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利用僞軍，入侵綏遠；
日軍以防共爲名，在中國自由行動，並利用走私破壞中國的行政和經濟；
日軍在山東半島登陸；
日軍封鎖臺灣海峽，攻佔廣東和福建沿海地區。
1937年7月7日就這樣來到了。
拿過望遠鏡，看看這一天，除了很快出場的關鍵人物清水節郎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停留的鏡頭：
我們看到了胡適。胡適身邊是北平市長秦德純。後者正在給胡適等人餞行。他們要去廬山。當然不是去避暑，儘管那是個清涼世界，而是應已經當上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的張羣之邀請，上廬山參加全國各界人士談話會，內容是有關越來越危險的時局的。除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鬍適外，這一桌人，還有天津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羅隆基、北平法商學院教授陳豹隱等人。
現在，再把鏡頭給這一天的主角：清水節郎。他跟他的士兵正在整裝出發。或許他還衝着鏡頭笑了一下。清水是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的中隊長，軍銜是大尉。他的部隊駐在北平附近的豐臺。
豐臺在北平西南面，平漢、平綏、北寧、津浦鐵路在這裡通過，地理位置是相當重要了。開始的時候，這裡有第29軍的駐軍。酒井隆卸任日本駐屯軍參謀長前，發現了豐臺的重要性。走之前，他派日軍進駐了豐臺。在豐臺，擡頭不見低頭見的中日軍隊連續發生械鬥，就差開火了。宋哲元見事情要鬧大，就把軍隊撤了出來。就這樣，豐臺成了日軍在北平外的最重要據點。
看過一張清水的照片，瘦長臉，留一字胡。說到日軍的鬍子，有必要談一下。電影電視劇看多了，所以在我們的印象裡，日本軍官留的都是希特勒那種鬍子，在嘴脣上留圓圓的一小撮，也就是所謂“衛生胡”。其實不是。明治時代的日軍高官，喜歡留“仁丹胡”，就是類似於一字胡，但兩邊向上反翹的那種。到後來的昭和時代，留這種鬍子的就少了。對比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到25期最著名的那幾十個昭和軍閥的標準照，你會發現，留“衛生胡”的，只有後面出場的下村定（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0期，高知縣人）一個人，更多的人留的還是一字胡或稱八字鬍。
中下級軍官也是這樣。清水節郎這一年三十來歲，在豐臺的日軍兵營，他攥着軍刀，看着士兵們打理行裝，不知道腦子裡在想什麼。
趁清水愣神的時候，我們說一下日軍的裝備。
日軍軍裝是土黃色的，這我們都知道。軍帽則分兩種，一是禮裝帽（大殼帽），二是戰鬥帽。戰鬥帽在九一八事變後纔開始裝備陸軍，帽體土黃色，帽檐跟帽體結合部是黑皮革帶，帽中間有黃五星。帽子下面還得垂下來幾片布簾吧？實際上，帶有布簾的戰鬥帽，在1938年以後纔在日本軍中使用的（主要防蚊蟲，尤其在南方作戰時要戴這種帽子）。戰鬥帽體積很小，可以直接在上面戴鋼盔。日軍戴的是“90式”鋼盔，精鋼製造，裡襯皮革。戴鋼盔時，規矩的戴法是，裡面的戰鬥帽帽檐衝後（以防遮擋視線）。我們看很多影視劇，日軍士兵戴着鋼盔，裡面的戰鬥帽帽檐也衝前，那是演員瞎戴。腳上穿的是膠底皮靴。
日軍士兵的單兵武器，說起來並不先進，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品的“三八式”步槍（每個士兵戰鬥前配120發子彈），這種步槍的射擊距離是2400米，帶有“30式”刺刀（60釐米長，小倉兵工廠製造）。日軍使用的機槍，是“11式”輕機槍，俗稱“歪把子”，還有“28式”重機槍。軍官拿“94式”手槍，至於佩帶軍刀的資格，則涉及軍銜。
除元帥這個榮譽稱號外，日軍軍銜分16級：大將、中將、少將、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長（上士）、軍曹（中士）、伍長（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按規定，到了曹長級別的，也就是分隊長（班長），纔有資格佩刀。
我們繼續說清水。集合完畢後，在他的帶領下，這個中隊的180名士兵開始從豐臺向宛平城北出發，去那一帶搞演習。
下午4點過後，清水中隊進入預定區域：宛平北1公里的沙石場和與該地相對的永定河西岸空地（平漢鐵路橋附近）。這裡跟第29軍駐守的回龍廟很近。清水帶人過來後，發現永定河對面的河堤上，第29軍的士兵正在挖戰壕。
此時，第29軍在平津冀察一帶是這樣佈置的：
軍長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佟麟閣，參謀長張樾亭、副參謀長張克俠，轄：
第37師，師長馮治安，轄第109旅（主力駐保定）、第110旅（北平西苑、長辛店、八寶山、宛平）、第111旅（北平城內）；
第38師，師長張自忠，轄第112旅、第113旅、第114旅，主力駐天津及其周邊；
第132師，師長趙登禹，轄第1旅、第2旅、獨立第27旅，駐河北河間、任丘、大名一線；
第143師，師長劉汝明，轄第1旅、第2旅、獨立第20旅、獨立第29旅，駐察哈爾，平綏線也有駐兵。
獨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隊駐黃寺、北苑、小湯山、通州，特務旅駐南苑，騎兵第9師駐南苑、固安、易縣。
進入1937年後，在宛平一帶，第29軍也採取了很多措施，除了增加軍隊外，還開始留意日軍的演習，要求日軍如果夜間演習，必須事先報告給中國方面，而且在日軍演習時，開始實施軍事警戒，以防不測。
