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部長道：“我談談自己的意見可以嗎？我的意見是與露貞書記相左的。”丁露貞道：“你談你談，今天咱們就是研究工作，不要有什麼顧慮。”潘部長道：“那我就斗膽了——我感覺，馮小林和劉梅都不應該報道。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都是在孫海潮死了以後，武大維被雙規，組織上正調查他們的這個節骨眼上，涌現出來的先進事蹟。這就受到侷限了。什麼侷限呢？就是反面典型的侷限。因爲，只要一報道馮小林和劉梅，必然要寫出事實背景，什麼背景呢？就是武大維和孫海潮搞的背景。這怎麼行呢？咱平川那麼多幹部，天天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地幹工作都沒人宣傳，而武大維和孫海潮出了問題反倒大張旗鼓宣傳起來了，你們想想，合適嗎？揭露，弄不好就變成了張揚，讓不會的也學會了。咱們平川的主流、主旋律是什麼？武大維和孫海潮能代表平川市的主流和主旋律嗎？不能！那麼，連帶出現的馮小林和劉梅的事蹟，只要一報道，就讓人感到我們平川光剩問題了，而且一個好人竟然犧牲了，另一個好人也險些犧牲，是不是這個世界太灰了？老百姓看了這種報道會鼓勁嗎？會有多大副作用你們考慮過嗎？”
潘部長似乎打了翻身仗。把丁露貞剛纔揶揄他的話，整個來一個大翻盤。他抓住副作用問題將丁露貞和我的意見整個否了。而且似乎說得有理有據，不容置疑。
但丁露貞就是丁露貞。她如果想幹什麼事，就非幹不可。而且，“方向一明幹勁大，經驗不足辦法多”。她說：“報道一定要搞。潘部長，你既然提出副作用問題，那麼，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你用最短的時間想出克服和避免副作用的辦法！爲什麼非要報道不可呢？因爲，現在咱們是信息社會，紙裡包不住火，沒有不透風的牆。馮小林和劉梅的事蹟如果不從正面報道，各種小道消息就會迅速地四處流傳。網上有可能傳出各種版本的帖子。
大家都知道，小道消息一傳起來就必然走樣，那時候，我們的英雄就有可能變成狗熊——人們至少會問：一個堂堂的刑警怎麼會死在一個流氓手裡？是不是太無能了？那劉梅被關在地下室竟然一關就是三天，自己絲毫沒有反抗，只會在牆上寫詩，而且我們的刑警愣是找不着他們？這不也是白吃飽嗎？像這些難聽的話，都會流傳起來。而那些走樣的小道消息會產生一個更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平川市簡直暗無天日。那還得了嗎？不是把我們所有的工作全掩蓋了，全否掉了？人言可畏這話是一點不錯的。那時候，我們平川市是個什麼形象？我這個市委書記又是什麼形象？老百姓必然會罵：那個丁露貞天天坐在市委機關是不是白吃飽，不作爲啊？不是我這個人害怕捱罵，而是我挨不起。我捱罵，意味着整個市委機關捱罵。因爲我是一把手，是大家的代表。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講，矯正平川市老百姓的視聽，還事物一個本來面目，我這個市委書記都當仁不讓！我沒法讓！我沒權力讓！我讓了，就是對黨對國家的瀆職！潘部長，你想想看，我說的是危言聳聽，還是合情合理？”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根本沒有迴旋餘地了。潘部長固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丁露貞是市委書記，是平川市的最高領導，潘部長即使保留意見，該執行還是要執行。潘部長本身就是筆桿子出身，回去以後，就親自起草了一份報道馮小林和劉梅事蹟的工作安排，起草了一份樹立馮小林爲“精神文明建設典型”的工作計劃，然後給丁露貞送來過目。丁露貞見此，便立即讓我打電話通知各位常委，撂下手裡的工作，立馬來開常委會。“山雨欲來風滿樓”，常委們除了潘部長都是老同志，都閱歷豐富，見識不凡，感覺到自從孫海潮死了以後，憋了好幾天了，丁露貞都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開會，卻原來在醞釀情緒醞釀方案，一場大教育，大學習，大對照檢查乃至大清理即將開始，豈有不同意開會的？誰敢？
