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先秦"易學"評論
——《周易》一書在先秦時期形成的"易學"派別
第四章
先秦"易學"彙集《易傳》對《周易》的學術研究
第二講:《彖傳》對《周易》的解釋 第三節
有一則笑談，可用來對比理解《易傳》裡一些文章所謂解釋《周易》的方法。
2009年10月27號下午，看中央電視臺十套節目有一則訪談，是網上傳說重慶某縣某鎮有一個賣“後悔藥”的神醫。記者去到那裡採訪，所見是一位四十多的女盲人，在鎮上自家的門面房裡爲人治病。因名氣大，成爲神醫，找她看病的人多時每天三四百人，一些遠道而去的看病者，還得在鎮上住上三四天時間，才能排到看病給藥。那位爲病患者看病的女盲人，本身是一個文盲，更別說有什麼行醫執照了。那號稱“神醫”的女盲人賣出的藥也不貴，每副4.5元，是三種草藥，無論何病都這三味草藥。還有用礦泉水瓶裝的水稱是“神水”，也能治病。還有被那個叫劉太菊的“神醫”用手畫過的雞蛋，稱“神蛋”，吃了也能治病。這叫劉太菊的女盲人用這種方法，卻也發家致富了。能在鎮上有臨街的門面住房，說明是當地的富戶。當地的羣衆也認爲叫劉太菊女人看病是假的，但是還是認爲人家該發財。
記者見到劉神醫家滿牆上掛着不少病人送的錦旗，其中有這麼一個錦旗，把中國的古代神醫華佗和國外在護理學做出重要貢獻的南丁格爾寫到一面錦旗上以表達劉神醫有華佗之醫術，南丁格爾之情懷。而記者問“神醫”劉太菊知道不知道南丁格爾，南丁格爾是幹啥的？劉神醫翻翻眼，想了想說道：“‘難’，就是他有難治的病，不好治吧。‘隔’，就是隔着很遠的地方。就是很遠的地方隔着山，我就能給治好，一個電話過去，就能治好那病”。此說一出，不能不讓記者感到驚奇（看這個報導的電視觀衆肯定也非常驚奇）。一是劉太菊解釋記者的問話使人驚奇；二是劉太菊的醫術讓人感到驚奇。一個電話打過去就能治好那隔山之遠的難治之病。至於解釋記者提問的“南丁格爾”，這個“神醫”劉太菊的回答恐怕一般觀衆並不在意，而劉神醫回答記者提問的“南丁格爾”是幹啥的，就是典型的“聽音生義”的解釋法。劉太菊本身就不知道“南丁格爾”是啥，自然不懂裝懂，按聽音根據自己的日常認識來解釋一番。若咱們都不知道南丁格爾是一名英國的女護士並且是近代護理學與護士教育的創始人的話。即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南丁格爾是幹啥的，不也就不太在意劉神醫所答的有無道理。
而古代歷史上不少解釋《周易》一書的“易學”文章就是望文生義的東西，與這則“聽音生義”有類似的道理。正因很多人並不懂得《周易》一書的實質含義，那些解釋《周易》一書的“易學”文章的作者本身也沒有真正弄懂《周易》原文的意思，就望文生出意思來。而不懂《周易》的讀者看到那些“易學”文章還能認爲說的是對與錯呢？
現如今學者共識《周易》文辭古奧難懂，說明是弄不懂。既然弄不懂，那麼誰怎樣解釋就無法提出質疑了。正如劉“神醫”爲記者解釋南丁格爾時，是聽音出義。可我們已知道什麼是南丁格爾，才認爲劉“神醫”的說法成爲天下笑談，若都不知道“南丁格爾”是什麼時，還能認爲劉“神醫”回答的錯誤嗎？可笑嗎？
《彖》文作者解釋《周易》雖然沒有背離從義理角度出發，總之並不是解釋什麼占筮之辭的，只不過《彖》文作者運用的是八卦取象及陰陽學說來解釋《周易》時發生出一套儒家的道德政治理念來。
《彖》文作者目的是從解釋《周易》過程中建構出一種新的理論學說，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好處是《彖》文作者並不是通過解釋《周易》在回答如何占筮，還是講占筮的。但流害是用八經卦取象和陰陽學說去解釋《周易》，已不是原本《周易》的意思了。一是那種解釋本不與《周易》原意相符合；二是爲以後解釋《周易》埋下了惡果，這惡果就是使後來解釋《周易》越來越偏離了《周易》的本義。這惡果變是一連串的《繫辭》、《卦說》、“象數易”、“圖式易”等。把《周易》解釋的越來越不是《周易》了，《周易》越來越被神化了。也把《周易》的本來思想徹底的埋葬，《周易》變成了後封建社會意識領域上政治需要而任意拼對的魔方。
