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間，有好幾方面的消息傳到賈行君耳朵裡，說總行要調整北京分行行長。
要調去別的分行賈行君是不肯去的，別的地方人頭他不熟，其他分行的業務聽說也有很多問題，而且他家就安在北京，去了外地豈不是要變成孤魂野鬼還要替別人擦屁股？
“我這辛辛苦苦起早貪黑做業務，短短兩年時間把存款做到六百多億，也可以了，不比其他分行幹得好？如果做做工作，不調也是可能的，”賈行君心裡琢磨。
既然不想被調離，那就要有所動作，豈能坐以待斃？
賈行君首先要做的就是覈實消息的可靠性，找誰問呢？他照例先想到了嚴曉婷。
這個小姑娘清新可愛，剛畢業沒幾年，一副涉世未深的樣子。她本來是北京分行辦公室的員工，被總行人力資源部相中，推薦到總行董事長辦公室，成了董事長的秘書。據說嚴曉婷很快成了董事長最信任的人，董事長的好多大事小事都是通過她對外聯絡的。
嚴曉婷去了總行以後，賈行君平日裡跟她還有些來往，逢年過節的禮物也沒少她的一份。上次嚴曉婷跟着董事長來分行調研，一幫人臨走的時候他讓王東私下給置辦的化妝品還是很上檔次的。嚴曉婷對他這個“孃家人”也投桃報李，另眼看待，一般想知道總行的什麼消息，他都是通過嚴曉婷來打聽，也能獲得一手的準確資料。
賈行君拿起電話準備打，又想，上班時間問這種事不太合適，別有人進來不太好，下班吧。
賈行君看了一會手機朋友圈，又看了系統裡提的幾個公文，好不容易等到快五點半，就給司機小田發微信說馬上出發。他到了地下停車場，上了車，一溜煙往家裡駛去。
賈行君住在北三環的北廣家園，是2005年買的，當時一平米一萬二。他咬牙買了個140平的，首付款好像是80多萬，到現在，一平米飆到12萬，整整漲了10倍。如果按照金融槓桿的計算方法，他是用80萬掙了1600萬。這個收益率除了販毒應該沒有別的行業能比了。
至於房價如此飆漲的原因，衆說紛紜、沒有定論。人們按照能力的大小往市裡、省會、一線城市的聚集肯定是當地房價上漲的一個原因，但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到了飲鴆止渴、欲罷不能的地步，也是房價過快上漲的重要原因。如果土地出讓金1平米用容積率計算後是5萬，那房地產開發商賣6萬1平就是有良心的好商人了。
中央給房地產定的調子是不能過快上漲，因爲漲得過快老百姓心裡接受不了，更容易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而且，會把有限的金融資源流向房地產，不斷積累金融泡沫，還會擠佔其他行業的資金，限制其他行業的發展。
但每每都是房價瘋漲幾年，然後國家出宏觀調控政策，各地也出實施細則，比如要當地社保交五年啦、當地戶口啦、二套房利率高啦甚至不讓買二套房啦等等來限制買房者的資格，壓制需求。結果出現了社保造假、假結婚、假離婚等等各種鬧劇。等到政策一放開，房價又是報復性地反彈。
有人說**這是頭疼醫腳，治標不治本，光壓制需求有什麼用，**降低出讓金，房價不就自動降下來了？其實這是目光短淺的見識。降低出讓金，地方**怎麼辦？基礎設施建設、社保、醫療、教師和公務員工資、**採購等等等等都要花錢，錢從哪裡來，別的稅收資源還沒培養起來，**不能關門歇業吧。房地產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中央和地方博弈後的妥協方案。
