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建造，他們就會來
迪拜——世界之都
說到今日全球訪客最多、最具多樣性的不夜城，紐約和倫敦自然在列，昔日的巴黎也不辱此名。然而，不久之後以及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能不負此盛名的城市卻是迪拜。位於東西方與南北方交會處的迪拜，正以傲人的姿態成爲“世界中心”。
到2017年，每年訪問迪拜的遊客數量將超過倫敦或巴黎。坐落於迪拜塔底層的迪拜購物中心在2013年的客流達到7500萬人次，位居世界之首。迪拜的外國出生常住人口占比超過90%，這使迪拜超過紐約（紐約的這一數字爲38%），成爲世界第一的“大熔爐”。迪拜機場的3號航站樓是文明的終極交會地，每年在此過境的遊客遠超任何其他機場——午夜到凌晨5點尤其如此。迪拜是真正的不夜城。憑藉巨大的空客A380機隊，阿聯酋航空讓迪拜成爲唯一可直飛到全球每座主要城市的地方，而更大的迪拜世界中心機場還在加班加點建設中，到2020年迪拜舉辦世博會時，這座機場將可容納每年2億人次的客流量。實體連接是一項服務，迪拜就是這項服務的領先供應商。
從封建保守一躍進入後現代的迪拜舉世無雙。偉大的城市通常以持續發展來保持與時俱進，迪拜卻代代自我顛覆，從珍珠捕撈到石油生產再到轉口貿易，直至如今的基礎設施、房地產、旅遊以及服務業，迪拜的每一步都使得自己的體量翻番。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連通性指數（Connectedness Index），通過對商品、服務、金融、人員以及數據流動的全面考覈，全球只有六個城市可稱爲主要樞紐，這六個城市包括紐約、倫敦、香港、東京、新加坡以及最新的上榜者迪拜。
迪拜是一種新型全球城市的先鋒代表。除了在遊樂園裡全比例拷貝其他城市的重要古蹟，迪拜並無意複製過往的任何偉大城市。相反，它正成爲一座具有新型標識的新型城市，一個真正的全球節點，它的優點不在於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而在於無國界的世界主義和無縫的全球連接。對於正在增長的以迪拜爲家的幾百萬人口，在迪拜就是無處不在，這使得那些認爲偉大城市必須深植於某處的傳統觀念相形見絀。
一座城市如何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內迅疾崛起並以獨特身姿令全世界矚目？迪拜的故事頗有啓發。雖然早在500年前，迪拜就以珍珠交易著稱，但這個當時被稱爲特魯西爾酋長國的海上保護領地一直籍籍無名，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發現了石油，此處纔在全球地圖上贏得一席之地，與此同時，他們脫離英國獲得獨立，並倉促結成一個叫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聯盟（多少有點不情願）。此後不久，世界上最早的自由貿易區之一在傑貝阿里（Jebel Ali）設立，依靠區域內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一座供歐亞油輪和集裝箱貨輪使用的大型中轉站得以快速建成。到如今，這一貿易區仍舊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貿易區之一。在傑貝阿里成爲區域內最大、最現代化港口的同時，新晉的獨立國家也門卻滑向內戰。也門的桂冠——亞丁殖民地——曾是英屬印度最具戰略意義的燃料補給港口，其位置曾有“阿拉伯貿易的主商場”之美譽，然而時至今日，這項桂冠已屬於迪拜。
20世紀70年代，伴隨着大量南亞勞動力涌入蓬勃的石油部門和服務性行業，阿聯酋的人口翻了兩番，黃金和紡織品貿易也出現激增。今天迪拜的人口中70%爲南亞人，亞洲人讓海灣地區顯得更“西亞”而非“中東”。每年，從阿聯酋流向印度的匯款達300億美元，在印度2500萬僑民的家鄉匯款中，這一數字遙遙領先。當私人銀行家需要爲他們的高淨值印度客戶提供服務時，他們通常前往迪拜。而無論是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還是最近被驅逐的軍事領導人穆沙拉夫，迪拜都是首選流亡地。
