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2000年以後的互聯網公司一樣，80年代的生物公司是投資人眼裡的搖錢樹，包裝漂亮的投資公司，會被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多輪投資，從而得到遠超其所需的溢價資金。
而這些被投資的生物公司，如加尼卡公司，在拿到了遠超所需的資金以後，也會考慮投資其他的生物公司或者生物技術。
加尼卡所擁有的加尼卡生物技術公司規模不大，但他的人脈不錯，輾轉認識了不少業界大牛，所以常年奔波於各地的生物技術展覽，做種子投資。
在創生初期的生物公司與硅谷時代的互聯網公司是不同的，或者說，80年代的生物技術公司和80年代的it公司差不多，這個時期，技術大牛和技術儲備主要都存在於高校和科研機構，要找新技術，就要到各種生物技術大會去找。
加尼卡不是第一次收購來自國外的生物技術了，但pcr的商業價值在他所接觸過的技術中排名三甲。加尼卡估計，如果將pcr技術應用於dna探針等技術，其專利期內的商業價值可能高達5000萬美元。
因此，加尼卡很有耐心的與中方領隊周旋，希望能以儘可能低的價格拿到pcr的技術——至於專利，加尼卡公司的人也在儘快檢索，只是時間太緊，他們也不知道是否有相關專利註冊。
不過，無論是否有專利，有數位大牛給楊銳背書，加尼卡是不敢去搶注的，搶注了也是沒用，他的小公司還沒有超級藥企不要臉的訴訟資本。
中方領隊與加尼卡可謂是一拍即合，他也覺得自己是在與老美周旋，期望着儘可能的套出加尼卡的底線，從而爲接下來的談判奠定基礎。
此時此刻，領隊同志什麼都不想，一門心思的就是想要搞定此事。
比起做一支學術代表團的領隊工作，獲得數十萬美元的外匯收入，這樣的談判所能帶來的意義顯然更大。
領隊甚至有種感覺：我的人生將就此騰飛！
雙方你來我往，周旋的很是快樂。甚至在午餐之後，約定了下一次周旋的時間。
楊銳看他們聊的如此愉快，覺得還是不要告訴他們“浪費時間”之類的事情了。
他打了個招呼，隨手拖走幾名學者，到邊上聊天去了。
領隊斜看楊銳一眼，心想：算你識趣，等我幫你賣了技術，也會幫你美言兩句的……也許……
張大勇不願意看領隊一副賺到了的嘴臉，但他也沒有立場反對，於是踱步來到楊銳身邊，開玩笑道：“沒想到你學雷鋒學到了美國來，以後回國，可是有的說了。”
楊銳笑笑，道：“也不一定就能學到雷鋒。”
“怎麼說？”
“先讓他們折騰吧，等我有空了，再和他們聊這個問題。”楊銳如果現在說，pcr儀已經註冊了一系列的專利，而且是壁壘似的專利，且專利權在香港華銳公司，領隊要麼瘋掉，要麼得想盡辦法從楊銳身上抹油。
不管是哪條路徑，領隊都不會輕易相信楊銳的。
楊銳覺得，自己沒必要爲領隊或者其他人節省時間。
張大勇教授不明所以，笑了兩聲，嘆口氣道：“要我說，學者應該從技術轉讓方面獲得一定的利益，不一定是個人利益，至少是實驗室得到直接的回饋吧，這纔是一種正確的分配方式，也能促進學術界的資金循環吧。”
楊銳奇怪的看了張大勇教授一眼，道：“再過些年，您的想法也許會成爲現實。”
再過些年，國內的科研改革，直接就把實驗室的成果交給研究員自己了。這是比歐美國家還有激進的改革方式。
在歐美國家，學者想獲得大筆的利益其實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在私人實驗室或者私人公司，那不用說，產出的成果都是屬於公司或者實驗室的。如果是在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那所有權同樣清晰，就是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的，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是誰的，產出就是誰的。
