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璋聽了袁世凱這番表示，不能不信了，但他辭出後，還是順道來到政事堂機要局，見局長張一麐。
兩個人是好朋友，無話不說。
馮國璋把袁世凱適才講的話對張複述一遍，問張對此的看法。
張一麐是蘇州才子，自小站練兵時便當袁世凱的文案，深得袁的信任，屬於北洋系中少之又少數的參預機密之人。
他聽了馮國璋的敘述，想了一會說： “老頭子的話是信得過的，事情的確如此，有人想做開國元勳，但老頭子不會傻到這個地步。”
這樣一來，馮國璋更是確信不疑了。
明明是挖空心思想當皇帝，爲什麼還要對自己的好兄弟如此說呢？
袁世凱知道，變共和爲帝制的蛻變，將是十分艱難的事。這樣的事他已經經歷過一次，就是從捍衛清廷到跟風共和。這轉身所經歷的艱難險阻，箇中的酸甜苦辣是別人很難體會到的。而這一次的轉身，和前一次相比，實是小巫見大巫。如何去完成這個轉變，怎樣去完成這個轉變，能不能實現這個轉變，可以說，袁世凱本人也心中無數。這個時候，稱帝之事還只是他個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在醞釀之中，前途未卜，變數多多。這樣的私密之事，他怎會告人呢？
再者說，對於這支北洋軍，很多事他是越來越看不懂了。比如，段祺瑞諸人，何以對共和如此着迷？再比如張勳和他的部屬都拖着長辮子，明顯仍是在忠於清廷。如此等等。也正是對北洋軍已經不相信了，和對其的難於駕馭，袁世凱纔要建新軍而代之。
馮國璋是代北洋軍的大家來問的，把真實想法告訴他，無異於在北洋軍乃至更大範圍公開，這會引出什麼結果，袁世凱想都不敢想。
另外，稱帝不是打仗，用不着武把式，北洋軍只要是不搗亂就行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至於對馮國璋這樣的愛將和重臣，都說假話哄騙，會帶來怎樣的後果，袁世凱就顧不了許多了。而後，袁世凱爲此付出的代價，是他無論如何也預想不到的。
那個時候，袁世凱的帝制活動，主要是依靠三個人，所謂兩個外國才子和一箇中國才子。
兩個外國才子，一個是他的政治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博士，一個是他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
美國博士古德諾以精通政治學聞名於世，他曾發表專文認爲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遠道的和尚會念經，這就足以證明中國是該行帝制了。
而有賀長雄是日本法學家，在他看來，日本是通過君主立憲成爲了強國，如果中國改行帝制而立憲，則亦將步日本之後而成爲亞洲強國。
至於那一箇中國才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楊度。
楊度自認是袁世凱的智囊中的超級大腕、王牌，資格老而思想新潮。不料在袁世凱陣營，他似乎又最不得志，選內閣總理也好，選國務卿也好，總選不上他，他憋氣又窩火。
他擔任“漢口商場督辦”，乾得很無聊，民國三年四月辭去這個督辦，回任北京的參政，由袁世凱的智囊而變爲太子袁克定的智囊。
這時，袁世凱身邊最近的人是內史夏壽田。夏是楊度的同鄉又兼同學，年少而有才氣，其成爲袁世凱的幕僚還是楊度介紹的。內史長阮忠樞雖是袁世凱在小站時代的老幕僚，可是他這時鴉片煙癮很重，袁世凱怕他把控不住他自己。而另一小站時代的老幕僚張一麐，已經擔任政事堂的機要局長。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簽押房，身邊最信任的只有夏壽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變而爲袁身邊親信，知道袁的動向和意圖。
夏既是楊度所介紹，楊、夏關係自是極爲接近，夏經常到楊家吃晚飯，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楊也知道。
楊度既然對袁世凱的意圖完全瞭解，就迎合其的心思撰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交夏壽田轉呈給袁世凱。
袁看了擊節讚賞，連聲說：“真乃曠代逸才也。”
遂把這篇大作寄給段芝貴，令他秘密付印。
“曠代逸才”四字是民國三年五月袁親題橫匾贈給楊度，楊有謝恩折：
“爲恭達謝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總統策令，楊度給予匾額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頒到匾額，賜題‘曠代逸才’四字，當即敬謹領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謬參衆議，方慚溺職，忽荷品題，維祓飾之逾恆，實悚惶之無地。幸值大總**膺艱鉅，奮掃危疑，度得以憂患之餘生，際開明之嘉會，聲華謬竊，返躬之疚彌多，皮骨僅存，報國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謝下忱，理合恭呈大總統鈞鑒！”
對日問題告一段落後，就有投機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看出袁的隱衷，秘密呈請袁世凱改行帝制，袁世凱於是命夏壽田把這些意見就商於楊度。
袁最初是想叫楊做一個居間人，與徐佛蘇、丁世嶧等聯絡，幕後指揮徐佛蘇等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團體，併網羅一些名流參加。使這個團體能影響和領導民意，借爲帝制打下基礎。
