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大意是說，接到你弟弟轉來的信，我實在是太高興了。一年沒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徹底與我絕交了，我又思念，又傷心，但是仍然負氣等待，不願先認錯。但是反思這些年，事務太繁、困難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錯。心中冒出一個念頭，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於文字，剛發出去就後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樣的錯誤。我心中總以爲，作爲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會怪罪我。這就叫做責人嚴而責己疏，無疑是我自我修養不夠的表現。
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誠懇的一次自我批評了。原來內心深處，左氏也有對友誼的極端珍視，對自己的深刻懷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聰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盡寵愛，凡事都是別人包容他，讓着他。在與朋友相處時，他也不自覺地居於此種心態。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就如同一個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個寬厚忍讓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囂張。所以他罵過曾國藩之後，自己並不當回事。因爲曾國藩是他朋友中脾氣最好、心胸最闊的一個。沒想到這一罵，徹底傷了曾國藩的心。一年時間，不見曾國藩回信，他確實後悔了。只有失去了這份友誼，他才發現到曾國藩的誠摯、寬厚是多麼可貴。因此，曾國藩意外地主動伸出復和之手，他當然十分感動，以致寫出這樣少見激動熱情的文字。
兩人中斷了一年多的書信來往又從而恢復。
雖然曾經譏諷曾氏再出，“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實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國藩這樣“勇於任事”之人對於中興大業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協調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駱秉章起草奏摺，與胡林翼一起，請朝廷起用曾國藩。由於戰局重又緊張，皇帝不得不勉從其請，命曾國藩重新出山。曾國藩聞名即起。
經過一年多的反思，曾國藩面目大變。在人際交往上，他更加圓通和氣，他到了長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拜訪左宗棠當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長沙與左宗棠一週之內數次深談，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爲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表示謙抑之意。遂“**如初，不念舊惡”。
亦敵亦友
一
曾國藩以謙卑圓融之態營造了比以前更舒適的生存空間。而左宗棠的傲慢卻終於受到了報復。咸豐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豐四年入幕後不久，駱秉章開始對左宗棠是言聽計從；按左宗棠自己的話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
由於駱秉章的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氣，把自己當成了真巡撫，將全省官員當成自己的下屬，“一意孤行”，對那些品級很高的大員也不假顏色。雖然在左的治理下，湖南“自刑名、錢穀、徵兵、練勇與夫厘金、捐輸，無不佈置井井，洞中機要”，但他的作風卻得罪了許多官員。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寫信告訴胡林翼：“湘中人來，頗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處之地介於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遂“爲世所指目”。
關於這次災難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徐宗亮《歸廬談往錄》記載，永州鎮總兵樊燮曾經拜訪湖南巡撫駱秉章，身爲幕僚的左宗棠出與樊燮共談，不料雙方“意大齟齬”，雖然樊燮爲二品大員，左宗棠以一介舉人，居然“進起批樊頰”，並且大肆詈罵，使“樊不能堪”，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怨。
而據劉成禺《世載堂雜議》記載，咸豐九年，永州鎮總兵樊燮因事謁見駱秉章。駱秉章讓樊燮直接去見左宗棠。總兵是二品大員，但清代重文輕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無點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員身份，見了左宗棠沒有請安，惹得傲慢慣了的左宗棠怒氣大發：“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個倔性子，頂撞道：“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時最忌諱人家提他的“師爺”身份。中不了進士纔去給人家當師爺，這是表面上風光無限的左氏內心的隱痛。他最受不了別人因爲他的師爺身份而輕視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腳踢翻了樊燮，嘴裡還大罵：“王八蛋，滾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慫恿駱秉章彈劾樊氏，使他被革職回了老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戲劇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確有其事。官場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結，因爲你不知道哪塊雲彩有雨。樊燮與湖廣總督官文關係極爲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個狀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說左宗棠是“劣幕”，一官兩印，囂張跋扈。一個師爺敢打二品大員耳光，這還了得？朝廷發下諭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時之間，不可一世的左師爺頭顱岌岌可危。
聞聽左氏遇禍，曾國藩“焦灼極切”，他不光爲朋友憂，也爲大局憂。他在家信中憂心忡忡地寫道：
