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始終不渝的基本國策和外交戰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堅持和平與發展。中國夢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繼續。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中國將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並對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大勢是這樣判斷的：“我國發展仍然處於大有可爲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兩個百年奮鬥目標”，表明中國將堅持推行改革開放，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箇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並指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中國夢的實質，提出中國夢與美國夢以及世界人民的美好夢想是相通的。“中國夢”被認爲是“新時代對中國和平發展思想的重要繼承和發展”。因此，中國夢也成爲新時代中國外交新理念和新思想。實現中國夢也是中國外交新任務。
中國人民在實踐偉大的中國夢的同時，努力實現與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融相通，與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世界夢的目標是一致的。中國夢積極推動建立公正、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繼續努力團結世界各國人民，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和諧世界。習近平主席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中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席斯蒂芬·佩裡說：“‘中國夢’是一套理論體系，能爲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也有利於穩定。我在這套理論體系裡沒有看到任何討論中國人要實行霸權的內容。”“我們需要一種推動世界前進的新方式，‘中國夢’就能爲這種變化提供力量。”
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構建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世界新秩序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認爲構建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世界新秩序是促進國際社會和諧發展，各國和平共處、互利共贏，建立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和最佳的世界秩序模式，它包含着平等、公正、民主、合作等價值理念。
2015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在“世界秩序與中國的角色——2015京城國際論壇”的發言中講道：“在中國，許多人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國家成爲世界之變的最主要動因之一，對國際事務有着越來越大的影響。中國正有意識地參與到國際體系的重塑中來，併力圖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爲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中國當然在很多方面都是現存秩序的組成部分，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等。中國也是改革的推動者和新機制的參與者，比如G20和氣候變化。中國也在積極創建國際體系的延伸，比如倡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 class="Notepopup iconArticle-w" src="images/zhu.png" />
2015年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華盛頓布萊爾國賓館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晤時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在2016年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的致辭中，習近平主席說：“中國是國際發展體系的積極參與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設性的貢獻者。倡議成立亞投行，就是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建設性舉動，有利於促進各方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積極構建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世界秩序。新秩序的價值取向爲尋求國際合作，實現利益和諧、安全共享，追求人類的共同福祉，它將能夠真正實現大小國家的平等交往、互惠貿易以及人類的和諧、可持續發展。新秩序的本質爲民主合作、互利共贏，新秩序的效能是由結構上的優勢及民主的本質所決定的，它的結構即爲多極均勢。多極均勢有利於抗衡單極霸權——多極均勢格局爲構建民主合作新秩序奠定力量基礎。而且，“過去的國際秩序從未像今天這樣包括分佈在全球各地的主要力量中心”，肩負新秩序責任的主要大國分佈在全球範圍內：北美的美國、西歐的歐盟、東歐的俄羅斯、東亞的中國、甚至南亞的印度、南美的巴西。這與歷史上的均勢秩序不同，歷史上的均勢秩序在國際關係上起作用的實際僅僅侷限在歐洲。力量中心的廣泛分佈客觀上就是對單極霸權的有效分權；民主的本質保障了體系內的主權國家平等，沒有凌駕於體系之上的霸權國，便於國際合作的開展，民主合作新秩序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如此可以從如下方面促進平等、公正、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這幾個方面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所追求的核心理念：多種文明交流互鑑；發揮大國的作用，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新型大國關係；支持和維護以聯合國爲核心的戰後國際秩序，發揮聯合國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遵循國際法、國際機制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要作用。
（一）多樣性的文明共融是構建世界新秩序的文化原動力
列寧認爲文明的多樣性是各民族、各國獨立發展，互相學習、相互促進的必要條件。他在批判民粹主義的所謂要建立俄國的獨特性上，要麼不認真對待西歐文化，全盤拋棄，要麼全盤歐化俄國的錯誤時指出：“民粹主義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相信俄國的獨特性，把農民和村社理想化。他們以驚人的輕率態度對待西歐文化的成就。”之後又“力圖歐化俄國，相信俄國會吸收全歐的文化，關心把這個文化的各種設施移植到我們這個一點也不獨特的土地上來”。列寧論述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之所以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爲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列寧的這些思想，對促進全球化時代各國的相互學習、相互借鑑人類的文明成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進步，仍然具有重大意義。
亨廷頓說，“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是以文明爲載體，研究國際體系、國家、和平與秩序等元素及其相互關係的典範。他將人類文明分爲21種，來貫穿研究人類的文明史及其人類社會，對人類文明對世界歷史產生的作用做了深入的研究。湯因比說：“我們必須學會認識，並儘可能地學會理解各種不同的文化結構，我們共同的人性在這樣的結構中表現爲不同的宗教、文明、國籍，人類的文化正是由於這些東西纔在歷史的過程中聯結了起來。”他認爲人類21種文明可以分別統歸到“希臘模式”及“中國模式”中，希臘模式代表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體框架，而中國模式代表東方文明。
東西方文明都以“和諧”的宗旨爲基礎。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希臘文明理性主義時代提倡的等級、秩序、統一、和諧的代表，此外一些古典建築物也都體現了這一理念。以儒家思想爲基礎的中華文明倡導“和爲貴”，“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親仁善鄰，和睦相處”，主張“協和萬邦”的精神。
“和諧是一個相對的、發展中的概念，它以事務的矛盾和差異爲前提，有差異、有不同，纔有和諧的存在。和諧是運動中的平衡，差異中的協調，紛繁中的有序，多樣性中的統一。”人類文明也是在世界多種文明的衝突交融、不斷相互學習中進步、昇華，推動人類歷史向前發展的。如希臘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的影響。阿拉伯文明廣泛吸收了東西方文明，並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融。人類要學會在文明的交融中進步，而不要以“優勢文明”自居，挑起文明的衝突。
