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善於平衡，追求最佳
無論對於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平衡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狀態。簡單地說，平衡就是對立的各方面在數量、質量、態勢上相等或相抵，在全局上傾向於保持穩定的狀態。善於平衡，是慈禧統治中國長達半個世紀的一大法寶。早在慈禧與恭親王奕醞釀“辛酉政變”的時候，叔嫂兩人就精心設計了未來的皇權分配方案，那就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再加上恭親王輔政。這個方案首先確保兩宮太后（當然主要是慈禧）大權在握；其次纔是明確恭親王奕的顯赫地位，並握有一定實權。與此同時，慈禧還發布上諭命令文武百官：“均宜直言無隱。即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贊理庶務，如未能盡協機宜，亦準其據實指陳，毋稍瞻顧，以期力挽頹風，共臻上理。”這裡慈禧的用意極爲明顯，就是讓文武百官敢於直言不諱，對包括議政王奕在內的所有重臣都起到制約和監督作用，以免其權力過於膨脹。這種對於慈禧來說堪稱是完美的權力平衡，保證了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裡大清王朝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當然，在此期間隨着恭親王奕權勢的上升，這種平衡幾乎被破壞，此時慈禧又採取斷然措施繼續在新的條件下保持新的權力平衡。
當以曾國藩爲首的湘軍攻佔天京之後，慈禧非常高興。因爲這也是慈禧重用漢臣的最大成果。可以說，正是因爲慈禧重用曾國藩等漢臣，才能於危難之中拯救幾近崩盤的大清王朝。慈禧在高興之餘，自然要大獎功臣。由於恭親王奕以議政王身份主持朝廷軍政大事，自然是穩居頭功的地位。然而正因爲如此，大清王朝的權力開始失衡。當時衆多中外各界人士，閉口不談慈禧決策的關鍵作用，而是極力吹捧恭親王奕的宏圖偉業，甚至一度出現了“只知有恭親王，不知有慈禧”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慈禧開始反擊。1865年3月30日，恭親王奕覲見兩宮太后時，慈禧突然拿出一份奏摺嚴肅地對奕說：“有人蔘劾你！”奕一愣，忙問是何人。慈禧回答是蔡壽祺。奕脫口而出：“蔡壽祺不是好人！”奕這樣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蔡壽祺，江西人，道光十九年（1839）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這一職務本來有較多的升遷機會。但是蔡壽祺卻一直沒有得到提升。於是他到處投機鑽營，以求獲得實惠。但是當蔡壽祺在四川、江西、陝西等處轉了一大圈之後，依然沒有混出個名堂來。最後，蔡壽祺混入宮中，擔任起居注官。從此他便與慈禧的心腹太監安德海有了勾結。通過安德海，蔡壽祺得知慈禧和奕之間極爲微妙的關係。在關鍵時刻，他看準機會，連上兩份參劾恭親王的摺子，藉機推銷自己，尋找升遷的捷徑。抓住這一把柄，慈禧親擬上諭，盡除奕一切職務，並昭示天下。詔書發佈後，“朝野駭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風暴，事先一點蹤跡都沒有，這是爲了什麼？經過認真分析，幾乎所有的滿漢官員都對慈禧僅憑蔡壽祺一道捕風捉影、幾乎是無事生非的奏摺，便給奕定下罪狀，並解除其所有職務的做法，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不僅如此，無論滿朝文武、還是親王學士、甚至封疆大吏，大家衆口一詞，要求恭親王官復原職。特別是當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惇親王上書爲奕辯白之後，慈禧就不能不認真加以考慮了。隨後，慈禧考慮到打擊、羞辱恭親王的初衷已經達到，便在適當時機召見了奕。當時百感交集的恭親王伏地痛哭。慈禧趁機以同治帝的名義下達諭旨，說由於恭親王伏地痛哭，經面加訓誡後，既然能夠表示改過自新，所以令其“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議政王頭銜，“以示裁抑”。慈禧通過蔡壽祺的奏摺所引起的這場風波，“玩一親王於股掌之上，譴責之，以示威，開復之，以示恩”。通過這個事件，恭親王的權力和威風都大打折扣，而慈禧則更加牢固地把握住朝廷的內外大權。