湖南樊鎮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秉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法責，有“屬員慫恿，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左宗棠遇到的這一大難，可與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當時對曾是雪上加霜。此際曾國藩卻對左雪中送炭，關愛有加。他十分體諒左宗棠此際的心境，怕他因爲驚憂過度，損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寬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給左的信中寫道：“得聞樊案又生波折，深恐臺端憤悒自傷，適丁果臣一信，道所以處之之法，甚精當，想潤帥已抄送左右矣。”
除了溫辭慰問，曾國藩還全力以赴，託關係走後門，幫左氏解脫。咸豐帝將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錢寶青是曾國藩的門生，於是曾氏以座師身份，請他設法緩解。在錢的努力下，左氏暫時未獲牢獄之災，得以順利離開湖南。
咸豐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撫的幕府，以北上會試爲名，打算“直之於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對這個極端的辦法本來也心裡沒底，一路風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極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寫來的信，勸他不要北上，因爲陷害他的人並不會因爲他離開幕府而罷手，正在四處佈置，他去北京，無疑是自投網羅。左宗棠看了這封信，感到進京既無出路，回到老家，對方仍能“尋蹤而得”，深感“側身天地，四顧茫茫”，無安身之地。思前想後，他決定避難軍營。於是調頭南旋，來到宿松曾國藩大營。曾國藩對左氏的到來大表歡迎，二十天中，他與左“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左宗棠向曾國藩表示，請讓他自帶一隊湘軍，以一個普通小營官自效，萬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網羅密佈，即匿影深山，亦將爲金丸所擬”，那就帶隊“策馬衝鋒”，在戰場上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見悲觀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禍福相生。誰也沒想到，這一次天子親自問罪，竟成爲左宗棠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由於左氏一人事關湖南大局，所以許多大吏特別是兩湖官員，積極展開營救。除了曾國藩的努力，還有許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寫信向官文說好話，老朋友郭嵩燾向肅順求助。在一番緊鑼密鼓的營救下，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豐皇帝舉薦過左宗棠其人。咸豐因此對左氏印象頗深。這次案件中，又有這麼多人爲左宗棠求情。潘祖蔭甚至對皇帝說出“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樣的話。皇帝因此對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專旨詢問曾國藩，想聽聽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評價，以及能否調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於咸豐十年四月回覆說：“查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破格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曾國藩明知樊案之後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辦團，但卻將此列爲首選，其用心在爲左宗棠謀取實際官階，即疏中明白說明的“藩、臬”之職。曾國藩推薦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蔭那樣渲染鋪張，但卻直截了當地爲之謀官謀權，更有力度。
皇帝於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補，作爲曾國藩的助手，襄辦湖南軍務。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銜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夢也沒想到曾國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爲大吉，他說對此際遇感到“實非夢想所期”。一沒有掉腦袋，二沒有回老家，對朝廷與朋友們感激涕零，遂摩拳擦掌，準備在曾國藩麾下大幹一番。得到左宗棠這樣的有力助手，曾國藩當然如虎添翼，他決定放手讓左氏大幹，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軍，以做獨當一面的打算。左宗棠僅一個月時間，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興勃勃，雄心大熾，他在家書中寫道：“此去務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未知能遂其志否？”
二
雖然深受曾國藩的舉薦之恩，但左宗棠對曾國藩，自始至終毫無唯唯之態。在曾國藩麾下帶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現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獨行風格。
以前，凡是曾國藩麾下的軍隊，統稱爲“湘軍”，而左宗棠卻獨樹一幟，將自帶的五千人號爲“楚軍”。其他湘軍將領募軍練勇一遵曾國藩成制，而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國藩選將專要樸實的讀書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節不苟。而左宗棠卻多用武夫，“亦不盡樸實之選，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盤。原來，讀書人有功名，立了戰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爲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腳下盤桓，容易控制。曾國藩招兵，多從原籍湘鄉一縣招募，左宗棠認爲這樣弊端尤多，因爲一旦失利，往往是舉縣盡哀，士氣容易受挫。所以他從全省各府縣招募，優中選優，強中擇強。至於營制，他也參用後來脫離曾國藩系的王鑫之法，處處與湘軍有所不同。
