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還是那個北平，不過林子軒已經不是以前的林子軒了。
這麼說是因爲林子軒的名氣變大了，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最明顯的是各人對他的態度。
林子軒第一次見樑啓朝的時候被訓了一頓，就像老師對學生一樣，講了一通大道理，把他和徐至摩放在了同一地位。
這樣做並沒什麼錯，他和徐至摩是同學，在樑啓朝面前算是晚輩。
無論雙方的觀念是否有分歧，但禮不可廢，該聽的教訓還是要聽，尊老是中國的傳統。
這一次，樑啓朝雖然仍舊說了一堆大道理，卻和藹可親了許多，甚至會不時詢問林子軒的意見，特別是有關西方社會的問題。
此時樑啓朝已有五十多歲，浮浮沉沉數十載，有種看透一切的滄桑感。
想當年他們那批人公車上書，拉開了維新變革的序幕，是那個時代的進步青年，改革派。
時代變遷，幾十年過去，在如今的進步青年眼裡，樑啓朝成爲了不折不扣的保守派。
這幾年，他一直在天津和北平兩地奔走，宣揚傳統文化。
1918年，樑啓朝前往歐洲考察，經過一年多的觀察，他得出了一個結論，他認爲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
於是，他從一箇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爲一箇舊傳統的提倡者。
在這方面，他和林子軒有共同的認知。
他願意提供自己的私人藏書供林子軒使用，無論是印刷出版還是翻譯都行，只要是宣揚傳統文化他就支持。
樑啓朝把林子軒叫過來主要是因爲蘇聯的問題。
他是個堅定的仇俄派，擔心林子軒太年輕，到蘇俄一趟被蘇聯人同化，特意叮囑一番。
“我活了這麼多年，看明白一件事，那些西洋人沒有一個真心幫咱們，都有私心，總要從咱們手裡搶走點什麼。”樑啓朝總結道，“不要相信他們，咱們還是要靠自己。”
林子軒點頭答應。
這個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特別是國家之間，利益才最重要，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或者心裡明白卻裝作糊塗。
他和徐至摩離開。
經過年前那場“聯俄仇俄”的爭論，徐至摩名滿京城，不過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敵，新月社和現代評論派都被抨擊。
北平的文化氛圍愈發的激進，他提倡的自由主義論調有點不合時宜。
在《晨報》報館被燒的事件後，徐至摩沉穩許多，做事更爲內斂了，不過仍然堅持自己的主見，他和林子軒談論了在蘇聯的見聞。
徐至摩擔心林子軒被蘇聯人安排的參觀騙了，回來後宣揚蘇俄的成功，誤導青年。
如今林子軒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樣了，說出的話更有分量，能影響到更多的人。
越是如此，越要謹言慎行。
有仇俄的就有聯俄的，同樣有人來見林子軒。
此人叫做李達釗，早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系學習，1916年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成爲新文化的一員主將。
他較早接觸蘇俄的大革命，並寫有《庶民的勝利》等文章。
系統的闡述了十月革命的意義，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旗幟鮮明地批判改良主義。
他和林子軒談論了蘇聯大革命對中國的意義，認爲中國只有走蘇聯的革命道路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
林子軒發現自己成爲雙方拉攏的焦點，似乎這次蘇俄之行有了特殊的意義。
這讓他壓力倍增，他其實更想陪着馮程程在北平走一走，看一看，過悠閒的二人世界。
只是，這個想法有點奢侈。
當他和馮程程來到她以前就讀的貝滿女校故地重遊的時候，被校方拉去做了一場演講。
當他和馮程程一起到她以前同學家中做客的時候，林子軒毫無疑問的成爲了主角。
他覺得自己搶了妻子的風頭，馮程程對此卻不以爲意，能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重視，這或許是作爲妻子最開心的事情了。
她也有着小小的虛榮心。
以前在北平上學的時候，樑啓朝和胡拾這些大學問家是她們仰慕的對象。
如今看到這些人對自己的丈夫禮遇有加，侃侃而談，心裡有種難以名狀的滿足感。
那些舊日的小姐妹，命運各自不同，有人如意，有人落魄，讓馮程程覺得造化弄人，感慨不已，爲此向林子軒傾訴良久。
林子軒不由得想起後世的同學會，各種攀比和炫耀，令人不忍直視。
所謂的同學會是爲了交流感情，不是爲了證明自己比別的同學了不起。
相比較而言，這個時代的人情味更濃一些，不像後世那麼的市儈，後世的道德水平實在是不好評價，只能說傳統文化消失殆盡。
他和周作仁見了一面，談論了在國外出版散文集的事情。
有了第一套新文學叢書的出版，他有了底氣，雖然不算成功，但在國內造成極大的影響。
不少學者都想搭上林子軒的關係，也能在國外風光一回。
所以，這一回林子軒頗爲強勢，要求所有的翻譯工作都要交給萬象書局來做，這是擔心出現上次林羽堂的事情。
萬象書局要成立編譯所，招攬翻譯精英，這批叢書剛好作爲考題，來考覈翻譯者的水準。
林子軒和周氏兄弟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不僅因爲和老三週建仁有過矛盾，還因爲《現評論論》和《語絲》之間的論戰。
《語絲》是周氏兄弟的地盤，《現代評論》由萬象書局出版，林子軒最終定稿。
兩本雜誌都是新文學的重要刊物，它們之間的論戰不僅有個人的矛盾，還有文學觀念的差異和政治觀點的不同。
《語絲》和《現代評論》都不是革命文學。
《語絲》主張：“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極力加以排擊。”
《現代評論》宣稱：“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態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訐；本刊的言論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
兩者其實都提倡“自由”和“獨立”的創作態度，這是一場知識分子之間的論戰。
林子軒一向抱着對事不對人的態度，周作仁的散文寫的確實好，這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