袁世凱自己既不能發號施令，也不能親自指揮，因此由楊度擔任最爲適當。不要楊出面，是因爲楊和其關係太深，色彩太濃，楊出面就讓人看出這是自拉自唱的戲。
可是楊度卻不想錯過這千載良機，堅持親自出馬，不願做無名英雄。
夏壽田轉達袁的意見，叫楊聯絡當時知名之士研究帝制問題，他於是邀請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孫毓筠、胡瑛、劉師培、嚴復、李燮和，加上楊度自己，總共六人，後來這六人被稱爲“洪憲六君子”。
一般說來，能獲得幾君子之稱，應當是幾個人幹了什麼好事。例如戊戌六君子。拉歷史的倒車而被稱作君子，很讓人費解。或許是因爲這些人個個是大家，都有輝煌人生。
孫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號少侯，又號夬庵， 安徽壽州人。
孫毓筠的祖先是山東濟寧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壽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樹鎮。這個逃荒者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以販布發家，就是孫毓筠一房。
小兒子讀書，其後人孫家鼐中了狀元，官做到大學士。說起來，按輩份孫毓筠是孫家鼐的侄孫。
孫毓筠受了桐城人吳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東京參加同盟會。同盟會派他到南京運動新軍響應萍醴起義，不幸被捕。楊度曾竭力營救他，兩江總督端方因爲他是孫家鼐的侄孫，所以維護他，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時，孫毓筠獲得自由，任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書長，不久被舉爲安徽都督。後來到北京去，便與國民黨斷絕了關係。
二次革命後，孫一面倒向袁世凱，先後做過約法會議議長，參政，又組織過憲政研究會。
胡瑛（1884年—1933年），湖南桃源人。原名宗琬，別號經武，早年肄業於長沙經正學堂，曾與吳樾同謀行刺五大臣。是黃興的弟子，興中會，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組織者之一，因身份暴露而被捕。
辛亥起義後，他跨出了牢門，任武昌臨時**外交部長，南京臨時**山東都督。與宋教仁、覃振並稱桃源三傑。畢業於日本私立第一學府早稻田大學。
他和楊度是好朋友，於民國四年五月下旬到了北京。
這是個慣走極端的人，革命革到極端，反動也反動到極端。後來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橫一個六指是六君子之一，豎一個六指大拇指放在嘴脣是笑他的大煙癮。
孫毓筠、胡瑛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同黨中人或死或逃，他們認爲國民黨翻身的機會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門路。
這兩人，如果當年革命被捕時，即綁赴刑場，慷慨就義，那麼日後便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們，把他們從烈士祠一腳踢出來，他們自己卻也糟蹋了自己，走了很大一段彎路。人的際遇真是難說。
劉師培（1884年—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徵人。著有《攘論》、《中華民族誌》等。曾和章炳麟創立光復會，是一位國學家。在國學方面著有：《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左庵文集五卷》、《談左札記》、《論文雜記》、《中古文學史》等書。曾投在兩江總督端方的門下，後到四川任國學院主講。民國後章炳麟介紹他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教授。
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他也發表《國情論》和《勸告舊同盟會諸同志》的公開信。被袁政.府聘爲諮議。
他也上了一篇謝恩折：
“竊師培業耽七略，才謝三長，孝標洊歷艱屯，子駿冀興古學，自維檮昧，幸值休明，綜鄒魯之七經，昔慚呫呫譁。誦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維大總統乾德誕敷，謙光下濟，風宣衢室。化溢靈臺，訪辛尹之遺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風議而遂棲遲，駛駛征夫，詠諮諏而懷靡及。
“顧復不遺葑採，忝備蕘詢，班國士之外傳，進漢臣於前席，俾聞國政，責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論思之地，寵光曲被，隕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圖報稱。中遠猷於辰告，勵亮節於寅恭。爾有嘉謀，庶備南官之專對，朝無闕事，願窺東觀之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