我們前面所引述《彖》文是如何解釋《周易》的，已經清楚的看到《彖》文作者是從義理上闡發《周易》的。《彖》共有六十四段文，在所謂釋《易》（《周易》）上採取用分解卦畫符號裡的上下經卦取象。即八卦取象和剛柔、陰陽、天道等說，而產生出新的儒家道德政治學說。所謂的這種解釋不同於現代解釋古文的那種做法，給一些難字進行註釋，把古文翻譯成白話文。這《彖》文被所謂的解釋《周易》，實際是一種學說的新創立，只不過是在解釋經典過程中產生出來。這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種方式而已，學術上稱其爲“微言大義”。
“ 研究表明，中華文化特別是其傳統觀念，對於自己傳統的超越方式主要是。繼承性的＂哲學突破＂與創造性的＂經典解釋＂的相引相成，有機結合。所謂繼承性的＂哲學突破＂，僅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是指在社會轉型，＂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以老子，孔子，墨子爲代表的一些哲人智者，感受到了生存的困境和時代的召喚，開始對於構成人類處境之宇宙的本質進行一種理性的思考，對於構成人生依據的生存意義進行一種形而上的探討。他們的思考與探討，從對三代的宗教神學和西周宗法禮學的理論突破。他們實現突破的方式，是在繼承的旗幟下追尋的思想內涵，從而融入新的精神和意義，其結果是在宗教神學和宗法禮學的母體中產生出真正的中國哲學。在春秋戰國以後的各個歷史時期＂哲學突破＂成爲歷史範型，它的精神與方式得到了不斷的借鑑與發展，成爲一以貫之的中國哲學風格。漢代的經學，魏晉的玄學，宋明的理學，清代的樸學，也都同樣繼承和＂突破＂了先秦的原始儒學和原始道學，並在＂突破＂中創建起自己新的哲學理論。所謂創性的＂經典解釋＂……首先想到的不是獨立創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釋經典。其方式是在維護文化經典理論權威的名義，沿用原有的思想表徵（理論範疇），進行自己的重新解釋，從而突破了舊的思想與觀念，從中闡發新的觀念與思想，其結果是不斷地創建起富有時代特徵的思想理論體系。①（《從認知到哲學：漢語詞彙研究新思考》周光慶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9年版第73頁）
這是摘自周光慶《從認知到哲學：漢語詞彙研究新思考》一書。那裡面的①是作者解釋時所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的有關部分。
筆者引用這段話是想說明的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注《經》特色確有那種說法。我們依《彖》和後面所看到的《易傳》裡其它文章解釋《周易》就是這種範式。首先想到的不是獨立創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釋經典這一模式。知道了這種特色模式就能夠理解《易傳》釋《周易》的方式了。纔會有《易傳》裡所用八卦陰陽之說在解釋《周易》過程中建構起新的思想學說來。至於作者認爲中國的“哲學突破”是春秋戰國時期老子、孔子、墨子爲代表，是由他們對三代宗教神學和西周宗法禮學的理論突破，雖然這說法不能說不對，但不全面，因作者把《周易》排除在外。戰國時期已把《周易》列爲六種經典之一。後封建社會裡把《易》經（《周易》加《易傳》）做爲諸經之首。《周易》是先秦時期的哲學之源泉，是不能把《周易》排除在外。恰恰正是《周易》開中國哲學突破之先河。古希臘的哲學突破確實是從神話中走出來。而中國的哲學上突破，恰恰是《周易》一書的延生爲標置。若說中國哲學突破，不是始於老、孔、墨，而當在西周初期提出的“以德配天”的觀念。“以德配天”思想標置着理性思維的萌發。雖不是真正的“哲學突破”，但已有啓蒙的意義。到了西周後期已是“禮崩樂壞”，西周共主的“天子”已是名存實亡。《周易》的作者感到現實種種的困惑，才構成《周易》作者人文理性的思考，突破了三代宗教神學。《周易》一書纔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突破。故筆者不贊同周光慶所說的中國哲學突破是在老、孔、墨、時期。筆者也不贊同周光慶說的“在春秋戰國以後的各個歷史時期”，“哲學突破”成爲歷史範型，把漢代的經學，魏晉的玄學，宋明的理學，清代的樸學，也是“哲學突破”了。