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借用《春秋公羊傳》中的“三世”說，認爲人類歷史分爲三個階段：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同時，又附會《禮記·禮運》中關於“大同”、“小康”的說法，以“太平世”，即“大同”社會，乃是人類最高、最理想的社會。因此，他把“三世”說中的大同階段加以發揮，提出了一種空想的社會觀，爲中國和人類發展的前途設計了一個方案，作爲他的改良主義的最高理想。
戊戌政變前，康有爲在他的《禮運注》中宣稱：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天下爲公”的大同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沒有國壓迫國和人壓迫人的現象，“無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神之殊，無男女之異”；君主制度廢除了，國家成了社會成員“公共同有之器”，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私產；人人相親相愛，都能把自己的財富分出一部分來作爲公共財產，以撫養和教育社會上喪失勞動能力和無人養育的成員，人人都養於公產，“無所用其私”；在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應從事勞動，通過風俗教化和改良人種，都能養成去私爲公和捨己助人的高貴品質；總之，在這個社會中，“一切皆本公理”，沒有國界、家界和身界，一切壓迫和歧視都消除了。他把這樣的社會，稱之爲“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的大同時代。
在《大同書》中，康有爲還論述了通向大同世界的道路問題。他提出了“去家界”說，說什麼家庭的存在是一切私有制的根源，廢除婚姻制度，消滅家庭關係，“無有夫婦、父子之私”，生產資料也就自然歸公了。
因此，他竭力攻擊運動，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說什麼者承認有家有國，想以此行共產之說，“猶往南而北其轍”，是萬萬做不到的。最後，他又擡出了資產階級的博愛主義，認爲實現大同世界的根本途徑，在於靠人類的“不忍之心”。他宣稱，人類所以有各種界限和痛苦，歸根結底是由於人們不能相愛，人人都把自己的“仁愛”之心發揚光大，大同世界就實現了。
他竭力鼓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說什麼“孔子之仁專以愛人類爲主”，“仁”就是“博愛之德”，“人絕其不忍之愛質”，“人道將滅絕矣”。他從封建的垃圾堆中搬出了孔孟的“仁愛”說教和佛教的“慈悲救世”主義，作爲他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工具。
“戊戌政變”後，特別是在他同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接觸後，又把“合羣均產之說”看成是“大同之先聲”。於是在《大同書》中又提出了廢除私有制（“去產界公生業”）的要求。他宣稱：在大同時代，不僅廢除了私人土地佔有制，而且廢除了私人的工廠和企業，使生產資料“盡歸於公”。他認爲，西方資本主義的大機器生產，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造成了勞資鬥爭；歐美各國的工人運動愈來愈嚴重，要釀成“鐵血之禍”，今後的鬥爭，不在強弱之國而在“貧富之羣”了。由此他得出結論：“工不行大同，則工黨業主相爭，將成國亂。”
他主張廢除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並不是爲了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害怕因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帶來的資本家的破產，害怕因資本主義社會矛盾而造成的流血鬥爭，害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
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世界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的時代，一方面醉心於大機器生產造成的現代物質文明的一切成果；另一方面卻敵視民主革命和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心想消除在階級鬥爭中遭到的“痛苦”，於是幻想出一個沒有階級矛盾、沒有國家和戰爭甚至沒有私有制的生產高度發達的社會，作爲自己的最高理想。
康有爲在《大同書》中，把人類有史以來的社會宣佈爲充滿着各種各樣痛苦的社會，認爲造成人類痛苦的原因是由於世界上存在着各種界限和差別，其中包括國家的差別，種族的差別，等級的差別，男女的差別，家庭的差別，貧富的差別，甚至人和動物的差別；破除這些差別和界限，就可以實現一個沒有任何痛苦的“極樂世界”——大同世界。他把“去苦求樂”看成是實現大同世界的標誌。他所說的“苦”，不僅包括勞動人民所遭遇的痛苦，而且包括富人、貴族甚至帝王所遭到的“痛苦”；所謂破除差別，不僅破除種族壓迫和階級壓迫，而且要破除一切人所受的壓迫。康有爲所提出的這種理想，據說也包括在他戊戌變法時期的《大同書》的初稿中。它的中心思想是廢除封建等級制和君主制度，反對強國壓迫弱國，按着近代的民主主義觀點解釋了我國古代的大同學說。
列寧在評論俄國自由派的烏托邦時說：“自由派的烏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協的辦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經過激烈的徹底的階級鬥爭，就能夠在俄國，在俄國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勞動羣衆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又說“自由派的烏托邦教農民羣衆放棄鬥爭”，“是新剝削者企圖與舊剝削者分享特權的這種私慾的掩飾品”。
