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份，《1984》這部小說的英文譯稿完成。
林子軒打算先在美國出版英文版，試探一下西方世界的反應，以後再出版中文版。
按照他的估計，除了蘇聯以外，德國和意大利都可能會禁止這部小說的出版，法國和英國很難說，這種自詡爲民主的國家很多時候都有不民主的一面。
德國不用說，《1984》中的老大哥形象也有希特勒的影子。
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共同特徵。
在法國和英國，各種社會思潮氾濫，《1984》一定會遭到不少人的抵制。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你可以說這部小說是反極權主義的經典，也能說這部小說有教唆人走上極權道路的風險。
比如小說中描述了一個恐怖的101號拷問室。
犯人被抓之後，在拷問室裡思想警察會用犯人最擔心的東西來折磨犯人。
對於小說中的主人公來說，最擔心的就是被人將頭按入都是老鼠的籠子裡。
101號室設立的目的是通過讓受刑者經受他們最憎恨的事來迫使他們背叛最親密的人，從而打破犯人最後的心理防線。
這種審訊方式很容易被人模仿，導致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
事實上，的確有這類事件發生，據說一個美國邪惡教派的首領把這本小說奉爲經典，在他的教派中推行小說中的做法來控制教徒。
這是《1984》在某些國家被禁的原因之一。
相對而言，這本小說在美國出版最爲保險。
和林子軒以前的小說相比，《1984》過於黑暗，晦澀難懂，走的不是暢銷小說的路子，只能通過口碑傳播，這種政治諷刺類小說是西方文學評論家的最愛。
尤其是影射蘇聯的部分，想必在美國文學界能引起不小的轟動。
林子軒在美國文壇有根基，有讀者基礎，加上文學評論家的推波助瀾，應該會有不錯的銷量，能否封神就看小說在美國獲得的評價了。
大衆都有從衆心理。
一本小說在美國獲得極高的評價，那麼英國讀者就會好奇，英國評論家覺得不錯，就能帶動歐洲其他國家的讀者。
等到小說在歐美流行之後，輪到中國讀者好奇，到時候出版中文版會事半功倍。
如果現在出版《1984》的中文版，在國內肯定會引起猛烈的抨擊，林子軒需要等一等。
與此同時，魯訊從廈門大學辭職，前往廣州，在廣東大學任文科主任和教務主任。
他在廈門大學的工作經歷並不愉快。
廈門大學是愛國華僑陳家庚籌資創辦，始建於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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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文、理、教、法、商、醫、工7科，共24個系，有學生約400人。
魯訊在廈門大學開設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小說史課，每週4節課，兼任國學院的研究教授。
來廈門前，他曾經考慮過，絕不能把教書當成終生的職業，所以他把教書看成是短期的“休整”，併爲以後的生活積聚一點必需的錢。
他和許廣評相約兩年後再見，然而，只過去三個月，魯訊就離開了廈門大學。
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許廣評在廣州的催促是一個原因，還有他在廈門大學受到的排擠和打壓。
魯訊對廈門大學的印象十分糟糕，在給許廣評的信中諷刺地形容廈門大學，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海邊上”。
他和廈門大學的校長林聞慶衝突不斷。
廈門大學是民辦大學，和清華北大不同，這裡更爲講究實際。
魯訊剛到學校，學校當局就問履歷、問著作、問計劃、問年底有什麼成績發表，希望快速並多出成果，來爲學校揚名。
廈門大學對於投資人非常看重。
一位銀行家來到廈大，學校當局忙得不亦樂乎，魯訊蔑視這種繞着“錢”字打轉的風氣。
有人拉着魯訊去陪銀行家照相，他堅決拒絕了。
這裡很難說誰對誰錯，只能說是各自的立場不同。
民辦大學出高薪聘請聲望高的教授，目的就是爲了出成績，打響學校的知名度，民辦學校沒有教育部的資金支持，只能依靠自籌資金。
魯訊在北平的時候教書只是兼職，正經工作是公務員。
所以，他來到廈門大學後極爲不適應這種功利性的氛圍，作爲教育部的公務員，都是別人求他辦事，哪裡有陪着銀行家照相吃飯的道理。
由此可見，魯訊還沒有轉變自己的身份。
他現在拿着廈門大學的高薪，就是廈門大學的員工，一個員工不聽領導的指示，自然會受到責難，這就是公辦大學和民辦大學的區別。
就算在公辦大學，經常和校長頂撞的教授，恐怕也做不長久。
正如他給許廣評的信中所說：“我以北京爲污濁，乃至廈門，現在想來，可謂妄想，大溝不乾淨，小溝就乾淨麼？”
其實，在那裡都一樣，這是職場法則，他如果不轉變心態，這種事情還會發生。
這或許就是性格決定命運。
魯訊在廣州並沒有待多久，幾個月後就和許廣評來到上海。
這個時候，胡拾在美國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預備回國。
他這些年在北大教書，被人稱爲胡博士，其實他並沒有博士學位證書。
這是因爲，1917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沒有通過博士論文答辯。
他的博士論文叫做《先秦名學史》，美國學者弄不懂中國古代文化，沒讓他通過。
此時，蔡元賠給胡拾發了聘書，聘請他到北大做教授，胡拾也不管論文答辯了，先回國混個教授再說，就這樣，他做了十年的假博士。
由於他回國後名氣越來越大，也沒有人質疑他的學位問題。
今年年初，他回到哥大，補交了一份《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作爲博士論文。
美國學者還是搞不懂，只是看在胡拾已經在中國出名，沒有爲難，給他頒發了博士證書。
胡拾拿了博士學位，正準備回國，接到了國內的來信，告訴他國內正在戰亂。
以前他攻擊過孫仲山，支持過段祺睿，很可能被廣州國民政府判定爲反革命，不少朋友都勸說胡拾暫時不要回國。
胡拾非常擔心，他沒有回國，而是停留在日本，等待國內的消息。
隨後，他來到了上海。
就這樣，魯訊、胡拾和林子軒聚集到了一起，新文學三傑終於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在接下來的數年間，三人因爲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堅持，時而合作，時而鬥爭。
不是爲了個人的私利，而是爲了自由和革命，爲了國家和民族，爲了未來的道路。
這是繼五四之後，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最爲激烈的交鋒。
正因爲如此，才譜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爲波瀾壯闊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