但房價絕對不能劇烈下跌，下跌多了，有房的人心裡恐慌，可能會蔓延形成踩踏，逐利的資本也會流出，導致房價多米諾骨牌坍塌性的下跌從而失去控制，也會嚴重影響房地產相關十幾個行業的發展，影響整體經濟指標。更重要的是，如果房價普遍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百萬億級的房地產融資就會面臨大面積違約的可能。
銀行那些金融機構日常報給監管部門的壓力測試結果都是糊弄鬼的，算來算去都說風險可控。如果真出現大面積違約的情況，就好比彗星撞地球，就是一片火海，橫屍遍野，整個國家的金融系統都會癱瘓甚至崩潰。
雖然金融街離北三環不算太遠，但到了下班點，北京這個堵得呀，一眼望去，滿滿得全是因爲踩剎車通紅的車後燈，就像發光的猴屁股。車一動，車燈劃出一道道有波動的線，好像病人的心電圖。
車子足足開了四十多分鐘，纔到小區樓下。賈行君想了想，還是決定在樓下打電話，雖然到了這會天氣還熱得很。
電話撥出去了，剛顯示對方已經振鈴，馬上就被按死了，電話裡傳出“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的聲音。
賈行君滿腹狐疑，心想這孩子下班了還忙什麼呢，連電話都不接。他收了手機，擡頭望了望自家屋子，不知道回家能幹點什麼，尋思了一會還是去小區旁邊的良子足療去捏腳了。
嚴曉婷一直沒回電話，賈行君心裡總覺得有隱隱的心事。秦楓身體不太好，晚上睡得早，他十點到家的時候秦楓已經睡了，一晚無語。
第二天早上不到九點，賈行君還沒到辦公室，手機響了，是嚴曉婷打來的。
“賈行長，您好，昨天晚上一直在陪董事長——陪董事長開會，不方便接您的電話，不好意思”，嚴曉婷甜美的聲音從話筒裡傳來。
“您有什麼指示？”嚴曉婷問。
“指示談不上，就是想問問，”賈行君壓低聲音說：“你是一個人吧？”
“賈行長，我是一個人。”
“最近聽說總行有分行人事調整的消息？”
“嗯，是這樣，董事長前些天去銀監會了，會裡一個領導對銀行不斷出現的金融案件表示擔憂。董事長回來召集總行領導班子開了個會，會上有領導——我就不說是誰了——對北京分行這幾個月出了好幾個案件非常生氣，說就是行長管理能力有問題。董事長以前忙，不知道這麼細，聽說了以後也很生氣，說不行就換，換還不行就撤。情況好像有點嚴重，賈行長，您可多保重啊，”嚴曉婷關心地說。
“哦、哦、哦，多謝”，賈行君驚了一身冷汗，也不便再問什麼。
“別給別人說我問你的事啊”。他又說了幾句閒話，掛了電話。
賈行君根據以往的經驗，覺得嚴曉婷說的一定是真的。這樣說的話調整很有可能發生，弄不好總行找個由頭給自己撤職了都說不定。還是要未雨綢繆，再不想辦法就怕來不及了。
賈行君想來想去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找劉暉怕是不行了。董事長都發話了，依劉暉的個性和他在總行的地位，絕對不會和董事長唱對臺戲，更何況劉暉也沒這個必要。再找別人……賈行君一籌莫展。
胡思亂想之中他無意間看見放在辦公桌書堆裡的大學同學通訊錄，心不在焉地拿起來翻看，翻到一頁，看到一班的張彬玉在遼寧省**辦公廳當處長，眼前一亮。
賈行君心裡琢磨：不知道張彬玉跟遼寧國資委的領導熟悉不熟悉。遼寧國資委是甌北銀行的大股東，如果熟悉，大股東給從中做做工作，說不定是個可行的辦法。
可他跟張彬玉不是一個班的，他是三班的，上大學的時候也就見面打招呼，沒什麼深交。他們大學同學每5年組織聚會一次，去年9月份剛參加了畢業25週年的聚會。