2014年4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的演講，也強調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相融、相通，交流互鑑的重要作用。據新華網報道，布魯塞爾知名智庫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達維德·富凱表示，習近平主席的演講令他對未來中歐關係走勢及其對世界影響豁然開朗。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文明的闡釋。正如習主席所說，中國與歐洲應該深化彼此對各自所代表文明的進一步瞭解。他說，重視文明互鑑，說明中國領導人立足長遠，注重培植中歐關係的根系。
2016年1月19日至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沙特、埃及、伊朗進行了國事訪問，並訪問阿盟總部。爲此，王毅部長接受記者採訪，談習近平主席對沙特等國家的訪問時說，“弘揚文明互鑑，築牢民意支撐。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各具特色，相互尊重，相互借鑑，是世界文明交流的典範”。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表示，面對煽動文明衝突的各種雜音，我們有必要通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這兩大傳統文明的交流對話，傳播重和平、尚和諧、去極端、求真知的理念，特別是要共同抵制宗教極端思想，反對把恐怖主義同特定民族、宗教、教派掛鉤。
（二）大國合作是世界新秩序的基礎
習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倡導建設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認爲大國合作是構建世界新秩序的基礎及關鍵因素。
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把國家主權原則、均勢等確立爲國際關係的秩序核心以來，民族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就佔有了重要地位，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爲體，並且由民族國家互動形成了不同的國際體系的結構。英國赫爾德教授把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塑造的國家間關係的形式和動力，稱爲“威斯特伐利亞模式”。他認爲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具有幾個特徵：第一，世界由主權國家構成並被主權國家分離，不存在比主權國家更高的權威；第二，立法的過程、衝突的解決及法律的執行，主要掌握在各個國家手中；第三，國際法是以建立最低限度的共存規則爲取向的；第四，法律面前所有國家一律平等，法律規則不考慮權力的不對稱；第五，國家間的分歧最終由武力來解決，有效權力的原則佔支配地位，國際性法律標準只提供最低保護等。其進一步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對這一結構的滲入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它的核心特徵。實際上，聯合國憲章加強了大國的作用，進一步使大國對國際政治領導地位的要求合法化了”。雖然21世紀由於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相互依賴的加深，國際法、國際組織的作用，以及對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追求，制約與影響世界秩序的因素已經與17—20世紀不一樣了。但由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強權政治並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改變，強權政治的現實作用，使大國關係一直是國際關係的主旋律。一般而言，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總是佔有支配地位。大國憑藉其強大的實力，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更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弱小國家。對於大國來說，它們在國際關係中比中小國傢俱有更多和更廣泛的利益，世界的穩定與秩序和大國關係密切，大國對世界秩序負有更大的責任。地區性大國對周邊國傢俱有影響力和威懾力，對本地區的穩定與秩序負有責任。世界性大國對全球事務具有影響力和威懾力，對世界秩序的維持、變革與新秩序的構建負有主要責任。大國政治是當代政治的必然產物，有它的弊端，也有它的客觀作用。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構建民主合作新秩序更離不開大國的合作，大國合作是制約超級大國的理性選擇，大國合作是構建民主合作新秩序的關鍵因素。
冷戰結束後，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大國關係的性質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國際關係領域不再以意識形態的對立來劃分敵友，而是以國家利益作爲對外政策的出發點，衡量國際關係，這就爲大國合作提供了歷史機遇。
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爲美國現在是唯一可以被稱爲超級大國的國家，但其經濟力量已相對下降，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論證美國是否已衰落，而在於美國應清楚地看到冷戰後國際關係體系的變化、力量分佈的變化及大國關係性質的變化，及時調整美國戰略以應對更加危機四伏的世界。
國家利益重新成爲影響國際關係的支配力量，具有決定意義。消除了兩大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解除了東西雙方緊繃的神經，避免過於強調國際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及其影響，有利於世界經濟的正常交流與發展。國家利益成爲國家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及最高原則。基辛格指出“冷戰勝利使美國進入了一個非常類似18、19世紀歐洲國家體制的世界，失去了強大的意識形態威脅或戰略威脅，使得各國越來越以眼前的國家利益執行其外交政策”。
美國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試圖以戰爭塑造美國主導的單極霸權秩序的圖謀並沒有順利實現，給世界帶來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恐怖主義活動更加猖獗，在世界各地蔓延。美國的國際政治專家也都在認真探討深刻反思美國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對美國權力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霸權主義’今天通常被認爲是‘帝國主義’的一種委婉表述，但它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種更加鬆散的統治形式，較之過去或現在的帝國更少權威主義的特徵，更加依賴於同他國的協商一致。霸權理論家葛蘭西在論述國內政治鬥爭時所作的表述：‘霸權成爲事實的先決條件是將那些將被置於霸權之下的團體的利益和旨趣納入考慮，它也意味着一種特定的均衡，換言之，霸權集團要做出合作性的犧牲。’”基歐漢也認爲霸權“是與一種帝國的權力不一樣，霸主在沒有其他國家一定程度同意的基礎上，是不能制定和執行規則的。就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經驗所告訴我們的，單單物質上的主導地位還不能夠保證國際體系的穩定和有效的領導。霸權也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來制定和執行國際規則”。可見，即使是霸權國在新時代下也不可能隨心所欲，爲所欲爲，也必須爲了全球的穩定和安全而做出讓步、妥協和合作。雖然這種合作有時可能是非對稱的。
如果說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有什麼新特點的話，那就是立國以來第一次，美國既不能從這個世界抽身退步，又不能佔據支配地位。
2008年末由美國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美國不得不尋求國際合作擺脫危機，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美國奧巴馬新一屆政府也不得不改變對內對外政策。隨着“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的提出，美國現在及未來在世界外交中勢必將更多尋求與國際社會合作的態度。
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比較公認的是基歐漢關於合作的定義，基歐漢把合作定義爲：“通過政策協調過程，當行爲者將它們的行爲調整到適應其他行爲者現行的或可預料的偏好上時，合作就會出現。就是：作爲政策協調過程的結果，當一國政府遵從的政策被另外國家的政府視爲能夠促進它們自己目標的相互認識時，政府間的合作就會發生。”
基歐漢關於合作的概念，與我國學者俞正樑關於國際合作的概念相近。俞正樑認爲國際合作就是指“國際關係行爲主體全面或局部的協調、聯合等協力行爲，是一種相互適應，它是基於各行爲主體在一定領域和範圍內利益或目標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
