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得到馬尾開戰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僅憑李鴻章一電,語焉不詳,情況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師失利,固在意中,但法軍是否大舉登陸,船廠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這些疑問得不到一個確實的解答,便有無從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電沿海各省,見有法國兵艦進口,立即轟擊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總理衙門分頭詢問馬尾之戰的詳細情況。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說法不一,有的說我軍大敗,有的說先敗後勝,有的說互有勝負,有的說孤拔陣亡。當然,最應該重視的是張佩綸“自請逮治”的電報。總理衙門一接到,立刻轉送醇王,頭一起召見,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臉色,在憔悴之中顯得堅毅悲憤,靜靜地看完電報,輕輕地說了句:“非決戰不可了!”
“法國欺我太甚,決無坐視他們**之理。”醇王說道:“水師不敵,陸路實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劉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趕快進京,足可牽制法軍。爲今之計,先要請懿旨,下一個明發,振作士氣民心。以我中國之大,土地之廣,人口之衆,如果激於義憤,同仇敵愾,上下一心,決沒有不能打敗法國人的道理。”
“我中國壞的就是人心不齊。不過也不能怪大家,朝廷雖早已拿定了大主意,辦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處處顯得情屈理虧,不敢跟法國決裂似的。這一來,外面當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難免遲疑退縮。”慈禧太后冷笑着說,“總理衙門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個主意,自己沒有定見,人家當然得寸進尺,步步逼了過來。咱們的洋務實在沒有辦好!”
“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總理衙門以來,就沒有振過國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擊恭王,“其實,洋務如果責成李鴻章辦理,倒還省事。”
“這話,眼前先不必去說它。如今既然決戰,籌兵籌餉,該有個打算。”
“是!”這一層,醇王當然有過打算,“與法開仗,重在陸路,福建軍務,仍舊非起用老成宿將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覺得不妨讓他到那裡去督師。”
“左宗棠年紀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嗎?”
“這無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鎮。另外當然要派人幫他,漕運總督楊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舊部,可以派他幫辦福建軍務,督勇援閩。”
“當然。”慈禧太后點點頭,“要派左宗棠到福建,當然得派楊昌濬去幫他。此外,鮑超、楊嶽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開戰,兵餉兩事,頭緒很多,請皇太后飭下軍機,與臣會商詳奏。”
戰守大計可以憑慈禧太后一言而決,如何戰、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籌劃。親貴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鴻章,自會向他們請教諮詢,斟酌盡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話卻不能不說。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臺也修了不少,何以這麼不經打?張佩綸也很能幹,何以一開仗就敗成這個樣子?雖說輪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謹慎小心,也不見就能讓法國人佔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還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時候,不便查辦。不過,喪師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紀綱,更不能不顧。該怎麼辦才合適,你們也得拿個辦法出來。”
“是!”醇王答道,“大敵當前,自然以收攬民心,合力禦侮爲頂要緊的事。至於疆臣守土,責有攸歸,等馬尾開仗的情形,有了詳細奏報,必得要論是非、定功罪。朝廷紀綱所繫,臣斷斷不敢徇私,不過眼前務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暫置不問。”
“我原是這個意思,只要你記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說,“你下去趕緊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遞牌子。”
醇王退出養心殿,立刻派侍衛分頭通知,到適園聚會。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個人:禮王、奕劻、孫毓汶、許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問道,“他不來怎麼行?”
“左侯兩天未到軍機了。”孫毓汶答道:“我派蘇拉去請,左侯說是‘在家聽參’。”
“聽參!”醇王詫異,“誰參他?爲什麼?”
“延樹南上了個摺子。萬壽節那天,左侯沒有隨班行禮,延樹南上折糾參,奉旨:左宗棠交部議處。”
“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國事糟到如此,還講這些虛文小節?書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爲此小事鬧脾氣,落個不識大體的批評,何必?”