嚴格地講，上述這些措施只是小菜一碟，因爲僅僅如此還遠遠不夠。考慮到在滿族內部已經沒有能夠與恭親王奕相抗衡，於是慈禧轉而在漢族中尋求平衡恭親王奕的力量。其關鍵措施就是在重用奕的同時，還重用大批漢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由於重用大批漢臣，纔將恭親王奕發動政變奪取政權的通路徹底堵死。因爲一旦奕發動政變，已經羽翼豐滿的大批漢臣便可趁機從中漁利，將奕及大清王朝的權力統統奪走。奕當然也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始終不敢鋌而走險。當然，慈禧也不會令漢族的權力過分膨脹，以至於不可收拾。她在這方面採取了許多平衡措施。例如重用的不是一兩個漢族官員，而是一大批漢族官員，這樣，在這些身居高位的漢族官員之間就有了互相牽制的作用。關於這些問題，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這裡着重指出，希望引起足夠重視，以便有利於在更深層次上開掘慈禧的智慧玄機。
慈禧幾乎是同時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臣。其原因首先在於慈禧知道他們都是“忠臣”，不會發生“反叛”之事。然而即使這樣，慈禧仍然想方設法對這些人採取了許多防控措施。
同治十三年（1864年）7月，湘軍攻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僅僅到了8月，朝廷就奏準裁撤遣散湘軍25000人。這當然是曾國藩懾於慈禧的威嚴，怕功高震主，給自己引來殺身之禍而不得不採取的行動。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爲止，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又被調離老巢，改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又將一個極爲燙手的山芋扔給曾國藩，命其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對此十分驚恐，臨行前甚至立下遺囑。曾國藩到天津後發佈《諭天津士民》的告示，除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外，還要求不要再挑起任何事端，隨後又釋放犯法教民，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這些措施引起天津人民的強烈不滿，不少人罵曾國藩是漢奸、賣國賊。從此之後，曾國藩威風掃地，再也沒有翻過身來。
左宗棠率軍西征，大獲全勝之後，又嚴密佈防，準備打擊沙俄的侵略。然而有人卻對左宗棠進行攻擊，說他擁兵自重，圖謀不軌。慈禧也就藉機下令，將他調回，削奪了他的軍權。
對於李鴻章，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慈禧一直委以重任，任命其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等重要職務。而且每臨大事，都要徵求他的意見。然而慈禧始終未讓李鴻章進軍機處，並暗中縱容扶植他的政敵。例如不時有人對李鴻章進行攻擊甚至彈劾，就說明了這一點。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慈禧非常重視新舊交替時的平衡。這也是慈禧政治智慧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舉出兩個實例以說明之。
1901年1月29日，出逃在西安的慈禧在西安發佈諭旨，宣佈變法，實施“新政”。並且要地方督撫大員們在上諭規定的時間內回奏。然而由於此事過於突然，再加上許多人都懼怕被“槍打出頭鳥”，因此在規定時間內竟然無一人回奏。爲了表明朝廷的決心和誠意，慈禧隨後宣佈成立了督辦政務處，委任慶親王奕劻、李鴻章、榮祿等重量級人物，以及地方實力派督撫大員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三人爲政務處督辦大臣。總之，要調動一切力量出謀劃策，使得即將出臺的新政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
在朝廷的督促下，首先打破僵局的是當時的山東巡撫袁世凱，他在督辦政務處成立後沒幾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頓吏治、改革財政、整修武備、遣派留學生等十項建議。隨後，其它地方大員如閩浙總督許應騤、兩廣總督陶模和安徽巡撫王之春等人也都紛紛上奏，提出自己對新政的看法和具體建議。
