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話《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質說
第三講:後封建時期對《周易》一書是如何的說法
第四節:明清時期
歷史進入明朝後，也有一位大儒王陽明，其“易學”上也有說法。王陽明的哲學思想表現在《傳習錄》裡。王陽明的哲學成就是“心學”以及“知行合一”學說。王陽明的“心學”，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養。“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觀，即仁義禮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規範。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貫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僅光有口號、思想（“知”），而且要付諸於行動，即不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實際行諸的是男盜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義道德，而行動就應按仁義道德去付諸。這是王的“心學”內涵，這也是先秦儒學傳統的內涵。王陽明想以“心學”建構仁義道德之國，無疑於類似“上帝之國”的一種幻想。當然帝王官僚統治者，不會真的去行“仁義道德”，那只是他們教育被統治者做良民、順民的法寶而已。
而王陽明對《易》的說法，可是“易學”史裡最奇特的說法。看這位大儒，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是如何對《周易》的認識。
《傳習錄》裡有這樣的說法：“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僞耳。”（《傳習錄》王陽明撰，下卷）
這是有人向王陽明問，朱熹把《周易》講成卜筮的東西，而程頤認爲《周易》是闡明道理的書。爲何出現這種分歧的說法呢？而王陽明對這種疑問的問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種調侃的那種說法，而是正兒八經的做學問。王陽明的這種解釋，難道在他心裡就沒有了是非原則的對事物判定的標準了嗎？難道卜筮等同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之行爲了。在王陽明的心裡卜筮問吉凶（算卦），同做學問是一回事。這正體現了後封建社會裡那些儒者的世界觀與方*論。在他們心裡，鬼神，天道，人世是一體的，還處於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地帶。王陽明的思想裡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學觀方法思維。王陽明把程頤講義理的《周易》與朱熹講筮卜的《周易》，說成本質是一樣的，沒有區分，這主筮與主理的原是一回事，這就是大儒王陽明的邏輯思維。
在西漢之前的“易學”佚文裡，孔子對《周易》的義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與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
孔子對卜筮的認識是何等的理性與睿智，體現了孔子的偉大之處。難道王陽明就分不清卜筮與義理之學兩者的區別麼？王陽明能有如此的認識，可想“陽明學”的理論了。朱子把《周易》講成卜筮，程頤把《周易》解釋爲義理。到王陽明這裡把兩者說成是一回事。那麼，漢象數災異筮術之學與王弼的義理“易學”，也就成了一碼子事了嗎？無論是講卜筮，佔問，還是講義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沒有本質區別，這就是大思想家王陽明的結論。若站在後封建社會裡來看，王陽明的說法，還真是蠻正確的。若擱在現在來看，王陽明的說法是顛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瘋話。
王陽明把程頤的義理《易》與朱熹的筮卜《易》說是一回事，同是決疑的。
“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
這正是王陽明把卜筮與義理等同看待的理論依據，這在後封建時代，就是這個理，後封建社會裡確實無論講什麼義理，還講什麼占驗卜筮，其實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在後封建社會裡，是“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論思維。後封建社會裡是鬼神、巫術、迷信橫行在人們精神世界裡的時代。