“在協調狀態下，國家的主導戰略是合作，合作的結果對各方都是最優的。因此，協調狀態下合作的出現，首先是因爲行爲主體對絕對收益的關心，就是說，相互的合作必須能夠產生合作的剩餘，沒有合作的剩餘，就不會產生利益分配的‘協調’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協調狀態下絕對收益是最重要的，沒有絕對收益，就不可能存在相對收益，相對收益問題是在絕對收益問題的基礎上出現的，而不是相反。”
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大國關係出現了新的模式——“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是一種不結盟的關係，不針對第三方，結成這種關係的國家各方都能達到雙贏，而且，能夠促進多國關係互動，有利於國際關係健康發展。這種新型夥伴關係被世界不同類型國家廣泛採納，爲國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1994年9月中俄兩國國家元首在莫斯科簽署《中俄聯合聲明》，在構建21世紀世界新秩序中，中俄確立了“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這是一種新型的建設夥伴關係，即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既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中俄兩國互視對方爲多極世界體系正在形成條件下維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的大國，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溝通與合作，包括解決全球問題上的合作，爲建立穩定公正與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做出貢獻。1996年中俄兩國把雙邊關係再次提高了一步，爲“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使這種夥伴關係有了牢固的法律基礎。中俄在構建21世紀世界新秩序的政治理念上最爲相近，中俄結成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基礎也在於此。時任俄外交部長的伊萬諾夫說：“在建設新世界秩序的原則和方式上的一致把我們聯繫在一起……正是這種對未來國際關係的共同看法奠定了俄中戰略伙伴關係的基礎。”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可稱作是目前大國關係中的一個範例，它上升到了真正的戰略高度，卻是不結盟的，不針對第三方，不會威脅任何第三方，併爲兩國長期合作和共同發展提供保障，“戰略協作模式在實踐上有極大便利，它給予兩國進行戰略合作的一切可能，在需要時兩國可以實施各種形式和程度的戰略合作，同時不束縛兩國的獨立和全方位外交，使兩國保留選擇的餘地。在戰略協作的總體框架之內，兩國合作有較大的靈活性。戰略協作的雙方是夥伴關係，而非盟友”。中俄兩國在冷戰後都主張建立一種相對均衡的多極世界新秩序，在對外關係上兩國都追求全方位、非對抗性的外交，在安全領域兩國都極力維持國際戰略穩定，在國際事務中積極協作，爲建立民主的多極合作世界新秩序而積極努力。
1997年11月10日，江澤民與葉利欽在北京舉行第5次最高級會晤，又重申了中國和俄羅斯爲建立多極世界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的願望。中國和俄羅斯認爲，國與國結成針對第三國的聯盟和戰略聯合的時代已經過去，各國特別是大國應該順應世界多極化的趨勢，並在相互尊重、平等、有益於各方及照顧各方利益的原則基礎上發展關係，這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至關重要。中國和俄羅斯認爲，在新世紀裡，國家間的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及其多樣化的統一將確保人類的和平與繁榮。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面向21世紀及未來社會的，對所有各方都平等的、不可分割的全球、地區和次地區安全格局。2005年7月，中國與俄羅斯再次發表了關於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宣言》，明確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策主張。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成爲大國合作的典範。此後，中俄雙方領導人高層互訪不斷，推動雙方關係達到歷史最好時期。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以及金磚國家的合作不斷髮展深化。
中美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也積極尋求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克林頓政府推行同中國的“全面接觸”政策。1997年10月江澤民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兩國發表了聯合聲明，提出了“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2001年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宣誓就職11天之後致電胡錦濤，在電話中明確表示，“對中美關係而言，沒有比兩國關係更爲重要的雙邊關係”。
1992年2月，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在華盛頓舉行會晤，發表了關於兩國新型關係的《戴維營宣言》，宣佈“俄羅斯和美國彼此不看作是潛在的敵人。今後它們的關係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尊重對民主和經濟自由共同信念基礎上的友好和夥伴關係”。1992年6月葉利欽訪問美國期間，兩國總統簽署了《俄美夥伴和友好關係憲章》，提出“俄美將在國際舞臺上相互密切地合作以推動和捍衛共同的民主價值、人權和基本自由”。1994年1月《莫斯科宣言》中，俄美兩國關係確定發展成爲“以平等、互利和相互承認民族利益爲基礎的成熟的戰略伙伴關係的新階段”。1995年俄羅斯進一步調整對西方的政策，在俄美關係上提出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中法1997年建立“全面夥伴關係”；歐盟同中國2003年建立“歐中全面戰略伙伴關係”；1997年日本同俄羅斯建立“相互信任的夥伴關係”；等等。
並且，新型夥伴關係成爲單個國家與地區組織（集團）之間的一種合作模式。中國與歐盟的發展就具有這樣的意義。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歐盟是最大的發達國家集團。2003年9月
歐盟推出新的對華關係戰略：《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中國積極響應，會後發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明確提出了未來幾年從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和社會5個領域合作。在2004年5月歐盟擴大至25國後，已超過日本和美國，成爲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中國也自2003年開始，成爲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2003年中歐盟貿易額爲1252.2億美元。
中國與東盟關係的發展也體現了這一模式。1997年12月，江澤民主席出席東盟—中日韓首腦非正式會議，雙方發表了《中國—東盟首腦會議聯合聲明》，確定了中國—東盟面向21世紀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方向和指導原則。2003年中國與東盟的關係也發展到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國成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第一個域外大國。爲加強協調配合，中國以“10+3”（東盟10國和中日韓）爲主渠道積極與東盟攜手推進東亞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並在“10+3”框架內逐步開展中日韓三邊合作。2006年5月17日，中國東盟民間友好組織簽署了《中國東盟民間友好合作宣言》。
在大國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出現新的夥伴關係的情況下，也再現或逐步形成相互關係的一些基本原則。第一，國家利益至上原則。自從民族國家成立以來，在國際關係中“國家利益至上”就是一個突出的原則，各國的外交政策及戰略都是從符合本國的國家利益爲出發點的。只是冷戰期間由於意識形態的對抗，使得國家利益以意識形態劃線，敵友分明。冷戰結束後，國家利益重新置於各國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大國間的合作以不違背“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爲底線。
