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的中堅，便是所謂漢學。這一派學術，以經學爲中心。專搜輯闡發漢人之說，和宋以來人的說法相對待，所以得漢學之稱。
漢學家的考據，亦可以說是導源於宋學中之一派的。而其興起之初，亦並不反對宋學。只是反對宋學末流空疏淺陋之弊罷了。所以其初期的經說，對於漢宋，還是擇善而從的。而且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說是繼續宋人的遺緒。但是到後來，其趨向漸漸變了。其工作，專注重於考據。考據的第一個條件是真實。而中國人向來是崇古的。要講究古，則漢人的時代，當然較諸宋人去孔子爲近。所以第二期的趨勢，遂成爲專區別漢、宋，而不復以己意評論其短長。到此，纔可稱爲純正的漢學。所以也有對於這一期，而稱前一期爲漢宋兼採派的。
第一期的人物，如閻若璩、胡渭等，讀書都極博，考證都極精。在這一點，可以說是繼承明末諸儒的遺緒的。但是經世致用的精神，卻漸漸的缺乏了。第二期爲清代學術的中堅。其中人物甚多，近人把他分爲皖、吳二派。皖派的開山，是江永，繼之以戴震。其後繼承這一派學風的，有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和末期的俞樾等。此派最精於小學，而於名物制度等，搜考亦極博。所以最長於訓釋。古義久經湮晦，經其疏解，而燦然復明的很多。吳派的開山，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父子祖孫，三世相繼。其後繼承這一派學風的，有餘蕭客、王鳴盛、錢大昕、陳壽祺、喬樅父子等。這派的特長，尤在於輯佚。古說已經亡佚，經其搜輯而大略可見的不少。
漢學家的大本營在經。但因此而旁及子、史，亦都以考證的方法行之。經其校勘、訓釋、搜輯、考證，而發明之處也不少。其治學方法，專重證據。所研究的範圍頗狹，而其研究的工夫甚深。其人大都爲學問而學問。不攙以應用的，亦頗有科學的精神。
但是隨着時勢的變化，而漢學的本身，也漸漸的起了變化。這種變化，其初也可以說是起於漢學的本身，但是後來，適與時勢相迎合，於是漢學家的純正態度漸漸地改變。而這一派帶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學派，其結果反較從前純正的漢學爲發達。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漢學的精神，在嚴漢、宋之界。其初只是分別漢、宋而已，到後來，考覈的工夫愈深，則對於古人的學派，分別也愈細。漢、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漢人之中，也並非不相違異。其異同最大的，便是今、古文之學。其初但從事於分別漢、宋，於漢人的自相歧異，不甚措意。
到後來，漢、宋的分別工作，大致告成，而漢人的分別問題，便橫在眼前了。於是有分別漢人今古文之說，而專替今文說張目的。其開山，當推莊存與，而繼之以劉逢祿和宋翔鳳，再繼之以龔自珍和魏源。更後，更是現代的廖平和康有爲了。漢代今文學的宗旨，本是注重經世的。所以清代的今文學家，也帶有致用的色彩。其初期的莊、劉已然，稍後的龔、魏，正值海宇沸騰，外侮侵入之際。二人都好作政論，魏源尤其留心於時務。其著述，涉及經世問題的尤多。最後到廖平，分別今古文的方法更精了。至康有爲，則利用經說，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義，推而廣之。而又創託古改制之說，替思想界起一個大革命。
清學中還有一派，是反對宋學的空談，而注意於實務的。其大師便是顏元。他主張仿效古人的六藝，留心於禮、樂、兵、刑諸實務。也很有少數人佩服他。但是中國的學者，習慣在書本上做工夫久了，而學術進步，學理上的探討和事務的執行，其勢也不得不分而爲二。所以此派學問，傳播不甚廣大。
還有一派，以調和漢、宋爲目的，兼想調和漢、宋二學和文士的爭執的，那便是方苞創其前，姚鼐繼其後的桐城派。當時漢、宋二學，互相菲薄。漢學家說宋學家空疏武斷，還不能明白聖人的書，何能懂得聖人的道理？宋學家又說漢學家專留意於末節，而忘卻聖人的道理，未免買櫝還珠。至於文學，則宋學家帶有嚴肅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華採爲戒；便是漢學家，也多自矜以樸學，而笑文學家爲華而不實的——固然，懂得文學的人，漢、宋學家中都有，然而論漢、宋學的精神，則實在如此。其實三者各有其立場，哪裡可以偏廢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說，實在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採三者之長而去其偏，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雖想調和三家，而其在漢、宋二學間的立場，實稍偏於宋學，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學一方面爲大。
清朝還有一位學者，很值得介紹的，那便是章學誠。章學誠對於漢、宋學都有批評。其批評，都可以說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績，尤在史學上。原來中國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與“史材”的分別，又不甚明瞭史學的意義。於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無的就無，倒像填表格一樣，很少能自立門類或刪除前人無用的門類的。二、則去取之間，很難得當。當歷史讀，已經是汗牛充棟，讀不勝讀了，而當作保存史材看，則還是嫌其太少。章氏才發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爲兩事的。儲備史材，愈詳愈妙，作史則要斟酌一時代的情勢，以定去取的，不該死守前人的格式。這真是一個大發明。章氏雖然沒有作過史，然其借改良方誌的體例，爲豫備史材的方法，則是頗有成績的。