21世紀以後的中國科研界，卻是一個另類的存在。這裡大約是最早解決剝削問題的地方了，至少是部分解決。在中國科研界，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公立研究所，在國家投資的項目中，項目負責人擁有極大的收益空間，簡而言之，成果是屬於項目負責人的。
換言之，國家掏錢做項目，做不出項目，國家付錢，做出了項目，依舊是國家付錢，但研究者獲利。
這有點像是去賭場玩，賭場方面送給賭客的泥碼。泥碼不能直接兌換現金，但只要下一次賭桌，贏回來的錢，就可以兌換成現金了。
這樣的待遇條件，想必也是不長久的，不過，這也是使得21世紀以後，海外人才紛紛歸國。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作爲有血有肉，要養家餬口，欲奉孝於父母，澤被親友的普通海龜海帶們來說，實實在在的希望，比道德說教更有意義。
不過，張大勇卻不一定能等到那一天。作爲國內生物界一流人物，同樣的條件下，張大勇成爲千萬富翁應當是不難，然而，他這一代的科研人，卻是結結實實的被犧牲了。
沒有人刻意的去犧牲他們，但結局卻是如此。
“張教授，您要保重身體，爭取多幹二十年。”楊銳如此說。
張大勇呵呵兩聲，道：“十年沒問題，二十年恐怕堅持不到了。”
“你們在討論什麼？”伊文思教授站在旁邊，一臉好奇。
“我們在說，還能做多久科研的問題。”楊銳笑着換成了英語。
伊文思輕笑兩聲：“能做多久科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一定做的比我們久。”
楊銳的年紀還不到在場其他學者平均年齡的一半，說起來，幾乎能多做30年科研了。
又是一輪羨慕之後，伊文思卻是給楊銳講起了閉幕日演講的要點。
勉強說來，演講是要比報告高端一些的，主要是自由度比較高。演講是想說什麼都行的，如果是比較牛的學者，比如楊振寧這種34歲就拿到了諾貝爾獎，攀上第一階的大犇，他做演講完全可以談人生，談理想，談談我的夢想與我們面臨的問題。
報告就沒有這種自由的，聽名字也知道，演講是居高臨下的，報告是仰首擡頭的。
報告通常是直面工作的，說明自己的工作是最主要的報告形式，這種很是簡單。
但進化到了演講的話，依舊採用最簡單的模式，南德斯教授可以，楊銳就不可以了。
遇到計較的人，說不定會被看做狂妄。
楊銳也不希望自己在國際友人面前的亮相，是以木呆呆的華人學生的形象出現。
楊銳有興趣，伊文思等人有經驗，幾個人也是一拍即合，越聊越是暢快。
“你們好，中國代表團是在這裡吧？”不知什麼時間，輕輕的女聲將兩撥人的交流都給打斷了。
“小白牙？”楊銳一眼看到了怯生生的小白牙。
站在一羣金髮碧眼，紅髮藍眼，慄發灰眼的老外跟前，小白牙顯的分外嬌小而柔弱。
直到聽到楊銳的聲音，看到他的臉，小白牙的眼神才一下子明亮起來：“楊銳！”
她提高聲音叫了起來，果斷跑向楊銳，雙臂張開一副要撲過來的架勢。
周圍的美國人都含笑讓開了位置，他們很願意看到這種“久別重逢”的男孩女孩的戲碼。
唯一沒有讓開的是一隻倒黴椅子，小白牙不得不從它上方踩過，好懸沒有跌倒。
一名大會的工作人員心有餘悸的將椅子搬了回來，赫然發現，兩條椅子腿已然斷裂，露出鋒利的茬口，像是四顆鋒利的牙齒。
“還好這女孩沒踩到破損的地方。”工作人員嚇了一跳，抖抖手裡的椅子，準備一會兒就把它處理了去，這樣的東西留在會場，若是出事了，組織方可是要賠慘的。
椅子默默無言，泉下有知，循環播放着一句話：我是被她踩裂的，我是被她踩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