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聽聽現代史學家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
郭沫若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裡說：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因爲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磚塊——八卦——所砌成，同時又加以後人的三聖四聖的幾尊偶像的塑造，於是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都還發着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爲神秘而盲目地贊仰或規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陽，神秘最怕覿面。
把金字塔打開，你可以看見那裡只是一些泰古時代的木乃伊的屍骸。”（《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1頁）
看郭沫若發出詩性般語言的說法，多麼的詩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與歷史學家，還是文學家與詩人。
這論證《周易》也不忘體現詩人的浪漫。而正是“詩性思維”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這用“詩”的語言說《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麼？
郭先生又說：“《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靈籤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5頁）
“《易經》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書，它是以魔術爲脊骨，而以迷信爲其全部的血肉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40頁）
就連郭沫若這一身兼多“家”的大學者，把《周易》說的乾脆利落，《周易》是巫術。既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又是靈籤符咒。不知歷史學家郭沫若是如何考證出這種性質的。單從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看，郭是從《周易》一書的文章句子裡斷章取義而抽出認爲可反映某個時代生活、宗教等並歸列一起的“斷句”，再分析出自己認爲的根據來。這本身是一種望文生意、主觀認爲。所以郭沫若推導出的那些說法，是十分錯誤的。如郭沫若見《周易》文章中出現有“魚”，有“豬”，有“馬”的句子，就歸到 一起來分析，就認爲《周易》一書產生在“漁獵”的原始時代，這種學問做的太不可思意了吧。郭沫若對《周易》的那種研究方法是誤人子弟的學說，而用《周易》裡的文章“斷句”，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豈不是誤入歧途。
而另一位史學家侯外廬則認爲“《易經》是雜亂僞書，最好不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2版 第49頁）這候外廬認爲作爲史料來看《易經》是雜亂的僞書，恐怕是隱含真對着郭沫若從《周易》中推導出古代社會情況的批判。但侯外廬先生卻把《易經》定性爲“雜亂僞書”，雖然不涉及是卜筮之書否，但“雜亂僞書”的性質就把《周易》給拋棄掉了，還有什麼價值與意義呢？
臺灣的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裡對《周易》是這樣的說法：“《易經》是一部曖昧不明的形而上學的玄書，它所用的字句簡單而模棱，因之使它顯得好像十分深，讀者們可以站在各種角度，作各種不同的解釋，只因它是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據說出自周王朝開國英雄姬昌（第一任國王姬發的老爹）的手筆。所以孔丘懷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地觸及到它的實質問題，他嘆自己生命的短促，沒有時間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卻不像儒家那麼尊重它，老實不客氣地用它來推測未來，一直到二十世紀，仍把它當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書。”（《中國人史綱》同心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8頁）
柏楊這種演義化的史說，卻也讓人對中國歷史沒有以往那種敬重感了。柏楊雖然認爲《易經》是一部曖昧不明的形而上學的玄書，在歷史上成爲星象家們占卜吉凶之用至到今天。柏楊這種看似玄妙的說法，實乃是對《周易》或《易經》的內容稱爲都分不清，不能不以一個“玄書”來解釋他認爲的《易經》，實質他什麼也沒說清。
金景芳教授既是歷史學家，又是“易學”專家。
金景芳與呂紹剛合著的《周易全解》一書“序”中說：
“這本《周易全解》包括對《易經》和《易大傳》的全部解釋……