清水叫士兵們原地休息，看着中國士兵幹活。在北平城外，中日軍隊天天見，兩邊的人都沒當回事。
清水指揮的此次演習的關鍵詞是“傍晚靠近敵人陣地”和“黎明時發起攻擊”。但實際上演習開始時，已經是晚上了。
北方的夏天，黑得比較晚，晚上7點半，天才慢慢擦黑，但清水仍沒下令演習，而是就地野營，直到夜裡10點40分，演習才正式開始。
按清水的說法：演習開始不久，就“感到”有子彈從日軍後面的回龍廟和平漢鐵路橋方向射來，隨後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蹤，此時宛平城頭上手電筒不時搖晃，“彷彿某種信號”。
於是，清水派傳令兵前往豐臺，向大隊長一木清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8期，靜岡縣人）報告。但傳令兵剛走，失蹤的小兵就歸隊了。
一木，不是一休，接報後，打電話給在北平的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2期，佐賀縣人），說演習部隊遭遇中國方面的“非法射擊”，問怎麼辦。北平日本駐軍最高將官是旅團長河邊正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期，富山縣人）。但此時河邊正在秦皇島檢閱軍隊，牟田口就成了現地最高指揮官。牟田口回答：立即佔領宛平城外平漢鐵路支線旁邊的“一文字山”，作好戰鬥準備。
這是日本人嘴裡當晚事情的大致經過。
小兵志村在“失蹤”20分鐘後就歸隊了。但這個消息清水沒向一木報告，而是帶隊前往宛平東的五里店野營。
志村到底幹嗎去了？他的身體慢慢彎成一個問號。
第8中隊的士兵都來自日本秋田縣。二等兵志村，據說曾在松山（日本的一個地方，離東京的車程約7小時）的一家報社幹過，最大的夢想是當個作家，但沒想到來了中國。事變發生後，他被打發回國。1944年，日軍在緬甸兵力吃緊，他被重新召集入伍，在阿拉幹山區的布其頓被英國人或中國遠征軍打死。
關於那天晚上，有人說他迷路了，也有人說掉到井裡摔暈了，還有人說他拉屎去了，當然也有人說他沒去拉屎，卻改變了歷史。可是，他怎能改變歷史？因爲歷史節點並非由他而出，他只是歷史節點上的一個記號而已。
當晚到底有沒有子彈射向清水的部隊？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嚷嚷的中隊的“非法射擊”。日本人說：有，大大地有。後來又說，即使不是第29軍所爲，也是混入其中的南京秘密組織藍衣社分子所爲，爲的就是挑起中日戰火。
其實這個問題不值得辯論，更不值得研究，因爲沒什麼意思。辯論什麼呢？那個年代，日本人往死裡都認爲：他們的軍隊在中國土地上的一切行動都是合法的，他們對一個國家的侵略是“理所當然”的！
沒辯論的基礎。
這樣說吧：中日在1937年開始的全面戰爭，即使沒有那個日本小兵，即使沒有什麼“非法射擊”，仍然會爆發，就像事變後駐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說的那樣：“這是征服中國的一個好機會。”此日不打，他日亦打，只不過，引爆戰爭的導線會在其他節點上被點燃罷了。
歷史沒有假設。線性的歷史只能是：中日全面戰爭，從1937年7月7日夜的節點上，一步步地開始了！
7月8日0點20分，牟田口打電話給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2期，福岡縣人），要其跟中國方面交涉，允許日軍進入宛平搜查“失蹤士兵”。
隨後，一木帶隊出動了。
牟田口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打電話。凌晨1點30分，參謀長橋本羣召開緊急會議（司令官田代仍在醫院），參謀和知鷹二建議採取強硬措施。前一年“兩廣事變”爆發後，和知鷹二負責策動桂系倒蔣，最後沒有成功，現在北平出事，於是他就一直跟那拱火（不久就被橋本羣打發回東京，後來出任第11師團第44聯隊長，在上海羅店作戰）。
橋本一邊電令在秦皇島的河邊正三立即返回北平，一邊往北平派出了支援部隊，目標是“解除永定河以東中隊的武裝”。
再說宛平城外，一木已率軍跟五里店的清水節郎會合。
清水告訴一木，小兵已歸隊，但一木仍堅持先前下達的佔領宛平東門外“一文字山”的計劃。小兵的歸隊已不那麼重要了，一木或許把自己當作北平外的石原莞爾了。
這是一個機會？
但問題是，士兵已經回來了，再要求強進宛平，沒理由了。槍炮是造出來的，理由是造出來的，日本人深通此道。用什麼理由呢？還記得清水的描述麼，他說宛平城頭上手電筒不時搖晃，“彷彿是某種信號”。這就是理由。所以，一木說：中隊對皇軍進行了“非法射擊”，必須離開宛平，撤到永定河以西長辛店一線。
駐宛平的是馮治安第37師何基灃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團第3營金振中部（是一個加強營，實際兵力是一個團）。
但此時，馮治安（行伍出身，河北省故城人）在保定，還沒趕到北平，何基灃（保定陸軍軍官學校9期，河北藁城人）在北平南苑第29軍指揮部，吉星文（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5期，河南扶溝人）在江西廬山參加軍官訓練團（7月10日趕回北平）。
營長金振中（西北軍官學校，河南固始人）拒絕了日軍的要求。
1937年7月8日凌晨5點，日軍向宛平城北迴龍廟一線的中隊發動了進攻。金振中營立即還擊。5點半，日軍炮擊宛平城。
此前，金振中接到過第29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的命令，原文如下：
保衛領土是軍人的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爲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南苑之痛