“這倒也不能怪左侯。”許庚身比較公正坦率,說話不象孫毓汶那樣暗含着陰損的意味,“他沒有隨班行禮,自然是失儀,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壯年戎馬,腰腳受損,老來不能跪拜如儀,平心而論,亦有可原。延樹南借題發揮,說他驕蹇,甚至斥之爲‘蔑禮不臣’,持論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識大體。王爺請想想,以左侯的功勳,說他‘蔑禮不臣’,不就說他恃功而驕,要造反了嗎?這話在雍乾年間,非同小可,就拿今天來說,若是認實了‘蔑禮不臣’這句話,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處置,律有明文,請問王爺,是摘他的腦袋,還是充他的軍?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職,能這麼辦嗎?不能這麼辦,就變成紀綱失墜,所以說來說去,他這個摺子,只顧自己逞快,實在是讓朝廷爲難。”
“星叔的議論很公平。”醇王說道,“如今得想個法子,替此老平氣。我今天已面奏了,仍舊要請他到福建督師,倘或以此芥蒂,託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駁延樹南這個摺子很難。因爲……。”
因爲延煦官居禮部尚書,大臣失儀,據實糾參,是他禮臣分內之事,即令措詞失當,旁人亦很難說話。孫毓汶解釋了原因,卻又下了一個轉語,認爲只有一個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資格糾正延煦。這個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說話,我一定說。”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爺掌宗人府,亂出些花樣,叫人受不了,當時我忍不住上了個摺子,上頭還說我措詞太偏激。不妨引用這段故事,爲左季高說兩句公道話。星叔,就煩您動筆。還有,宣戰的旨稿,不知道帶來了沒來?”
“帶來了!”
許庚身將一份底稿交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爲醇王擬折,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構思,提筆寫道:
“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萬壽聖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並不隨班行禮叩拜,據實糾參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爲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閱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折,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日不宜?乃藉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勳勞,並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爲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洞燭之中,自不能爲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流弊滋大。臣奕譞於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折陳奏。”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爲措詞得體,深爲滿意。隨即交代謄正呈遞。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敘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佈告天下。”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爲我用,着以提督記名簡故,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所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爲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餘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劃,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炮臺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
“徒爲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裡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佔福州,“據地爲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爲先。醇王對於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爲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爲勝。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儘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徵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交福建,作爲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裡,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準了醇王的奏,將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纔有交代。這天夜裡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敏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佈,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激起什麼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於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爲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露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爲表裡,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迴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爲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衆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爲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後。另外一個是山東曲阜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爲泄漏朝旨。慈禧太后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
復奏說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並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交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爲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爲能,從不曾聽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摺上來的。這個摺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爲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臺灣。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餉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至於顧慮道路阻隔,糧餉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說是“無策”。