後封建社會裡一些“義理”之說，只能助長人們更加的迷信，與失去主體的獨立精神，與筮卜沒有什麼兩樣。從這個方面來看，王陽明說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實的反映出了後封建社會裡人們的世界觀。但這裡也別認爲王陽明對帝王社會裡的思想意識有了什麼反思，才說出這麼“有哲理”的說法來。其實王陽明的思維邏輯，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一樣是“巫術式”的。
王陽明的《傳習錄》裡這樣說：“《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佔是用其辭”。
又說：“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這充分表明王陽明的思維方法，還停留在巫術思維裡。
而明朝後期也有一位易學家來知德寫了一部《周易集註》，完全繼承發揮朱熹的易學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學”認知，來知德的《周易集註》是象數學釋《周易》，終於又迴歸到“象數易學”上去了。
到了滿人建立了滿人貴族統治的大清帝國，而坐擁北京城，一樣的“坐北面南”統治着華夏的大江南北，雖是照搬前朝古制，可又多了個民族不平等的帝王專制。
大清帝國終於把華夏這個古老民族，奴役的遍體鱗傷，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國”，徹底的變成了“東亞病夫”。
那麼，清朝裡對《周易》的性質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
被稱爲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王夫之也寫了傳世的易學著作《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周易內傳發例》，《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周易大象解》。
《周易內傳》是註釋《周易》與《易傳》。其它易學著作是對《周易》和《易傳》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學”著作不能與今人的註釋和研究上的那種明確分類。古人所謂註釋中有論述，而論述中又有註釋。
王夫之的《周易內傳》在註釋《周易》，被認爲屬於傳統上所謂的“義理”來解釋的。
實際王夫之註釋今本《周易》，已然是以“象數”釋之。只是以“象數”說學釋解今本《周易》而闡發出一番“道理”。
如對《乾》裡的“初九，潛龍勿用”的解釋：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過揲之策三十六，以四爲一則九也。於象則一，而函三奇之畫。一，全具其數；三，奇而成陽；三三凡九。陰，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爲六。陽，清虛浩大，有形無形皆徹焉，故極乎函三之全體而九。陰，聚而吝於用，則雖重濁，而中因虛以受陽之施，故象數皆有所歉而儉於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後言象數；‘初’爲位所自定……
伏而不見之謂“潛”，“龍”陽升而出，陽降而蜇，絕地而遊，乘氣而變，純陽之物也。乾，純陽，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龍德始就，乃隨一爻而皆言龍者，六爻相得以成象，雖在一爻，全體已具，亦可以見爻之未離乎彖也。《易》參三才而兩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爲道，無有故常，不可爲典要，唯乾，坤爲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爲三才。初在地之下，龍之蟄乎地中者也，故曰‘潛龍’。‘勿’者，戒止辭。‘勿用’，爲佔者言也。龍這爲道，潛則固不用矣，無待上也。佔者因其時，循其道，當體潛爲德而勿用焉……。”
這王夫之能從一個“初九”和後面的四個字“潛龍勿用”，卻演義出六百多字的“解釋”來。那麼倒底讓後人明白這幾個字什麼意思麼？沒人能說得清楚。這王夫之是在講象數義理呢？還是在講象數占筮呢？已難分難解了。後封建社會裡的讀書做學問，做進了死衚衕。