理學在清朝，無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國藩卻是對於理學，頗有工夫的，和國藩共事的人，如羅澤南等，於理學亦很能實踐。他們的成功，於理學可謂很有關係。這可見一派學問，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於真能得其精華的，其價值自在。
以上所說，都是清朝學術思想變遷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時代重要的思潮的。至於文學，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說無甚特色。稱爲古文正宗的桐城派，不過是謹守唐、宋人的義法，無甚創造。其餘摹仿漢、魏、唐、宋的駢文的人，也是如此。詩，稱爲一代正宗的王士禎，是無甚才力的。後來的袁、趙、蔣，雖有才力，而風格不高。中葉後競尚宋詩，亦不能出江西派杵臼。詞，清初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輕佻之習。常州派繼起，頗能力追宋人的作風，但是詞曲，到清代，也漸成爲過去之物。不但詞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數不能協律，至其末年，則耳目的嗜好也漸變，皮黃盛而崑曲衰了。平民文學，倒也頗爲發達。用語體以作平話、彈詞的很多。在當時，雖然視爲小道，卻是現在平民文學所以興起的一個原因。書法，歷代本有南北兩派。南派所傳的爲帖，北派所傳的爲碑。自清初以前，書家都取法於帖。但是屢經翻刻，神氣不免走失。所以到清中葉時，而潛心碑版之風大盛。主持此論最力，且於作書之法，闡發得最爲詳盡的，爲包世臣。而一代書家，卓然得風氣之先的，則要推鄧完白。清代學術思想，都傾向於復古，在書法上亦是如此的。這也可見一種思潮正盛之時，人人受其鼓盪而不自知了。
第八、清代的社會生活
論起清代的社會來，確乎和往古不同。因爲它是遭遇着曠古未有的變局的。這曠古未有的變局，實在當十六世紀之初——歐人東略——已開其端。但是中國人，卻遲到十八世紀的中葉——五口通商——方纔感覺到。自此以前，除少數——如在海口或信教——與西人接近的人外，還是絲毫沒有覺得。
清代是以異族入主中國的，而又承晚明之世，處士橫議、朋黨交爭之後，所以對於裁抑紳權、摧挫士氣二者，最爲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帶，有所謂投大戶的風氣。仕宦之家，僮僕之數，盈千累百。不但擾害小民，即主人亦爲其所挾制。到清代，此等風氣，可謂革除了。向來各地方，有不齒的賤民，如山、陝的樂籍，紹興的惰民，徽州的伴檔，寧國的世僕，常熟、昭文的丐戶，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時，亦均獲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而滿、漢之間，卻又生出不平等來了。旗人在選舉、司法種種方面，所佔地位都和漢人不同，而其關係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氣一事。宋、明兩朝，士大夫都很講究氣節。風會所趨，自然不免有沽名釣譽的人，鼓動羣衆心理，勢成一鬨之市。即使動機純潔，於事亦不能無害，何況持之稍久，爲野心者所利用，雜以他種私見，馴致釀成黨爭呢？物極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動極思靜之勢，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於是士大夫多變爲厭厭無氣之流，不問國事。高者講考據、治詞章，下者遂至於嗜利而無恥。管異之有《擬言風俗書》，最說得出明清風氣的轉變。他說：
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于田野之間，閭巷之俠，而朝寧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才。今夫鑑前代者，鑑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以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
清朝當中葉以後，遇見曠古未有的變局，而其士大夫，迄無慷慨激發，與共存亡的，即由於此。此等風氣，實在至今日，還是受其弊的。
我們今日，翻一翻較舊的書，提到當時所謂“洋務”時，率以通商、傳教兩個名詞並舉。誠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此兩端。就這兩端看來，在今日，自然是通商的關係，更爲深刻——因爲帝國主義者經濟上的剝削，都是由此而來的——其在當初，則歐人東來，所以激起國人的反抗的，實以傳教居先，而通商顧在其次。歐人東來後，中國反對他傳教的情形，此前已有講述，但這還是士大夫階級的情形。至1861年，《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發生效力以來，從前沒收的教堂，都發還。教士得在中國公然傳教。從此以後，洋人變爲可畏之物，便有恃入教爲護符，以魚肉鄰里的。地方官遇教案，多不能持平，小民受着切膚之痛，教案遂至聯綿不絕。直至1900年，其禍乃稍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