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大國角色
“大國外交”在概念上一般有兩種不同的界定方式，“第一層基於對象界定，如果一國的外交以大國爲對象，即使它是一個小國，它圍繞大國開展的外交也是大國外交；第二層基於主體界定，一國自我定義爲一個大國，從這個自我定義出發，界定自己的利益目標、運用與大國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手段開展的外交就是大國外交”。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基於第二層含義，當然，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角色定位，首先是大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發展中的大國。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等國際地位和角色，中國是大國的屬性無疑是舉世公認的。第二，界定和維護我國的發展和安全利益，運用與大國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手段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承擔大國在國際事務中應該承擔的相應責任，以及爲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公共物品，爲各國人民造福。王偉光在《中國已成長爲全球關鍵性大國》一文中提出，“今天的中國已成長爲世界矚目的一個關鍵性大國，外部世界也更加關注中國的一言一行，特別是中國將如何思考和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下，如何形成大國思維，確立大國戰略，構建並推進新型大國關係，應當成爲值得關注的重大課題”。
關於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和作用，可以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天起國際上就十分關注，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非常不希望看到紅色政權的國家誕生。對新中國和蘇聯採取了政治打壓、經濟封鎖等遏制戰略，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朝鮮、越南進行侵略，對中國採取夾攻之勢。毛澤東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略，以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打破了美國是不可戰勝的神話，打敗了美國爲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圍攻，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重新站起來的東方巨人。隨着亞非拉人民的民族獨立和解放，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使我們和亞非拉人民結成統一戰線，反對霸權的呼聲和力量進一步增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爲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得到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和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萬隆精神是中華傳統文化“和合”思想精髓的體現，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國際上得到吸收併發揮積極的歷史作用的光輝篇章。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的確立，表明中國已處於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央。同時也意味着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力和責任。但由於中國當時的經濟實力較弱，綜合國力不強，加之國際上的強權政治當道，同時，爲了使中國能夠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環境，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爲”，“絕不當頭”等戰略思想。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發聲有限。隨着三十多年的改革和開放，中國綜合實力的提高，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積極有所作爲如前面章節所述，積極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倡導建立公平公正民主合作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和諧世界、倡導新安全觀等等。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外交與時俱進，國際關係新思想、新理念不斷涌現，如在國家利益層面倡導建立和踐行正確義利觀，在國際安全層面倡導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觀，在國際關係層面倡導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新型大國關係，擯棄零和博弈及國強必霸的邏輯等等，這是中國對全球治理髮出的中國聲音、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2015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時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着另起爐竈，而是要推動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都是開放、透明、包容的，有利於有關國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減少貧困，歡迎包括美方在內的有關各方積極參與”。
此外，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也是國際上關注的熱點問題。國際上除有一些國家或人士擔心中國的強大，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對中國抱有成見和不正確認識而外，國際上一些正義人士還是希望中國強大並在國際上發揮積極的重要作用，或較爲客觀地評價中國在國際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如鄭永年在其著作《未來三十年》中就寫了“‘一帶一路’與中國崛起”一章，論述了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可能性、現實性及未來前景；美國著名學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說：“我希望中國更多地參與國際體系的建設。中國的國際地位在不斷地上升，只要中國的外交政策符合全球共贏的利益需求，我認爲中國理應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作用。”“還有很大一部分地區毫無秩序可言。利比亞、也門、伊拉克和敘利亞都是失敗的例子。如果沒有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等國家的幫助，美國不可能重建這個地區的秩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這樣論述：“無論按何種標準來看，中國都已恢復了它在世界上影響最爲廣泛的那幾個世紀中的地位。現在的問題是，它在目前尋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處，特別是如何處理和美國的關係。”“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
2016年2月13日，第5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舉行“中國與國際秩序”專場辯論會，邀請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和美國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科克等出席，圍繞中國與國際秩序、中美關係、朝鮮核問題等進行了激烈辯論。關於秩序，傅瑩在主旨演講中談到，所謂“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有三個支柱：一是美國價值觀，二是美國軍事同盟體系，三是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不可能全盤接受這個秩序，中國講的“國際秩序”指的是以聯合國爲中心的一系列國際機制、法律體系和原則規範。中國對現行國際秩序有歸屬感，是創建者之一，也是獲益者和貢獻者，同時也是改革的參與者。
陸克文認爲，傅瑩女士很好地詮釋了中國和美國對秩序看法的不同。第一，中美有一些共同的價值，但另一些價值是不同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民主或西方價值體系；第二，中國幾十年以來一直堅持不結盟政策，希望看到一個“多極”的國際秩序；第三，中國支持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機制，做出了很大貢獻。西方不應將中國神秘化，同任何國家一樣，中國有自己的利益。中國的國際利益呈現爲三個同心圓，核心圈是與14個陸上鄰國保持良好關係；第二圈是對美國在亞洲組建軍事聯盟的關切；外圈是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現在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更加主動，“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就是例子。中國願意在現行國際秩序框架下與美國合作，但如果太多的門都對中國關閉，他們也只能在門外蓋房子。黃永宏認爲，中國的歷史、當前實力和體量決定了中國一