作爲全世界主要的區域間門戶，迪拜同時滿足了各大洲的需要。由於資本和人口的南南流動和南北流動擴大了自北向南和從西向東的傳統流動，迪拜也成了整個新投資模式的管道。迪拜的年度投資大會如同一個普通人的達沃斯聚會，來自10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成千上萬人聚集一堂尋找投資。在這裡，我遇到了摩洛哥的房地產開發商、埃塞俄比亞的奶牛場老闆、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的總統、印度的建築業巨頭，以及其他數十位企業家。對於這些人而言，能實現互相連通並找到供應鏈合作方式的便利之地就是迪拜。
在傳統但富裕的朱美拉（Jumeirah）海濱區，審美標準與其世界中點的地理位置相匹配：法式糕點店旁邊緊挨着印度莎麗服商店，漢堡王與中式按摩店並存，更是顯出當地文化的同心性。在迪拜，商業與文化深入交融。迪拜與波斯文明的關係，爲其瀕臨的霍爾木茲海峽與區內衆多的伊朗裔人口（實際上1/4的迪拜原住人口都可溯源至伊朗）所塑造，而戕害地緣政治的遜尼什葉之爭倒對它無甚影響。即便面對最爲嚴厲的制裁，迪拜的銀行仍舊在想方設法與伊朗進行融資貿易，迪拜海灣中滿載着計算機和冰箱的獨桅帆船不捨晝夜地駛向阿巴斯港。隨着伊朗的外交破冰以及商業的復甦，迪拜也成爲進入這個8000萬人口市場的最佳入口。
阿聯酋同樣也對中國敞開了大門，如今，中國已經是其最大的貿易伙伴，超過25萬中國人居住在迪拜（每年到訪的中國遊客則超過28萬人），2000多個商家以迪拜爲再出口樞紐，銷售從建築材料到玩具的各類進口商品。最近，中國國有銀行的高層也來到這裡，除了在此拓展泛阿拉伯地區的業務，他們還與歐洲以及阿拉伯的投資者一起謀劃位於非洲的聯合基建融資項目——對他們而言，迪拜正是這一項目的離岸跳板。
阿聯酋航空在非洲的航線已經超過了所有對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的基建項目遍佈塞內加爾、安哥拉以及吉布提。居住在迪拜的索馬里人有3萬之衆，4萬肯尼亞人亦分佈於迪拜的各行各業。非洲最爲年輕的億萬富翁阿希什·塔卡爾（Ashish Thakkar）是印度裔烏干達人，他以從迪拜的集市收購二手電腦配件起家，如今他在迪拜之外經營着IT、地產、製造以及社會風投等多種業務。
20世紀中期誕生了兩種後殖民地國家：一種是那些現代基礎設施涌現的國家，另外一種則是在殖民地基礎設施上苟延殘喘的國家。印度和阿聯酋走上如此極端不同的發展道路並非宿命。在英屬印度時期，海灣的阿拉伯人涌入印度，從那裡將錢寄回家。今天，人口的流動完全逆轉。印度的確沒有石油，但也不是非要把農業社會主義作爲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
阿聯酋的新興能源產業和對移民者的開放態度吸引了大批南亞人的到來，這其中就包括我的家族。我們家在20世紀70年代離開印度到此，當時我還是個孩子。我們驅車跋涉，從阿布扎比到迪拜，一直開到阿拉伯海的豪爾費坎海灘，沿途處處是柔軟的沙丘，而整個旅程看起來似無盡頭，而且我們車上沒有空調。
儘管從法律上看，阿聯酋已經統一了超過40年，但七個酋長國在基礎設施上聯合爲一個高效的沿海羣島，卻是數十年經濟現代化和基建投入的結果。自拉希德·本·賽義德·阿勒馬克圖姆酋長（Sheikh Rashid bin Saeed al Maktoum）推動建設傑貝阿里港開始，迪拜就一心想要將自己建設得更大、更高、更爲美好。20世紀80年代末，伊瑪爾地產（Emaar Properties）的董事長兼迪拜首領穆罕默德酋長的重要顧問穆罕默德·阿拉巴爾（Mohamed Alabbar）就先被派到新加坡學習五年。這段經歷後來被他比作是在巴西足球的鼎盛時期進入了足球訓練營。當歸國之時，他已經相信，高樓大廈不僅僅是物質現代化的體現，同樣也事關體制現代化。
迪拜以其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向世人證明，一個全球性樞紐與一個便利的交通要塞是兩碼事。的確，如今“迪拜”這個詞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獨的地名，作爲商業和人口中心，它已然成爲整個連通國家的代名詞。如今，迪拜、沙迦和阿治曼實際上已經擴展爲一個大城市羣，阿布扎比的石油能源擴張則使得城市發展更趨向傑貝阿里，如今傑貝阿里已經成爲迪拜的衛星城，迪拜的無人駕駛高架地鐵的最後一站就在此處。依靠阿布扎比的雄厚財力支持，北部的幾個酋長國，烏姆蓋萬、富查伊拉以及哈伊馬角也在加緊發展自己的港口和旅遊產業，主要的公路如今縱橫交錯，將沙漠中這七座綠洲相互連接起來。尤其是因爲阿布扎比在金融危機期間對迪拜施以援手，人們愈加視阿布扎比爲阿聯酋的核心。儘管這幾個酋長國之間仍在爲航空公司的聲望、摩天大樓的高度以及酒店的星級相互競爭，它們之間的關係卻變得日益協調。正如瑞士在數個世紀以來一直以城市國家而聞名，如今的阿聯酋也變成了城市國家，一個內部勞動有機分工、身份認同不斷深化的分治聯邦。