第二，相互控制的不對抗原則。在現實國際關係中，大國間產生矛盾與爭執的情況很多，利害之爭經常發生。但有關國家都注意控制矛盾發展，儘量不使雙方關係走到對抗的地步。如美俄關係的矛盾焦點主要集中在北約東擴問題上，北約東擴不斷縮小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對俄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俄羅斯對待北約東擴的態度各時期也有不同，從一開始的堅決抵抗，到後來的積極應對，使19+1的20機制得以實現。但北約東擴的結果畢竟使美俄在中歐、東歐“相遇”，戰略迴旋空間縮小，因此美俄在此問題上的矛盾和衝突不斷。但雙方都把握不對抗原則，不斷尋求妥協。由於近年來的烏克蘭危機，特別是俄羅斯將克里米亞半島歸入俄羅斯領土，俄烏矛盾激化，美國及其歐盟對俄羅斯採取經濟制裁措施，俄美及俄歐關係都陷入緊張狀態。但無論是俄羅斯、美國和歐盟都積極尋求解決危機的辦法。再如，中美關係的最大障礙爲臺灣問題，美國雖承認一箇中國原則，但又不斷在臺灣問題上冒犯中國主權。美國如果不改變霸權主義的理念及行徑，中美關係的這一頑症不會消除。然而，中美因臺灣問題不斷爭執的同時又都注意有禮有節，避免矛盾升級和極度惡化。近年來，美國插手南海爭端，不斷對我國正當維護南海主權和合理利用開發南海權益製造麻煩和威脅。但中美雙方總體上都能從中美關係的大局出發，不衝破雙方互利共贏的局面，以及中美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負有重要責任的意識。此外，在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法、德、俄、中旗幟鮮明地反對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尤其德、法與美國的矛盾在當時已相當尖銳，在伊拉克重建問題上各方與美國的原則也有分歧，利益也不同，也展開了鬥爭，但又都避免與美國完全對立。可見當今的國際關係比較成熟，大國處理問題都比較冷靜和理性，儘量用和解的辦法解決問題。
第三，利益求同的協商原則。“夥伴關係”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建立國家間的協商機制，並且作爲制度化的一種措施，以達到加強相互信任的目的。夥伴關係一般都規定：國家首腦定期互訪，總理之間舉行年度會晤制度，其他各級官員的各種會議制度。同時領導人通過熱線交換意見，危機處理。此外還有通過參加世界和地區的各種會議，達到多邊高層會晤，協商解決複雜的國際問題。這是國際關係健康化的一個很重要標誌。
2009年2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就美國的亞太政策發表演講，強調美方將與亞洲國家“同舟共濟”，開創雙方合作的新時代。美國承認只靠其一國無法解決金融危機及世界的能源問題、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中方表示歡迎美國爲亞洲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多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希拉里訪華期間與時任總理溫家寶的會談中，對中國爲推動經濟增長所做的努力和採取的舉措表示讚賞，表示奧巴馬政府願同各方合作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美方願同中方共同努力，應對包括髮展問題在內的各種挑戰。溫家寶強調，中美建交30年來的歷史證明，合作共贏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中美不僅要同舟共濟，還要攜手共進。雙方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出發，照顧彼此核心利益，不斷豐富建設性合作關係內涵，使兩國關係在新的起點上向前邁進。這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戰勝挑戰、共創未來的力量和信心。中國政府願與美國政府一道，爲此作出積極努力。
（三）國際組織是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主體
在未來的世界新秩序中，國際組織仍將是重要的主體，其中包括政府間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作爲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上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中，將發揮重要的協調作用。
聯合國是二戰末期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的，它是在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思想基礎上，汲取其失敗的教訓，實行由五大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的大國一致原則，在英國、蘇聯、中國、法國等國的積極參與下創立的，試圖建立在大國合作基礎上保障全球普遍安全的機構。在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中，各成員國的安全靠整個體系的集體力量來保障。多極世界是全球安全和繁榮所必須的，在多極化的世界中，聯合國的協調、監督、維和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全球利益的問題必須由全球機構做出決策；並且，聯合國是世界性組織，它有193個成員國，它的議事日程囊括了國際合作中所有有意義的內容，涵蓋內容之多，輻射範圍之廣，是任何其他組織或機構無法替代的。聯合國安理會是唯一有權採取強制性措施的維護和平的機構，其決定對會員國有約束力，對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負有主要責任。聯合國安理會是主要大國進行協商和作出決策的論壇。並且，這個論壇對於發展中國家以及那些尋求國際問題的一致性解決方案之基礎的國家來說，具有特殊意義。它提供了一種非殖民化和國際制度改革的框架。
基歐漢認爲，正式的國際組織是有目的的制度，它有明確的規劃、對個體和集團的角色有具體規定，也有一定的行動能力。與國際機制不同，國際組織可以參與有目標導向的行動。約瑟夫·凱米萊裡認爲，國際組織有助於確定時間表和議事日程，並且推動了決策過程，這些過程本身獲得了生命並且截然不同於其任何成員國的偏好與優先性考慮。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對集體安全也有過高度評價：“集體安全是有案可稽的克服執法系統的完全分散化缺陷所作的意義最深遠的深廣嘗試。傳統的國際法讓受害的國家去執行，而集體安全則設想國際法準則由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國來執行，不論它們在某一特定場合是否受到損害。這樣，未來的違法者必須經常想到要面對所有爲保衛國際法而自動採取集體行動的各國的一個共同陣線。”
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能否發揮作用取決於大國的作用，取決於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強權關係。是均勢基礎上的多邊合作，還是繞開聯合國的霸權主義，是聯合國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英赫爾德教授認爲“《聯合國憲章》框架在許多方面代表着國家間體系的延伸”。他認爲《聯合國憲章》模式主要的特徵是，“第一，世界共同體由主權國家構成，它們由既特別又制度化的緊密的關係網絡相連結。個人和團體都被視爲國際關係中的合法行爲者（儘管作用有限）。第二，受殖民力量、種族主義政權和外來侵略者壓迫的民族，被授予了得到承認的權利以及在表達自己的未來和利益方面的自決權。第三，對‘有效權力原則’提出質疑的各種標準和價值觀被逐漸接受；相應地，嚴重違反國際準則的行爲在理論上也不再被視爲合法。對武力的訴諸加以限制，其中包括對經濟力量的不正當使用的限制。第四，創立了旨在有助於在國際事務中進行立法和執法的新的規則、程序和機構。第五，一些法律原則被採用，這些法律原則用以界定國際社會所有成員其行爲的形式和範圍，併爲國際準則的建構提供一系列指南。第六，保護和平、推進人權和建立更多的社會正義，被公認爲具有集體優先權；‘公共事物’包括整個國際社會。爲尊重一定的價值觀，例如和平、禁止種族屠殺。第七，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全面不平等得到承認，同時新的規則——包括‘人類共同遺產’的概念——得以建立，以用來創造一些方式來治理對領土、財產和自然資源的分配、佔有及利用”。
雖然聯合國在冷戰時期主要由美國操縱，其創立的一些國際機制爲美國的經濟發展，爲美國的強大奠定了基礎。但聯合國多邊主義機構的本質，其創立的集體安全機制，爲避免戰爭升級，維護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觀上也促進了人類的共同進步，特別是冷戰結束後，聯合國在國際維和、維護穩定、研討解決人類共同的環境保護、共同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積極貢獻。當然聯合國發展到今天也顯現了它的歷史侷限性：“聯合國的構架是用來容納人們1945年時所理解的國際權力結構的。全球被分割爲具有不同地緣政治利益的各個強大的民族國家，這一點納入了《聯合國憲章》的構想。……而且，《聯合國憲章》用新的形式（通過第51條）認可了爲‘自我防禦’而採取的必要的單邊國家戰略行動，”使得它在“先發制人”的霸權主義面前顯得軟弱無力。聯合國對會員國會費的依賴使它易受大國影響的情況更加嚴重。缺乏一種機制以使聯合國在地區和跨國的功能性及文化性力量（機構、集團或運動）中享有直接的地位，而這些力量通常會對國際問題擁有重要的發言權，這一情形加劇了聯合國在國家政治中的脆弱性。因此聯合國走到了改革的岔路口，用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話說，這個時刻的決定意義可能不亞於創建聯合國的1945年。聯合國改革的必要性是與其集體安全的理論侷限性，及運行機制密切相關，更離不開國際政治現實的制約。