這套話,在慈禧太后覺得非常動聽,特意問到醇王。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說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爲指授方略的根據。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據說法國政府與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極力主張北進,先佔芝罘,再佔威海衛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願擴大戰事,尤其不願意使李鴻章爲難。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洞和曾國荃真除以後,實授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閻敬銘不曾被參倒,主和的李鴻章恩眷益隆,而主戰的周德潤卻退出了總理衙門,這些令人迷惑的舉措,顯得慈禧太后似乎並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醇王似乎對開戰也沒有可以致勝的把握。
於是美國公使楊約翰,第四次出面調處中法糾紛,中國方面的交涉對象是李鴻章。
距馬尾之戰,已將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談到了馬尾之戰。
於是一百多京官在會館集議,連上兩個公呈,第一個痛擊何璟和張兆棟,第二個專爲張佩綸而發,由籍隸福建長樂的翰林院編修潘炳年領銜,請都察院代呈。
軍機處自然早有消息,爲了平息公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諭:
“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於防守事宜,漫無處置,臨時又未能速籌援救,着先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着交部嚴加議處。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廠是其專責,乃接仗吃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着交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於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張佩綸輒以援兵敷用爲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廠,尚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州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尚能轟船殺敵,功過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議。
嗣後閩省防務,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責成穆圖善、楊昌濬、張佩綸和衷商辦,務臻周密。”
這道上諭是連張佩綸的原奏,一起明發的。福建京官,一看大譁,因爲張佩綸所奏報的情形,與各人家信中所說的情形,大不相符。
於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給事中萬培因,單銜上奏,案由是“爲閩省諸臣,諱敗捏奏,濫保徇私,仰懇收回成命,並請迅派大員,馳往查辦,按照軍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戰,以臣所聞,何如璋有隱匿戰事之事,張佩綸有不發軍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緩師期之事,堵在照會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陸各營之師,以臣所聞,輪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戰屬實。藝新船小逸去,伏波自鑿,揚武並未開炮,餘船縱火。陸軍則方勳所部潮勇先潰,而黃超羣一軍,乘亂入學堂、廣儲所、機器房等處,搶掠殆盡。其可疑二也。
敵船被毀之數,以臣所聞,敵以八船入馬江,僅用三船來攻,開巨炮七,我船已相繼沉。惟福星曾擊壞其魚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勳、黃超羣拒敵之事,以臣所聞,敵攻馬尾後,次日復擊船廠,轟壞鐵廠,煙筒半折,船槽微損,即下船出攻長門。是時,方勳不知何往?黃超羣已於初三日退入後山,但竄而未潰耳!其可疑四也。
閩安、館頭等處之戰,以臣所聞,炮臺各軍,聞炮即鳥獸散,敵遂上岸,用鏹水裂炮,擲火藥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聞,何如璋預僱輿夫爲逃計。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輿,衆白爲空炮乃返。初三,聞炮即從後山遁,是夜奔快安,復奔南臺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頂帽坐竹兜中,所到衆噪逐之,乃四出狂竄。
其可疑六也。
張佩綸之駐廠,以臣所聞,初三日,張佩綸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葦薦席地坐。遲明奔出後彭田鄉,遣弁向城內巨紳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敵攻廠時,張佩綸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廠之有?其可疑七也。”
這“七可疑”雖然傳聞異辭,但與潘炳年領銜的公呈合看,可信之處就多了。此外,萬培因也談到“洋人之論”:
“臣聞洋人之論,謂法兵之闖馬江,駛入絕地,有必敗之道三,地本內港,只須以船摧船,法艦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號炮船,護以夾岸陸軍,法兵盡爲炮的,敵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盡驅兵船以駐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裝置火藥等物,順流蔽江而下,加以陸軍火罐火藥,夾岸拋射,法當大窘,此下策也。”
這些紙上談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說張佩綸“陽主戰以排和,陰實望和而怯戰”,卻是一針見血之論。
不過參得雖然厲害,幫張佩綸講話的人也很多,這完全是二李——李鴻章和李鴻藻的關係。有人說,張佩綸屢有“先發”的建議,朝廷爲保全和局,又恐誤傷他國兵船,引起意外糾紛,所以不曾允許。說起來,此人還是有才具的,人才難得,不妨責以後效。
又有人說,張佩綸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佈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辯解,直接來自李鴻章,他說:“福建的炮臺,兵輪不足以抵禦法軍,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臺,不知如何做法,聽說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艦,可以由內而攻,這是“失勢’”。炮臺不能轉動,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經營”,李鴻章早就知道,故意說是“不知如何做法”,無非爲了庇護張佩綸,只好“嫁禍”老同年。
他又說:“中國兵輪開辦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堅,操練不如人家的純熟,斷難抵敵是中外盡人皆知的事。”這段話既爲張佩綸卸責,亦爲他自己解釋,何以必須委屈求知?
談到醇王所一直主張並希望的“誘敵登岸,設伏出奇”,他認爲必須有後膛槍、後膛炮才談到此。而各省都沒有後膛槍,“後膛輕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難有把握。而置備後膛槍炮,甚費財力,北洋累年經營,勉強算有了規模。這意思是不可深責閩軍守廠不力。
