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想透過王公去說服喇嘛，又透過喇嘛去說服活佛，但這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這些人之間的關係和矛盾糾葛。
王公們爲了自身利益，不斷給陳毅提供假情報。而陳毅是那種誰先告狀誰贏的人，又總是信以爲真。
比如九月二十六日，他給北京外交部電報說：“喇嘛方面，經王公竭力疏通，亦全體通過，冊封一事……復經回稟活佛，亦奉允許。”
其實，這無疑是子虛烏有之事，但陳毅肯定是編不出來的。
就是這封電報發出後的第五天的十月一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卻寫了一封致徐世昌總統的信，叫墨爾根堪布等五個喇嘛於十月九日帶到北京。
信雲：“今突由中國駐庫辦事大員陳毅，提出取消自治……並提出所擬六十餘條前來……於是本外蒙大衆，鹹以單獨破壞協約……徘徊猶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亦多憂慮，實深不安。”
這封信很明顯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條的。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簡稱哲布尊丹巴，是漠北蒙古藏傳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屬格魯派，於十七世紀初形成，與內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並稱爲蒙古族地區兩大活佛。
十六世紀，藏傳佛教格魯派傳入蒙古族地區，到十七世紀中葉，已經廣泛傳播於大部分蒙古族地區。喀爾喀蒙古部汗王派人赴藏，要求西藏派高僧前去傳播佛教。一六一四年（明萬曆四十二年），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被外蒙古諸汗王迎請到庫倫，並被尊稱爲“哲布尊丹巴”。
一六三四年（明崇禎七年），多羅那他在庫倫去世。次年，土謝圖王妃生一子，被確認爲多羅那他的轉世，法號羅桑丹貝堅贊，立其爲法王。
順治六年（1649），羅桑丹貝堅贊赴西藏學法。七年（1650），羅桑丹貝堅贊從四世班.禪喇嘛羅桑卻吉堅贊受戒，並覲見了格魯派領袖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兩人均要求其改宗，作爲正式承認其活佛地位的條件。在固始汗的扶植下，八年（1651），羅桑丹貝堅贊由覺囊派改宗格魯派，達.賴承認其爲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從此開始了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統。
順治十四年（1657），羅桑丹貝堅贊回蒙古傳法，駐喀爾喀土謝圖汗部之額爾德尼召（光顯寺），逐漸成爲蒙古各部的宗教領袖。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爾喀部受準噶爾汗國噶爾丹的攻擊，羅桑丹貝堅贊率喀爾喀三汗所屬部衆臣服於清朝。三十年（1691），康熙帝冊封其爲呼圖克圖大喇嘛，統管蒙古喀爾喀部宗教事務。此後，按慣例，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統的傳承需受到清朝皇帝的冊封才具有效力。
辛亥革命爆發後，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國的支持下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宣佈外蒙.古.獨.立，任日光皇帝“額真汗”，改元共戴。
一九一五年，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受袁世凱政.府冊封爲呼圖克圖汗，保持了自治王公的地位。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於十月二十四日給徐世昌第二封信：“大總統鈞鑒：頃據庫倫陳都護使聲稱，給予請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並編造蒙古以後遵行條件六十餘條，與各賽持私室傳觀會議等情。本處當以如果大總統知悉此事，宜暫候如何平定謝米諾夫所招之亂黨，並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薩克會議，解決內患等情，函至大總統去後，今蒙古各扎薩克大致尚未到齊，間有來者，不但不願取消自治，希望仍舊存在，即庫倫所有衆蒙古喇嘛民人所屬人等一聞知此舉，亦議論沸騰。據此以觀，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鹹稱仍舊保存舊制，難於迫其遵從。即取消自治之舉，亦非出自我蒙賽特等之本意，只系陳都護使授意，借邊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詞，迫令出此。
“本呼圖克圖汗至再思維，我外蒙不惑謝黨諂言，一意恪守三方協約，保持自治。今復違反協約，請求取消自治，實多不合之處。而庫倫陳都護使對於此案，異心不息，反根據與各賽特私議事件，不體衆議，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應在買賣城駐紮之防兵內，撥出支隊，分駐逼邇庫倫學經及喇嘛等地點，擅佔外國商人房院。似此種種滋事情形，委實有拂衆議，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總統密諭親王朝克圖爾巴達爾胡之仁諭，爲此列舉情形，密請鑑核。特派薩密迪巴克什諾門罕北勒崗禪呼圖克圖達木唐巴札爾，前去與我大總統獻帛請安。懇將在我邊地內人地不宜之陳都護使立予調任，自治官府仍舊存留有效。若是，則黃教益形尊重，逐漸擴張，永昭仁慈。中華大國與外蒙古之睦誼，益覺敦重無極矣。謹呈。”
此信字裡行間表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來，王公們向北京政.府請求撤銷自治，無異是外蒙自治.府內部發生了政變。
北京方面，這時的國務總理已換成靳雲鵬。
他在收到陳毅專人帶來的六十三條後，立即召集各部開會商討，並於十月二十日電告陳毅說：“徐籌邊使日內赴庫，撫視所有軍隊，對蒙方面並無直接任務，矇事仍由都護使完全負責，以明權限。”
在段系中，靳雲鵬和徐樹錚是不合的，因此靳內閣當然不願意見到徐樹錚在矇事上立功。陳毅以爲外蒙撤治交涉，始終是自己一手經營，也不願徐樹錚插手。