當時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撫當數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經過認真思考，張之洞決定邀請劉坤一聯名上奏。爲了做好工作，張之洞還特意將劉坤一的幕僚張騫等人請到武漢，一起認真商議探討。此外，張之洞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時，也不斷派人打聽各地要員的意向，以保持與其他方面大致接近的觀點。據說當時張之洞十分謹慎，每天只寫一條，寫了一個多月才寫成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在奏摺中，張之洞提出了科舉、教育、內政、軍事、經濟、司法獄政、地方治安等方面體制改革的系統方案。慈禧反覆閱讀多次以後表示十分滿意，認爲“事多可行”，隨後便將這個摺子下發給各省督撫大員，讓他們好好研讀摺子中的內容，如果摺子中的建議與本省實際情況相符的話，就立刻設法施行。
對於慈禧的新政，當時的西方評論說：“這個奇妙而可怕的女人，在其老邁的靈魂驅動下，跟現代世界展開了一次悲劇性的決戰，但在悲劇結束後，她又以足夠的勇氣開啓了新政的改革之門”。
需要指出的是，慈禧之所以支持《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而反對當年康有爲等搞的維新變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調和了各方面、各階層的利益。換句話說，實現了新舊交替時的平衡。
第二個實例是科舉制度的廢除。
科舉是歷代封建王朝由皇帝親自主持、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這個制度是老百姓出人頭地的唯一希望。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王朝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爲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長歲月。
到了王朝末期，科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最明顯的是，當時那些書生苦讀終身的所謂經史詩文，在實際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幾乎毫無用處，更是與增強國力、促進近代工業化社會的發展背道而馳。這樣，在科舉制度大框架的限制下，無數的書生都重仕途，輕實業、輕科技，浪費無數時間和精力而千方百計往做官的獨木橋上硬擠。因此，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實是科舉制度一日不廢，中國的振興和富強便無從談起。
但是，科舉制度的複雜性和頑固性就在於，它已經深深地紮根於中國這片土地之中。一旦廢除，就會極大地影響到千千萬萬書生的出身和仕途。例如1898年戊戌變法的時候，維新派提出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停止武舉並開設經濟特科等的改革措施，這些都具有十分明顯的進步意義，然而在遺老遺少的煽動下，維新派遭遇羣起而攻之的局面，康有爲還差點被人暗殺。而變法失敗後，一切考試又恢復原狀。在武舉考試中依然演練所謂的“十八般武藝”，全然不顧當時西方軍隊早已用長槍大炮武裝起來了。
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由於清軍在八國聯軍的入侵中以及以後的多次戰爭中一敗塗地，停止武舉也就成爲順理成章的事情。1901年8月，清廷終於下詔永遠停考武科，而且鄉試和會試等均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題；同時，在考試中增加政治、歷史、地理、軍事等適應時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負責修訂新學制的張之洞等人上折提出，由於科舉未停，所以新學堂的設立受到阻礙；而新學堂未能普遍設立，又使得科舉不能立刻停止。因此，張之洞等人建議朝廷應確立一個過渡期，使科舉和學堂教育歸於一途。這個奏摺上去後，得到了清廷的同意。此後，朝廷便便開始逐漸減少通過科舉錄取人才，而轉向從學堂中選拔人才。僅僅一年之後，到了1905年，在日俄戰爭的重大刺激下，舉國上下要求立即廢除科舉的呼聲大爲高漲。面對這種情況，袁世凱會同張之洞等地方督撫大員一起上奏朝廷，稱“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民間更相率觀望”，因此請求立即停止科舉制度，大力推廣學堂事業。至此，慈禧認爲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清廷發佈諭旨，宣佈從光緒三十二年（1905年）開始，停止各級科舉考試。由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在清末實施新政以後還不到五年便被徹底廢止。
