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對於統治者來講，可以用一句武俠風的話來概括：劍本無所謂正邪，執劍的人才分善惡。清談的人裡面有很多山濤、嵇紹、王導和謝安這樣的國之股肱，也有像王衍、殷浩和大量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權貴子弟。但他們偏愛空泛的行政改革，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而本身多是詞垣臺諫、翰林之流，長於奏疏，短於治民、治軍，缺乏實際的治國才能，在外交和軍事上既無實戰經驗，也無真知灼見。
因此歷代統治者對於‘清議’多是持反感態度，甚至不惜大開殺戒。僅趙昺知道的就有東漢末年的漢桓帝、漢靈帝時期的“黨錮之禍”；唐朝最後一個皇帝唐哀帝李柷在位時，權臣朱溫有一次下令大開殺戒，殺了大批當朝的“衣冠清流”名士，將他們的屍首扔進渾濁的黃河；明代甚至動用錦衣衛對付清流們，常常施以廷杖、酷刑；彪悍的滿清入主中原以後，不買傳統的賬，把清流文人狠狠殺了一批。
但是結果卻並卻並沒有使清議銷聲匿跡，刀斧酷刑依然無法堵住清流們的嘴。趙昺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實與統治者有脫不開的干係，帝王們爲了控制官僚，言官、御史頗受倚重，於是他們也成了清議影響國策的主要渠道。而本朝更甚，因爲太祖誓約中有言‘不殺言官’，這使得他們更肆無忌憚，即使說錯了也不能懲處，使得清議盛行，動不動就給皇帝提意見。
其次，統治者選擇了‘士大夫治國’的國策，同時又以科舉制度控制士人，使得教育的目的是傳播儒家正統思想，捍衛封建禮制，維護封建統治秩序，讀書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改變自身命運。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絕大部分由清流派來掌握。
再者，歷史上歷朝都存在着‘權力尋租’現象，而用於尋租的權力一般都是政治和文化的權力，目的是獲取政治利益。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小農自給經濟，商業長期以來得不到充分發展，經濟腐敗對社會影響不大，對政府官員的衝擊也很小。
此外，因爲清流派成員大多數都是士大夫階層，間接掌握着科舉考試這個重要的工具，進而控制社會的意識形態。所以各個朝代除了皇帝的治統之外，還存在着一個‘道統’，而道統就掌握在士大夫階層中，成爲經常和皇帝爭執的本錢，導致官員常常不以皇帝的標準看問題，敢於動輒在朝堂與皇帝發生爭執而據理力爭。
趙昺知道想要壓制清流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千百年來儒學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秉承的理念成爲每個階層的共識，從而控制了輿論導向。作爲統治者的皇帝，一個普通百姓終生難見龍顏，好與壞同其都十分遙遠。而與他們接觸最多的則是儒士出身的官員，或是身邊能耐人——鄉紳。
再加上信息的閉塞，對外界瞭解不多，這些身邊的讀書人的話就成百姓們獲得信息的重要來源，評判對錯、分別善惡的標準，往往他們的一句話就能夠挑起官民之間的對立，甚至動亂。如此影響力讓皇帝也是十分忌憚的，不得不容忍他們的挑釁。
更爲重要的是士人階層成爲帝王依仗的統治工具，雙方之間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因而對於清流，皇帝也是又恨又愛，卻更像一對相愛相殺的冤家。即便時有打壓，卻也不敢趕盡殺絕，畢竟還需要士人們維護自己的統治，平衡各個階層間的利益，消除階級矛盾。
當然士人之中既有心懷天下，濟世救民的忠義之士，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能直面現實反對侵略，表現出愛國熱忱，這個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當然也有隻會呱呱奇談，眼高手低，追逐所謂清名，譁衆取寵之輩，一旦朝廷稍有不合自己心意，或僅是不滿某位官員的做派，就能惹得他們一頓‘狂噴’，絲毫不顧大局和國家利益。
