上是一雙鋥光發亮的三接頭黑皮鞋。對於母親的叮囑，他不屑於作出反應，他還有什麼好拾掇的？他盼着該經受的一切早一點結束，就像錄音帶在錄音機裡快速捲動一樣——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併出了屋。她讓孟昭英快幾步先到院門外去，她自己則要去澹臺智珠家請澹臺智珠出馬。
這時薛師傅在大門口迎住了那輛停靠過來的出租汽車。他彎下腰朝裡一看，大吃一驚：怎麼車裡坐滿了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