全球化背景下聯合國的改革目標與其未來擔負的歷史使命，成爲新的時代課題擺在我們面前。2004年12月2日，安南將改革方案報告提交給第59屆聯大，聯合國重大改革進程由此開始。此次改革體現的精神爲：第一，重申了現有一個五個常任理事國具有不可動搖的否決權這一機制；第二，發展中國家在安理會的席位應當擴充，滿足發展中國家多年來正當和強烈的願望；第三，安理會的成員在地區上要基本上達到平衡；第四，由於地區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席位的增加，將擴大安理會的作用；第五，安理會擴大的適度性，有利於保證安理會機制的精幹性和高效性。總之，聯合國無論怎樣改，都會堅持它的終極目標：維護聯合國多邊主義機構的本質；維護安理會集體安全機制；加強經社理事會的作用；在機構精幹、議程創新、時效性和應對各種危機上不斷追求。聯合國肩負的歷史責任，就是消除戰爭，維護世界和平；解決全球問題，促進人類的共同發展。這是聯合國的職責，也是我們構建民主合作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障。當然聯合國的改革不會一帆風順的，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席位之爭，實爲秩序之爭。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等地區大國都想擠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常任理事國是聯合國賦予大國政治地位的一種身份的象徵，具有對國際事務的否決權，因此，這個席位之爭，不僅僅是爭取哪一國的利益問題，而是代表了一些大國及地區的利益與安全問題，甚至國際安全，進而將會影響到世界秩序模式之爭。如何使聯合國既取得美國的支持，又能抑制單邊主義，發揮大國協調一致的積極作用，利用大國合作，使各大國能夠擔負起維護國際穩定，構建民主合作新秩序的歷史重任，是國際社會將不懈追求的目標。
2005年9月14日在紀念聯合國成立60週年的首腦會議上，各國首腦達成了共識，認爲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尋求人類共同發展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0屆聯大主席國瑞典時任首相約蘭·佩爾鬆在主持發言中說，“國際合作已成爲國家利益的一部分。”胡錦濤作了“維護安理會權威，加強集體安全機制”的重要講話。他強調，聯合國安理會在解決事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應該保證安理會履行聯合國憲章賦予的職責。60年的實踐證明，安理會在解決事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就加強集體安全機制主要提出了以下建議：第一，堅持多邊主義，維護安理會權威。只有加強多邊合作，特別是加強聯合國作用、維護安理會權威，纔能有效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威脅和挑戰，真正實現普遍安全。在涉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問題上，應該由安理會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判斷，依照聯合國憲章採取集體行動。第二，有效應對威脅，提高安理會效率。安理會既要具備迅速反應能力，也要注意標本兼治，制定從預防到恢復和平、從維和到衝突結束後重建的全面戰略。中方支持安理會在應對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第三，體現民主原則，改進安理會決策。國際關係民主化是當今時代的潮流，在安理會上也應該得到體現。發展中國家佔聯合國會員國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但在安理會的代表顯然不足。中方主張在廣泛一致的基礎上擴大安理會，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代表性，讓更多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有更多機會參與安理會決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幾乎危及到世界各國的情況下，各國呼籲發揮聯合國在挽救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據聯合國網站報道，自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時任聯大主席布羅克曼（Miguel d'Escoto Brockmann）一直在呼籲聯大在解決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應發揮積極、獨特的作用。2008年6月初聯大主持召開“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及其對發展影響國際會議”。布羅克曼說：“我們要記住：我們今天所採取的解決辦法也要考慮到自從1945年以來，世界經濟已經發生顯著變化這一事實。我們需要一個21世紀的體系機構，來支持一個21世紀的全球經濟，這種經濟應該反映出具有活力、包容、使大家都獲得安全和公正的特點。”布羅克曼2008年召集成立了一個由18名世界知名經濟專家組成的改革國際金融和經濟結構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擔任主席。
2015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聯合國舉辦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成立70週年系列峰會。峰會期間，各國圍繞消除貧困與飢餓、解決不平等、婦女賦權、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轉型、保護地球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關乎世界和平繁榮、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議題展開討論，再次確認聯合國在國際合作中的核心地位，達成了豐碩成果。在峰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堅決維護以聯合國爲核心的戰後國際秩序，支持聯合國發展議程與維和事業，推動南南合作，推進婦女事業，創新全球發展，等等。
2016年1月11日，聯合國總部舉行活動，紀念1946年聯合國大會首次會議舉行70週年。在聯合國總部當天舉行的特別紀念會議上，第70屆聯大主席呂克托夫特回顧說，“1946年1月10日，聯合國大會首次會議在英國倫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舉行，51個國家出席，選舉來自比利時的保羅-亨利·斯巴克爲首位聯大主席。如今，聯合國193個會員國代表着全球99.5%的人口，已成爲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審議機構。2015年，國際社會通過了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及巴黎氣候協定，必須提出具體行動，使所有人蔘與，以推動落實這些協議”。
由此可見，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是構建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主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國際制度是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障
第一，國際社會爲什麼需要國際制度？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國家追求利益的本質，以自我利益爲中心的行爲者，“爲了解決共同利益困境和共同背離困境，各個行爲者都放棄獨立的政策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得以產生。行爲者這種行爲的原因建立在各自的自我利益基礎上。正是在他們各自的利益基礎上，行爲者共同建立起行爲規範，實現共同希望的共識安排，以便解決獨立政策決策的困境”。因此，需要國際機制提供信息、減少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合作，用國際制度的約束力來保障國際合作的順利實現。
第二，國際制度爲什麼會使國際合作得以實現？國際制度具有三個特徵，也即具有三個方面的效用：一是權威性。國際制度雖然是無政府國際社會中的制度，是權力分散狀態下的規則，但卻是國際社會成員認可或達成的規則，代表了某個領域的行爲準則，因而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國際制度的權威性確定了國際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於大多數國家是有效的。二是制約性。指國際制度對國家行爲的制約作用，目的是使國家行爲符合國際制度的規範。但是，由於國際社會沒有強硬的法律執行機制，國際制度制約作用和國家遵循國際制度的動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際制度可以使理性自私的行爲體較好地實現自我利益這種功能。國際制度的建立取決於國家尤其是大國的自願行爲，但一經建立，就對所有參與制度的國傢俱有約束作用。三是關聯性。隨着國際社會相互依存的程度越來越高，國際行爲體之間交往活動越來越頻繁，國際制度會不斷擴展。國際制度的延展使得在世界範圍內可以逐步建立起一種國際制度網絡體系，使各個問題領域的制度聯繫在一起。相互依賴，共同利益的增多，使得國際合作更容易達成。但也不是共同利益存在，合作就會自動達成，還需要制度性安排、國際合作秩序的規範和制約。共同利益的存在對合作的演進是重要的，也是我們分析國際合作問題時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但僅有共同利益的存在，並不能必然導致國際合作的實現。就如基歐漢所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即使有共同利益，合作也照樣會失敗”，“既然共同利益有時與合作聯繫在一起，有時與糾紛聯繫在一起，那麼合作就不單單是共同利益的問題了。特別是，當不確定性突出以及主體獲取的信息的能力不一致時，集體行動的障礙和戰略上的估算，也許會使行爲體無法意識到它們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利益具有可實現性。”毫無疑問，在涉及全球公共問題的管理與治理上，共同利益是國際合作產生和進行的一個基本前提，在全球化的相互依賴的世界中，人類在很多問題領域已經存在而且將會存在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及共同面臨的問題，但是個體之間存在的這些共同利益要轉化爲現實，共同面對需要解決的問題，要實現合作，最終還需要藉助國際制度來保障和維持，使國際合作在有序的規範的狀態下實現，促進人類的共同可持續發展。