陳收到靳閣二十日來電後，立即覆電詢問國務院：“前送條件，徐使曾否得閱？”
徐樹錚當然知道這個秘約，所以他於十一月一日電告北京，對於六十三條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時要求待他召集一個會議研究後再作決定。
靳雲鵬對徐電大爲反感，提交國務院會議時，靳認爲此案已經閣議通過，就唯有決定去做，不可出爾反爾，自損威信。
對徐要召集籌邊副使等開一個會議，認爲籌邊會議只可在邊防範圍內討論問題，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經政.府交給陳都護專辦，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
至於後果如何，等辦理後再說，縱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沒有損失。
靳指示相關人員照他的這番意見電告陳毅。
原來，陳毅的秘書黃成垿攜帶六十三條密件到京時，徐樹錚尚在北京。
黃到近一週後，陳毅有電給徐樹錚說：“黃成垿有秘密要務赴京，到時祈面晤”。
可是黃成垿由庫倫動身時，陳毅又曾囑咐黃避免見徐，不要讓徐知道此事，所以黃在北京儘量避免見徐。
有一天黃在國務院碰到徐，黃不知陳毅有電給徐，所以見到徐時支吾其辭，只是說這趟是因私事請假赴奉天，陳都護囑就近到北京來催隊伍。
小徐是何等精明之人，馬上洞察了這其中的貓膩，但他並不揭破。
徐樹錚於十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啓程赴庫倫，動身前一天，往謁徐世昌。
大徐問及小徐有關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稱沒有見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國務院秘書廳去調卷。
卷調來後，原來是陳毅送來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簽註。
徐因系奉總統命令，便可攜帶該件北行。他與十月月二十九日抵達庫倫。陳毅並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樹錚手中，所以對徐尚支吾其詞。
其實，徐這段時間已仔細研究過了，並於十一月一日電告北京，反對這份所謂的善後條例。
在這件事情上，陳毅不希望徐樹錚介入，是認爲已成的功勞不願徐分享。國務總理靳雲鵬則因與小徐有夙怨，自不願見小徐立功，因此把一個簡單的事搞得非常複雜。
陳毅和車林商定《外蒙善後條例》，簡直就是陳毅幫忙蒙古王公向中國“爭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當時外交部對這個六十三條的批評是：“如就條件全文加以研究，則名義上政.府雖收回統治之權，仍屬有限制。外蒙雖有取消自治之呈請，而按之條件，自治之精神與基礎仍屬照舊存在。……至於對俄國各條……則俄國在外蒙一切利益，並未因之受有損失。”
徐樹錚也向政.府就此條例作如下的建議：“陳使所擬外蒙撤消自治善後條例，中有不妥之處，擬俟恩副使不日到庫會同熟商，昨經陳明在案。茲先將管見所及，及連日採訪蒙人言論，陳請鑑核。查原件共六十三條，其紪纇之大而顯著者，約有數端……蒙在元金之際，雄武甲歐亞，而一蹶不振，極於今日，病在宗教限嚴，人口不昌，又土地屬人私有，不能以政規法令，使民服習，逐漸昌盛其事業。利棄於地，日即窮困，所謂窖金而食脫粟，政.府亦無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導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漸有興革；縱不宜強拂舊習，要必預留相機因應地步。
“此項條例乃舉其歷來錮疾，更從而護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於中國領土名義之下，因勢利導，權宜措施。既撤之後，反無術可進以文明，是曰堅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貴乎撤消自治者，非貴乎其名也，貴乎政.府獲設治之實耳。今則政權統於中央，不過首條中籠統語，而餘數十條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慮深言之蒙人不應，故姑從其情以誘之，然後施以強力，以期得志。抑知國家行大政，胡可詐騙從事？伊古以來，又豈有詐騙而能久者？是曰乖輕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後，關稅如何改定？財政如何整理？農商礦業如何振興？一未計及，但言王公扎薩克喇嘛歲俸唸經等費，率由政.府支給。
“樹錚誠愚，不知從何處支給？若曰取之於蒙，則蒙民既須供應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權存在，自必照舊供應，以蒙民之困苦，寧忍更令增此輸納乎？若曰取之帑儲，則今日帑儲之窮，自顧且不暇，何暇顧蒙？恐今日製定條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儲即有餘力，亦無輦金而瞞漏巵之理。是曰戾財政之情，不可三也。……夫誘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開地方，浚發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於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鶩虛名，而不審其於事有礙，非謀國之至者也。樹錚料理軍事而來，本不願妄有瀆議，惟邊防所寄，亦不應懈職責，專志一意，惟以國家疆域蒙民利樂爲念。謹用略陳所懷，上煩聰聽，如有百分之一稍可採納，擬請飭下陳都護使及各副使另擬簡括條文。
“其條文大意，在樹錚愚見，以爲政財大權，由政.府斟酌情形選員督理，遇事與王公扎薩克商酌妥洽，然後施行。宗教榮典，政.府一意優崇，有加無已。王公喇嘛歲俸以及地方經費，由政.府從優核給，所有封冊榮典，一概照舊。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護，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數條足矣。蓋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名種意見，愈見叢雜，將來阻梗愈無限量。不如統括言之，蒙心尚可獲安，而無阻於啓化之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