定是全球性領導，中國的崛起是在融入國際秩序的過程中實現的，併爲周邊國家帶來利益。但中方接受世界領導的角色也需要一個過程，中方要更清晰地向世界闡明自己的秩序觀。當前南海問題十分突出，但新加坡不認爲中國想要衝突，因爲中國明白自身的發展離不開穩定的外部環境。南海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較好地管控，這需要各方體現政治意願。與會嘉賓都認爲中美關係對全球至關重要。科克表示，中國的崛起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世界，美國對此是歡迎的。美中在經濟方面互相依賴，中國是全球一百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影響不容小覷。
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基礎和文化內涵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具有自己的理論基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國外交，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爲政治基礎的，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爲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爲核心，根據當今國際局勢和國際關係的深刻變革，與時俱進提出的一系列關於國際關係的新理念、新思想，以及關於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舉措。
第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遵循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及馬克思主義關於尊重各民族的獨立、領土主權完整的思想。恩格斯針對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褫奪他們的民族權利、主權時說：“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民族獨立，歷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恩格斯同時深刻論述，沒有每個民族的自由發展，就不能有各國的革命。他說：“的確，我們都遇到同一個巨大的障礙，這個障礙就是舊的神聖同盟，即三個扼殺波蘭的劊子手的同盟，它阻礙一切民族的以及每個民族的自由發展，而沒有這種自由發展，我們既不能在各國開始社會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會革命。”
由此，尊重各民族國家獨立、領土和主權完整，各民族一律平等，是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尊重民族獨立、領土主權完整，纔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而每個民族的自由發展，協同合作才能完成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既包括狹隘的社會革命，也應包括人類的經濟革命和技術革命，技術變革、創新、進步。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遵循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問題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並依據當今國際關係的現實，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國際關係的一些新理念、新思想，並總體上形成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
第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主張文明的多樣性，各種文明交流互鑑，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的和諧發展。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這也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多樣性文明對人類發展重要性的理論。列寧認爲文明的多樣性是各民族、各國獨立發展，互相學習、相互促進的必要條件。他在批判民粹主義的所謂要建立俄國的獨特性上，要麼不認真對待西歐文化，全盤拋棄。要麼，要全盤歐化俄國的錯誤時指出：“民粹主義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相信俄國的獨特性，把農民和村社理想化。他們以驚人的輕率態度對待西歐文化的成就。”之後又“力圖歐化俄國，相信俄國會吸收全歐的文化，關心把這個文化的各種設施移植到我們這個一點也不獨特的土地上來。”列寧論述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之所以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爲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列寧的這些思想，對促進全球化時代各國的相互學習、相互借鑑人類的文明成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仍然具有重大意義。我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多次提到尊重文明的多樣性，促進文明的交流互鑑，使各國人民民心想通，友好交往，和諧共生。亨廷頓說：“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是以文明爲載體，研究國際體系、國家、和平與秩序等元素及其相互關係的典範。他將人類文明分爲21種，貫穿研究人類的文明史及其人類社會，對人類文明對世界歷史產生的作用做了深入的研究。湯因比說“我們必須學會認識，並儘可能地學會理解各種不同的文化結構，我們共同的人性在這樣的結構中表現爲不同的宗教、文明、國籍，人類的文化正是由於這些東西纔在歷史的過程中聯結了起來”。他認爲人類21種文明可以分別統歸到“希臘模式”及“中國模式”中，希臘模式代表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體框架，而中國模式代表東方文明。
東西方文明都以“和諧”的宗旨爲基礎。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希臘文明理性主義時代提倡的等級、秩序、統一、和諧的代表，此外一些古典建築物也都體現了這一理念。以儒家思想爲基礎的中華文明倡導“和爲貴”，“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親仁善鄰，和睦相處”，主張“協和萬邦”的精神。
“和諧是一個相對的、發展中的概念，它以事物的矛盾和差異爲前提，有差異、有不同，纔有和諧的存在。和諧是運動中的平衡，差異中的協調，紛繁中的有序，多樣性中的統一。”人類文明也是在世界多種文明的衝突交融、不斷相互學習中進步、昇華，推動人類歷史向前發展的。如希臘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的影響。阿拉伯文明廣泛吸收了東西方文明，並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融。人類要學會在文明的交融中進步，而不要以“優勢文明”自居，挑起文明的衝突。亨廷頓寫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因爲他看到了世界上還有文明衝突的狀況，他寫作此書的期望是，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這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
“文明的衝突”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即：在未來的歲月裡，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臺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20世紀50年代，萊斯特·皮爾遜曾警告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文明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歷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裡，便會出現誤解、緊張、衝突和災難”。和平與文明的未來都取決於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識領袖之間的理解和合作。多樣性的文明共融能夠彰顯多樣文明的內在文化精髓，是構建世界新秩序的文化原動力，能夠促進世界的和諧、穩定和發展。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全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更需要世界多種文明的交融與繁榮，取長補短，弘揚各民族的優秀文化，使人類寶貴的
