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中通篇的主題就是講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也是他首次提出了要實行黨內民主生活的原則。他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一貫強調羣衆路線，他根據當時黨內有些同志，很怕羣衆開展討論，怕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所以遇到問題就壓抑羣衆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的傾向，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一個羣衆路線的方法。要充分依靠羣衆，聽從羣衆意見來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發動羣衆和幹部的積極性，以克服各種困難。要先民主，後集中，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領導同羣衆相結合。把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充分發揮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同1957年提出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聯繫起來，他指出：“如果不向羣衆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羣衆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這樣，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如果沒有這種政治局面，羣衆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的深刻論述，不僅深化了社會建設目標的內涵，而且把目標和基本方針統一了起來。這種統一的條件是民主集中制。
對如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但同時又指出，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在這篇文章中對民主集中制原則，有了一個很好的定義：“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他還強調，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2．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發展規律
在這篇文章中，專門講了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指出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要求人們一定要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規律性問題。他根據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的客觀實際，指出“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強調，在認識規律過程中，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許多經濟發展的規律我們還沒有認識到，我們應該努力學習，調查研究，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這是第一次指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長期性的發展規律，這對當時克服盲目性，制定整套適合情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起到了理論上的指導作用。
3．強調依靠團結，把中國建設好
在這篇文章中，再次強調，要把黨內、黨外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團結起來，把中間分子團結起來，去帶動落後分子，這樣就可以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他指出只有依靠這些團結，我們才能夠做好工作，克服困難，把中國建設好。這種論述，進一步闡發了1956年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
指出了要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的一個重要措施是要發揚黨內民主。要讓人敢說話，不能拿帽子壓人，對犯錯誤的要允許改正，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人民積極性，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但由於經驗的不足，在探索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失誤。正是根據中國具體情況，從一開始就注意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進行總結，從照抄蘇聯的經驗到吸取社會建設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不斷探索，逐步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社會建設的路線。從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到1957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到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到以後的諸多社會建設思想和理論成果，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理論框架。
當然，我們說除了以上三篇文章，在建國後許多文章都包含了豐富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思想。如1950年6月6日的《不要四面出擊》、1955年7月31日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6年11月15日的《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2日的《堅定地相信羣衆大多數》、1957年11月18日的《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等等。
（四）晚年社會建設思想的重大失誤
晚年的理論和實踐，仍然離不開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根本性問題。他從蘇聯的變化中高度警惕，爲防止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產生，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管理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於1966年5月7日給寫了一封信，習慣上稱之爲《“五七”指示》。它描繪了一幅當前理想社會的藍圖：一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的、在分配上大體平均的社會，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閉式的社會。
《五七指示》原本是回覆《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但它已經超出了對軍隊農副業生產的指導，它把一個涉及社會各方面的、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逐步消滅社會分工的、淡化商品流通的、強調社會公平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社會模式總體規劃呈現在人們眼前。這成爲晚年主要的社會建設思想。
1．建立一個學校式的社會。
把社會各行業都比喻爲一個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裡，生產勞動，思想改造，文化活動等等都不是分割獨立的，一切社會生活在每個行業中都可以得到統一，以達到一種完全公平的形式。在《五七指示》中強調：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戰爭時期，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在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對於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爲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從事農副業生產。對於農民，除了要以農爲主外，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對於學生，以學爲主，也要兼學別樣，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另外，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總之，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成爲一個大學校，在這些學校里人們樣樣要學，還要改造人們思想，批判資產階級。還爲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規定了相應的學習內容、目標和手段。
2．建立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實現天下平等的社會。
《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人員都能做工、務農、打仗、鬥私批修，不論工農學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務農，農能從文，學能做工，商能打仗，社會明顯的分工將消失，正像當時一些流行的培養目標中戲稱：拿起錘子能做工，拿起鋤頭能種地，拿起槍桿子能打仗，拿起筆桿子能寫文章。各行各業已經沒有分別，完全平等的景象一顯無遺。
從《五七指示》中我們可以看出，各行各業都要能生產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過產品交換來獲得，彼此間也不需要與外界交流，當然，也無法與國外進行交流，產品交換在社會生活中處於幾乎不存在的狀態，這就形成一個自給自足、封閉的、自我隔絕的社會狀態。過分強調消滅社會分工、實現天下平等的社會目標的終極模式，雖然在當時爲人的全面發展，培養了一專多能的新式人才起到了一定作爲，但是受自然經濟模式的影響，忽略了社會形式的多變性和複雜性，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在一體化社會中的作用，從而適得其反。
晚年，爲了防止修正主義，在分配領域中強調縮小工資級別的差距，取消獎金和實物獎勵，取消記件工資制，只承認國家的統一計劃，否認市場調節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場，等等。其結果是按勞分配原則遭破壞，平均主義盛行，商品流通不暢，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嚴重阻礙生產的發展。
3．“**”的大民主思想對進行社會建設的影響
一貫堅持羣衆路線，但在晚年，卻錯誤採取羣衆革命、羣衆鬥爭的形式，直至進行“**”，導致了當時社會長期動盪不安，對社會建設產生消極影響。
認爲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簡稱“四大”）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好形式，是一種新的革命內容，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在晚年，希望利用“**”的大民主思想，揭露矛盾、解決矛盾、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改進工作、克服缺點，調動人民羣衆的積極性，進行社會各項建設，並把“四大”寫進了憲法，強調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都要採取這個方法。但事與願違，十年“**”不僅沒有解決矛盾，相反助長了無政府主義，破壞了安定團結，破壞了黨、政、軍的正常關係，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破壞了社會的和諧，使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無法正常進行。
晚年的思想，是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情況和本人的個性分不開的。對於晚年的失誤，鄧小平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說：“思想是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和國家的富貴財富。”在晚年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思想中所提出的理想社會設計方案，背離了當時社會實際，實際上也背離了本人的正確思想，這些失誤應算是個人的思想，經過撥亂反正已糾正過來，不應被包含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理論體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