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不起個體戶，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就是北方人的固有思維，也正是這種思維讓北方的經濟發展在二十多年後變得困難起來。
幾十年後，南方經濟發展的一塌糊塗，北方經濟同樣是落後的一塌糊塗，雙方走的是兩個極端。
有人說這是人的的問題，南方人血液之中都帶着奮鬥的基因，而北方人墨守成規，不願意改變，天天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這纔是造成這兩種極端的原因，這種觀點曾經還佔據主流，當時成爲了很多攻擊北方人的口實。
劉琅也曾研究過這個問題，表面上看這似乎也是正確的，但他認爲這不是根本，根本還是在於體制上的落後帶來了經濟上的進步乏力。
其實在這個時期，除了GD和江浙一帶靠近沿海和香港地區的城市外，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個體經濟的活動還是小心翼翼和廖若晨星，因爲長期的計劃經濟，讓人們已經習慣在一種格式化的、有紀律和有組織的環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脫離那種慣性，往往需要極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氣。
這絕對不是胡說八道，你看看這第一代個體經營者的的身份就知道了，那些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是失業者、返城人員、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溫暖”的、有“保障”的體制外，在無可奈何之際才被迫走上了經商和創業的道路。
所以劉琅爺爺說馬家堡的那些南方人都是賊頭賊腦，還真是有些正確，起碼跟他們這些體制內的人相比，這幫人穿的破破爛***乞丐而已強不了多少，不似工廠裡的工人們，即便衣着同樣“簡樸”，可起碼還有些“人樣”。
正是這種外表上“優越感”讓這些體制內的人忽略了根深層次的問題，這尤其以北方城市最甚。
北方地區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重工業最集中的地方，一個小小的阜城就佔據了國家一五計劃全國一百多個重點項目中的三個，更不必說其他更大的城市了。
最早的改革開放是國家逼不得已而爲之的行爲，是具有一定的實驗性質，因爲是實驗性質，那就不會拿國家的根本去試驗，而北方三省就是國家的根本，自然不會去動。
所以在改革開放最快的時期，也就是八零年到九十年代中期的這段時間，北方很多的大型國企還是跟以前一樣沿襲了計劃經濟的特點，產品都由國家保障，國家要多少，你就生產多少，沒有憂患和競爭意識，這些人也都是將過且過，反正職工們也生活無憂。
但等到九十年代中後期，隨着科技的迅猛提升，這些大型國企所生產的東西就成了廢品，國家再有錢，總不能去買一堆廢品吧，於是這纔想起來要進行國企改革，這一下可好，大量職工下崗，沉重的生活負擔一下子就讓北方的經濟蕭條起來。
有人或許會說，國企改革是正確的，就是爲了讓這些企業破繭重生。
當然，這種改革是勢在必行的，不改那就是死路一條，可關鍵是改革後的企業很多也無法在市場上生存了，那時世界的科技發展速度已經如同一輛奔跑起來的火車，凡是跟不上科技速度的就會被遠遠拋下。
跑得慢的都要被甩在後面，更不必說這些剛剛經歷過改革的企業，技術落後、設備落後、人員的水平也落後，這根本就是一具將死的病人，你連人家屁股後面的塵土都吃不到，還說要追趕上去，這不是開玩笑一樣嘛。
在劉琅的前世，也就是三十多年以後，國家也認識到了這個根本問題，提出了北方重工業升級戰略，這個戰略絕對是爭取的，可關鍵是你想升級就升級的嗎？
要想升級就要提升科技，可是當時世界上的重工業科技掌握在爲數不多的發達國家手裡，他們能給你嗎？這是一個國家的命脈，你有錢，能買到設備，可是能買到一個人的命嗎？這根本就是個悖論。
除此之外就是自我提升，但是這需要時間，絕非是幾年能夠做到的，甚至十幾年都做不到，所以說，三十多年後國家提出的重工業升級戰略沒錯，但是已經有些晚了，要想升級成功，所付出的代價太多太多。
這也是劉琅這一世想要解決的事情，他不希望這種痛苦在二十多年後再次落在國家身上，或許這條路依舊難走，或許這種痛苦還會再次降臨，但他希望能夠讓這條路走得更輕鬆一些，儘量讓更多的人減輕痛苦。
當然，現在的劉琅不會跟自己的爺爺和父母談論這些問題，他自己也還小，這個世界上最難改變的就是一個人的固有思維，除非他的思維讓他無法生活下去纔會改變，而在一九八二年，阜城人們的生活還是“不錯”的。
馬家堡成爲了南方人“偷偷”倒賣商品的地方，阜城相關部門並沒有任何舉措，畢竟這是私營經濟範疇，同時國家也提倡私營經濟的發展，即便很多人對這些南方人嗤之以鼻，但對那些商品還是趨之若鶩的，而且很快，私營經濟就已經影響到本地人了。
本地人也開始販賣一下小東西，當然不是“喇叭褲”，單卡錄音機和鄧麗鈞磁帶這些“奢飾品”，而是糧食和副食，比如一隻老母雞，比如一斤雞蛋等等，雖然價格比百貨商店裡的高一些，但是不用糧票，甚至有些東西是以物換物，你用兩斤雞蛋可以換一隻老母雞，只要雙方同意馬上成交，真正的農貿市場已經開始形成了。
這些事情對劉琅來說沒有太大影響，他還是天天到父親的工廠收發室裡看報紙，每次剛一進屋就被李鐵抱起來放在炕上，然後大摞的報紙就放在他的面前，現在的李鐵就好像是劉琅的小弟，對他言聽計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