但丁露貞引而不發，對宣傳部的方案並沒有提出更深入的意見。她不提，並不意味着別人不提。她與孫海潮、武大維有着絲絲縷縷的關係，別人未必也有。而且，截止目前，市委常委們還都不知道她與那兩個人有關係，因此，他們沒有投鼠忌器的顧慮。於是，副書記首先將丁露貞本來想說的話捅了出來：“我感覺，在當前形勢下，市委宣傳部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寫兩篇報道樹一個典型，而是應該開展一場深入持久的思想教育。現在孫海潮和武大維的問題還在調查之中，他們的問題屬於什麼性質還很難說，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無所作爲，只等着省紀委調查組出結果，那就太麻木太被動了！我們應該開展反腐教育，這是任何人都會贊成的！我們要把教育搞得比‘三講’還認真，比‘保先教育’還正規。在各級機關營造出一種反腐倡廉的氣氛來！宣傳部要出文件出教材，組織輔導報告，組織市公安局宣講馮小林的先進事蹟。反面文章正面做，我們宣揚好的，就是鞭撻壞的。大家說說，是不是這樣？”
副書記的話，贏得了大家的一致肯定。於是，常委們紛紛獻計獻策，人人都敞開心扉講廉政。我坐在一邊做記錄，感覺這次常委會爲宣傳部的工作定了調子，指明瞭方向。而導演，無疑就是丁露貞。潘部長在整個會議上一言不發，只是記錄。想必心裡仍然打着小算盤。但黨內紀律卻不管你打不打小算盤：你可以保留個人意見，而一旦形成決議，你就必須執行。
可能是潘部長感覺到自己有些被動，本部門的工作被大家指指點點，而自己這個當家人卻拿不出什麼更高明的見解，顯然是失職了。於是，他在大家都談得差不多了的時候，提出了另外的意見，而且同樣讓大家耳目一新，引起共鳴。他是這麼說的：“各位領導，謝謝大家對宣傳部工作的指導！”說着就站起來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後再坐下。因爲他最年輕，屬於小輩兒，所以大家對他這個舉動並不反感，都眼巴巴看着他。只聽他說：“我有個不成熟的意見，就是要在日報和晚報兩家開展‘如何擺正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係’的大討論。而且，每天都要把討論情況公之於衆。
爲什麼這麼做呢？因爲，在金玫瑰花園項目問題上，兩報開展了兩規模的宣傳，一是宣傳‘萬畝大造林’，忽悠老百姓都去墊資種樹，結果，四個縣的大批善良的農民都掉溝裡了；二是宣傳金玫瑰花園是市重點，忽悠老百姓集資，結果，港川公司的馬李亞娜捲款逃跑，把成千上萬的老百姓都撂旱地兒了！兩報爲什麼這麼幹呢？僅僅是因爲個別市領導說了話嗎？不，背後還有經濟利益！據說，凡是寫報道的記者，和責編、主編、副主編、社長，都拿到了可觀的報酬！在這方面，港川公司是很捨得投資的！當初我在耳聞他們拿了高報酬以後就在想這個問題——這種報酬該不該拿？那些純屬忽悠老百姓的報道應不應該寫？難道一講商品社會，一講市場經濟，我們的報紙就失去立場失去原則了嗎？報紙是不是發財致富的陣地？報紙靠什麼贏得效益？我感覺，這些問題應該讓他們報社自己去討論去！讓他們自己教育自己去！不知道我這麼說是不是有道理，請各位領導發表意見。”
新聞媒體是在宣傳部的管轄之下進行工作的，潘部長的話無疑是對自己開了一刀。聰明的宣傳部長有可能在背後對報社人員進行批評或處理，不會在市委常委會上向報社開一刀。但潘部長這麼做似乎更聰明，他想以這種方式顯示自己的高風亮節。而宣傳部長這麼做了別人就更要說上兩句。於是，副書記開口道：“潘部長的話有道理，我支持！在目前情況下，兩報應該首先幹好兩件事，一是公開向社會道歉，承擔屬於自己的那部分責任；二是宣傳好馮小林和劉梅，特別是樹立好馮小林這個優秀公安幹警的正面形象。做好這兩件事，是兩報轉變形象的契機！”副書記的話贏得一片叫好聲。政法委書記也藉機提出，兩報要配合政法口的教育活動，大力報道公檢法系統的好人好事。此時，丁露貞感覺夠火候了，便加了一句作爲總結：“現在這段時間屬於過渡期，同時也是非常時期，在這個時期裡誰不聽從調遣，玩花活，軟磨硬泡，我們都要堅決採取組織措施，絕不手軟！”