朝廷和新政推行者曾經擔心廢除科舉的舉措會像當年戊戌變法時一樣，遭到那些遺老遺少、權貴士紳、特別是已經獲得一定功名的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因此，慈禧和諸多朝廷重臣在廢除科舉、推行新教育的同時，注意到新舊制度的銜接和平衡，採取了逐步替代的戰略，這其中主要採取瞭如下幾個措施：一是在1906年頒佈《舉貢生員出路章程》六條，廣開門路，儘量安排原有的貢員、舉人和生員，以穩定那些上了年齡又難以接受新式學堂的那部分書生；二是在興辦新學堂的時候，各級畢業生，從高小到大學，都仍舊分別授予附生、舉人、貢生和進士的相應功名，從而使得具有懷舊思想的人覺得風光依舊。這些照顧了方方面面的舉措使得那些權貴士紳們不但在心理上得到重大安慰，並且還發現在新形勢下不但必須要適應潮流，同時在破舊立新的同時實在是有機可乘，從而自覺自願地積極投身於新學堂的建設中去，並熱衷於選送其子女到海外留學，以便繼續光宗耀祖。
廢除科舉制度，不僅僅是人才選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正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種社會的變革和對傳統社會結構的革新，其特殊意義和重大影響遠遠超出了科舉和教育體制本身。
當然，善於平衡絕對並不意味着要無原則地遷就各種政治勢力（這也是不可能的）；善於平衡必須趨利避害，必要時還不惜對於破環平衡的因素採取鐵腕政策。對此，慈禧有着十分清醒的認識。
在垂簾聽政之初，雖然慈禧伴隨咸豐帝左右時，已經通過處理各級上疏、奏報，對軍國大勢有了初步的瞭解和把握。然而，當慈禧自己來處理朝政的時候，才真正體會了君臨天下的不易。慈禧很清楚，大清帝國江河日下、虛弱不堪的形勢，正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力挽大清帝國於既倒也絕非輕而易舉的事情。慈禧知道牽牛要遷牛鼻子，而此時最爲棘手的事情就是官場的腐敗與官員的無能。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因此，慈禧於大權在握之後，審時度勢，下定決心，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吏治整頓。
慈禧殺雞儆猴的第一個角色是兵部侍郎慶英。慶英因私自挪用公款，被當朝官員告發，兵部按律擬給他降二級處分。可是慶英對此並不甘心，他回憶起此前其他成功地賄賂免災的先例，於是就想利用恭親王奕訢與兩宮太后的密切關係進行疏通。爲此，慶英在一天的深夜潛入恭親王府，請求奕訢在兩宮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幾句，以便網開一面。說完，慶英拿出鉅款企圖賄賂恭親王。奕訢經過一番勸導之後，並沒有見效，慶英乾脆長跪不起，死乞白賴地懇求奕爲他開脫。這下可惹惱了奕，於是他聲色俱厲地將慶英趕出門外。而且在第二天議政的時候，恭親王還將慶英的所作所爲向兩宮太后如實稟報。慈禧聽後盛怒不已，下令將慶英的降二級處分，改爲更嚴厲的革職處分。
通過慶英事件，慈禧充分意識到，貪污受賄已經成爲當時官場的痼疾和毒瘤，而且幾乎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不痛加整飭，慈禧將面臨更大的統治危機。於是，慈禧下了更大的決心，一定要對整個官場進行一次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篩查，以便將這些不法官員一網打盡。與此同時，慈禧又發現文官委靡不振、瀆職褻職，武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現象已經到了嚴重威脅大清江山社稷的嚴重地步。爲此，慈禧詔諭各級官員，嚴懲貪污受賄以及各種不法行爲。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個撞到槍口上的就是兩江總督何桂清。