與後殖民時代好鬥成性的世俗民族主義不同，迪拜也爲一個新的更廣闊的阿拉伯身份認同創造了機遇。如同舊時的開羅和貝魯特，如今的迪拜已經是阿拉伯世界的實際首府，是阿拉伯權勢階層的交會之所。從黎巴嫩內戰到美國入侵伊拉克再到“阿拉伯之春”，迪拜一直是地區各種不幸的受益者。成千上萬的黎巴嫩人、埃及人、敘利亞人、伊拉克人以及其他各國人等，在自己祖國前景黯淡之際，匯聚到這裡尋求避難。頂級的阿拉伯銀行家、藝術家、企業家以及運動員都來此定居，而阿聯酋則巧妙地給予其中部分人以公民身份。因爲持阿聯酋護照越來越容易在全球通行，這些來自失敗阿拉伯國家的人也開始爲阿聯酋國籍展開競爭，他們視阿聯酋國籍爲安全的保證與進入世界其他地區的通行證。
阿聯酋的崛起招來了深深的嫉妒，也造成了嚴重的人才外流。這裡文化創造力深厚傳統的缺失惹惱了不少新晉的居民：來自開羅、貝魯特、巴格達以及大馬士革等阿拉伯歷史與文化中心的知識分子和藝術人士難民。但這也正是爲何迪拜不應該與其前輩們相比之處。迪拜要做的不是取代這些地方，而是爲來自這些地方的倖存者提供一個舞臺。
當其他地區爲阿拉伯青年轉向暴力而沮喪之時，來到迪拜的青年人卻將精力投入各種類型的創業中。克里斯·施羅德（Chris Schroeder）在其著作《創業崛起》（Startup Rising）中就此做了生動與充滿期待的描述，從迪拜出發的投資者和創業家們已經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他們自己的國家展開了移動教育、電子商務、手工陶器、太陽能電池生產以及外包業務等衆多創業項目。從摩洛哥到約旦，每一個阿拉伯國家都希望在自己國內建成一個迷你迪拜，以開啓邁向現代化的征程。2015年，埃及與阿拉巴爾的公司（Capital City Partners）簽約，準備在開羅和紅海之間修建一座與新加坡同樣大小的新城，以期解決開篇的交通擁堵頑疾。
更廣泛地看，迪拜幾乎可謂世界上所有財富暴發城市的榜樣。阿塞拜疆炫目的首都巴庫，被人們譽爲“裡海的迪拜”，而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這座永不停歇的施工城市，則渴望成爲非洲的迪拜。資源豐富的國家向來都高居不快樂國家排行榜的前列，然而根據2013年《世界幸福報告》，阿聯酋的幸福指數排名竟然超過了美國和盧森堡，高居中東國家之首，而中東卻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地區。
迪拜的成功也對西方民主更優越這樣的理論假設提出了挑戰。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呼聲要求對阿拉伯的統治者們進行問責監督，他們還是迅速從封建（和爭鬥）的部族華麗轉身，維繫了以君主
製爲穩固基礎的混合型技術專制。這裡“混合”是關鍵：迪拜已經成爲世界自由貿易區發展的中心。迪拜的總體規劃是一場吸引各類供應鏈及卓越中心的戰略演練。任何一種全球流動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對應的實體自由貿易區。媒體城會聚各路衛星電視臺，互聯網城會聚了網絡公司，醫療城會集了醫療與製藥企業，其他如紡織村、汽配城、地毯自由區、迪拜生物科技等也是不言自明。今日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經濟特區超過200個，其中超過3/4都集中在阿聯酋，尤其是迪拜。未來，迪拜物流走廊（Dubai Logistics Corridor）將把傑貝阿里與迪拜世界中心機場以及多個經濟特區相連接，形成一個200平方公里的自由貿易區，而整個城市也最終會成爲一座自由貿易城。當一座城市累積瞭如此密集的經濟、行政、商貿、物流、金融等特區與機構分層，這座城市也就成了王室掌控無形供應鏈系統之地。