朱元璋立國初期殺的士人以萬計，以致各級政權官員空缺，最終還得藉助士人維持統治，而被皇帝處罰的同時，清流卻獲得了另一種榮譽--整個國家，整個文化界，都認爲大臣是對的，而皇帝錯了；滿清大肆屠戮清流之後，不僅未能將其清除，反而當滿族也出現了士大夫階層以後，就更加不得了，清議的性質越來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動，維新的失敗，革命的艱難，到處可見它的影子，成爲歷史前進的思想阻力。
趙昺想着自己這些年來之所以能在數次彈劾風波中立於不敗之地，既有有意的謀劃佈置，也有無意間的巧合從而得以挫敗了數次針對自己的陰謀。當然牢牢的控制了軍權是最爲主要的，這使得他在爭鬥中首先立於了不敗之地，畢竟有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說法，只靠嘴是說不死人，也不能從寶座上將他掀下去。
其次趙昺任用了一批志同道合，忠於自己的文臣，從而使自己可以掌控朝政，做到政令通達，決策得以實施。其中既有應節嚴、江璆和鄧光薦這幾位師傅的鼎力支持，也有像文天祥和陸秀夫、劉黻、陳仲微、陳則翁等這樣的心懷天下，誓死捍衛君王的先朝臣僚。還有不忘舊國，心向朝廷的謝枋得、謝翱、劉辰翁、胡三省、鄧文原這些在野清流的歸附。
與此同時，趙昺也培養了一批班底，將過去出身不高，名不見經傳的蔡喬、蔡若水、林之武、莊氏兄弟安置到重要崗位，又通過重用吏員解決了基層問題；再舉行科舉選拔了一批士子，並進行再教育，使得他們能夠接受自己的理念，成爲他的擁躉者。然後逐步替換掉那些與自己貌合心離，佔着茅坑不拉屎的尸位素餐的官員，使官員體系中的反對聲音式微。
另外趙昺通過改革進諭司辦報紙，與清流們搶佔輿論高地，將熱點問題拿到明面上進行辯論，使得他們無法通過私下傳播影響民間的輿論風向。同時在通過暴力手段進行打壓，使得他們的聲音日衰，難以左右國家政策的推行。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趙昺控制了國家財政，現代說經濟基礎決定政治基礎，但古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其實對士人的影響並不大。可隨着他大力發展工商業，許多失地的農民走進工坊，或是從商，使得他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與傳統的重農輕工商的傳統衝突不斷。而在衝突中，用腳丫子想這些人也會轉而支持政策的制定者，因爲他們從中獲得了利益，士人們卻阻礙了他們發財。
還有基於商業經濟的經濟權力相對獨立於政治權力，根據經濟決定政治的基本原則，錢的作用顯然也是不容忽視的。朝廷依靠傳統的田賦已經難以支付財政開支，維持國家的運轉，更沒有辦法通過賑濟災荒、興修水利、減免賦稅來收買人心，這對士人爲主體的官僚系統衝擊力不小。而有錢的趙昺卻能通過賞賜的方式做到，且通過向朝廷借貸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過這套在瓊州行之有效的方法，待趙昺進入中原後卻不大靈光了，給了自己一個狠狠的下馬威，他們因爲對自己‘濫殺’士人深表不滿，聯絡朝中一些權臣發難聯名上書質疑自己正統的身份，要將他趕下臺去。使得自己不得不暫且退居幕後，由太后監國，很是吃了癟。
趙昺在退居觀中也曾想過爲何會出現如此問題，以爲瓊州畢竟是個彈丸之地，自己可以輕易的瞭解局勢的變化，從而及時處置。且在國難當頭之時，仍然能夠追隨行朝的人多數還是心懷忠義，以忠君爲國爲己任的。而江南淪陷後，諸多的士人或者當了帶路黨，或是被徵辟仕元，或者退隱鄉野，人員構成複雜。
而收復江南後，趙昺下旨鎮壓了諸多叛國者從而引發恐慌，擔心被牽扯其中，又因爲沒有重新獲得啓用，有被拋棄之嫌，於是引發了動盪。但是在楊太后的支持及衆臣的力保，自己動用軍隊平息了這場變亂。但也使得趙昺明白江南士人潛在勢力的強大，迫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做出妥協，以免引發更大的動盪，以致犧牲了自己的婚姻。
但趙昺明白不同的歷史時期，具體的社會問題不同，可以憑藉的政治資源可能不同。尤其是從舊的統一局面的解體到新的統一局面重建這段時間內，社會問題重心的變化也會引發新的矛盾，而他要建立新秩序就必然會使矛盾日益尖銳，引發新的對抗。可如何調整相應的政策，渡過危機，維護自己的統治，這個課題可以說讓他傷透了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