何桂清來自雲南昆明，道光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浙江巡撫、兩江總督等職。如此位高權重的一品大員、封疆大吏，本應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地爲朝廷效力。然而，面對太平軍的進擊，何桂清不但沒有帶領官兵前去迎戰，而且首先想到的是要帶着家眷逃跑。城內士紳糾集數百跪請何桂清留下共同守城。何桂清見出城受阻，竟然下令所率部隊用洋槍掃射，打死十九人，打傷數十人。咸豐帝得知何桂清事之後大怒，諭令革職嚴審。然而，得到風聲的何桂清卻潛逃到上海。不久，英法聯軍進犯北京，咸豐帝由於自顧不暇，何桂清一案就被擱置下來。後來慈禧大張旗鼓地整頓吏治，此案又被提及。負責審理此事的刑部郎中餘光綽擬將何桂清斬立決。然而，由於來自方方面面的說客竭力爲其開脫求饒，致使是否誅殺何桂清竟然難以決斷。面對力保何桂清的這股狂瀾，慈禧痛下決心，一定要嚴懲這種臨陣脫逃的將帥，以便殺一儆百。最終慈禧毅然發佈諭旨，將何桂清處決。
慈禧採取了非常強硬的手段處置了兵部侍郎慶英和兩江總督何桂清之後，使得全國的官場暫時有了某種程度的好轉。
此後，慈禧還決定對全國各地的官員進行一次最爲細緻的考覈。在瞭解了王朝歷代皇帝對官員的考覈辦法之後，慈禧做出了大膽改革。簡而言之，一定按照高標準、嚴要求的原則對官員進行考覈。慈禧決定在這次考覈中只選擇那些非常稱職的官員，其他的官員無論資歷年齡，凡是不稱職的官員一律勒令退休。結果，慈禧的這項決策使得一大批不法和不稱職的官員全部丟掉了飯碗。相反，慈禧在這場考覈當中也發現了許多像潘祖蔭這樣有能力的官員，於是慈禧決定對他們進行大規模的啓用。
從慈禧一系列整頓吏治的所作所爲可以看出，慈禧不但是一個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而且別人不敢說的話，她敢說；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她敢做；別人不敢改變的規矩，她敢改；別人不敢得罪的人，她敢得罪。這些作爲在當時的中國，實在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作爲一個君王或相當於君王的人，在順境中做出一些豐功偉績，這在歷史上可以說是屢見不鮮。然而像慈禧這樣，在後半生中能夠於風雨飄搖之中支撐住殘局，實屬鳳毛麟角。應該說，在逆境中能夠追求最佳的結果，是這位女強人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特色，也是研究智慧學的人難能可貴的鮮活教材。
如何在逆境中追求最佳？第一個實例是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戰爭。
這次中法戰爭是由於法國軍隊侵略越南並進而侵略中國而引起的一次戰爭。第一階段戰場在越南北部；第二階段擴大到中國東南沿海。戰爭雙方在軍事上互有勝負，但是最後法國強迫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對於這次戰爭，某些評論認爲是：“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然而實際情況卻不僅僅是這樣的簡單。中國與越南山川相連，脣齒相依，自古以來關係十分密切。19世紀以前法國天主教勢力就已經已侵入越南。英法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法國開始武力侵佔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淪爲法國殖民地。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國派軍攻陷河內。越南國王阮福時請求當時駐紮在中越邊境的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協助抵抗法軍侵略。同年12月，黑旗軍在河內大敗法軍，法軍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國侵略者的壓迫和訛詐下籤訂了《越法和平同盟條約》，越南給予法國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種權益。1875年5月25日，法國照會清**，通告該約內容，意在爭取清**的承認。此時慈禧已經垂簾聽政十幾年。6月15日清**復照，對該條約不予承認。1882年8月25日，法國**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不僅如此，法國侵略者還準備入侵中國西南部，中法之間的正面衝突已經不可避免。法國首先想用外交方式達到其目的。