以下又論南洋的戰備,說長江水寬而深,是用水師之地,吳淞、江陰等處炮臺,亦堅固可用,但是“敵船雖或受炮擊損,其機器皆在水線下,仍可駛行。”接着他引用前兩年由北洋衙門翻譯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論》,其中所敘美國南北戰爭的戰例,證明他不是欺騙沒有見過兵艦的人。
至於談到佈設水雷,確爲“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馬江寬至十餘里,甚至數十里,何能遍設。總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馬江戰敗,不是張佩綸的責任。而就此刻來說,什麼地方也不能阻止外艦侵入,更不能與外艦對敵。
就爲了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長嘆以外,無話可說。當然,張佩綸的責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辦。
議和的事,倒象有轉機了。楊約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鴻章,說接到美國京城來的電令,法國已要求美國出面調停。美國的意思,中國如果肯讓步,法國亦必採取同樣的步驟,在相互讓步之中,總可以想出一個顧全彼此體面的辦法。楊約翰又表示,他是專誠爲此事而到天津來的。言外之意,中國須看調人的面子。
中國如果讓步,自然多少要賠兵費,而煌煌上諭,已經剴切告誡,凡有主張賠償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鴻章的電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費二字。
總理衙門當然不敢轉奏。同時對法國求和的誠意,亦很懷疑,因爲據上海、香港、福州等地來的電報,孤拔可能顧慮馬江沉船塞口,歸路斷絕,不敢在福州登陸,卻有窺取基隆的模樣,增援的船隻之中,有一艘載有挖煤機器,更爲意在基隆煤礦的明證。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擊基隆。
第一次是在馬尾之戰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領戰艦六艘,載陸軍三千,直到基隆,分艦三艘,窺臺灣四大港之一的滬尾——淡水港。
臺灣的防務,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蘇澳爲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領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調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率領所部三營,專責防守臺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軍,楊金龍的湘軍,章、楊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劉銘傳一共是五顆紅頂子守臺北到基隆這一線。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開炮轟擊,一面派兵一千登陸,曹志忠、章高元力戰卻敵,陣斬法軍中隊長一員,士兵一百多,奪獲聯隊旗兩面。法國陸軍後退登艦時,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於是孤拔請稅務司出面,邀請劉銘傳登艦相會,劉銘傳峻然拒絕,第一次攻臺之戰,不了了之。奏報到京,特發內帑三千兩犒賞。
劉銘傳幕府中有個專管海關,兼與洋人打交道的洋務委員,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幹,認爲淡水港水道寬闊,“紅毛城”上的五尊舊炮,毫不管用,等於無險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張。
駐淡水的英國領事,得到消息,提出堅決的反對,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經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隻無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響英國的商務。
李彤恩不是輕易能讓洋人嚇倒的人,當反覆爭辯,不得要領時,李彤恩要求英國領事擔保,法艦不會從淡水港入口。這下算是難倒了對方,照原定的計劃,沉下幾條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爲這明智的一着,孤拔捲土重來,就不容易佔到便宜了。
法國兵艦十一艘,由原駐馬祖澳的孤拔,親自率領,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兩點鐘,法軍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與曹志忠的重慶中營相遇,展開激戰。章高元接到報告,率領兩百多人赴援,法軍不敵,因爲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這時的劉銘傳,正在基隆炮臺督戰。相持不下之際,諜探來報,法國兵艦五艘將到淡水。劉銘傳下令收兵,回救離臺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帥,”曹志忠疑惑地問:“這不就是把基隆丟掉了嗎?”
“不要緊!”劉銘傳說,“我自有道理。你那裡抽三百人,跟林朝棟一起守獅球嶺。”
林朝棟是彰化巨族,名將之後,他的父親就是林文察,咸豐八年,捐餉助軍,授職遊擊,留福建補用。以後領軍轉戰浙東各地,積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陣亡,諡剛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專祠。
林朝棟以騎都尉的世職,捐了個郎中,在原籍做紳士,平日急公好義,深得地方愛戴。中法交涉破裂,戰火將起,林朝棟招募了五百人,自備兩個月的糧餉,去見劉銘傳,願意防守一方。劉銘傳自然嘉許,立刻撥給軍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爲他的防區。此時又負起扼守獅球嶺,嚴防基隆棄守以後的法軍南侵的重任。
當然,劉銘傳棄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沒有兵艦,炮臺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艦炮轟,徒然捱打,兵打光了,基隆還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後,法艦不能深入,炮轟的威脅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軍登陸,則正好迎頭痛擊。第三、是因爲南北洋對援臺一事,或者不甚起勁,或者口中喊得起勁,並無實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嚴旨督飭,後援方始會來。這最後一層用意,孫開華等人,自然是無法瞭解的。
回到滬尾,重新部署防務。以孫開華專守淡水炮臺,章高元和劉銘傳的侄孫劉朝枯分佈沿海一帶,此外還有士勇一營計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間,這一營士勇是李彤恩招募來的。劉銘傳奉旨防颱,朝命准許自行募勇,增強防務,劉銘傳便委派候補道充任洋務委員的李彤恩,專司其事。
李彤恩辦事很實在,貼出佈告以後,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鎮,只見應募的小夥子,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便也下手幫忙。百忙中一眼瞥見一個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膚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間帶着點娘娘腔。定睛細望,想起來了,是唱歌仔戲的小旦張阿火。
“阿火!”李彤恩問道:“你來幹什麼?”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來投軍。”
“投軍!你開什麼玩笑?”李彤恩說,“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裝,自然就會跟他們拚命。”
李彤恩大爲驚異,想不到演慣佳期密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訴不盡閨中哀怨的張阿火,能說出這麼一番話來!
“再跟李大人說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鬧着好玩的。說到打仗,我是頭一回。不過,我想法國人也不會比野豬再兇吧!”
“喔!我懂了,你喜歡打獵?”