但追逐各自利益的國家爲什麼也可產生合作，而且是必要的？——“當出現的結果不是行爲者共同希望的帕累托最優均衡結果的時候，困境就產生了。爲了解決這種困境，並確保實現帕累托最優結果，各方必須合作。而一切制度的出現，就是爲了解決共同利益困境，對行爲模式進行嚴格規範，以確保不出現欺詐行爲。”
因此，國際制度具有約束力，各行爲主體怕違背制度遭受懲罰的代價。國際制度一旦建立，將導致行爲者的希望趨同，並使行爲者強迫自己進行合作。因爲偏離合作將損害自己的利益。
第三，什麼樣的國際力量格局更有利於國際制度的實施？更有利於國際社會的共同發展？新現實主義提出“霸權穩定論”——基於權力的國際機制理論，對此基歐漢有過恰當的評論：“對霸權穩定論的一般有效性的看法，常常被過分擴大了。單一大國的主導地位也許在特定的情況下對世界政治中秩序的形成是有意義的，但是這並不是世界秩序形成的一個充分條件，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這是個必要條件。”雖然基歐漢承認霸權在機制形成中的作用，但認爲在霸權國衰落及無霸權狀態的情況下，國際合作同樣可能發生。我們認爲國際機制及國際制度的建立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歷史上霸權國在合作行動不可能，或根本不願意合作的情況下（受霸權的價值取向、利益偏好所決定），獨自承擔了建立國際機制的成本。特別是現行國際機制大多是二戰中及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但是，我國許多專家學者都認
爲如果沒有霸權領導則國際機制既不能產生又不會維持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我們也贊同基歐漢沒有霸權的國際合作也是可能的觀點，這種合作可以通過國際機制的作用而得到促進。並且，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一步認爲，在全球化時代，如果沒有霸權國的情況下，國際制度同樣可以建立，而且，制定的國際制度更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利益。因爲，在沒有霸權國的情況下，體系內的國家主權是平等的，使發展中國家也能充分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制定有利於體系內的多數成員國利益的條款，使互利合作更容易實現。這樣民主的國際合作新秩序就是非常必要而且將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對基歐漢稱讚的有利於霸權的“非對稱的合作”加以修正。並且，國際制度一旦建立，具有相對獨立性，並不依賴於霸權的力量，制度具有一定的“慣性”（延續性）及變革的客觀要求。
國際法、國際機制、國際制度都是規範國際關係，使國家間關係能更好的協調、合作，維護世界和平，形成有利於世界穩定與發展的世界秩序的必要保障。三者沒有本質區別，但作用各有側重。國際法是已形成明確法律條文的國際關係的行爲準則，具有權威性，它的合法性得到全世界的廣泛認同，各國通常都願意遵守國際法，“互惠互利是國家遵守國際法的最具約束力的力量，遵守國際法通常能夠滿足單個國家的多種利益以及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如果違背國際法會受到國際法庭的仲裁，雖然國際法庭對頑固抵抗的國家執行其判決也有無能爲力的時候，“國際上不存在一個保證各國都會遵守國際法的司法部長，但一國如果經常性地嚴重違反國際法，意味着該國主動被國際社會放逐，在國際上舉步維艱。在放逐的情況下，一國的貿易、外援、旅遊、影響力等等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基歐漢說“國際機制是那些具有明確規則，得到政府同意，適用於國際關係的特定領域的制度”，可見其認爲機制就是制度。斯蒂芬·克賴斯勒的定義更爲細化：“機制可定義爲特定國際關係領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範、規則以及決策程序。原則是關於事實、原因和公正的信念；規範是指以權利和義務方式確立的行爲標準；規則是對行動的特別指示或禁止；決策程序是作出和應用集體選擇的普遍實踐。”基歐漢認爲，國際機制可部分解釋爲促進世界政治尤其是國家之間實質性協議達到的工具。機制提供原則、規範和決策程序，幫助行爲體克服達成協議的障礙，從而促成協議的達成。機制使得行爲體更容易認識到它們的集體利益；即使從霸權穩定論觀點出發的“公共物品問題”也提高了對國際機制的需求；問題密度增加將導致國際機制需求的增加；國際機制需求是國際機制在發展普遍性承諾規範、向決策者提供高質量信息方面的部分有效功能；機制可用於排他性的、狹隘的利益，也可用於追求更爲寬泛的共享目標。
基歐漢認爲制度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但他吸收了把制度作爲一般模式，如布爾的“國際社會的制度”，“國際貨幣機制”與“國際貿易機制”也是制度的觀點；以及具體的制度可能是一般行爲模式的典範，如聯合國是多邊外交典範的思想。認爲具體的制度可採納道格拉斯·諾思的定義來劃定“構成人類重複性互動的規則、規則的強制性特徵以及行爲規範”。基歐漢認爲國際制度的作用：“人們創制出國際規則與國際制度，以求減少世界事務中的冒險行爲和不確定性，希望改善安全困境。外交發生於一定的國際規則、制度的實踐的環境中，國際規則、制度和實踐對行爲體的動機產生影響。”
自由主義的積極觀點是，一個開放的國際政治經濟、有着基於國家主權的規則和制度，提供了國際合作的動機，也許會影響國家的國內製度、促進和平。自由主義的價值在於，會讓我們意識到國際合作和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國際制度的實施需要國際組織的監督、執行和對違背國際制度的行爲採取制裁措施。
（五）國際關係民主化是構建世界新秩序的價值取向
15、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17—19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啓蒙運動，以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使資產階級民族民主思想廣泛傳播。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涵義爲“自由、平等、博愛”。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中心爲反對奴隸制的專制統治，批判奴隸主階級宣揚的“人生而不平等”的等級思想及強制觀念。“把自由看作是在不受強制的前提下自我作主的行動，自由也就是一種權利。這種權利是一種天賦的自由權利，這種權利包括生命權、思想權、言論權、政治參與權、財產權以及人的行動不受干涉強制的自由權等。這種天賦的自由權利，從契約論的觀點來，也是一種平等的權利。人人是自然平等的，並且享有天賦的自由權。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與平等就是自由主義追求的兩個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理念。天賦權利並非是僅僅說明人在自然狀態下所有的權利，而是要說明在政治社會狀態下，政府和他人也沒有侵犯個人的自由權的權力——只要個人的行動不構成對他人的權益的侵害。保護個人的自由權，恰恰是政府的責任。人人作爲平等的公民概念，就具有着這種基本內涵。如果說，某個人所享有的自由比其他人更多，而有些人的自由更少，那就意味着有些人的自由遭到踐踏，而有些人則享有着他人沒有的特權。這就違背了公民社會的基礎性觀念。近代歐洲社會政治權利的平等，是在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逐步實現的。自由主義的平等觀首先就是要消減這種由出生決定的人的不平等。或者說，首先就是要實現這種政治權利的平等，人人都有平等的選擇權、被選擇權，受教育權等。而政治權利平等的實現，也就是自由的實現。”
列寧的民族自決原則與蘇維埃俄國的《和平法令》，是現代國際關係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原則思想及綱領文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歐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是推翻帝國主義國家的源動力，是反抗地區霸權秩序的重要力量。1917年沙皇俄國被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開闢了國際關係的新時代。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於1917年11月8日，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宣佈堅持民族自決原則與各民族平等爭取民主的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蘇維埃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及政府建議，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平進行談判，停止戰爭。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一文中指出“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體的國家分離，就是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建立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要求的民族國家，是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勢。最深刻的經濟因素推動着人們來實現這一點，因此民族國家對於整個西歐，甚至對於整個文明世界，都是資本主義時期典型的正常的國家形式。”蘇維埃俄國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宣佈廢除沙俄時期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的一切分割弱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及秘密協議。