爲此，法國**向中國提出一個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案，即劃出一箇中立區使中國撤出駐越軍隊，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併爲法國打開雲南門戶。這個方案爲清**所拒絕。羞惱成怒的法國**於1883年12月發動了中法戰爭。戰爭一開始，法軍依靠裝備上的優勢在中越邊境和越南境內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法軍進攻諒山時，廣西巡撫潘鼎新不戰而退。在關鍵時刻，老將馮子材得悉法軍將犯鎮南關，於是在隘口搶築了一條橫跨東西兩嶺高七尺﹑長三裡﹑底寬一丈的長牆，牆外深掘塹壕，築成了堅固的防禦陣地。隨後盤踞諒山的法軍傾巢出動，撲向鎮南關。馮子材率部下衝出牆外，經過激戰終將法軍擊退。鎮南關大捷使清軍在中法戰爭中轉敗爲勝。1885年4月7日，正當前線老將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收復河內等地的時候，清**卻突然於下達了“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命令。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慈禧面對的形勢是：雖然清軍在鎮南關、諒山等地大敗法軍，但是法國艦隊當時也佔領了澎湖列島並對臺灣形成了封鎖狀態，法艦還截擊由上海馳援的五艘中國軍艦，擊沉其中兩艘。因此總體而言，中法雙方在陸海兩個戰場上應該說是互有勝負。慈禧擔心的是，法國會繼續擴大戰爭。實事求是的說，鎮南關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清軍在人數上的明顯優勢所取得的，而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海戰方面，雙方的海軍實力更不是一個級別。更讓慈禧憂患的是，法國艦隊可能北上進犯，挑起更大事端。此外，繼續打下去，清**在財力上難以支撐。據統計，清廷在中法戰爭總共耗資1億多兩白銀，併爲此欠債達2千萬兩白銀，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海關稅收作爲擔保，向外國銀行所借的債款。而清廷此時期的財政收入大約在7千萬兩白銀左右，顯然國庫已經不十分充足。國際上，雖然英美等國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但戰爭的過分拖延將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因此英美等國也一直給清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儘快對法妥協，早日結束戰爭。更爲嚴重的是，中國的兩個近鄰俄國和日本，也在虎視眈眈地準備對中國下手。俄國報紙竟然聲稱：法國進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清廷當時最擔心的就是法國和日俄勾結，因爲清廷根本無法同時應對南北夾擊的形勢。此外，越南當局在中法戰爭中一味妥協投降，甚至在法國的脅迫下公開斷絕了同清廷的宗藩關係。越南的離心離德，也讓清廷更進一步失去了繼續與法國作戰的信心和理由。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經過權衡利弊，決定捨棄原本不是中國領土的越南而確保中國領土臺灣。爲此不得不承認越南淪爲法國保護的現狀。恰在此時，法國內閣因法軍在鎮南關慘敗等原因而垮臺，新的法國**對持續的戰爭也感到不堪重負。正因爲雙方都不願意再打下去，因此和平解決也就順理成章。
1885年6月9日，中法雙方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通常稱《中法新約》），和約共十款。主要內容是：清**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承認法國與越南訂立的條約；中越陸路交界開放貿易，中國邊界內開闢兩個通商口岸，“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較減”；日後中國修築鐵路,“應向法國業者之人商辦”；此約簽字後六個月內，中法兩國派員到中越邊界“會同勘定界限”；法軍退出臺灣、澎湖。
從內容上看，特別是與其後既割地又賠款的《馬關條約》相比較，《中法會訂越南條約》並沒有割地賠款的內容，而且法軍暫時停止進攻，特別是法軍退出臺灣、澎湖，使清**獲得了一定的喘息機會。從這些意義上來說，這次中法戰爭取得了當時清**所能取得的最好結果。
