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由於太過失望，沒等國難會議結束，就提前離開了洛陽。
同樣作爲要求立憲的民主人士，以李璜爲代表的青年黨，則從頭到尾留下來給汪兆銘添堵，期間毫不掩飾地在大會上抨擊國黨獨裁專制。
在準備返回天津的當天上午，李璜特意前來拜訪周赫煊，見面就問：“周先生，你對國家主義有什麼看法？”
周赫煊笑道：“國家主義是個很好的哲學理念和政治學說。”
李璜有些不高興：“僅僅只是理念和學說嗎？”
“是的，國家主義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時很難取得效果。”周赫煊點頭道。
民國時期有太多的主義，比如李璜就信奉國家主義，並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創建“中國青年黨”。青年黨發展至今，已成爲繼國黨、共黨之外的中國第三大黨，不僅在國內20多個省擁有黨支部，還在德國、比利時、法國等地擁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戰勝利後，青年黨的發展勢頭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黨員就有2萬多人、預備黨員1萬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黨部實力只能排全國第五。
“中國青年黨”爲何發展如此順利？
很簡單，就是因爲信奉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剛好相反，他們主張一切爲了國家，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爲了國家，可以拋棄個人私利，爲了國家，任何團體和階級都是可以犧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麼思想，隸屬於哪個階層，都可以成爲“國家主義者”。
他們也主張由國家控制重要資源，有計劃的進行社會分配，特別強調應由國家掌握教育、衛生等公共體系。國家不僅要負責發展國力，還要負責照顧弱勢羣體，控制平衡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力量。
這聽起來跟“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很類似，但其實有很大區別。“國家主義”並不排斥資本家，只是主張限制和控制資產階級；“國家主義”也不反對官僚政治，只是反對貪污腐敗；甚至如果軍事獨裁有利於國家的話，極端的“國家主義者”還會支持這種政體。
正因如此，信奉“國家主義”的中國青年黨，纔會在短短數年時間內發展成爲中國第三大黨。特別是張學良手下的軍政官員，好多都屬於青年黨的黨員——比如此時的東北軍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長。
但“國家主義”理念太過寬泛了，必然導致組織鬆散，即便執政也不過是第二個國黨。
由於“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理念對立，青年黨和共黨屬於天生死敵。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青年黨創始人之一曾琦，就積極擁護常凱申搞清黨運動。
可等到常凱申暴露出獨裁嘴臉，曾琦立即變成反蔣派，從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劃參與“刺蔣”活動。而常凱申在30年代迫於壓力，做樣子要搞民主憲政，曾琦又積極參與進去，成爲常凱申的擁護者。
做爲青年黨的創始人和黨魁之一，曾琦的表現太過不堅定，反反覆覆左右搖擺，只有一以貫之的政治理念，嚴重缺乏一以貫之的政治路線。
所以周赫煊才說“國家主義”是很好的學說理念，但操作起來很難，因爲他們沒有成熟的治國主張，更沒有建立自己的軍事武裝，空有滿腔的愛國熱血，最多當個在野黨抨擊執政黨而已。
李璜這次本來想勸周赫煊加入青年黨，因爲周赫煊的歷來表現就是“國家主義者”，他們應該屬於同道中人。但現在卻聽周赫煊不贊成“國家主義”，李璜頓時就不樂意了：“周先生說青年黨的主義概念泛化，如今的國黨和共黨哪個不泛化？國家主義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現在短期內肯定無法實現，但有志之士卻必須以此爲目標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爭辯，笑道：“咱們還是來說說東北抗日吧？”
李璜說道：“我們青年黨正在籌款，已經跟東北民衆救國會聯繫好了，最多兩三個月就要組織黨員去抗日。”
“那就祝諸位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說。
不提青年黨堅決反赤的主張，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們的愛國熱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籌集14萬元，帶着青年黨員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黨員，其領導的“中國少年鐵血軍”被日本關東軍中將驚呼爲“神軍”。東北軍的第117師，從師長到基層軍官，也大部分是青年黨，在未來的長城抗戰中表現卓著。
周赫煊對此非常感慨，或許只有面對外敵入侵時，中國的衆多派系和勢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攜手起來共禦外侮。
抗日戰爭，那真是一場中華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與火的深淵中重鑄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張交給李璜：“李先生，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現金支票，希望你們青年黨能夠多多的殺敵報國。”
李璜接過來一看，支票面額足有5萬元，他抱拳說：“周先生，多謝你的慷慨大義！”說完，他又問，“你真不願意加入青年黨？”
“我不參加任何政黨。”周赫煊連忙拒絕道。
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各大民主黨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國是。唯獨青年黨堅決反赤，黨魁曾琦後來甚至被新中國定性爲戰犯，而且還是排名比較靠前的戰犯。
周赫煊纔不會去沾染這種麻煩。
李璜也不好再勸，失望地說：“周先生，告辭！”
“告辭！”周赫煊抱拳道。
兩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車站，一個往東，準備迴天津略作安排，然後前赴歐洲呼籲國際支持，另一個向南，準備籌集軍費、組織黨員，轟轟烈烈的到東北去抗日。
國難會議的這場鬧劇，也就此結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時，天津的電車漲價風波還沒結束。各國領事利用調停淞滬之戰的時機，逼迫中央政府解決事端，這導致天津黨部停止了排外活動，只有市政府的官員還在繼續抗爭——天津主要市政部門，仍舊掌握在張學良手裡，常凱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