王夫之所謂註釋《周易》，完全是照前人的“象數易學”而想象發揮之。重其“象數”，而輕視文辭，必然走進釋《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對這“初九”，本不是內容而當成重要的內容，說長道短，對現在看來很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了。而對普及學問來說，大衆如何能看懂這種註釋呢？難怪沒有人不認爲《周易》之神秘與深奧。到封建帝王社會後期，對《周易》的註釋越繁，讓人讀那些《周易》註釋文章，就頭痛。這是在“註釋”《周易》嗎？對《周易》裡的每一句話，王夫之“註釋”長則幾百上千字，短則幾十字的說法，但又能說明了什麼呢？看那些說法，似雲裡霧裡，像是“神話”，像是癡人夢語。從王夫之的這些所謂的“易學”說法來看，充分說明王夫之繼承的是《繫辭傳》的衣鉢。王夫之一樣認爲《周易》是爲筮卜而作，並強調不可偏廢“佔”。封建帝國時期裡的各種占驗術數，被後儒者稱爲“技術之書”，那麼支撐這些“技術之書”的正是帝國裡的陰陽五行哲學理論。無論王夫之從“象數”義理上如何附會出封建帝王社會裡的道德政治觀，都不足以他認爲《周易》是爲筮卜，並不可偏廢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義理之說。王夫之的“易學”況有百萬言於世又有何補呢？王夫之一樣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數易學”者。似乎他的“易學”詮釋了王陽明的那句經典之話，“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這就是中國古代裡所謂的大思想家、哲學家眼裡的“卜筮”（算卦迷信）與“義理”（道德文章）觀嗎？
清代“易學”突出的是漢“象數“易學，漢虞翻“易學“受到清“易學“研究的重視。虞易學是以象數解《易》，在以“象數”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種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發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學“名家張惠言作《周易虞氏義》，用虞氏取象說來解《易》。在復古“象數“學說而解《易》的還有焦循等。
清人皮錫瑞的《經學通論》裡有此說：“《四庫全書·經部》惟《易經》爲最多，《提要》別擇之亦最嚴。‘存目’之外，又別出‘術數’，不欲以混經也，《易》義無所不包，又本卜筮之書，一切術數，皆可依託。或得《易》一端，而要不足以盡《易》，雖雲密合，亦屬強附。漢學誤於讖緯，宋學亂於圖書，當時矜爲秘傳，後儒不得不加以論辯。今辯之已晰，人皆知其不關大義，學者可以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辯矣。其餘一切術數風角壬遁，實有徵驗，丹鼎爐火，亦足養生。其書亦或假《易》爲名，要不盡符於《易》之理。蓋漢儒之書不傳，自宋至今，能治專家之學如張惠言，通全經之學如焦循者，實不多覯。故後之學《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皮錫瑞的總結，雖然也認爲“《易》又本卜筮之書”，但所認爲的“漢學誤於讖緯，宋學亂於圖書”確實正確，但皮同樣說的個悖論。
而皮錫瑞提及的張惠言與焦循，實際是復興後漢開始的象數義理釋《周易》學說，當然與讖緯之學是不相同的學說。讖緯之學是偏重於陰陽災異占驗之學，而漢象數義理學是從象數上解釋《周易》的義理。
張惠言以象數解《易》，是以虞翻象數易學基礎。但虞氏取象釋《易》，已感覺《說卦》中的那些八卦取象不能滿足解釋《周易》，虞就發展了八卦取象。這被虞發展出的八卦取象，在易學上稱爲虞氏逸象。
張惠言在他的代表作《周易虞氏義》書中大量運用了虞氏逸象，張惠言的《周易虞氏義》是一部疏解補注類的著作，以《周易集解》中有虞翻《易》注者全錄，並對其中一些加以疏解。而《周易集解》中沒有虞翻註解《周易》的，則根據虞翻解《易》的思路，加以補注，可想是以象數闡發《周易》之理。實乃是對所謂“易卦”裡某一卦象，能出現幾十種取象解釋，哪裡是在解釋《周易》呢？
“象數易學”都是從《周易》裡的一套符號系統派生出的卦學學說，與《周易》已無干繫了。
“象數易學”到清代復興起來，代表人物是張惠言、惠棟和焦循。惠棟整理並註解虞氏易學，張惠言進一步加以充實。清朝漢象數易學復興，是清初黃宗羲易學所開的先河。
黃宗羲不但是清復興漢象數易學的開端，又是清考辯《易》學的開始。
在考辯《易》學上的代表人物是黃氏兄弟（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等。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於政治學說，他54歲時寫出了《明夷待訪錄》，在近代以來此書呼聲很高。
而黃宗羲在《易》學方面，即是開清考辯《易》學之先者，又是清朝復興漢象數《易》學之先導。
