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也過了十多分鐘，那羣學生才漸次安靜下來。又過了良久，終於推選出兩個代表，過來與孫元起面談。
兩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夥子依禮拜見：“學生王世傑、徐謨拜見孫大人！”
這就是清末的規矩。學生鬧騰得再歡、再不成體統，見到師長還是會規規矩矩行禮。不像後世鬧革命，老師要被遊街、批鬥、戴高帽、剃陰陽頭。華夏被稱爲禮儀之邦，正是體現在這些細節上。
孫元起和聲問道：“這裡是學校，不是官衙，我在這裡就是個教匠，你們不必叫我‘大人’，稱‘孫先生’便好。你們是到院子裡坐下來慢慢說？還是站在這兒說？”
“不敢勞煩先生，我們就在這裡站着說！”王世傑連忙答道。
孫元起點點頭：“也好。只是我身上有傷，就不陪你們一起站着了。”
王世傑、徐謨連忙說道：“是我等打擾先生養病，還乞海涵。”
“說說看，你們爲什麼請願？請願的內容又是什麼？”孫元起問道。
兩人對望了一眼，由王世傑陳述道：“如今君主立憲，乃是世界潮流，不可阻遏。但我大清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頒佈預備立憲上諭以來，一直百計遷延，雖經四次大規模請願，依舊怙惡不悛，使得全國士農工商不勝失望。然而大清近三百年恩澤未衰，國民儘管失望。卻只有輸誠再請，至於三、至於四。
“顧亭林有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東林院的對聯也說。‘風聲雨聲讀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等讀學子不敢忘記前賢教誨，在溫世霖先生帶領下，成立‘國會請願學界同志會’，前往直隸總督衙門遊行請願。並決定以請願同志會的名義，通電各省諮議局轉教育會、商會，希望各界再次組團進京請願。
“誰知直隸總督陳庸庵聞訊大怒。不僅派軍警前往鎮壓，還勒令解散同志會。爲了殺一儆百，又下令秘密逮捕溫世霖先生，並以擾亂地方罪遣戍新疆。津門學子獲悉後。無不憤懣欲死，欲再次請願。但陳庸庵部堂閉門不納，而且朝廷有旨，‘倘有罷課請開過會者，立即從嚴懲辦。並將辦學之人一併重處，以儆其餘’。我等悲憤可以想知！
“近聞先生出任學部尚，津門學子不勝歡忭。我等自小便讀先生編寫的課本，直到現在。素來景仰先生風範，知道先生不僅學貫中西。而且道德文章舉世無雙，熟知各國政體。見識迥出時人之上。所以昧死前來請願！”
孫元起笑道：“你別給我戴高帽子，再誇我該羞愧而死了。我有幾斤幾兩，自己還不知道？說，你們請願內容是什麼？”
心裡卻暗道：這陳夔龍真不省心，在湖北時就給我添堵，如今到了直隸，依然讓我給他擦屁股！
徐謨道：“我們有三個請求。第一條，懇請朝廷無罪開釋溫世霖先生！”
“溫世霖是學堂老師？”孫元起問道。
“不是。”
“那，溫世霖是在校學生？”孫元起又問。
“也不是。”
孫元起有些生氣：“溫世霖既不是老師又不是學生，幹嘛找我請願？我是學部尚，不是法部尚！如果你們覺得他有冤屈，儘可以去找法部、都察院，與學部何干？好，繼續說第二條。”
徐謨被噎得直翻白眼，半天才說道：“第二條，懇請朝廷速開國會！”
孫元起肅聲道：“請這位徐同學記住，學部是分管全國教育的機構。速開國會與教育有一毛錢關係？如果接下來都是這種越俎代庖、問裁縫買菜刀的要求，你可以直接轉身回去了！”
徐謨有些抓狂：“第三條，懇請朝廷儘早頒佈憲法。朝廷聖旨命你纂擬憲法，你該不會認爲這個也與你無關？”
孫元起反問道：“你們知道纂擬憲法大臣都是誰麼？”
此時王世傑插話道：“知道，是度支部尚澤貝子（載澤）、農工商部尚倫貝子（溥倫）以及先生您。”
“既然知道，那我就給你們說個故事！”孫元起突然話鋒一轉，“從前有個屠夫，每天都要殺好多豬。周圍的人都勸他：‘你每天殺豬是不對的，應該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態，親切地對豬說：‘我殺了一輩子豬，心裡也很過意不去，你們雖然是豬，也應該有豬主、有豬權。現在我尊重你的意見和選擇，你想怎麼個死法？不要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暢所欲言嘛！’豬猶豫片刻，答道：‘其實，我並不想死。’屠夫拍着大腿：‘你看你看，說跑題了？’現在的形勢就是這樣。明白了麼？”
王世傑躬身答道：“學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還不走？”孫元起說完，王世傑真的轉身走了。
孫元起又問徐謨道：“你明白了麼？”
“我不明白！”徐謨直着嗓子嚷道。
孫元起大怒：“連這個都不明白，還來請願？來人，把他叉出去！”
看着孫元起在衆人簇擁下回到寓所，王世傑趕緊扶起被摔了一個大馬趴的徐謨：“叔謨，我們也回去！”
徐謨還有些惱火，一膀子甩開王世傑：“他孫百熙到底什麼意思？三條要求，一個都沒答應，就給我倆講個故事，這樣就想把我們糊弄走？”