列寧在《和平法令》中對民主和平與兼併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他宣佈，民主的和平就是立即實現“不割地（即不侵佔別國領土，不強迫合併別的民族）不賠款的和平”。“凡是把一個弱小民族合併入一個強大國家而沒有得到這個民族的同意合併，希望合併的，明確而自願的表示，就是兼併或侵犯別國領土的行爲。”同年12月3日，蘇維埃政府發表了《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它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待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基本原則：反對民族壓迫，堅持民族自決權，支持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它指出，一切被壓迫民族應當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樣式來建設自己的生活，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爲此，蘇維埃政府於1919年7月25日發表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對華宣言》。宣言莊嚴宣佈“放棄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廢棄一切特權，把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人民。1920年9月27日，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進一步宣佈：“以前俄國政府歷次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並按此宣言的精神與中國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議》。協議規定“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議、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對華兩宣言之精神，重新訂立”。中蘇協議是中國近代以來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友好的條約，使蘇兩次對華宣言的原則具體化。也可以說是世界外交史上最公平的條約。這個協議確定了兩國之間的正常關係，不僅對於中國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在國際關係史上，在處理兩國關係，特別是大國與小國的關係上都具有典範作用。
列寧的和平共處思想及政策的提出，在國際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想基礎。1919年12月5日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列寧起草的《關於國際政策的決議》，它明確提出，蘇維埃國家“希望同各國人民和平共處”，並強調和平共處的基礎必須是“讓美國資本家不要觸犯我們，我們是不會觸犯他們的……我們願意和一切國家發生事務上的往來”，發展貿易和經濟關係。列寧說：“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同我們敵對的政府或階級的願望、意志和決心，這種力量就是迫使他們走上同我們往來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的經濟關係。”列寧提出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在國際法的發展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這一原則在國際關係的發展中愈來愈顯示它的巨大影響。就是在今天全球化時代，在構建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中也仍有着積極重大的意義和作用。
在探索用民主的思想，用一種國際組織來作爲構建世界新秩序的領導核心的實踐，首先是20世紀20年代成立的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目的是‘用洛克自由主義原則建設國際秩序機制’，‘《國聯盟約》就是將自由民主社會的理念移植到世界事務中去。這種理念是人類發展進程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國際聯盟是第一個試圖在理性基礎上制定解決國際問題統一標準的大型組織。”“國聯公約試圖在國際關係領域重新強調道德因素，完善各種仲裁程序，並試圖通過創立一個國際組織以建立一種類似於國內政治權威的國際權威。”美國威爾遜總統創建國際聯盟，提出用集體安全機制取代均勢、公開外交、以國際法來規範國家行爲等的《十四點原則》，實爲用美國的民主模式來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作爲制訂外交政策的一種態度，威爾遜主義假定美國具有一種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爲其無可匹敵的美德和無可匹敵的實力。美國對於其力量和其目的的正義性是如此的自信，以至於它可以想象在世界範圍內爲自己的價值而戰。美國特殊論是威爾遜主義的外交政策的出發點。”雖然威爾遜是從維護美國的利益出發的，並且認爲美國具有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的實力及民主優勢，並且，國聯過分追求的抽象的理性主義、過分誇大世界輿論對侵略的抵制作用，以及諸多弊端限制了其實際發揮作用的效力，但用民主、集體安全的思想來構建世界秩序的理念還是值得肯定的，客觀上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也對國際社會的發展帶來深刻影響，在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思想基礎上建立的聯合國，至今在維護地區及世界和平上一直在發揮着積極的作用，並且在全球化時代必將起到更大的積極作用。
愛德華·卡爾在探討道德在構建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時有如下觀點：“無視權力因素是烏托邦意識。但是，如果無視世界秩序中的道德因素，則是一種不現實的現實主義思想。在國家之內，每個政府都需要權力支撐自己的權威，但它同時需要被統治者的許可作爲自己的道德基礎。國際秩序也是如此，它不能僅僅建立在權力的基礎之上。原因很簡單：從長遠看，人類總要反抗赤裸裸的權勢。任何國際秩序的先決條件都是高度的普遍認可。”
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都積極倡導世界的多極化，追求國際關係民主化，在國際政治中堅持反對霸權主義。2004年6月14日，錢其琛在慶祝“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創立50週年的國際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中指出“平等的觀念應成爲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基礎。國家有大小、貧富、強弱的不同，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有權平等參與國際事務。民主與平等原則，應在國際關係中加以提倡和履行。對一些小國、弱國和處於特殊困難的國家，要照顧到它們的關切。但尋求與它們真正平等合作是最重要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二戰後隨着亞洲和非洲地區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建立新型的國家關係，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國家間的友好合作的共同願望和呼聲下，於1954年6月，由中國周恩來總理與印度、緬甸兩國總理在討論解決雙邊關係，友好合作的發展睦鄰友好關係中首先提出並倡導。1955年4月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一步得到充實和發展，被與會的亞非國家廣泛讚譽與接受，並走向世界，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讚賞及擁護。“它閃耀着亞洲文化的光芒，是新獲得解放的亞洲人民對現代國際關係的重大貢獻。在那以後的半個世紀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受住了世界風雲變幻的考驗，逐漸爲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作爲指導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鄧小平曾經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這是因爲，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概括了新型國家關係的本質，體現了時代發展潮流和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國與國之間相互交往不斷增加，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實現各國的和諧相處，通過國際合作，有效應對各種新的問題和挑戰，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的目標，成爲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新課題。近年來國際上圍繞新形勢下的國際秩序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有新的發展。在諸多嘗試和探索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也有在實踐中證明是錯誤和有害的。人們在實踐和思考中得出相同的結論：在今天這一相互依存而又多元多樣的世界上，作爲指導國際關係的基本理論，最有生命力的仍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綜上所述，世界新秩序的和平變革與重構是世界歷史發展到全球化時代的客觀要求與人類追求利益共享、和平與安全的主觀願望的必然結合。雖然各國主張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的構想及原則不甚一樣，有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如單極霸權秩序的構想與多極均勢秩序的構想之間。但人類之間還存在許多共享利益，這是世界秩序能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根本所在。利益和諧是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的必然，只有在利益和諧基礎上協調國際關係，才能實現各國的國家利益。我們堅信我們倡導的多極均勢基礎上的民主國際合作新秩序終將實現，這決不是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的幻想，而是基於對相關歷史的比較分析與國際關係的本質特徵以及當代國際政治發展的現實分析及戰略前瞻，而得出的綜合結論。