“是!”阿火手一指,“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見十來個精壯少年,口嚼檳榔,嘻開一張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發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從咸豐初年以來,招募鄉勇,都遵循曾國藩的成法,而曾國藩又師戚繼光的遺規,務取一雙泥巴腿的鄉農。此輩假以時日,可以練成一支經得起敗仗的勁旅,但誠樸有餘,機變不足,訓練起來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們救急。這些獵戶,年輕力壯,又會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陣,豈不大妙?
於是李彤恩欣然問道:“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從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張阿火答道,“他們聽說我要來投軍,都願意跟我一起來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卻又正色告誡:“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這麼說。不過他們還是願意來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條命。”
“肯玩命還怕什麼?”李彤恩察言觀色,對張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張阿火必是講義氣,重然諾,爲一方的俠少,因而便又問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來?”
“千把人總喊得到。”
“都是獵戶?”
“也有打漁的;也有種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聽你的話?”
“都是我的弟兄。沒有什麼事講不通的。”
他雖是不矜不伐的神態,李彤恩卻到底還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說:“你去招五百人來。要個個管用,這五百人就歸你統帶,我先給你請一張‘五品軍功’的獎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張阿火問,“招五百人容易,從山上下來,得有住的地方……。”
“這你放心。我點了人數,馬上發號衣、發餉,自然也要撥地方給你安頓。”
張阿火欣然應諾,當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諾,來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獵戶,帶着土槍下山,直奔臺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們進城。張阿火倒也很講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單身去見李彤恩覆命。
李彤恩細問究竟,聽說都來自基隆、淡水之間的山中,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爲勝人一籌。等到出城親自編點,益發覺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銳之師,所以逐一撫慰,異常殷勤。張阿火和他的弟兄們便益發起勁了。
“阿火!”李彤恩說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象你這樣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將來報到朝廷,不大好聽。”
“那就請李大人給我改一個。”
李彤恩想了一下說:“改名李成好了。姓張就是張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這個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張阿火由於李彤恩的識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成全。總之張阿火是非常珍惜這個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覺得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張李成約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餘,喜孜孜地去報告劉銘傳。
劉銘傳正在苦惱。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見到李彤恩,正好發一發牢騷。這也難怪他,駐紮臺南的臺灣道劉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與李鴻章的關係,盡人皆知,左李不和,勢如水火,因而劉璈對巡撫銜的長官劉銘傳,並不買帳,四十營防軍倒有三十一營擺在彰化以南,自加節制,對北面的糧餉接濟,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臺北府岌岌可危,長官向部屬求援,而劉璈居然置之不理,劉銘傳如何能不氣惱?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過六百人,連以前調到的,總計亦只一千三百人,章營只有兩百餘人。怎麼得了?”
當然,還有孫開華、曹志忠兩軍,不過孫曹是湘軍,而且出身霆軍,尹漋河之役,鮑超與劉銘傳失和,因而霆軍與銘軍一向是死對頭。現在劉銘傳對待孫、曹二人,雖然刻意**,但內疚於心,總覺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這兩個人。
李彤恩當然知道他的心病,實實在在是心病,孫、曹二人對於當年的嫌怨,已經淡忘,曾經在李彤恩面面有過表示,此時正好用來勸慰劉銘傳。
“省帥怎麼不提孫曹兩位?”李彤恩故意這樣問說。
“老兄不是明知故問?”劉銘傳苦笑着答說,“他們兩位總算捧我的場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談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禍福相共,省帥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氣了。”
“那裡?老兄這番責備,我可不認。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適得其反。孫曹兩位,都以爲省帥原是推誠相與,但太客氣了,反讓他們有見外之感。”李彤恩說,“我看省帥還是脫略虛文,該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劉銘傳驚喜地問,“他們真的有過這樣的話?”
“自然。我何敢在省帥面面瞎說?”
