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沒想到昔日支持自己的盟友又一次反駁了自己的想法，他只好尋找其他的代理人，這個人很快出現了，他是吏科給事中夏言。夏言是江西人，正德年進士，初任兵科給事中，嘉靖初年在裁撤京師冗軍，清理皇莊佔田方面頗有成效。夏言爲人機警，善於觀察、揣摩，皇帝對於天地分祀的想法已經在朝中流傳開來，夏言覺得這是一個好時機，一個可以替代張璁的好時機。
氣候、河流、地理決定了我國是個農耕國家，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自身都可以滿足，故而對外部的商業不感興趣，這點不似歐洲以商業爲主。男耕女織也成了我們這個民族賴以生存的基礎，爲了標榜我們這個賴以生存的基礎，按照周禮，我們的天子在每年的立春後會在南郊舉行親耕，這是一個複雜的儀式，要提前三天齋戒、沐浴，然後祭拜先農，天子拿起耒耜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卿九推。而皇后代表地，主陰，故而在背陽的北郊舉行親蠶儀式，由皇后帶領在京王公大臣的誥命夫人舉行，皇后從桑樹上採摘三片桑葉下來，其他誥命夫人按照品級採摘六片、九片、十二片，然後將這些桑葉親自餵給蠶寶寶。
這個古老而又極爲重要的儀式在我們的大明王朝已經停止了許久，如今夏言上書要求皇帝恢復這個儀式，一來以顯皇帝皇后對於農桑的重視，二來成就皇帝英賢之君的名號，以承周公拳拳之心。夏言句句說在了嘉靖的心坎上，更爲重要的是夏言的上書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對於親耕、親蠶這個傳承下來的禮儀是南北分開的。
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從深層反映了我們這位皇帝經過驚心動魄的禮儀之爭後內心的那種惶恐不安，外藩繼位的陰影並沒有散去，他想通過修正其他方面的禮儀來顯示自己行爲的正確性，並給興獻王的神主最終入太廟打下鋪墊。
皇帝這個時候發現夏言是個有趣的人，他暗示夏言上書支持天地分祀。夏言在上書中說，天地合祀，太祖、太宗共配不符合古制，還是應將天地分祀，恢復到國初的舊制，此乃中興之業也。夏言將天地分祀上升到中興之業，真是阿諛奉承到了極點，但嘉靖聽了卻很受用，他便命羣臣起草天地分祀的詔書，結果卻遭到禮部侍郎霍韜的反對。
霍韜是張璁在南京發展的人，屬於張璁一派的官員，此時他卻跳出來反對，說《周禮》是王莽寫的僞書。士大夫們知道皇帝舉行天地分祀就是想通過糾正這種禮儀上的偏差來樹立他在禮儀上的權威，從而爲興獻王的牌位入太廟做好基礎，這是士大夫們的底線，他們不允許出現藩王的牌位凌駕於正德皇帝之上。這也說明張璁等人並非毫無底線的阿諛之徒。
嘉靖大怒，他覺得這些士大夫實在是不可理喻，命人將霍韜投進詔獄，就這樣分祀終於實現。嘉靖九年在南郊建立圓丘，十年在北郊建立北丘。
嘉靖不但發現本朝的郊祀有問題，他發現對於孔子的祭祀也存在問題。孔子本來是春秋魯國的一位司寇，但後世給他加了很多頭銜，漢平帝時候稱孔子爲“褒成宣聖公”，唐玄宗又將其稱爲“文宣王”，元武宗又將其稱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而且歷代祭祀孔子的規格很高，跟祭天相同。嘉靖認爲孔子就是一個聖人，不配享有帝王資格，祭祀規格也不應該與祭天相同，嘉靖提出幾點意見，一是稱孔子爲先聖先師，不再稱王；二是孔子的塑像用木製而不再用泥制；三是降低祭孔的規格；四是跟孔子配位的那些儒生改稱先賢先儒，而不是公侯伯子。
皇帝真是一個難題接一個難題的出，沒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是個盡頭。過去在禮法上總是官僚佔據主動，將皇帝搞的不勝其煩，現在卻是皇帝佔據主動，將官僚們搞的不勝其煩，而且皇帝顯然對禮儀已是十分精通，在這方面文臣們似乎喪失了話語權。
本朝以儒家思想治天下，而皇帝卻要對這位先儒如此不禮遇，自然掀起了大波。但皇帝對禮儀早已精熟於心，他指出改變祭孔規制正符合孔子本意，孔子歷來重視秩序、反對僭越，給孔子授予“王”的稱號就是僭越，孔子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安心。嘉靖的一番說辭將這些士大夫駁的啞口無言，他們只會在那裡空喊口號，提不出任何有實質內容的見解。