剛畢業那幾次聚會的時候，大家見面就是八卦誰誰誰升職了，買車買房了，後來是誰誰誰離婚了，誰誰誰被抓了，再就是誰誰誰生病了，或者不在了。上學的時候也就那幾個熟悉的同學大家整天搞在一起，不熟悉的話都沒怎麼說過。畢業後，熟悉的幾個同學大家平常也是聯繫的，不熟悉的，聚了以後也不會聯繫。倒是每次聚會那一場大酒喝得印象深刻、刻骨銘心。可能大學同學聚會存在的必要性就是證明自己混得比別人好、自己還健在，還有就是這本通訊錄了。
現在貿然找人家，會不會有點唐突？賈行君又轉眼一想，大不了就不行唄，如果人家肯幫忙，那以後就當朋友來往，不肯幫忙，那就當沒說過，反正也不是什麼朋友。
主意打定，他用手機撥通了張彬玉的電話，對方冷冷地問“哪位”？
賈行君趕緊自報家門，說大學同學云云，對方的口氣立刻熱情起來。
“老賈啊，有啥事？你說。”
“老張，你跟省國資委的領導有熟悉的麼？我有個事想通過他們辦一下，是個私事，”賈行君說。
“哦，私事啊，正好我跟國資委的副劉主任是哥們，私交不錯。”
賈行君簡單說了一下總行要輪換幹部，他不想去外地。對方說，電話裡說不方便，他約一下劉主任，如果劉主任有時間能見面，讓賈行君來一趟瀋陽當面談。賈行君滿口答應，說“好好好”。
過了半小時，張彬玉的電話打過來，說明天晚上可以和劉主任見一面，讓賈行君明天下午來瀋陽，定好航班告訴他，他派人去接機。
賈行君喜出望外，連連稱謝，趕緊定好了第二天中午十二點五十五南航的航班，並通知了張彬玉。
第二天中午賈行君爲趕飛機，都沒有在行裡食堂吃飯，早早讓司機小田送他到機場，在機場吃了份“蒸功夫”快餐，過了安檢等候上飛機。
還好，飛機沒怎麼晚點，三點不到就在瀋陽桃仙機場落地。落地後張彬玉派來的司機跟賈行君聯繫上了，把他接到瀋陽康萊德酒店。
賈行君入住後休息了一會，張彬玉下班後過來。兩人敘了敘舊，聊了聊大學時候一些可能的共同回憶，又聊了聊上次聚會的一些場景，說那天都喝多了。
賈行君說：“我是不願意離開北京的，來甌北銀行也是因爲老東家要把我輪換到外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我畢業後上班就沒離開過北京。更何況，我們行的情況很特殊，其他地方的分行一堆破爛事，我去了就成鏟屎官了，弄不好還要把屎弄到自己身上。”
張彬玉很應景地笑了笑，說道：“劉主任跟我私交不錯，他也老找我辦點事。他是國資委的老人了，既然是大股東，應該有很大的發言權，你們董事長不會這麼不懂事吧？”
“如果劉主任能當回事去說，肯定是沒問題的。需要怎麼打點一下呢？我們是老同學，就是要把事辦成，你直說，”賈行君說。
張彬玉想了一下，伸出五根手指說：“現在送東西都沒啥意思，就這個數吧，五十。”
賈行君覺得如果能把事情辦成，這點錢不算什麼，說“行”。
隨後張彬玉給了他一張寫有公司名稱和賬號的紙條，他摺好放進公文包內側的夾層裡，心想：“這紙條早就預備好了，看來有戲。”
賈行君問晚上要不要他安排一下吃飯的地方，張彬玉說：“已經安排好了，你到了瀋陽，這種事就聽我安排。”
兩人一看時間差不多了，便一同下樓，司機早在樓下等候，兩人上車一溜煙往前開去。
八月的瀋陽沒有北京那麼燥熱。賈行君看到路面依舊崎嶇不平，雖然也有高樓大廈，但總是能看見破舊的小樓和民房，空氣還是污濁不堪，心想他以前來瀋陽，怎麼不覺得瀋陽看上去這麼衰敗，可能跟自己的心情有關，不由得嘆了一口氣。
車子徑直開到一個貌似風景區的地方，又七繞八拐到一個別墅的門口。大門自動打開，車子開到車庫，兩人從車上下來，沒出車庫，從邊門進到別墅裡面。
別墅裡面裝修陳設相當豪華。賈行君是行家，一看就知道是上檔次的黃花梨實木傢俱，價值不菲。牆上掛滿了書法作品，顯得很有品味。