黃宗羲的《易學象數論》六卷，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的那樣：“前三卷論《河圖》、《洛書》、先天、方位、納甲、納音、月建、卦氣、卦變、互卦、筮法、佔法，而附以所著《原象》爲內容，皆象也。後三卷論《太乙》、《乾鑿度》、《元包》、《潛虛》、《洞極》、《洪範》數、《皇極》數以及“六壬”、“太乙”、“遁甲”爲外篇，皆數也。大旨謂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象窮矣。後儒之說，有納甲，動爻，卦變，先天，四者雜而七者晦。故是編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於古，以辨象學之訛。又《遁甲》、《太乙》、《六壬》三書；世謂之“三式”，皆主九宮，以參詳人事，是編以鄭康成之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越春秋》之佔法，《國語》泛州鳩之對證《六壬》，而云後世皆失其傳，以訂“數”學之失。其持論皆有依據。蓋宗羲究心象數，故一一能洞曉其始未，因而盡得其瑕疵……然其宏綱巨目，辨論精詳，與胡渭《易圖明辨》均可謂有功《易》道者矣。”
我們只要看一看黃的《易學象數論》綱目與內容，就知是什麼了。內容雖然以考辯“象”與“數”，無非是將漢象數易學與後來產生的圖式易學做考辯，得出什麼聖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說，已然是以訛傳訛。內容無非是彰顯漢象數易學，排宋《易》學之說，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學不切實際高談心性的空疏學風。而黃開漢象易學復興於清與宋易圖學並無二致。從原創《周易》內容來說，都是訛傳。與《周易》內容不相干。若從“八卦學”上來說，皆是“八卦學”上的發展，黃的《易學象數論》改稱《八卦象數論》倒是貼切。“象數”實乃是“八卦筮術”裡產生的東西。
而毛奇齡的“《推易始未》四卷，綜覈卦變之著作，舉春秋內外傳中，有得於筮佔者彙編成書，漢晉以後占筮有合於古法者亦隨類附於其後。”
毛已然是考辯的春秋與漢晉以後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術上的東西，即是六十四畫符號派生出的卦術，與《周易》是風馬牛不相及。
而胡渭作《易圖明辯》解釋“易卦”與“蓍筮”的關係，是用中國古代哲學上的一對範疇，“體用”關係釋之（這是導致今天“易學”上的錯誤認爲，往往稱其“易學理論與應用”，這應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術”上的東西來，而胡渭的《易圖明辯》卻成了《周易》上的東西，這就非常錯誤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體”了，而“蓍”起卦占卜纔是“用”。
而胡渭《易圖明辨》也實難辨明宋時產生的“圖式”真假與對否，更無意於揭示《周易》之本義。不過胡渭還可歸爲象數義理講《周易》的，還是有別於象數筮術之說的。
在《易圖明辨》未尾，胡渭質疑：“聖人豈專爲卜筮而著一書，使天下後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龜，聽命於鬼神而不務民義也哉，亭材論卜筮十則，可以箴宋人之膏盲，餘故備錄之而綴以管見如此。”
看來胡渭還是反對把《易》講成是占筮的東西，但胡無法弄明白先秦筮卜與《易傳》裡的象數卦術理論根源，又以象數卦學之說去說《周易》，同樣就陷入了傳統象數釋《易》的泥淖裡去了。這也是以象數義理釋《周易》的通病，關鍵是在於今本《周易》的結構體式誤導的根源。
無論清朝時期復興的漢象數“易學”，還是所謂的考辯“易學”，都無法離開“象數”而說《易》理，但都不是《周易》裡的義理。象數“易學”在清代是蔚然大觀，至清未尚秉和與杭辛齋爲止，終於在復興的漢象數“易學”與新興的考辯“易學”影響與應用於筮卜術（算卦）是越來越緊密了。
而尚秉和卻主張“象”爲學《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漢《易》象數學的特點，使西漢象數易學“復明於世”。
尚認爲學易必須尋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進入《周易》之門。他說：“易本用以卜筮，不嫺筮法，九六之義即不知何來，而《繫辭》大衍一章尤難索解，春秋傳所謂某卜之某卦莫明其故。故學易者宜先明筮法。”（《周易古筮考》）
尚的《周易古筮考》一書是“上自《春秋左傳》、《國語》，下迄明清傳記所載，凡以辭象爲佔而存有本卦者，概爲輯錄，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則，一百一十卦，依類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詞義，怪奇，深奧難知者，則推求本卦，章解句釋，以俾學者，洞明筮辭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周易古筮考》
“讀易者欲明諸卦爻辭之含義，須先知卦爻辭從何象，而生，然後象與辭方相屬。辭而吉，象吉也。辭而兇，象兇也。”（《周易古筮》卷首說例）
尚秉和的以上諸說，無疑是同春秋史巫一樣是閹割《周易》政治哲學的刀斧手。
尚通過對象數的闡發和筮法的研究提出瞭解《周易》的新說，推崇“未學易，先學筮”。尚的象數易學，對民國影響很大。其著《周易尚氏學》，《周易古筮考》，《易筮卦驗集存》，《洞林筮案》等。尚完全是以一個筮術者的身份研究《易》學，並完全走向《周易》的反動，即將《周易》引向筮術之學的死衚衕。