文明財富，推動人類的進步和發展。胡錦濤2006年4月22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充分闡述了這一重要思想，“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2005年4月22日雅加達亞非峰會上，胡錦濤指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和諧世界”理念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胡錦濤在耶魯大學演講中進一步闡述道：中華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連續五千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在漫長曆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了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着當代中國。現時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爲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既有着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又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進步精神。今天，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真誠願意同各國廣泛開展合作，真誠願意兼收幷蓄、博採各種文明之長，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就是各種文明不斷交流、融合、創新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都以各自的獨特方式爲人類進步作出了貢獻。習近平主席在歐洲議會大廈的演講也深刻闡述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性。習主席2013年在墨西哥參議院的演講強調，“人文上，中拉要加強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不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成爲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相互促進的典範”。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文化內涵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爲核心的，併發揮其積極的處世之道與當今時代發展相契合的共鳴點，集中體現了“和合”思想，和而不同、美美與共、協和萬邦；“達則兼濟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等等。中華民族共同擁有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華文明是沒有中斷的綿延發展至今的文明，具有豐富燦爛的悠久歷史和文化。習近平主席說：“2000多年前諸子百家的許多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響着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看待世界、社會、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那麼，中國人看待世界、社會、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主要體現在什麼方面？那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天人合一”；建設大同世界的“和合”思想；關照他人利益及誠信價值的“己所不予勿施於人”；自我奮鬥的“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等等。
2009年2月4日，溫家寶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表演講，深刻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底蘊深厚、博大精深。“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被奉爲最高價值，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中國古老的經典——《尚書》就提出“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理想，主張人民和睦相處，國家友好往來。“和爲貴”的文化傳統，哺育了中華民族寬廣博大的胸懷。我們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載萬物一樣，寬厚包容；又能像蒼天剛健運行一樣，彰顯正義。
習近平主席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學史可以看成敗、鑑得失、知興替；學詩可以情飛揚、志高昂、人靈秀；學倫理可以知廉恥、懂榮辱、辨是非”。由此，習主席是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範，取其精華，經常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來闡述國際關係新理念、新主張。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體現了主權平等，不干涉他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不要強加於人；以及關照他人利益及誠信價值的思想和處世原則。2013年6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墨西哥參議院的演講中說，攜手合作、共創未來，是時代對我們的召喚，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雙方應該在《中墨聯合聲明》精神指引下，齊心協力，鍥而不捨，共同推進兩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我們要堅持平等相待、加強戰略協作。貴國總統貝尼託·華雷斯曾說過：“無論人與人還是國與國之間，尊重他人權利才能帶來和平。”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墨兩國應該堅持互尊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在探索符合各自國情發展道路的努力中，繼續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體現了與世界各國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家園，共同發展進步的思想和美好願景。習主席在墨西哥參議院的演講中說，“中國有句古話：‘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貴國詩人阿方索·雷耶斯也曾說過：‘唯有益天下，方可惠本國’”。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體現了天下爲公，主持國際正義，爲國際事務積極謀劃，承擔國際責任。習近平主席說：“中國古代聖賢孟子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中國對中東的政策舉措堅持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堅持從中東人民根本利益出發。我們在中東不找代理人，而是勸和促談；不搞勢力範圍，而是推動大家一起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不謀求填補‘真空’，而是編織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網絡。”
李克強總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有獨到的見解，強調傳統文化的主體和精華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要從中汲取國學經典的智慧。2016年2月，李克強總理與北京大學教授及清華大學國學院的院長陳來等重量級的文史學者，進行了一場關於國學智慧的討論。李克強指出，中國人講“天下”，《禮記》裡面就講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意爲在大道施行的時候，天下是人們所共有的。再者，“厚德載物”，我們現在的解釋是說，要用仁德之心來待人接物。但《易經》原話“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其實包含一種“大同”思想。
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責任意識和擔當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具有大國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積極努力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和力所能及的範圍爲國際社會提供各種公共產品，以實際行動歡迎發展中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
習近平主席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董事會成立大會的致辭中強調，中國是國際發展體系的積極參與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設性的貢獻者。倡議成立亞投行，就是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建設性舉動，有利於促進各方實現互利共贏。並宣佈，中國作爲亞投行倡議方，在銀行成立後，將堅定不移支持其運營和發展，除按期繳納股本金之外，還將向銀行即將設立的項目準備特別基金出資5000萬美元，用於支持欠發達成員國開展基礎設施項目準備。可見，中國作爲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
此外，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及貧困國家的無償援助，減息、免息貸款，減免債務，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等都是大國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的具體體現。前有所述，不再贅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