倆人進到飯廳，先在沙發上坐下，等劉主任到來。馬上有年輕女服務員過來倒茶。
不一會兒，餐廳門打開，進來一位身材臃腫大腹便便的男人，應該有五十多歲了。倆人趕緊起身，張彬玉對賈行君說“這是劉主任”，又對劉主任說“這是甌北銀行的賈行長”。賈行君伸出雙手握住劉主任的右手。
三人都到了，分主次落座。劉主任沒客氣，直接坐了上手，賈行君坐右手，張彬玉坐左手。
劉主任太胖了，至少有二百來斤，他挺着大肚子像懷胎八九個月的孕婦，肚子掛在自己腰上顯得力不從心，感覺最好放到桌子上才能好一點。他一坐下就緊緊靠着椅背，呼呼地喘粗氣，又迫不及待地點了一根菸，狠吸兩口。
三人說了一些閒話，服務員上菜了，幾個精緻的涼菜之後就是一個個位菜。先是小米海蔘、然後是鮑魚湯、第三個是煎牛排，雖然量不大，但做得都很精美可口。
“賈行長從首都來到俺們這窮鄉僻壤，招待不週，讓賈行長見笑了，”劉主任客氣說道。
“劉主任說笑了，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好的美味，劉主任費心了，”賈行君客氣地應酬着。
“我們公務員吧，現在不方便去大酒店吃飯，犯不上去冒那個險。這是我一個朋友的私人會所，不對外接待，就是一些朋友來一起聚聚，”張彬玉說。
今天照例喝的是茅臺，這個劉主任酒量確實大，三口就喝掉了二兩，賈行君絲毫沒敢落下。
後面的油悶大蝦、石斑魚、蔬菜點心就不一一列舉了。一晚上總共上了十幾道位菜，大部分都紋絲未動。
酒過三巡，張彬玉對劉主任說：“我這老同學在甌北銀行北京分行幹了兩年多，聽說總行要調整分行行長，他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不想去外地，還想請劉主任給他們董事長做做工作。”
“哦，這個事吧”，劉主任皺了皺眉頭說：“雖然我和你們董事長還算有點來往，但他的任命是省裡直接做的。我也就是個副主任，我上面還有陳主任，他是一把手，中間好多事操作難度還是很大的。”
賈行君一聽心裡咯噔一下，面色凝重起來。
劉主任見狀，又說：“不過你是張處長的同學，我一定當自己的事去辦，你也不要太心急。”
賈行君聽罷趕緊倒滿一大杯敬劉主任，連聲說“謝謝謝謝，讓劉主任費心了”。
說完正事，大家就開始胡扯。說着說着就說到東北經濟和GDP的問題。劉主任開始了他對東北經濟的看法：“今天大家都喝酒了，權當酒後胡說八道，出了門就不認了啊。
我覺得東北的經濟問題首先是體制的問題，其次是人的問題，跟氣候寒冷啥的沒有一毛錢關係。林毅夫啥的經濟學家給中央出的主意不符合東北的實際情況。
爲啥這麼說呢，解放以前哈爾濱是亞洲最好的城市，號稱東方巴黎。解放後東北也是全國最富裕的地區，氣候條件可以說是一點都沒變。
現在的問題是，計劃經濟時代給東北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人家都搞市場經濟，東北轉型失敗，既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國有企業普遍經營不善。九十年代大批國企員工下崗造成好多人遊手好閒，長時間沒有工作或沒有正經工作。官員的觀念也沒變過來，還用計劃經濟時代的思路管理經濟，結果民營經濟也沒發展起來。經濟越下滑，官員就越有動力增強權力尋租的願望。