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黨的十八大首提“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出，“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理念中的重要理念，是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主席在重大國際場合多次提及的高頻詞。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中國空洞的說教，而是中國對事關人類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事業提出的中國聲音，給出的中國方案。從國內提高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到國際上呼籲和灌輸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人類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命運共同體。這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在新時代的再現。
2013年提出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切實抓好周邊外交工作，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帶一路”戰略實際上也是在推動區域、次區域的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用經濟合作這條金線，促進貿易便利化，提高各國商貿交流的水平，以及企業間的交流合作擴大交往的廣度和深度，拓展和帶動就業渠道；用文化交流這條紅線，促進沿線各國的文化交流活動，加深各國對不同國家民族風俗的認知，促進文化的交流互鑑。用軍事安全合作這條安全線，打擊恐怖主義及各種極端勢力，促進各國的安全共享。
2015年12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網絡空間是人類共同的活動空間，網絡空間前途命運應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各國應該加強溝通、擴大共識、深化合作，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爲此，提出了五點主張，第一，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中國願同各方一道，加大資金投入，加強技術支持，共同推動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讓更多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共享互聯網帶來的發展機遇。第二，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臺，促進交流互鑑。中國願通過互聯網架設國際交流橋樑，推動世界優秀文化交流互鑑，推動各國人民情感交流、心靈溝通。第三，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展，促進共同繁榮。中國願意同各國加強合作，通過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建設信息經濟示範區等，促進世界範圍內投資和貿易發展，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第四，保障網絡安全，促進有序發展。網絡安全是全球性挑戰，維護網絡安全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中國願同各國一道，推動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制定網絡空間國際反恐公約，健全打擊網絡犯罪司法協助機制，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和平安全。第五，構建互聯網治理體系，促進公平正義。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應該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與，發揮政府、國際組織、互聯網企業、技術社羣、民間機構、公民個人等各個主體作用。各國應該加強溝通交流，完善網絡空間對話協商機制，研究制定全球互聯網治理規則，使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
可見，結伴而不結盟，合作而不對抗，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已經成爲中國外交的新思維和新理念，是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舉措。截至2014年底，中國與70多個國家、地區組織確立了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奠定了廣泛和厚重的基礎。
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營造國際合作環境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繼承中國外交的優良傳統，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堅持和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秉承萬隆會議精神，與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友好相處，互利合作。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時俱進、開拓進取，外交新思想、新理念不斷涌現，提倡在國際關係中踐行正確的義利觀，義利兼顧、以義讓利、互利共贏；倡導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新型大國關係，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提倡在國際關係中擯棄叢林法則，及以大欺小的行爲。丟掉你贏我輸，你少我多，零和博弈思想等，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和影響，爲營造國際合作新環境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目前，“中國與72個國家、地區或國際組織建立的協作夥伴關係，是不結盟而又雙邊協調的合作關係，並不針對第三方，這在實現雙贏的同時維護了國際關係的和諧，有利於實現國際共贏”。
基辛格說，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日漸活躍。中國有可能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現在每一個國際論壇都積極尋求它的意見和支持。無論按何種標準來看，中國都已恢復了它在世界上影響最爲廣泛的那幾個世紀中的地位。
南非《星期日獨立報》文章“中國夢的種子埋在過去”，認爲“在多次皮尤調查中，世人都表達對中國治理模式的滿意，是有理由的”。
法國專家高大偉認爲，新絲綢之路可以消除極端主義、營造良好的地區合作環境，帶領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團結和繁榮。他說：“新絲綢之路的構想呼應長期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求，這將會爲根除極端主義創造條件。在歐盟與歐亞各國的大力支持下，新絲綢之路將會帶領全世界65%的人口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團結和繁榮的高度。新絲綢之路是歐亞大陸之夢，一個我們可以共同追求的夢。”
可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爲國際合作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全球共治提供了良好的範式。這不僅僅對中國的發展有利，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而且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互利共贏都有積極的貢獻和建設性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