迪拜的實際治理非常複雜，以至於經常很難搞清腳下的土地到底受哪部法律所管轄。例如，金光閃耀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FIC）就是受巴黎國際商會的商事仲裁法管轄。近年來，阿聯酋地方法庭已經把國內管轄的案件交給迪拜國際金融法庭處理，這有效地推動了法律糾紛的橫向離岸，使得糾紛可以得到更爲合理的裁決。同樣，在媒體城，網站訪問與審查制度就完全與國內其他區域不同，因爲這一經濟特區是BBC（英國廣播公司）、C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路透社和其他國際媒體的所在地。外國人經常在離岸“創新區”建立公司，而這些區位於（在岸）的富查伊拉等其他酋長國內。這樣的制度使得外國人獲得了居住許可，如此他們又可以在岸設立全資公司。
統治階級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以更好的國際標準來管理每個領域，迪拜不過就是個貨運轉口港。更爲重要的是，爲外資運營的貿易區開放大門，也是在爲後石油時代鋪路。迪拜如今75%的經濟收入來源於建築、房地產、金融、製造、零售以及其他服務。危機之後迪拜經濟的迅速回暖已經證明，將政府和公司攜手並進看作裙帶主義，不過是理論的教條主義而已。在現實世界，這是戰略經濟生存的需要。
沙漠擁有無垠的空間，但只有擁有現代化的海水淡化與灌溉技術以及空調，人類才能在更大的範圍內開發沙漠，否則，縱然有堅韌的毅力，人能做的不過是像貝都因人那樣橫穿撒哈拉以及海灣地區傳說中的魯卜哈利沙漠（Empty Quarter）。通過充分利用現代技術，迪拜計劃以無限複製的形式不斷向南部魯卜哈利方向擴張，未來其地產開發項目所佔區域將超過北京、倫敦、巴黎、紐約、巴塞羅那和其他幾個世界主要城市的總和。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這位大膽而率真的建築理論家及實踐者已經制訂了一個總體規劃，他將在迪拜與阿布扎比的中間位置修建一座嶄新的可容納150萬人口的海濱城。他相信，作爲“初級形態都市”的實例，這座新城將成爲一種可複製的城市模板，能夠在中東及亞洲的大都市圈區域迅速建造新的人口中心。
迪拜本身的部分基礎建設仍待加強，例如它需要建立合理的街道編號系統，也需要建設更多的公立醫院。隨着人口的增長，一旦海水淡化廠出現問題，迪拜的儲存淡水僅夠人們使用兩天。（迪拜已開始在沙漠深處的盆地鑽探水源。）無論地上、地下還是海邊，迪拜都仍需要基礎建設。長期以來，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低估新興市場的需求，他們對在沙漠中建造奇幻城堡的迪拜等橫加指責，但是，若沒有基礎設施，這些地區就不會有充足的工作以及足夠的經濟多樣性，其應對變化的彈性也會不足。
在迪拜，即便是來自歐洲福利國家的人也能在這裡感受到生活質量的飛躍，因爲以前的高稅率在這裡變成了零稅率，以前需要雙收入才能維持生活，現在單收入也可以活得奢華。迪拜的這種“美好生活”其實無需激進的新方法加以詮釋，因爲西方社會也是在引進勞動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殖民奴隸制到後殖民時代的移民，再到作爲下層階級的外籍勞工，無一例外。同樣，倫敦和洛杉磯的國內工人生活在平行的經濟與社會宇宙中。在所有的全球城市中，這種隔離不過是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人口互利合作的結果。正是數百萬南亞勞工連續數月甚至數年的埋頭苦幹造就了阿布扎比、迪拜以及多哈等各處那些金光閃閃的標誌性建築。他們建造了這些高樓大廈卻永遠不會住進去。人們對這些人的看法不一，多數人對他們視而不見，其他人則會表示深深同情，對他們抱有感激之心的則鳳毛麟角。西方人如今生出了一種虛僞的善念，他們享受着新中世紀主義所帶來的舒適卻又不願承認。但在迪拜（和新加坡），人們卻不會這樣。
金錢早已取代阿拉伯語成爲迪拜的官方語言。這裡的日常交際用語也變成了英語、南亞印地語以及烏爾都語。但是，將所有人緊緊黏合在一起的是對穩定、繁榮以及連通的欲求。迪拜已經變成了躲避宗教極端主義者的安全港：迪拜的安全機構、監控技術以及政治觸角使其能夠確保極端恐怖分子不會在這塊土地上興風作浪。迪拜不可避免地成爲一個繁榮的電子品黑市、洗錢天堂、各國黑幫及其犯罪網絡的橋頭堡。從謝赫·扎耶德路（Sheikh Zayed Road）的五星級酒店到德拉（Deira）破舊的旅館，供給定律顯然打敗了伊斯蘭禁止通姦及賣淫的禁令。毫無疑問，許多阿拉伯人到迪拜就是爲了拋卻穆斯林的清規戒律。