現在東北經濟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越不好，官員要麼尋租，要麼不作爲，經濟就越下滑；老百姓也適應了這一套規則。整個東北，從官員到老百姓都不是用市場經濟的思維考慮問題，而且，最關鍵的是，這種思維已經根深蒂固，結成了網、盤根錯節，輕易無法打開。就前幾年說的東北一個當地人，開洗腳店的，讓當地工商稅務啥的一通吃拿卡要，幹不下去，去深圳開店了，人家去了深圳還幹得挺好。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只要不回東北，上哪都行，就連開出租車的司機，都樂意去外地謀生，你說人都跑了，這經濟還咋發展。唉，麻煩事哦。
東北的問題不是中央從沿海調幾個官員就能解決的，要不然從***時代就要振興東北，到現在也沒啥好辦法。
就看中央想要什麼，如果想要糧食，那就讓東北全種糧食，不要工業；如果想要木材，那就全栽成樹，真個東北變成中國的綠色氧吧。
大家可以設想，如果以色列有這麼一大塊土地，他能經營成這樣麼？以色列人在沙漠裡都能種出一人高的蔬菜，四面環敵能把經濟搞得那麼好，我覺得還是人的問題，老百姓和官員的思維方式和做事規則的問題。但要改變這麼多人的思維方式和做事規則，又談何容易。
我這也就是喝多了瞎扯淡，純屬酒後狂言、酒後狂言，”劉主任喘着粗氣笑着說。
賈行君心想：“東北全種樹、全種糧食，那東北上億人口怎麼安置，中央的智囊團還能想不清楚這點事？”
但他還是和張彬玉笑着附和，“高見高見”，於是又紛紛舉杯幹了又幹。
劉主任是久經考驗的酒場老手，三人喝了五瓶，他一點沒有醉意，賈行君雖然也見過大世面，但還是覺得昏昏沉沉。
賈行君被司機送回酒店的時候已經十一點多了，他沒有洗澡就睡了過去。
第二天賈行君醒來的時候已經十點多了，看手機有幾個未接來電，都是行裡打來的，有請示這個的，請示那個的，他一一做了吩咐。想想昨天事情辦得不妥帖，心裡還是不太踏實。
他給張彬玉撥了電話，說起心裡的擔心。
張彬玉說：“領導嘛，總要扭捏一下的，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有個事劉主任昨天沒好意思當面說，他有個朋友的女兒，從澳洲留學回來的，是個碩士，想在北京找個工作，你看你那裡能不能安排一下，”張彬玉接着說。
賈行君覺得這不叫個事，說你把簡歷發給我，我叫人去辦。簡歷隨即發了過來，是一個叫韓娜的小姑娘，人長得還算清秀，在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讀的歷史專業。
“歷史和金融差得有點遠，怪不得要找關係呢。安排到別的部門專業不對口，櫃員只要仔細點就行，不需要什麼專業技能，現在也正缺櫃員，”賈行君心裡想，順手把簡歷轉發給朱保國，又發了一條語音：“你跟這姑娘聯繫一下，辦理入職手續，先安排到營業部當櫃員吧。”
朱保國很快回復：“收到，馬上辦。”
賈行君想着回去趕緊把後續的事情辦了，就買了一張一點十分回北京的機票，自己打車到了機場給張彬玉打電話，說自己到機場了，韓娜的事已經安排好了。張彬玉說好的，原本可以派司機送他的，既然已經到了機場，就一路平安。
賈行君下了飛機，徑直去自己控制的公司，給了財務那個有戶名和賬號的紙條，讓他往這個賬號裡打六十萬塊錢。
打完錢後，他給張彬玉發了微信，說事辦了。過了一會張彬玉回覆說好的，多了。他說下次一起喝酒。
張彬玉取了三十萬塊錢現金，下班後去了劉主任家裡。
果然，此後賈行君再也沒有聽說他要被輪崗的消息，又問嚴曉婷，說總行最近沒有再討論過類似的事情。他心裡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