面對豺狼，當然要用手中的獵槍來迎對。然而在面對諸多強敵而又無力有效反擊的情況下，尋求最佳結果的幾乎是唯一的途徑是利用諸多強敵之間的矛盾。
下面列舉的實例是慈禧和清廷如何收復新疆，以及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保住了東北。
新疆在大清版圖中佔有很大的一部分。沙俄對新疆早就垂涎三尺，並且以武力佔領了我國西北的大片領土。光緒元年（1875年）三月，面對一些要員放棄新疆的論調（例如李鴻章向慈禧奏曰：“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爲好。”），但是慈禧毅然決然地命令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把收復新疆的大權完全交給了左宗棠。肩負重任的左宗棠統帥大軍浩浩蕩蕩一路西行。征戰的將士們情緒高昂，奮勇殺敵。爲了擊敵要害，左宗棠命令大將劉錦棠率主力部隊向北疆重地烏魯木齊進軍。劉錦棠果然不負衆望，在其他部隊的配合下於1876年8月18日一舉收復了烏魯木齊。隨後，清軍又將天山北路全部收復。左宗棠乘勝追擊，在1877年分兵三路齊頭並進，重創敵軍。1881年初，中俄《伊犁條約》簽定，除了沙俄侵佔的部分領土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復了。
正是左宗棠成功地收復了新疆，所以至今我們仍然能夠以遼闊的中國沃土包含美麗富饒的新疆而感到驕傲。然而在後世高度評價左宗棠的歷史功績的時候，似乎也不應該忘記收復新疆的決策者慈禧。
然而在收復東北時，慈禧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從16世紀後期沙皇伊凡雷帝時開始，沙俄加緊了對外擴張的步伐。到了17世紀中葉，沙俄侵略軍開始越過外興安嶺，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燒殺搶掠，無惡不作。1652年，俄軍東入黑龍江，這是中俄之間的第一場戰鬥。之後雙方多次發生軍事和外交上的衝突。1685年5月，康熙下令從璦琿起兵五千人，分水陸兩路圍攻雅克薩。在清軍凌厲的攻勢面前，沙俄侵略軍被迫投降，假意答應撤退，但當清軍一離開，他們又偷偷開進雅克薩城重新固守。後來，清軍再次圍攻雅克薩城。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侵略軍頭目圖爾布青被擊斃，守城士兵只殘存幾十人、雅克薩城指日可下。沙皇**被迫派人前來中國舉行談判，清**爲表示談判誠意，宣佈停止攻城。在康熙指示談判代表做出重大讓步的情況下，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中俄尼布楚條約》正式簽字，按照這個條約，清**割讓了2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於這個獲勝而割地的條約，似乎很少有輿論指責“康熙大帝”。相反，有的專家認爲：《中俄尼布楚條約》保障了中國東北邊境一百多年的安定和平，爲清王朝後來平定西北、西南地區的叛亂提供了穩定的大後方，對於“康乾盛世”的出現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和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以後的幾位皇帝雍正，乾隆，道光，咸豐也都有向沙俄割讓土地的紀錄。
慈禧接過來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爛攤子和失去大片國土的既成事實。
1896年6月，沙俄在趁着王朝在甲午戰爭失敗之後的困境，以“共同防禦日本”爲藉口誘迫王朝**簽訂了《中俄密約》。在這個條約中，清廷允許沙俄建造一條由黑龍江、吉林至海參崴的鐵路，並規定俄國有權使用該鐵路運送兵員、糧食和軍械。1900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以“保護鐵路僑民”爲由，令十數萬俄軍分爲五路，向東北發動了全面進攻。僅4個月時間，俄國軍隊就已基本控制了東北全境。在此期間，俄軍對中國居民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被槍斃、水淹、火焚者不下十餘萬。僅在7月17日到21日的海蘭泡大屠殺中，就有大約有1.5萬名中國居民死於非命，鮮血染紅了黑龍江水，屍體浮滿了江面。隨後，沙俄便急不可待地要求與清**訂立條約，以使其對東三省的佔領合法化。然而俄國人的舉動讓英、日等國也極爲不滿，因爲俄國獨佔東北三省大大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也向清廷施加外交壓力，以阻止清廷承認俄國人的條約。