事實上後封建社會裡所謂的那些“突破”決非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突破”，也始終並沒有突破傳世《易傳》的理論內涵，實沒有突破天道思維模式。這正是“繼承性”的特徵，那裡還有“突破性”的表現呢？這正是爲何先秦多是獨立創作新著，而後封建社會裡多是解釋經典的。筆者認爲“哲學突破”只出現在先秦那個時期，後封建社會裡沒有什麼“哲學突破”，只有經典“註釋”，後封建時期裡因無法突破，也只能對經典“註釋”來發揮一些思想者的思想，這就始終保持了文化的連續性。這正因後封建社會裡把“道統”文化變成思想上的壟斷地位分不開。這就是爲何後封建社會裡沒有獨立創新的新著只有去“註釋”經典的原因所在，也更與文化鉗制及文字獄有關。後封建社會的文化是保持了“連續性”的特徵。
“所以在文化經典解釋領域，對於許多文化經典的文句詞語，不同時代不同層次級的接受者總能作出自己別出心裁的獨特解釋或能拓展前人的解釋並相互發明，或能超越前人的解釋而闢新徑，終於使文化經典的生命之樹常青，使文化經典的解釋之枝常新。”（《從認知到哲學：漢語詞彙研究新思考》周光慶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64頁）
後封建社會裡始終圍繞着先秦經典而解釋，使經典的生命之樹常青。而後封建社會裡的“易學”者，所圍繞着《易經》（《周易》加《易傳》）總能作出別出心裁的獨特解釋，使《易傳》裡的八卦陰陽太極五行思想之樹常青，常新。無論是漢朝的“象數易”，魏晉的“玄學易，宋朝的“太極圖式易”，清人的“考證易”，而從根本上並沒有走出《易傳》的哲學突破。
但筆者還很贊同周光慶轉引余英時等說法，“在他們感受到現實需要和時代召喚而意欲創立籌劃生存策略的思想理論時，首先想到的不是獨立創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釋經典。其方式是在維護文化經典理論權威的名義下，沿用原有的思想表徵（理論範疇）進行自己的重新解釋，從而突破了舊的思想觀念，從中闡發出新的觀念與思想，其結果是不斷地創建起富有時代特徵的思想理論體系。”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就能印證這一精闢的說法，漢“象數”易，魏晉“玄學易”，宋時“太極圖式易”，淸時的“考據易”。不是都富有時代特徵的思想理論體系嗎？但均沒有突破八卦陰陽太極理論範疇。後封建社會裡就是從這一理論裡建構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裡打轉轉，自然後封建時代並沒有突破先秦的哲學理念，後封建社會裡豈有哲學突破麼？先秦卻在兩次哲學突破第一次是《周易》，突破了神學，建構起君子（諸侯貴族共治）拱王之治的政治學說，而戰國的諸子百家之說最終突破“諸侯共王”的西周分封之治，而構建了王權專制（帝制）政治理論。
帝制是人類歷史上東西方都經歷過的一個制度形態，而唯獨中國進入帝制時代最早，時間又很漫長，且衛護帝制制度的理論與形式又最完善的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民族之國史裡也是最罕見的現象。這種現象與中國的傳統認知模式分不開，所以中國進入到帝國形態中再沒有了哲學突破，而西歐的帝制走進的最晚，又最短，正因是哲學能夠突破。西方哲學上建構出新的政治制度學說，並對君主專制不留餘地進行了徹底的批制。我們只有先秦建構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哲學理念，無論儒、道、墨、法、陰陽家，都不遺餘力的爲王權專制唱讚歌。並從天道觀裡導出“天不變，道亦不變”邏輯。若不是西方文化的東進，既使後封建社會再延長二千年，那種理論不打破，並且不斷的註釋使其理論常青，能使制度有所突破嗎？也只能往復循環在其中了。
我們看《彖》文在所謂解釋《周易》時作者是突破了《周易》裡的思想，從中闡發出新的思想，但決不是從筮術思想中闡釋出哲學思想來。是從《周易》的義理中闡釋出新的政治理念。《周易》一書不是講算卦（卜筮）的，而是政治文章。《彖》文的作者是緊跟時代的腳步，完全是按時代的需求解釋《周易》，在解釋過程中運用的是新時代的詞彙，即那些八卦陰陽來解釋《周易》，從中建構出新的思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