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貝利亞的被捕，還有沃茲涅先斯基、赫魯曉夫等修正主義分子被邊緣化，蘇共高層的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勢力基本上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權力和政治影響力，只剩下曼圖洛夫主導的“西伯利亞派”和以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人爲骨幹的“老近衛軍”還存在於蘇共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
在“西伯利亞派”和“老近衛軍”互相合作的情況下，蘇聯的政治形勢也開始變得穩定起來，行政效率也因爲政治的穩定而得到了不少的提升，不少具建設性的方案得到了良好的實行和貫徹，使蘇聯的發展建設步伐得到了不小的提高。
如果說1930年代的蘇聯是東歐地區性大國，那步入1950年代的蘇聯又算是什麼呢？除了“國際性超級大國”，“世界第一流強國”這些詞以外，恐怕就沒有更適合的詞語能夠形容這個極其強大的國家了。
在當時，蘇聯是除美國以外唯一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同時也是陸軍、空軍數量最多，而且裝備最爲先進的國家，其陸上軍事實力已經算得上是無敵，而空軍實力也比美國強上不少，但海軍實力依然還沒能和坐擁數十艘航空母艦的美國相匹敵。
即便如此，蘇聯在綜合軍事力量上已經是毫無疑問地置身於世界第一的位置，根本沒有一個國家能惹得起蘇聯，至少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已經足夠保衛蘇聯的革命成果，同時也能夠維持蘇聯作爲社會主義老大哥和歐亞大陸霸主的地位。
而蘇聯雖然在經濟總量、發達程度和部分技術方面還暫時落後於美國，但兩國之間的差距已經在明顯收窄，如果保持發展勢頭的話，蘇聯經濟總量總有一天會超越美國。
經濟的高速發展，伴隨而來的固然是人民生活素質的提升，而人民生活好了，對蘇維埃政府的滿意度自然也有所提升，再加上蘇聯宣傳機器的幫助，使得蘇聯人民對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道路充滿信心，對共產主義道路的質疑聲和反對聲也減小到了一個可以無視的程度。
但在蘇聯崛起的同時，斯大林身體狀況卻越來越差，到1952年的時候，已經惡化到無法處理政務和黨務的程度。無奈之下，他只好把手頭上的大部分事情都交給曼圖洛夫和莫洛托夫去管（曼圖洛夫以蘇共中央第二書記的身份管黨，而莫洛托夫則以最高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管政府/行政事務。）。
自此開始，曼圖洛夫和莫洛托夫便分別成爲了蘇聯黨政機構的實際掌舵人，蘇聯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雖然斯大林依然有權力把曼圖洛夫和莫洛托夫的權力廢除。）。
然而，斯大林的身體狀況並沒有因此而好轉，到了1953年3月更患上了嚴重的中風，他右手癱瘓，雙腿失去知覺，失去語言能力，心臟和呼吸活動出現嚴重障礙。
即使政治局叫來了蘇聯最好的醫生對斯大林進行救治，但依然沒能逆轉斯大林的病情，最終這位曾經執政30年的蘇聯最高領袖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導致的腦溢血而去世。
斯大林的逝世對於蘇聯人民來說，是一個比較重大的打擊。畢竟斯大林的威望很高，對國家和人民的貢獻很大，大部分蘇聯人民早已經把他當成是偶像和英雄那樣崇拜。
蘇共中央多位高層（包括曼圖洛夫和莫洛托夫）在報紙上撰文，對斯大林的死表示哀悼，其論調無布例外是對斯大林的功績表示肯定，同時也承認“斯大林和普通人一樣，也曾經犯了一些錯誤，但這些錯誤與他的功績相比微不足道。”而曼圖洛夫也在撰文中表示“會認真客觀地處理斯大林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切問題，對不完美的地方進行完善。”
而爲了表達對斯大林逝世的惋惜，蘇共中央宣佈全國所有黨政機構下半旗致哀，多個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爲了表達對“蘇聯老大哥”的忠誠或者是純粹表達對斯大林的敬仰，也發出了類似的命令，還派出了黨政高層出席斯大林的葬禮。
在葬禮上，被視爲斯大林接班人的曼圖洛夫，帶同波諾馬連科、安德烈耶夫、佩戈夫等較爲年輕的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親身“上陣”，在多國記者和多國黨政代表的注視下，親自給斯大林擡棺材。（當年在基洛夫和加裡寧的葬禮上，斯大林也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和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政治局委員給基洛夫和加裡寧擡棺材。）
這樣的行動，足以在大衆面前證明他們對斯大林的尊敬，也預示着蘇聯未來的路線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而在後來的中央全會上，曼圖洛夫的發言也證實了這一點。
在演講臺上，曼圖洛夫強調蘇聯共產黨全體必須要堅持走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發揚斯大林精神，不能辜負斯大林、列寧等領導人，以及革命烈士們（包括在十月革命、俄國內戰和衛國戰爭期間用鮮血換來勝利的紅軍戰士）對蘇聯黨和人民的期望。
他歷史性地發表了“四個不能”的原則，即“不能讓革命烈士的鮮血白流，不能讓革命領袖（這裡指的是列寧和斯大林）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努力白費，不能脫離革命羣衆（這裡指的是無產階級），不能讓任何革命落入任何資本主義勢力的手中。”這些警醒性的原則，在日後也成爲了蘇聯共產黨內最爲常見的口號，也是曼圖洛夫最爲著名的名言之一。
除此之外，他還發表了“四個自信”的原則，強調蘇聯共產黨全體黨員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要求黨員堅持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向共產主義的目標邁進。
正如衆人所料，在不久後的選舉環節中，曼圖洛夫成功以百分百的支持度當選爲蘇共中央總書記，莫洛托夫也順理成章地成爲了最高部長會議主席，伏羅希洛夫也和歷史一樣，當選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三人分別以執政黨領袖、政府首腦和國家元首（虛位）的身份共同執政，使蘇聯進入了“三駕馬車”的時代。
但隨後，曼圖洛夫成功把國家安全和肅反機構整合爲“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кгб，也就是克格勃）”，並且置於自己這個總書記的領導下，同時也重新建立了國防委員會（類似於中央軍委），由他本人兼任主席。
自此之後，曼圖洛夫成功掌握了黨權、軍權和國家安全及肅反部門的控制權，成功在個人權力上超越了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成爲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在曼圖洛夫的領導下，蘇聯這個超級大國繼續以強勁的勢頭髮展下去，國內的修正主義、官僚主義勢力也逐漸被他利用手中掌握的人事機構、宣傳機構和肅反機構肅清，解除了任何有機會造成蘇聯解體的內在因素。
這個偉大的國家也以超級大國的姿態一直存在了下去，葉戈爾·利加喬夫等曼圖洛夫的接班人們也並沒有辜負他的期望，成功把蘇聯帶向了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最終實現了共產主義。
（葉戈爾·利加喬夫在曼圖洛夫上臺時擔任新西伯利亞州委第一書記，歷史上於1985-1990擔任蘇共中央第二書記，在任內察覺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有問題，並且在1990年站出來與戈爾巴喬夫鬥爭，試圖讓蘇聯重回社會主義道路，但最終失敗下臺。蘇聯解體後，他成立俄羅斯共產黨，堅持共產主義路線，堅持鬥爭，至今依然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