更改祭孔祀典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搞定了，我們這位皇帝對禮儀的運用已經越來越爐火純青。
在改變了祀孔規制後，我們這位令人難纏的皇帝終於對他父親的牌位動手了。從商朝起，歷代君主都重視對祖先的祭祀，商周時期君王對於先祖的祭祀是分廟制，也就是每一個先祖都建一廟，但是到了漢代開始實行合廟制，也就是將所有先祖的牌位供奉在一座廟中一起祭祀，此後一直延續至今。而我們的這位皇帝又發現這種祭祀方式不符合禮儀，因爲在他眼裡，一切都應該遵循周禮，凡是跟周禮相違背的地方都應該修改。既然天地能夠分祀，那麼祖先也應該分廟祭祀，到了這時候我們終於明白嘉靖要實行天地分祀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要給祖先分廟祭祀做鋪墊，從而讓自己父親的牌位能夠跟其他皇帝牌位一樣處於平等地位。
嘉靖十五年（1536年），新建的太廟終於在京城落成，皇帝實現了祖宗分祀的儀式，嘉靖的父親興獻王跟其他明代皇帝一樣也獨自佔有一個廟堂。五年後，也就是嘉靖二十年，一場大火將新建的太廟全部燒的乾乾淨淨，唯獨興獻王的世廟完好無損，有人認爲這把火是嘉靖放的。不管是不是嘉靖放的，我們只知道的是在此之後，嘉靖又恢復了祖先合廟祭祀的制度。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興獻王也擠進了這個新建的合廟，他的神主牌位供奉在弘治之後，正德之前，興獻王擁有了完整的廟號、尊號、祀號的稱呼，全稱爲“睿宗諡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帝”，至此從正德十六年開始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歷經二十五年，39歲的嘉靖皇帝終於圓滿地完成了對他父親的全套尊稱，他終於可以心滿意足了。
嘉靖一朝歷經25年的禮儀大改革是明王朝一件極其重大的事件，我們對此的評價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不顧國計民生，不顧嘉靖朝社會出現重大隱患和巨大矛盾的客觀現實而去注重這些繁文縟節，過於強調文治和***，這些都無益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另外，它使得君臣之間產生間隙，君主過於獨斷專行，這些給我們帝國的政治也帶來巨大傷害。但它同時也帶來很大的進步意義。
嘉靖對於祭祀儀式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他不僅讓天、地分祀，他還對天、地、日、月進行分祀，對太歲、風雷、、嶽鎮、海瀆、山川、三皇、五帝、神仙的祭祀也進行了修正，這些都使得明王朝改變了周代以後祀典的那種混亂局面，使得各種祭祀開始恢復周禮，有利於禮樂制度的統一與完備。
嘉靖皇帝不畏人言，敢於破除常規，挑戰權威，一方面極大的增加了自身的威信，另一方面也使得明王朝的文治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尤其是對於孔子祀典的更正更是恢復了孔子的真正形象與歷史地位。更爲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朱元璋定下來的祖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這種人爲的枷鎖，爲後期的隆萬大改革減輕了阻力。
但無論如何，禮儀的簡化已成了歷史的慣性，雖說嘉靖以一己之力對抗歷史的慣性彰顯出他的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和強悍的***本領，但於前進的歷史來說卻是無濟於事，而且這種變革還夾雜着皇帝的個人私利，從而顯得有些目的不純，但嘉靖朝的這場禮儀改革卻是應該作爲周代以來關於禮儀的一場最大變革事件而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