其中要求取消貧富差別，多分財富以爲公產，又帶有某些社會主義的空想。他的大同學說，實際上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下渴望獲得自由平等的願望，是對封建時代的傳統教義一個嚴重的打擊。同時他的大同社會，也只是由於他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劇烈矛盾，妄想中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矛盾的一種空想罷了。但是他所理想的大同社會，並沒有否認私有財產制度。他所說的“人人即多私產，並當分之於公產”，所謂“公產”，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是指公共的福利事業。這樣的社會，實際上把資本主義社會理想化了，把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美化了。他企圖通過教育和改良人種的手段來實現“天下爲公”的時代，宣揚“人人相愛”，不講階級鬥爭，這隻能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幻想。
康有爲的大同理想，就是這種性質的空想。資產階級改良派害怕羣衆，比害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就表現出一種驚人的，不可思議的軟弱性和十足的無能”。康有爲關於大同世界的幻想就是這種軟弱性的表現。
在這部著作中，康有爲搬來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表面上揭露了由於封建等級制所造成的各種痛苦，批判了封建的君權和夫權，譴責了宋明道學的封建教條。可是他卻認爲這些封建壓迫不是由於封建制度和封建階級造成的，說什麼等級制度在外國有，而中國從秦漢以來，由於孔子學說的教化，早就消滅了，從而得出了“中國絕無階級”的謬論。他把封建的壓迫歸之於“男女不平等”，又把“男女不平等”歸之爲由於婦女生來體質衰弱，又爲封建宗法制度作了辯護。這樣，他所說的“去級界平民族”的“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也就變成了空談。
這種關於社會主義的空想，不是來自被剝削羣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憎惡，而是出於地主資產階級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恐懼，是社會改良主義的翻版。
二、康有爲的進化論思想
當時開始傳入的西方資產階級庸俗進化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爲他們變法維新的政治主張作論證的理論根據。康有爲是一個進化論的擁護者。
在宣傳進化論思想時，他又吸收了一些中國古代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偶爾也透露出一些辯證法的思想因素。但由於他沒有超出庸俗進化論的理論體系，最終又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
康有爲在他早期宣傳變法維新和介紹世界各國變法歷史的著作中，十分強調“變”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個最普遍的法則。他說：“蓋變者，天道也乙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
自然界是如此，人類社會政治制度同樣也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的。所以，“聖人之爲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
當時，康有爲的學生梁啓超概括資產階級改良派關於“變”的思想說：“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在關於“變”的理論中，康有爲又着重強調了以“新”代“舊”的思想。他說：“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
康有爲的這些思想，在當時反對爲封建腐朽勢力辯護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的鬥爭中，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由於康有爲不承認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於社會內部新舊兩種勢力矛盾鬥爭，所以他找不到社會發展的真正原因，而最終又宣揚起所謂“三世”的變遷都有“時命運遇，不能強致”的唯心主義“天命”決定論來了。
康有爲還強調在觀察事物時必須注意到它的正反兩個方面。他說：“大同與小康相反，太平與亂世相反，能思其反，乃爲合道。……若於人事能思之，於物理能思之，於時變能思之，既思其正，而又思其反，正反既異，其道乃見。”這是康有爲對古代“相反相成”思想的發揮。他認爲必須從“正”、“反”兩個方面去反覆思考，才能把握人事、物理、時變之“道”，這應該說是一個比較深刻的思想。從“物必有兩”和“既思其正，而又思其反”，康有爲又進一步論述了事物內部對立雙方的統一和鬥爭對事物生成、發展的作用。
他說：“蓋太極兩儀之理，物不可不定於一，有統一而後能成；物不可不對爲二，有對爭而後能進。”他認爲事物由矛盾對立的雙方組成爲一個統一體，統一體又必然分爲兩個矛盾對立的方面，而事物內部矛盾對立的鬥爭是事物變化的原因，這在中國一些古代思想家那裡已有所論述。如王夫之就曾說過：“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蕩之謂。……純乾純坤未有易也，而相持以並立，則易之道在。”康有爲在這裡進一步提出了“有鬥爭而後能進”，強調了矛盾對立的鬥爭纔有事物的進化，這是他比古代樸素辯證法思想深刻的地方，可說是他哲學思想中閃現出來的一絲異彩。
根據這個道理，在社會制度方面就應當以資本主義之“新”去代封建主義之“舊”。這也就是他說的：“中國今日不變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