如果有哪座城市體現了“你建造，他們就會來”這句話，那麼這座城市就是迪拜——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從1968年到1975年，迪拜的人口翻了兩番；從1989年到2009年，迪拜人口再增加一倍；預計到2020年，迪拜的人口會再次翻番，達450萬之衆。在華爾街失意的美國人，尋求低稅率的歐洲人，逃離貧困與暴政的非洲人，帶着大把鈔票的印度人、俄羅斯人以及伊朗人、菲律賓的酒店打工者，中國的企業主，都會聚於這座屬於另一個世界的都城。當歐洲國家對移民厭倦之時，阿聯酋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擁抱他們。
因此，迪拜不僅是阿拉伯世界的大熔爐，也是走在前列的全球性大熔爐。迪拜是一個反民族國家的國家：這裡幾乎沒有剩下多少原住居民。實際上，迪拜可能是世界歷史上種族色彩最爲淡化之地。來自世界各地的各路移民正在創造的是一個令人充滿敬意之所，這裡既充滿世界多樣性，又絕無身份認同的單一性問題，每一個居住區都是一個地球村。
雷姆·庫哈斯曾經鼓吹，迪拜是“最後一塊可以鐫刻新身份認同的白板”。實際上，這座城市本身就是傳統的身份認同從傳統民族國家向後民族國家城市中心轉變的最重要實驗。先前，外國人被允許在迪拜或新加坡的平均逗留時間爲兩至三年，如今這一限制已經不復存在。外國人已經成爲永久居民。人們在迪拜紮根越久，過客心緒就會越淡，而期望以努力追求綜合與累積回報的移民心態則越來越濃厚。迪拜很多企業已經爲外國人運營多年。無論公立還是私營部門，任何一個阿聯酋人的工作都有一衆外國人的支持。隨着在個人以及職業上的成功增長，外國人開始興辦學校，爲阻止海濱的地產項目發起請願；他們展開遊說，以求獲得以財產所有權爲條件的永久居留權；他們竭盡所能去參加領導人用以傾聽與收集民意民情的重要議會集會。對於外國人而言，隨着時間的推移，迪拜已經變得和祖國一樣，變成了他們的“家”。
然而，在阿聯酋非公民沒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嚴格而言，他們是一批投資者選民。即便外國人在此居住了數十年，並且除此之外再也無家，他們也必須每隔兩到三年更新他們的居留許可。雖然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會在迪拜工作甚至最終在這裡退休（這裡比墨西哥安全多了），但在這裡，幾乎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種“永久過境”的矛盾之中，而在這種狀態下，他們從法律上講是二等公民。迪拜當局有權把任何人從這裡攆走。
統治者首要考慮的是阿聯酋國民。數代以來，阿聯酋國民一直是這個國家忠實的子民。他們被賦予高額補貼，以保其衣食無憂。依據一項名爲阿聯酋化的高級平權法案，阿聯酋國民在外國公司中必須要得到升遷。在最重要的房地產市場，他們也有優先權。不過，極度的財富也催生了嚴重的生活方式疾病，例如男性的肥胖問題以及女性急劇下降的生育率（如今這裡的生育率位居世界最低行列）。阿聯酋國民所佔比重的無情下降，被阿聯酋最著名的異議知識分子阿卜杜哈奇·阿卜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稱爲“在自己國家做一個少數派的痛苦”。他感嘆說，阿聯酋國民在數量上如此之少，在重塑國家的力量上如此之弱，能夠享受迪拜這一全球現象的時日無多。在2012年迪拜藝術節期間，我們曾坐在一起參與公衆討論，當時他使用了一個恐怕只有他纔可以在公衆場合使用的詞：“滅絕”。這詞用得好像是當菲律賓或者歐洲精品店老闆以阿拉伯語“平安與你同在”向同樣的外國客人問好時，他是在向一個業已不存在的本地羣體表達敬意一般。
再過10年，阿聯酋人在這個國家將變得越加無足輕重，越加成爲備受呵護的本地稀有之物，屆時統治者也就不得不全然接受他們自己所創作的這個獨一無二的世界性項目。很快這裡將成爲一個全部由外國人口構成的國家。酋長與外國人之間向來互惠互利，但獨特的人口結構與連通性也帶來一項現實風險：一旦出現災難性的打擊——無論經濟上的還是地緣政治上的——蜂擁而至的人羣是否也會爭先恐後地放棄這場免稅的外遇，轉而重歸故里的殘酷之境？
作爲一個全球都城，迪拜如果想要人們對它有更長久的忠誠，就需要給予其居民更多權利，而不僅僅是讓他們沉浸在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的便利之中。舉個例子，迪拜當局應該考慮爲非阿拉伯人提供永久居留權。要想從一個居民“永遠是外國人”的城市轉變爲屬於每個人的“全球化之家”，迪拜就需要構建一個自由與義務更加平衡的系統，讓任何一個以迪拜爲主要居住地的人都應該可以自豪地稱自己是迪拜人。
