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事關全局的根本性課題
能否有效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直接關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黨的十六大根據鄧小平“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提出了用20年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成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1000美元，但同時必須看到，要在21世紀頭20年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任務十分艱鉅。因爲，要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有許多制約因素是不能迴避的。一是要受到人口衆多而能源以及其他礦產資源短缺的制約。我國現在有13億人口，未來二三十年可能增加到15億人口，就業是一個無法迴避又難以順利解決的大問題，加上不少地方已經或將要進入老齡化社會，衆多的人口已經成爲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必須認真面對的一個突出問題。人口多，資源消耗也多，但我國的石油、天然氣、銅和鉛等重要礦產資源又十分短缺，人均儲量分別相當於世界人均平均水平的8.3%、4.1%、25.5%和9.7%。這種資源短缺的情況，是我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必須認真研究的大問題。二是要受到農業和農村落後、農村人口衆多而耕地少的制約。我國在進入小康社會的時候，原定的監測指標有個別指標沒有完成，主要是農民人均收入、農村初級衛生保健體系等沒有達到原定的指標，因此“三農”問題已經成爲制約我們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因素。其中，除了農業生產力落後外，耕地少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我國人均耕地擁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農村農民的勞均耕地只有幾畝，長江以南1畝也不到。而美國、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農民人均耕地，少則幾十畝，多則幾百畝，甚至上千畝。我國農村要靠那麼少的耕地通過發展農業來改變落後面貌是非常困難的，而要發展工業或第三產業，把富餘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又要動用土地（包括耕地），耕地減少會危及糧食安全，則又成爲一個問題，這是一道多麼複雜的難題啊！三是要受到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後的制約。要把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轉移出來，走城鎮化的道路，不僅要考慮我們
能夠提供多少就業崗位，而且要考慮我們能建立多大規模的社會保障體系，而這又受制於我們的財力，它們之間有一個複雜的函數關係。四是要受到多少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經濟結構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制約。五是要受到尚未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等各方面體制的制約。六是還要受到教育科技落後以及相伴而來的人的素質的制約。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制約因素，但是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得到解決，就會影響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協調。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未來20年，改革和發展的難度越來越大，保持穩定的壓力越來越大。世界上一些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劇烈變化，利益矛盾不斷增加，社會穩定問題非常突出。我國恐怕也不會例外。特別是由於利益主體的多樣化，不同利益主體心理預期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相互之間關係更加複雜化，而各種敵對勢力、心懷匠測的人、別有用心的人，都會利用這一點力圖把我們搞亂。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要不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以積極應對和解決這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不得不面對、不得不去解決的現實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直接關係到我們黨能否繼續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重大問題。
能否有效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直接關係到我們能否在當今世界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維護國家安全。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擴軍備戰，進行全球戰略部署，世界大戰的危險威脅着各國人民。到七八十年代，由於美蘇兩家先後在越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受挫，世界大戰可以避免了。鄧小平敏銳地指出，東西方之間的問題是和平問題，南北方之間的問題是發展問題，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爲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蘇東劇變後，世界格局多極化，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在增多。比如，霸權主義與恐怖主義相互助長，單邊主義與多極化矛盾加劇，世界各國尤其是一些大國面臨着嚴峻的考驗。又比如，經濟全球
化趨勢繼續發展，反全球化浪潮也在此起彼伏地發展着，世界各國包括我們中國都面臨着艱鉅的考驗。再比如，現代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知識經濟方興未艾，全球範圍內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步伐加快，對市場、人才、戰略資源的爭奪越來越激烈。作爲世界上不多的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還將長期面對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蘇東劇變的經驗教訓，也是前車之鑑。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光觀察和審視世界，增強科學判斷形勢和駕馭國際複雜局面的能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從容應對，趨利避害，爭取主動。因此，能否有效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是直接影響到我們能否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
能否有效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直接關係黨自身能否始終堅持先進性、始終保持生機和活力。建國初期，國內外就有共產黨打仗行，搞建設是否行的議論，後來我們證明了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是高的；“**”結束後，我們再次以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成就證明了自己的執政能力是高的。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爲80多年來，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黨已經成爲一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執政黨，面臨着執政和改革開放的雙重考驗。黨要解決的歷史性課題，一是要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二是要增強黨的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實際上是－個問題的兩面。前者強調的是問題的正面，後者強調的是問題的反面；前者強調的是進攻的能力，後者強調的是防禦的能力。也就是說，黨－方面要善於領導現代化建設，包括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對複雜局面；另一方面要探索如何解決改革開放過程中社會意識多樣化對黨的思想建設所帶來的衝擊，如何解決執政過程中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嚴重脫離羣衆乃至腐敗問題不斷蔓延等問題。因此，我們要圍繞完成黨所肩負的偉大事業這一重任，以提高執政能力爲重點，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