杭辛齋是開西學解釋《易》的先河，即把西方的種種學問，創新發現，認爲是根源於《易經》，此說對近代影響極大。
杭氏《易》學是傳統象數易學的新枝，他反對一切離開象數而去講論《周易》，這無疑是不明《周易》文本之演變，而受其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及《繫辭傳》的影響。
杭氏是在傳統的象數易學裡發展了象數易學。杭解《易》常以西方或中國以外的各種新制度，新學說，新發明作爲“易象”之推廣、比喻或相互參證。這與杭的生活時代與工作文化環境相關聯。杭氏的“新象數”易學，只能對“象數”無限想像所開闢了空間，也爲筮術上豐富取象比類以“啓蒙”，但與揭示《周易》本義沒有什麼益處。
總之，清朝“易學”學說之多，著作之豐，無法窮盡，但不外以上那些《易》家說法，從象數義理終於再次與筮術緊密結合，不離不棄，一直影響到今天。
無論西學東漸，到新文化運動，並沒有把神鬼橫行在中國人精神世界裡而“祛魅”出去。尤其是清朝後期與民國初期，思想一解放，迷信就氾濫。
我們對整個後封建時期對今本《周易》一書的說法（即所謂的“易學”），作一小結：
秦朝是把《周易》當作卜筮之書，而不禁止。
漢承秦發揚光大的是“八卦”卜筮，而發展出象數占驗易學。
雖然漢把《周易》與《易傳》做爲《易經》，列爲五經之首，同理是把《周易》看成即筮即理的雙重性質。這種亦筮亦理的看待《周易》是源於《繫辭》傳，自此影響了二千多年無論是象數義理釋解《周易》，還是象數筮術說《周易》，都認爲“象數”與《周易》不可分割。
而王弼繼承開拓“忘象得意”釋《周易》方法，在帝制時代裡唯王弼註釋《周易》的方法是難能可貴的。但無法也不可能徹底拋棄“象數”解釋《周易》，因王弼所研究的《周易》，是個算卦格式的《周易》。唐朝重視王弼注《易》成果，收王弼注於《周易正義》，作爲《五經正義》之首，長期立於學官。確實王弼開拓“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釋解《周易》的方法，開唐朝象數義理釋《周易》的新風。但《周易正義》並沒繼承王弼不注《繫辭》、《說卦》、《雜卦》、《序卦》的凡“卦說”《易傳》。王弼用意十分明確是想排除其“卦說”，即與《周易》義理不合的說法。而《周易正義》卻把《易傳》裡的《繫辭》、《說卦》等編入一併疏解，自然把《周易》又變成雙重性質，即理即筮的性質。
如《周易正義》卷七裡言：“疏，正義曰，天一地二，至謂之神此第十章也。前章論《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尚其佔。此章明卜筮蓍龜所用，能通神知也。”
所以到北宋雖有程頤言《易》，是遵循了王弼的象數義理釋解《周易》，被後人認爲是純義理派，實是謬認。程頤已然是以象數義理釋《周易》，並且認爲《周易》有“佔”。《程氏易傳》序裡明確無誤的認爲：“‘《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佔’。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佔在其中矣”。
這程頤豈能歸爲純義理派麼？不但“易學”史裡沒有純義理派，皆是以象數解釋《周易》的。程頤既稱不上純義理派，而且還把《周易》恢復到《繫辭傳》所言那樣，即筮即理的性質上。
在“易學”史上唯有王弼的象數釋解《周易》的義理而不雜筮說外，而整個後封建社會裡的“易學”裡既是從象數解釋《周易》，又是把《周易》作雙重性質，只是在雙重性質說上，孰重孰輕而已。
到南宋朱熹，終於站出來說《周易》是卜筮之書，著《周易本義》，從占筮的角度去講《周易》，並無端的增加出筮理與筮法。可朱熹已然不忘從認爲的占筮《周易》裡以“象數”佔法闡釋《周易》文辭，卻闡發出不倫不類封建的道德義理來。朱子之學成爲明清思想界上的壟斷地位，中國從此向無邊的黑暗深處滑去。
明、清的“易學”終於與占筮緊密結合，以《周易》之名而講占筮之用的內容方法出現，《周易》的義理徹底被巫術思想籠罩。
而整個後封建時代裡，再沒有像《易傳》佚文裡孔子對《周易》理性認識的聲音了，而是假託孔聖人的話，把《周易》當作占筮之功能，《繫辭傳》統領了整個後封建二千多年的“易學”界，整個後封建時期的二千多年裡學界，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解釋上，我們用王陽明那句“經典”話，做爲總結語——“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
王陽明的說法，可以做爲整個後封建社會裡對《周易》一書性質的總概括，最爲恰當了。
總之，整個後封建社會裡的思維是巫術的思維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卜筮”是通天神啓，“理”一樣是講天道，天理。所以後封建時期裡兩者本身就是一回事，後封建社會裡的象數義理解釋《周易》，無非也是從天道、陰陽上說《周易》）。這正是帝王時代裡的世界觀與方*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