對於極度混合的人口與經濟力量，迪拜就是一個實驗室。雖然未來並不確定，但是這項實驗會持續進行，實驗的結果不僅會影響迪拜，也會影響我們所有人。正如城市學者丹尼爾·布魯克（Daniel Brook）所言：“爲迪拜的道歉就是爲其所代表之世界的道歉。”
第一停靠港
2013年11月，我飛到沙特阿拉伯的吉達，然後開車前往一個尚未出現在地圖上的無名之地。這是一座建設中的新城，它位於紅海沿岸，既囊括了消費商品、汽車裝配、信息技術產業等經濟特區，也配套有容納200萬以上人口的居民區。這座叫作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KAEC）的城市已通過首次公開募股在沙特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法赫德·拉希德（Fahd al-Rasheed）稱，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集成私人城市”。
“迪拜效應”對阿拉伯世界的一大影響是，新的港口都在力爭取代阿聯酋傑貝阿里，成爲阿拉伯半島區域蓬勃市場的新門戶——沙特尤其如此。傑貝阿里具有先發優勢但無地理優勢。一旦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的超現代新港口在2020年左右投入運營，沙特阿拉伯就可以在從地中海經蘇伊士運河到紅海的集裝箱貨運貿易中獨佔鰲頭。屆時，貨運時間會縮短，商品則通過跨越廣袤沙漠的陸橋，沿着高速鐵路和十車道高速公路高效輸出至麥加、麥地那、利雅得以及更遠的地方。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
是沙特阿拉伯贏取巨量物流業務的武器，而犧牲掉的將是傑貝阿里。
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不僅僅是一家商業企業，也是戰略所需。數十年來，諸如達蘭與達曼等沙特東部的軍事與石油設施一直在地緣政治中佔有重要地位。對於利雅得的沙特皇室及其美國保護者，保持石油的流動以及牽制伊朗和伊拉克一直是沙特王國的戰略重點。但是，隨着沙特原油生產的衰竭，這個國家必然不能只依靠自身的地質優勢，而必須對地理優勢加以利用。通過建設一個類似於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這樣一個全球物流樞紐，沙特可以加入石油之外的其他供應鏈之中。
對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的投資建設具有重大意義，這不僅是因爲它將充分利用這個國家的紅海地理優勢，也因爲它能夠爲沙特的未來帶來就業與教育。同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沙特阿拉伯面臨着一場人口危機：其人口從1950年的300萬增加至今天的3000萬，且其中有一半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在2020年以前，這個國家需要將其400萬的住房單元增加至800萬。截至目前，超過50家企業已經在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購買土地，興建廠房。捷豹路虎已宣佈計劃在此建造一個新的總裝廠，這使其變成了向其他阿拉伯國家以及地中海地區出口高檔車的區域中心。這實在是非常合宜的，畢竟吉達是沙特阿拉伯女性爭取駕車運動的發源地。經濟開放與投資總是會帶來社會結構的改變，無論大小，沙特阿拉伯亦不例外。教育、醫療保健以及行政部門的就業崗位將會增加，女性則將填補這些崗位——特別是考慮到沙特正尋求降低進口勞工的鉅額佔比以降低沙特人的失業率，以及女性失業率比男性高四倍的現實。
在經濟城我遇到了哈佛商學院的初創城市與城市經濟競爭力專家約翰·麥康伯（John Macomber），他認爲這裡具有蓬勃發展的潛力。他的建議是新的城市在破土動工前就要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此外，新的城市還要建設有競爭力的潔淨的基礎設施（高格局低運營成本），要在總體規劃中就將密切相關的工業區設計成集聚模式，要發展混合用途的商業和住宅空間，要提供一個透明的監管環境，要提供優質的管理和服務，要有一個側重於發展而非房地產的可行經濟戰略。
沿着佈滿足球場和海濱咖啡館的經濟城紅海海濱大道慢跑時，我發現很容易會產生如下的念頭：一個毫無擁堵的新城，會吸引成千上萬的沙特年輕人遠離擁擠的城市，來此生活與工作。新城市有助於緩解密集與低效率的人口狀態，將人們的精力解放出來，投入有更有回報的目標之中。這些嶄新的活力中心將提振整個王國，雖然他們也會消解利雅得方面的權力。