事實證明左宗棠的名氣不是吹出來的。首次親自帶兵打仗，他就旗開得勝。咸豐十年底，太平軍兵分三路，包圍了曾國藩所駐的祁門。曾國藩四面楚歌，陷於驚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鎮經過一日一夜激戰，將太平軍將領黃文金率領的數萬人軍隊擊敗，令曾國藩轉危爲安。
事後，曾國藩專折爲左宗棠請功說：“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惟系襄辦京堂大員，應如何優擢獎敘之處，出自聖裁。”於是皇帝發佈諭旨，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補。
曾國藩僥倖渡過此難，不料更大的危險緊接着到來。咸豐十一年二月，太平軍李世賢部再度進入江西，並於二月底擊敗左宗棠，攻佔了景德鎮，兵鋒直指祁門。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又一次陷於絕境，在日記中寫道：“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甚至給曾紀澤寫下了遺囑。
在這關鍵時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瀾。景德鎮失敗後，他退守樂平，三月六日與李世賢大戰於此，左充分利用地形優勢，命人開挖壕溝，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軍騎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揮下，左軍奮力進攻，結果大敗太平軍，殺敵五千多人。李世賢大敗狂奔，曾國藩再一次走出絕境，他大喜過望，對左宗棠當然又一次獎譽不已，向皇帝彙報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衆，破十倍兇悍之賊，因地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審越時賢。”請求“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爲幫辦軍務”。曾國藩甚至對皇帝說，他以此事斷定左“將來必能爲國家開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謂推崇備至，也預見到了左宗棠後來收復新疆之功，誠可謂“知人之明”。
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國藩的建議，“命候補三品京堂左宗棠幫辦兩江總督曾國藩軍務”，左由襄辦改爲幫辦，一字之差，變成曾的副手。隨後又晉爲太常寺卿，正三品，這是左出山十年來第一次被授真正實職官職。
三
左宗棠也沒有想到，在曾國藩的麾下，他晉升能如此迅速。
太平軍被趕出江西后，卻在浙江勢如破竹。咸豐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幾乎全部被太平軍佔領。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國藩督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事。
曾國藩用人，抱定立人、達人之原則，絕不因自己用着順手就把這個人壓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遷。他早就想爲左宗棠謀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浙江失陷，給了他這個機會。他決定將浙江軍務全盤交給左宗棠，讓他從此獨當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在復左宗棠的信中寫道：
昨奉廷寄諭旨，謬以鄙人兼辦浙江軍務。位太高，權太重，虛望太隆，才智太短，殆無不顛蹶之理。即日當具折請辭，而推閣下督辦浙江軍務。
他說到做到，當月二十五日，他上《懇辭節制浙省各官及軍務等折》，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
左宗棠聞訊大喜。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盼着有離開曾國藩羽翼，自己開闢乾坤大展拳腳的一天。他率領軍隊，興沖沖地準備起程。這時曾國藩卻給他寄來信件，命他按兵不動。原來此時太平軍已經把浙江巡撫王有齡圍困在杭州，王有齡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馬上出兵救援，萬一失敗，左氏得承擔救援不力之責。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齡救出來，那麼浙江巡撫還是要由王有齡來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撫王有齡在圍困中自縊而死，曾國藩才密奏清廷，請以左宗棠爲浙江巡撫，同時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國藩心機權術之深，可見一斑。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爲浙江巡撫，從此，當過多年“假巡撫”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撫，正式步入大員系列。在投奔曾國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過是“以小營官自效”，孰料“進步”速度如此之快。這當然全是曾國藩提攜之效。曾國藩好事做到底，不但把駐紮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慷慨地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徵收厘金權。
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來的夢想。早在楚軍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這個最富之地。曾國藩這次超額滿足了他的夢想，令他快慰無已。而曾國藩在入浙時機上的選擇，更讓他看到曾國藩爲他考慮的細緻周到。此時的左宗棠，對曾國藩發自內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國藩交往中，變得畢恭畢敬，“脩敬先達之禮”，“每事必請教而後行”，稱“滌帥與我，情意郛洽之至”。這是雙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獲得了更大平臺的左宗棠的才幹更揮灑無餘，他竭盡平生才力，專注於浙江軍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爲閩浙總督。
左宗棠擔任巡撫，已經屬於破格超升。而僅僅一年之時間，就又擢升總督，居然與曾國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了。他說：“近奉衝聖寄諭，吾與滌公均平列。”這一年多中間，左宗棠並無特殊建樹，何以如此輕鬆取得與曾國藩平列的地位呢？
這道聖旨的背後隱藏着大清朝廷極爲深刻的用心。原來，曾國藩此時權傾天下，擁兵過廣，已經令清廷不放心了。他們怕曾國藩尾大不掉。使左氏與曾分庭抗禮，就是爲了分裂湘軍，牽制“兵權過重”的曾國藩，達到分湘系集團而治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