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中國爲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然中國最近，乃爲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爲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輩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鑑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爲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慾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鑑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爲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爲，求其實現，魯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鑑古而知今，乃將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感情”。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爲其所愛而奮戰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爲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爲其民族真奮戰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爲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瞭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爲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
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爲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爲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地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爲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地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爲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此種通史，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爲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爲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爲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爲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爲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爲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爲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
今於國史，若細心籀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爲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爲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爲我。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歷，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而要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
蓋今日者，數十年乃至百年社會之積病，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乃同時展開於我國人之眼前。值此創劇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番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淡創建之史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奮然而起者。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員域，芸芸衆生，我不知其已歷幾何世矣！抑有始終未躋於摶成“民族”之境者；有雖摶成爲一民族，而未達創建“國家”之域者；有難摶成一民族，創建一國家，而俯仰已成陳跡，徒供後世史家爲鉤稽憑弔之資者；則何與？曰：惟視其“文化”。民族之摶成，國家之創建，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故民族與國家者，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舉世民族、國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隨形，莫能違者。人類苟負有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建一國家焉，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生之“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環顧斯世，我民族命運之悠久，我國家規模之偉大，可謂絕出寡儔，獨步於古今矣。
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人之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繼自今，國運方新，天相我華，國史必有重光之日，以爲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託命。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劉、範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賢有力者獎成之。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之所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爲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慧而前驅，其爲榮又何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