吉達連接着沙特阿拉伯數個新城，它正在變成該國的紅海之都。在7世紀，這個籍籍無名的古老漁村以及烏龜殼、香料和乳香等物的轉口港，被神化爲聖城麥加與麥地那的大門。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片富饒的海濱綠洲早已變成一座超過500萬居民的繁華城市，而綿延數百公里的新城市羣也以它爲中心。如同這座海洋城市本身的特性，這座城市的商業亦現代而包容，內在上就具備世界開放性。
宗教生意也成爲吉達地區的強大發展推動力。開車一路向東，我目睹了衆多在建項目，這些建設項目或旨在創造就業，或增進經濟多樣性，抑或是爲了遊客提供服務。每年進入麥加和麥地那的遊客達1200萬，並且人數仍在繼續增長，他們中1/4是前來朝覲的信徒。快到麥加時，我看到大量的拖拉機和起重機，它們正忙着在石坡上修建高速路和環形交叉口。環繞着大清真寺的三座小山已經被夷爲平地，因爲這裡要修建多個大型酒店（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酒店Abraj Kudai酒店），還要建造一座令大本鐘亦相形見絀的鐘樓。手提鑽日夜不停地轟鳴，建設者要在清真寺旁增添一個巨型花崗岩建築，同時還要建起一座多層的高架人行道，以便擁擠的朝聖者可以環繞着那座巨大的黑色天房向心而行。
沙特增速最快的新客源地，正是伊斯蘭教信徒增速最快的大洲：非洲。6萬年前，人類最早從非洲到美索不達米亞的遷徙主要依靠兩條通道：從西奈半島的陸路，或者從曼德海峽穿越紅海。在本輪氣候變化週期之前，曼德海峽和白令海峽一樣，水位要比現在低100米。如今，一座連接吉布提和也門、長達54公里的宏偉大橋正在規劃建設之中，再過一二十年，跨越曼德海峽將會變得更簡單。新的非洲——阿拉伯連接將呈現一種奇異的現象：海峽兩邊的城市都叫阿爾努爾（Al-Noor），意指真主的引導之光。在阿拉伯這一側，阿爾努爾將連接也門的首都薩那，而一條正在修建中的長750公里的道路（由世界銀行提供資金，中國人負責修建）則將薩那與沙特阿拉伯的漢志（Hejaz）連通，不僅如此，依靠沙特不斷拓展的基礎設施網絡，這條路可以一直延伸到迪拜。在非洲這邊，一張更爲龐大的公路網從吉布提的阿爾努爾擴展開來，連接起亞的斯亞貝巴、喀土穆和內羅畢等東非主要經濟中心。
想要取代傑貝阿里成爲阿拉伯半島第一貿易港口的沿海主要樞紐並非只有吉達。如同阿卜杜拉經濟城會拿下經蘇伊士運河而來的歐洲貨運，昏昏欲睡的阿曼蘇丹也可能在印度洋上加以效仿。如今印度洋上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風起雲涌，汽車、電子產品、醫藥、化工、紡織以及衆多其他商品的集裝箱船從這裡駛向西方，而大部分原油以及液化天然氣則從這裡運往東方。在傑貝阿里卸下的貨物，實際上超過70%都是運往沙特阿拉伯的，但在此之前，它們必須首先經狹窄而險惡的霍爾木茲海峽進入波斯灣。2012年，阿聯酋與沙特Al Ghuwaifat邊界線的清關延誤導致大堵車，5000輛貨車綿延30公里，一個多星期之後才得以全部通關。
儘管阿曼在薩拉萊等主要城市附近有衆多港口，杜古姆（Duqm）的新港口才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個完全集成港及供應鏈樞紐。該港口與荷蘭的安特衛普港合作，並由新加坡人管理，光是自由貿易區面積就有三個新加坡那麼大。這裡的貨運鐵路和高速走廊可直通北部的首都馬斯喀特以及阿聯酋，且最終可穿越魯卜哈利沙漠直抵沙特阿拉伯。如此優勢可以使所有的出口商都忘記傑貝阿里，穿過邊界線進入沙特阿拉伯的貨車大潮也會因此變成細流。一旦阿卜杜拉經濟城和杜古姆港建成並投入運營，傑貝阿里就必須實現轉型，在“阿布——迪拜”走廊發展多元化的物流和地產經濟。否則，傑貝阿里的人工棕櫚島工程恐將陷入十分落寞的境地。
供應鏈會自動調整以追隨流動邏輯，它總是會尋求到達目的地的最有效路徑。在戰略基礎設施的另一個戰場——油品碼頭方面，阿拉伯半島上週邊的港口競爭同樣激烈。目前，每天有1800萬桶原油要通過險峻的霍爾木茲海峽（這佔1/3的海上石油貨運量以及20%的全球原油貿易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85%的石油出口都倚賴這條海峽，這些石油會經由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運往中國、日本和韓國。卡塔爾主要的天然氣出口同樣如此。一旦霍爾木茲海峽上的能源運輸出現問題，阿聯酋會讓客戶在海峽的阿曼灣這一側的富查伊拉港裝船。與此同時，伊朗石油的運輸同樣需要通過霍爾木茲——當然這首先需要伊朗完成阿曼灣賈斯克港口的大型油品出口碼頭建設。同馬六甲海峽一樣，霍爾木茲也是一個地緣政治要塞，這也是爲何阿聯酋和伊朗都在圍繞着它建立外部通路。