這話顯然是說給潘部長聽的，因爲這個會就是關於宣傳部工作的會。別人犯了錯誤，而讓自己挨一刀，是最冤枉最不值得的。於是上午開會，下午潘部長就把工作就佈置下去了，這種速度和效率是空前的。他已經感覺到丁露貞對他是不夠滿意的。他如果連這點眼力見也沒有，那就多年的機關白混了。但誰知兩報接到開展自我教育和自查等一系列工作的安排以後，從文件中讀出了要“戴罪立功”的意思，於是，他們不幹了。兩個社長一碰心氣兒，便一起來到宣傳部找潘部長。他們振振有辭地說：“我們當初發表那些文章都是孫海潮副市長安排和指示的，怎麼能把責任一股腦推到我們身上？難道我們服從領導是錯的嗎？”
問題是現在孫海潮已經死了，是不是孫海潮安排的又怎麼能說得清呢？於是，潘部長便抓住這一點做文章，說：“你們說這話是不是想逃避責任？你們感覺孫海潮反正死了，沒法對證，所以瞎話兒就可以隨便編嗎？”其實，潘部長也知道，當初孫海潮肯定說了話，不然兩報不會那麼起勁。但報社和記者想賺外快也是事實。既然孫海潮已經死了，那就將計就計，將錯就錯，潘部長板上釘釘地把責任全部推到報社頭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要讓兩報永遠記住這個教訓！於是，潘部長驀然間就來情緒了，他的臉脹得通紅，聲音提得高高的，說：“宣傳部安排的工作，你們一點馬虎也不能有！甚至拿港川公司的好處也都得退回來！否則我就讓露貞書記撤你們的職！別以爲只有你們是人才，只有你們能幹報紙，現在會寫消息報道的小青年有得是！你們趕緊回去貫徹落實，耽誤了最佳工作時機別怪我不客氣！”
潘部長的一番話還真把兩個社長鎮住了。神鬼怕惡人。兩個社長胸有成竹的理由在潘部長面前不堪一擊。日報的社長突然換了一副笑臉，說：“潘部長，別急別急，工作還能不落實？誰敢？誰不落實我就不答應！喏，這是我們給報社工作人員辦的圖書大廈購書卡，嗯！”便將兩個銀行卡塞進潘部長上衣口袋。潘部長隨手掏了出來，說：“你們別拿市場經濟那套來對付我，我是平川市輿論界的瓢把子，現在露貞書記拿着槍頂着我的腰眼，你們報社不落實市委精神，不撤你們的職就得撤我的職，何去何從，你們看着辦！”便將銀行卡塞回社長手裡，社長卻笑嘻嘻地又推回來。潘部長一生氣將銀行卡啪的一聲摔在地上。兩個社長見此哈哈大笑轉身就走。潘部長便愣住了，他們是什麼意思呢？
事後，潘部長拿着兩個銀行卡到自動取款機跟前劃卡，結果一下子出了一頭冷汗，那兩個銀行卡敢情五千一個！他突然就想到了耳熟能詳的圖書大廈，那裡面不光賣書，什麼都賣，連兩萬一臺的液晶寬屏彩電都有。所以，這兩個卡別看上面印着“購書卡”，其實就是改善生活卡。但潘部長敢要嗎？不敢。如果是一個人送的，有可能他會猶豫一下，現在是兩個人送的，他就一點都不敢猶豫，因爲人家可以互相作證，證明你收受賄賂。可是人家代表單位送，似乎又情有可原。潘部長一時間思想混亂，不知道對這兩個卡怎麼處置。他一猶豫就把卡擱在抽屜裡了，沒有退回去。
於是，兩家報社對社會遲遲不做道歉。市委常委會上定的事沒有落實，丁露貞果真急了，她給潘部長打來電話說：“你提議的工作怎麼沒有落實？兩報爲什麼遲遲不向社會道歉？”潘部長無奈，便揣上兩個銀行卡來到日報，將銀行卡往桌子上一丟，說：“限你們最遲明天就登出道歉廣告，否則就帶着辭職書來找我。”結果，兩家報社勉勉強強登出了道歉信，不過口氣卻並不綿軟，曲裡拐彎地繞圈子，話裡話外是市領導的責任，與他們關係不大。潘部長便給兩位書記寫了告狀信，說：“市委如果不換掉兩個社長，我這個部長也不幹了！”此爲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