劉銘傳決定接納李彤恩的建議,喚一名親兵,去請孫開華、曹志忠來議事。相見攜手,特致親切,加以李彤恩從中穿針引線,極力拉攏,十幾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渙然冰釋。
然後商定了誘敵之計,各自返回防區,準備迎敵。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國兵艦開炮大轟,不下數百發之多,然後法國陸戰隊八百人,在炮火硝煙掩護之下,分乘小艇,強行登陸,目的是想佔領炮臺。
首當其衝的是孫開華的三營,中右兩營在前,後營接應,短兵相接,各盡全力。孫開華所部吃虧的是槍械不如法軍精良,看看有抵擋不住之勢,而午潮初漲,卻又有後援的法軍,繼續涌到。
於是埋伏在後山的張李成一營出動了。五百人分成兩隊,第一隊兩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發赤身,口噴大嚼檳榔而生的紅沫,到達炮臺前面臨水的斜坡上,一字排開,臥倒在長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擱在右膝蓋上,揸開腳趾,槍管就擱在當中,靜靜等待。
後援的法軍,乘潮上坡,端着槍直往上衝。張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離夠了,朝天放了一槍,這是“號炮”,二百五十支槍應聲而發,法軍立刻就倒了幾十。未倒的不知彈從何發?相顧錯愕之間,草叢間又來了一排槍,打死了好幾十。
這一下,法軍不能不後退了。然而還有伏兵,張李成的另外一隊,兩翼包抄,直逼面前。法軍搶艇退去,其時正當落潮,小艇膠着在沙灘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孫開華的部下,見此光景,士氣大振,奮勇肉搏,衝動了法軍的陣腳。孫開華身先士卒,陣斬法官一名,奪旗踏陣,終於將法國兵驅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軍大佐東鄉平八郎率領兵艦在觀戰,在山上,有英國商民用望遠鏡在瞭望。這一仗打得不壞,法軍傷亡慘重,還被俘了十四人,英國人大爲喝采。
但是十四名戰俘爲孫開華下令梟首,亦爲英國商民所親眼目睹,認爲中隊違反萬國公法,提出抗議。劉銘傳當然置之不理,飛章奏捷,盛道孫開華的戰功,請求破格獎賞。
提到張李成,只有一句話:“領隊襲之”,但保獎卻不沒其功:“五品軍功張李成,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並加都司銜”。
十二天以後,孤拔佈告封港,北起蘇澳,南至鵝鑾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隻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這一來,商貨斷絕,文報不通,臺灣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無一不缺。當然,各國的商務亦大受影響,尤其是英商的貿易停頓,損失最重。
朝廷得報,大爲焦急,但亦只有以嚴旨命令南北洋選派鐵甲快船,多帶兵勇器械,星夜馳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鐵甲船五隻,何敢闖關?就算敢闖,這些小船上也載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鴻章決定趁此機會,逼一逼朝廷,回心轉意,重新談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設他法,解此危困”之類的話,旁敲側擊。
因此,劉銘傳由廈門轉發的電報,到達北洋,轉給總理衙門時,李鴻章往往加以增刪,張大其詞。臺灣海口不過封鎖了兩天,他就這樣電報:
“頃劉提督初三由廈門轉電,初二日法又到船六隻,在臺北者不下二十隻。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擾臺南、澎湖,存亡無信,富紳多舉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餘,無器械不受約束,不能禦敵,徒索餉鬧事。土匪四起,疫癘不止,日有死亡,能戰者不足三千人。敵勢甚大,日內必有惡戰,如十日外無電到,北不保。傳同將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現在洋火藥已缺,食鹽無來,百姓擾亂,餉路亦阻,臺局不堪設想,可爲痛哭,請轉電總署。”
李鴻章轉發了這個電報,自道亦爲“痛哭流涕”。其實電文中他加上了許多顯而易見的假話,既然法國封鎖,“富紳多舉家逃走”又往那裡去逃?劉銘傳自己說過,在官紳中“有可用者,無不廣致禮羅”,所以除林朝棟自成一軍,扼守獅球嶺以外,臺北板橋的林維源捐餉二十萬兩;新竹紳士林汝梅招募練勇二百人,自籌兩個月的糧餉,協守海口;基隆與臺北接壤之處,由武舉人王廷理、周玉謙捐款募勇三百人,據險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餉的也很多,絕少舉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過由前線逃到後方,由法國所佔據的基隆逃到臺北。
當然,希望談和的,不止於李鴻章,在臺灣有貿易利害關係的各國,亦希望中法罷兵議和。特別是英國,因爲臺茶不能出口,約會駐英公使曾紀澤,打算出面調解。
英國調處的條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國履行天津條約,勸請法國不索賠償,撤出臺灣海口。這些條款,對中國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總理大臣都不敢答應。結果提出對案八條,要修改天津條約;要在鎮南關外設官;要法國不用保護越南的名義;要法軍退出基隆,……最後一條是:“中國不索賠款,如法有不允之條,應先賠償中國損失。”
這是南轅北轍,自然談不攏。同時法國又向作調人的英國提出條件:中國完全履行天津條約,法軍佔據臺北,直到中國允賠兵費,方始退出。這當然更談不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