專欄：拉各斯——非洲的世界城
若“迪拜效應”能在非洲生根發芽，則必然會是在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拉各斯的州長巴巴敦德·法肖拉（Babatunde Fashola）初次訪問迪拜時就感嘆說，迪拜是一座“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城市，讓我覺得腳下踩着風火輪”。
拉各斯不僅是尼日利亞的經濟中心，也是周邊十幾個國家的中心城市。當我沿着這座城市西部的輕軌線一路開車前行時，很容易就會想到這條動脈勢必會繼續向西，穿過貝寧、多哥以及加納的阿克拉，最終抵達黃金海岸科特迪瓦的阿比讓。這將是一條跨越四條國境線近5500萬人口的城市走廊。這幾個國家已經從奴隸貿易的中心攜手進階爲供應鏈的樞紐。資源豐富的尼日利亞和加納正在將它們中間的幾個前法國和德國殖民地英語化。貝寧更像拉各斯的郊區而非一個國家，就像保加利亞（歐盟最貧窮的成員國）實際上是伊斯坦布爾的郊區一樣（我將它們連接成的走廊稱爲“伊斯坦保加利亞”）。任何有興趣理解西非新動力的人，哪怕僅僅是爲了自保，也需要有一張這一城市羣的詳細地圖。
拉各斯的經濟規模已經可與肯尼亞相匹敵，因此它也變得越來越更像一座準獨立的城市國家和地方首府。阿布賈的聯邦政府減少了對這座城市的預算支持，但下放的權力也推進了它的自力更生。州長法肖拉提高了市民稅稅率，然後用60%的城市預算修建了道路，配置了垃圾車，建成了一箇中國風格的快速公交系統，並且增加了公務員人數。與其說拉各斯屬於尼日利亞，不如說尼日利亞更需要拉各斯。
尼日利亞至多算一個聯邦國家而絕非一個民族國家。這個國家的主要種族超過300個，其中約魯巴人控制着西南部，豪薩人控制着北部，而伊博人控制着東南部。20世紀60年代，這裡曾上演種族滅絕的比夫拉戰爭，當時的伊博人曾經試圖脫離尼日利亞，卻以失敗告終。今日的暴力活動則主要集中於北部，在那裡，慘無人道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發動了穆斯林叛亂。一些人認爲，最初“博科聖地”是由尼日利亞軍方搞出來的，爲的是給鉅額安保預算找一個合理的理由——當時這一預算已經佔到GDP的1/4。這顯然是一個非洲版的自食其果的故事。其他人則指控是穆斯林國會議員煽動了“博科聖地”叛亂，造成了國家動盪，引發了近半全國人口的分裂。
雖然投資者高呼尼日利亞爲非洲繁榮的巨大引擎，建築師稱頌拉各斯是非洲大陸復興的樣板，但在殘酷的內戰下，爲了實現管理可控，這個國家的走向更可能是進一步聯邦化。這也許就是最好的結果，因爲粉飾的統一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也無法長久。尼日利亞更應該將重心轉向現代化的實現，遏制石油部門的腐敗，以及爲超過50%的失業青年，尤其是農村地區青年創造就業。（在統計學上，男性青年的失業率是社會和政治動盪最爲顯著的關聯性因素之一。）
拉各斯是尼日利亞驚人貧富差距的縮影。在中央維多利亞島區的精細沙灘上，來自歐洲、非洲以及阿拉伯的足球隊一起角逐由企業贊助的足球比賽，伴隨在旁的是價格高昂的飲品以及着裝暴露的啦啦隊。在附近的萊基半島（Lekki Peninsula），一個叫作大西洋新城（Eko Atlantic）的高級“智慧城市”區正在建設之中，未來這裡據說將擁有可以觀望海景的高檔住宅。然而在這兩者之間，街頭少年幫派把控着海灘的入口，向來者收取車輛保護費，在浮橋上騷擾行人。十幾公里之外，我付給武裝匪徒兩大捆奈拉（尼日利亞貨幣）才得以划着一隻破舊的獨木舟駛入臭氣熏天的沼澤地——馬可可（Makoko），10萬多人的居住之地。2012年，法肖拉曾讓武裝警察帶着鏈鋸來搗毀這座浮木上的貧民窟，結果譭譽參半。拉各斯的人口已從1970年的140萬增長到今日的1400多萬，法肖拉看起來不過是在模仿孟買的作爲。孟買同樣是一座運轉不靈的半島之城，充斥着奢華與赤貧，活力與輕浮。但是對於像拉各斯這樣的區域磁場而言，清理大街與地下通道絕非只是把人趕走這麼簡單，因爲人還是會源源不斷地涌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