一、首先需要說的，本書的說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傳》所開闢的道路。這就是我們並不否認《周易》是卜筮之書。而着眼點卻不在卜筮，而在於它內部所蘊藏着的思想……”
（《周易全解》金景芳、呂紹剛著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8年 第1版 1991年第6次印刷）
金先生在他的《周易全解》“序”中對《周易》實際定性爲卜筮之書，只是金先生在對認爲是卜筮之書的《周易》，着眼點不在其卜筮之術上，而是着眼於卜筮裡蘊藏着的思想，這話說的讓人理解着就費勁。再者，這“序”中出現的幾個概念，恐怕使讀者也難以理解。先說“這本《周易全解》包括對《易經》和《易大傳》的全部解釋。”又說“本書的說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傳》所開闢的道路。這就是我們並不否認《周易》是卜筮之書。”這裡說的《周易》是等同於《易經》呢？還是等同於《易經》加《易大傳》兩部內容呢？若按“序”說的順序邏輯，這《周易》是指《易經》加《易大傳》了。因書名爲《周易全解》，並且“序”中已說“這本《周易全解》包括對《易經》和《易大傳》的全部解釋。”那麼，金先生不否認《周易》是卜筮之書的《周易》是包括了《易傳》。這就是說《易傳》也是卜筮之書了，這又讓人不可思意了。總之，金先生對《周易》的說法是個悖論。
我們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說法：“《周易》不能說不是卜筮之書。但是學《易》時也要看到，從最初的卜筮到後來《周易》成書，中間有一個發展過程。即從形式上看它仍舊是卜筮之書，而從實質上看已變成一部蘊藏着深邃的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的理論著作。當然，《周易》的這個思想是通過蓍與卦來實現的，並且依然把蓍與卦看成是‘神物’。然而這種神物之所以神，並不在於這個神物本身，而在於這個神物背後儲藏着關於天之道和民之故的知識。當應用時，也不是認爲這個神物可以前知，而是認爲它可以作爲對人民進行統治的工具。這一點，傳統的以卜筮爲職業的巫史是不瞭解的。一般人更不知道。應該說，真正瞭解《周易》的，只有下述兩種人。一是作《易》者，而孔子在《易傳》裡所稱道的‘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一是學《易》者，即‘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編’，著成《易傳》的孔子。
《周易》之所以不易爲人理解，固然在於它還披着一層神秘的外衣，但是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於它的思想理論的高深。”（《周易二十講》廖名春選編 華夏出版社 2008年版 第37頁）
金景芳教授的這種說法，類似於《辭源》裡對《周易》的定義說法，“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出現這種悖論，均是看到今本《周易》裡的“六·九”爻式的這一外在形式所造成，不能弄清《周易》文本的改造歷史。不能認清“六十四畫符號”與《周易》一書的關係。把“六十四畫符號”中派生出的八卦筮術，硬往《周易》一書頭上套。這是先秦巫史的作法，也是《繫辭傳》作者們以訛傳訛說法的影響。
《周易》的外衣不是《周易》作者披上去的，而是後來史巫披在《周易》身上的神秘外衣。金先生沒有看破，歷史上很多易學者跟着今本《周易》以訛傳訛。
金景芳說的“《周易》不能說不是卜筮之書。”“即從形式上看它仍舊是卜筮之書，而從實質上看已變成一部蘊藏着深邃的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的理論著作。當然《周易》的這個思想是通過蓍與卦來實現的”。
這種悖論是《繫辭傳》裡“《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佔”的變個說法而已。看似比《繫辭》“四焉”說有進步，實質沒有本質區別。
總之，金教授把《周易》定性爲“卜筮之書”，既然認爲是卜筮之書了，還有什麼形式與內容的區別呢？把《周易》說成內容是哲學而是通過占筮的形式來實現的，更是一種有害的說法。《論語》也是哲學，爲何不去通過占筮形式來實現呢？金教授還認爲《易傳》是孔子作的，並且認爲《周易》不被人理解，主要是在於它的思想理論高深。可想金景芳在對《周易》的研究上，還有很遠的距離。
筆者在“《周易》文本說”有金景芳的《周易全解》“乾卦”的舉例，已知是如何解釋《周易》的了。這金先生把《周易》說成是通過蓍與卦，就是占卜與算卦的方式，來實現其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實在是錯誤認爲。正是先秦搞筮卜的史巫沒有弄懂《周易》文章內容的義理，只看到外在的那套“符號”，才誤把《周易》文辭當佔辭篡改其文本結構形式。這部《周易》“不易爲人理解”，也並不是“主要在於它的思想理論的高深”，而是在於《周易》一書裡所用的“六十四畫符號”，而被巫史所利用，而被《易》學研究者所錯解，只見“象數”，無視於“文辭”，而積重難返的不再重視《周易》一書裡的文章內容了。把所謂的“伏羲畫”、“孔子《傳》”，加添到《周易》一書裡，庶蔽了《周易》，割裂了《周易》。無論學者說《周易》裡蘊藏了多麼深邃的哲學道理，但不能排除象數與卜筮說。還說什麼這種哲學思想是通過筮卜過程而實現的，這種說法比把《周易》說成是卜筮之書更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