結果，清廷最終指示談判代表不得在俄國人所擬條約上畫押。同時，慶親王奕劻於1901年1月16日與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會晤，將中俄交涉情況告知日方。小村表示這一交涉與日本關係重大，日本將極力相助。在列強的壓力下，俄國被迫做出讓步。王朝經過與俄國的多次談判，於1902年4月簽訂了《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其中規定：“俄軍分三期撤退，每期6個月，共18個月撤清”。然而不久，俄方便藉口地方上有“鬍匪遊勇，散佈鐵路兩旁”，不僅不執行撤兵計劃，反將已經撤出的軍隊重新開了回來。俄國的蠻橫做法激起了舉國上下的極大憤怒、抗議和聲討。與此相呼應，清**多次敦促俄國撤軍。來自清廷的外交壓力，一方面使俄國處於違約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其與日本之間的對立。俄國的行爲也遭到了英、美、日等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日本絕對不能容忍俄國獨吞東三省，由此導致了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
在這場因爭奪東北而爆發的日俄戰爭中，清**表面上宣佈局外中立。然而實際上，中國各地的輿論明顯地具有袒日拒俄的觀點。此外，出於維護東北主權、聯日拒俄的考慮，在戰爭中清軍和奉天等地方當局暗中爲日軍提供了幫助或便利。例如，袁世凱及其北洋軍隊爲日軍提供了重要情報，參與日軍諜報活動的就有後來成爲直係軍閥頭目的吳佩孚。清軍爲日軍襲擾俄軍也提供了物資方面的幫助，直隸提督馬玉崑曾爲日軍提供了**、經費等。日本防衛廳的戰史專家們就曾含蓄地承認：“日俄戰爭時的日清關係良好，在滿洲作戰中得到不少方便。”這場在中國領土上展開的日俄兩國的不義戰爭，不僅是對中國神聖領土、主權的粗暴踐踏，而且也給中國人民造成極爲重大的生命財產損失。甚至連日本人辦的《盛京時報》也不得不承認，當時東北人民“陷於槍煙彈雨之中，死於炮林雷陣之上者數萬生靈，血飛肉濺，產破家傾，父子兄弟哭於途，夫婦親朋呼於路，痛心疾首，慘不忍聞。”
日俄戰爭最後以沙皇俄國的失敗而告終。在這場戰爭中，慈禧和清**主要採取的是“以夷制夷”政策。這種依靠列強的矛盾以求自保的做法儘管十分屈辱，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這種選擇能夠保住東北而不致被俄國獨佔。這樣的策略，是慈禧和清**處於弱勢情況下的無奈之舉，除此之外，慈禧和清**確實沒有別的更好的對策。
但是無論如何，在慈禧和清**的統治期間，新疆和東北畢竟仍然屬於中國的領土，這是炎黃子孫永遠值得慶幸的事情。
關於慈禧的功與罪，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恐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都很難達到哪怕是基本上一致的觀點。由於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全面討論慈禧的功與罪，所以請大家千萬不要根據我們的論述來判斷我們對慈禧功與罪這個問題的觀點。我們之所以要強調指出這一點，原因在於我們爲了探討慈禧在智慧與養生方面值得借鑑的地方，一般都是採用正面論述的方法，這原本是人們在討論“可借鑑的事物”時通常採用的做法。
當然，慈禧的政治智慧也是有缺點甚至是嚴重缺點的。
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對某些重大問題的處理缺乏頂天立地的陽剛之氣。
例如對於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所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慈禧表現的毫無骨氣。實際上在戰場上雖然失敗了，但是在談判桌上完全可以痛斥對方的侵略行徑；同時也不能輕易地答應對方的鉅額賠款要求，而應當嚴正要求侵略者對造成的巨大損失予以賠償。同時，也應該詳細統計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包括掠奪的所有文物等等，並聲明保留以後要求賠償和追回的權利。
另外，對於清朝談判代表對賣國條約表示“欣然同意”的無恥態度，更應予以嚴厲懲處。
限於本書的範圍，對於這方面更具體的論述，我們不再詳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