王世傑道：“孫先生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前兩個要求是不歸他管，後一個要求則是他想管，人家不讓他管。”
“對了，雪艇，他講的那個故事是什麼意思？”徐謨問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換成‘憲法’，把‘屠夫’當成攝政王或者澤貝子、倫貝子，把‘豬’當成孫先生，就該明白了！”王世傑旋即搖搖頭，“其實，把‘屠夫’當成滿清政府，把‘豬’當成全國四萬萬國民，也未嘗不可。”
聽王世傑這麼一剖析，徐謨總是明白過來，只好垂頭喪氣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發生了很多載入史冊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發的廣州起義，“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雖然最終還是失敗了，但因爲孫元起這隻蝴蝶，再加上迫擊炮的作用，起義足足支撐了二十多天，最後在兩廣、福建清軍圍剿下，殘部才退回香港。
當然，還有一些事情，最開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終結果卻驚天動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摺。
奏摺是都察院給事中石長信寫的，題爲《鐵路亟宜明定幹路枝路辦法折》。在摺子裡，石長信把鐵路分爲“幹路”與“枝路”兩種類型，主張貫通全國的主要線路（即“幹路”）應該國有，由政府借款興辦；而其餘的普通線路（即“枝路”），則可以由各省紳商集股商辦。
看上去很合理，對不？
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至少需要先明白兩點：第一，清末鐵路狀況；第二，清末財政狀況。
先說第一點，鐵路是舶來品，按照產權可以分爲“洋辦”、“官辦”、“商辦”三種。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意識到鐵路對於國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況，不再允許外國插手鐵路修建，改由自己動手——這也是詹天佑能夠出頭的原因之一。——但接連不斷的賠款，讓政府有心無力，只好委託給有實力的商人來集資辦理。
效果很顯著，短短數年間，就有多條鐵路開工建成。但商人辦理也有弊端，比如無法籌集到鉅額資金、技術不過關、各自爲政，影響了鐵路之間的互聯互通。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鐵路國有”的必要性。
再說第二點，清末政府財政狀況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萬兩，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種關稅、鹽稅、厘金等爲抵押向外國銀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膠股票風潮，中國商人一下子損失了4000萬兩以上，造成市場急遽蕭條，政府入不敷出的情況更加明顯。已經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還有窟窿要填，怎麼辦？
修鐵路之所以能鼓動大量商人蔘與其中，除了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觀。最初，政府赤字壓力還不是很大，雖然也意識到鐵路國有的必要性，但還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討價還價。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爲金融危機，資金極端短缺，早已經飢不擇食。眼睛自然而然瞄準了鐵路：鐵路好啊，平時能賺錢，緊急時還能以路權向外國銀行抵押貸款！
石長信這封奏摺，無疑撓到了清政府的癢處。奏摺呈交之後，立即引起攝政王載灃的重視，稱讚道：“該給事中所奏不爲無見，著郵傳部按照所奏各節，妥籌議奏。”
郵傳部尚盛宣懷對對石長信的奏摺，立即給予了積極呼應。這也可以理解：鐵路國有，歸根到底是收歸郵傳部管理。作爲未來的經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懷可以撈到更多的好處。何樂而不爲？
在收到石長信奏摺後的第6天，清廷正式發佈上諭，向全國發布了幹路國有的定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