1937年7月8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1937年3月接替張羣）緊急約見日本駐華大使提出抗議。
王寵惠，廣東東莞人，甲午戰爭那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學堂（天津大學），後留學美國耶魯大學，成爲民國時代最著名的法學家之一。“民國範兒”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學而優則仕，業而優則仕，有一大批學者型和實業家型的官員，先看個單子：王寵惠、王世傑、顧維鈞、吳鼎昌、陳光甫、張公權、翁文灝、朱家驊、王雲五、羅家倫、蔣夢麟、俞鴻鈞、吳國楨、張厲生……其中，翁文灝是中國第一個地質學博士，朱家驊是著名地質學家，王雲五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羅家倫是中央大學校長，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校長，陳光甫和張公權是銀行家，另一些人如俞鴻鈞、吳國楨、張厲生屬於名重一時的才俊。
對於王寵惠來說，也確實是老資格了，在北洋時期就出任過內閣總理，年輕時還跟民國另一外交奇才顧維鈞參加了九國華盛頓會議，那一代人突出的學識與外交才華，給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央在延安發出《中國爲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並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與國民黨達成諒解，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共赴國難。
此時，蔣介石在廬山。
“西安事變”後回國的汪精衛（當上了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也在廬山。
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四川整軍（將川軍劉湘的部隊****化），跟隨何去的還有顧祝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6期，江蘇漣水人）。正在上升中的軍政部次長陳誠（保定陸軍軍官學校8期，浙田人），也在廬山。坐鎮南京的要人，此時只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軍事委員會的一些委員。
聽到事變的消息後，蔣介石在廬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孫連仲（行伍出身，河北雄縣人）第26軍立即向保定一線集合；龐炳勳（東北測繪學堂，河北新河人）第40軍一部向滄州集結；萬福麟（行伍出身，吉林農安人）第53軍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縣一線前進；高桂滋（陝西講武堂，陝西定邊人）第84師前進到北平西北的懷淶；中央軍湯恩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8期，浙江武義人）第13軍開向臨近北平的南口，並在保定設置行營，以徐永昌（陸軍大學4期，山西崞縣人）爲主任、林蔚（陸軍大學4期，浙江黃岩人）爲參謀長。隨後，又補充了一個命令：把中央軍捷克式野戰炮第7團北調保定，歸孫連仲指揮。
命令下去後，蔣介石一驚，想起在山東老家的宋哲元來了，於是立即給宋發電報，叫他趕緊到保定調度，不要再回北平！他怕宋哲元跟日本人達成什麼協議。在給宋的電報中，蔣稱：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在廬山上，蔣先後給宋發了15封電報）。
但宋哲元還真有主意，死活不聽，直接去了天津，拜訪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在宋達到天津前，北平市長秦德純一個接一個的電報發向廬山。蔣介石回電，要求其作“必戰”與“犧牲”之決心，積極應對事變。但此時，蔣介石對日本人的意圖還不太清楚。
蔣介石在7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成之時，逼我屈服乎。”
廬山緊張，北平那邊兒更緊張。
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接到牟田口廉也的電話後，立即向秦德純“交涉”。由於此時宋哲元還在山東老家，負責衛戍北平的第37師師長馮治安正從保定往回趕，北平主事的就老秦一個人，他把電話打到宛平縣長王冷齋那兒，命其查明真相。
王冷齋立即把電話打到宛平金振中那裡。金營長通查後，發現守城士兵沒人開槍，更沒日軍士兵在宛平城內。王冷齋上報情況，秦德純命其跟鬆井交涉。這時已是7月8日凌晨。
王冷齋趕到日本北平特務機關時，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外交的幾個人已經到了，那邊則坐着機關長鬆井太久郎、日本顧問櫻井德太郎、輔佐官寺平忠輔以及小秘書齋藤，這幾個人的中國話一個比一個溜兒。
鬆井說：皇軍士兵失蹤，王縣長想必知道這是多大的事！士兵丟失時，我們演習的清水中隊有可能從背後受到你們的攻擊，你們必須對日軍士兵的失蹤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