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此人的性格，極其複雜，大義雖然不失，但小節卻虧得嚴重。
錢是個好東西，杜月笙爲了錢，可以不顧老百姓死活，比如長期從事鴉片貿易。
與此同時，杜月笙又仗義疏財。只要他把你當朋友，那麼一切都好說，江湖上公認的，杜月笙值得性命相托。
周赫煊之所以非常放心的藥品交給杜月笙，原因很簡單——杜月笙喜好名聲，講究義氣，並且極度渴望得到認可和尊重。
比如，杜月笙喜歡做慈善。他還發起倡導，號召青幫大佬把過生日收的禮金，全部捐獻給慈善組織，並親自擔任上海紅十字會副會長。他歷年所捐善款，總是排在上海捐款榜的前三名。江南地區若遇災害，杜月笙也總是第一個站出來賑災，速度往往比政府還快。
這就是在邀名。
又比如，但凡有社會名流落難，不管是軍閥政客還是大學者，只要上門找到杜月笙，他必然奉爲座上賓，且鼎力相助，銀子給得再多都不眨眼。
這就是渴望得到認可。
名聲，是杜月笙最看重的東西，他答應周赫煊的事情必然全力去做，可信度遠高於國民政府的官僚。
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杜月笙還是一個愛國者……
歷史上，淞滬會戰爆發之時，杜月笙主動提出計劃：在長江下游沉沒自己輪船公司的船隻，用以阻擋日本軍艦通行，同時爲中國將領提供自己的防彈汽車。
杜月笙還組織青幫力量，全力配合戴笠的特務行動。並將發起組建“淞滬別動總隊”，共有8000多名民兵，其人員構成爲：商店店員、地皮流氓、國黨潰兵、失業工人、公務人員等等。
雖然杜月笙的別動總隊是一幫烏合之衆，被日寇打得潰不成軍，但他們至少參戰了，沒有屈膝當漢奸——最後一支別動分隊，1938年2月才撤出上海，那時候淞滬會戰都結束三個月了。
上海別動總隊雖然潰敗，杜月笙還在繼續組織地下抗日行動。直至日軍進入上海南市，杜月笙才逃去香港，繼續在香港進行抗日活動。而上海青幫的地下抗日鬥爭，持續了足足三年，杜月笙一直都在遙控指揮。
國難當頭，幫會也是愛國的。
不僅是青幫和洪門，四川的袍哥會，同樣涌現出許多愛國團體。
……
八月五日，《春望》詩刊正式發行創刊號。
周赫煊爲紀念趙、佟兩位將軍的《沁園春》，迅速在大江南北流傳開來。國共兩黨的報紙也極爲配合，大力宣傳趙登禹、佟麟閣的英勇事蹟，把他們奉爲抗戰軍人的英雄榜樣。
《春望》由此打開場面，成爲愛國青年爭相傳閱的刊物，每天都有無數詩稿從全國各地寄來。
郭沫若也從日本回國了，並擔任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機關刊物《救亡日報》的主編。不管這位先生私德如何，但他的愛國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他曾在老蔣清黨的最危險時刻加入共黨，也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回國，能做到這兩件事，應該獲得後人的尊重。
徐志摩家中。
龐德正在閱讀報紙，隨着中國時局變幻，他暫時放下對《易經》的研究，轉而關注中國人的愛國精神。
昨晚，龐德還給摯友艾略特寫了一封信，說道：
“當我還在美國的時候，就對中國文化深深着迷，對中國展開過各種幻想。在我的幻想當中，中國神秘而傳統，這裡的男人留着辮子，這裡的女人裹着小腳，有着精美的瓷器，有着柔軟的絲綢。就像印度一樣，中國應該是個未開化的民族，底層人民矇昧無知，上流社會頑固保守，知識分子優雅排外……”
“而當我真正來到中國，發現跟我的幻想有很大不同。前兩天，我跟哈恩小姐（項美麗）進行了一番交流，她對於中國的瞭解深入透徹，令我大爲震驚。中國政局雖然四分五裂，但卻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就連很多不識字的底層貧民，都是令人敬佩的愛國者……”
“中日兩國已經開戰，這是一次全面戰爭，我看到中國人異常團結。昨天，哈恩小姐和她的中國情人邵（洵美），邀請我到一家戲院觀看演出。據邵先生介紹，演出的劇目分別爲《楊家將》、《穆桂英掛帥》、《岳母刺字》、《蘇武牧羊》、《花蕊夫人》，都是中國著名的愛國戲劇，其中《花蕊夫人》的編劇還是周赫煊先生和他的朋友。演出過程中，中國觀衆瘋狂拍手叫好，還有人站起來大喊‘乾死小日本兒’。”
“而在前往劇院的路上，我還看到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發起的募捐活動，人們排着長隊，非常有秩序的捐出救國款。這跟平時亂糟糟的中國人非常不一樣，他們是如此團結，如此遵守紀律。”
“這個國家正在沸騰，就像是受傷咆哮的獅子。中國現在有一首歌非常流行，這段時間我在廣播裡反覆聽到，歌詞是這樣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我必須留下來，留在中國。不僅是學習這個國家的文化，還要研究這個國家的靈魂，這肯定是個極爲有趣的課題。下次再聊吧，我的朋友。”
龐德閱讀中文報紙的時候，周赫煊正在和徐志摩聊天。
“若是上海即將淪陷，就把《春望》雜誌社遷到武漢。”周赫煊說。
“你覺得距離上海淪陷還有多久？”徐志摩問。
周赫煊道：“三五個月吧。”
徐志摩有些吃驚：“能堅持那麼久？”
是的，徐志摩吃驚的不是上海淪陷太快，而是吃驚上海淪陷太慢。
因爲北平有堅城可依，也只守了大半個月，其中很長一段時間還是日寇在等援兵。而上海連城牆都沒有，日本的海軍還可以開來，一旦上海開戰，必然淪陷得比北平還快。
至於日本是否會進攻上海，沒人對此懷疑，因爲上海對中國太重要了。
不僅常凱申想在上海開戰，日本海軍也想在上海開戰。若真老老實實的從北打到南，日本海軍要等多久，纔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徐志摩說的這種話，代表了很多中國人的心聲。
北平淪陷得太快了，以至於人們對未來的抗戰喪失信心，日本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而此時的國人也對此等狂言有些相信。
歷史上，淞滬會戰雖然失敗，但卻有着更爲重要的精神意義，它打擊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囂張氣焰，也爲無數國人對抗戰必勝堅定了信心。
比如胡適這樣的和評論者，就是在淞滬會戰之後，徹底轉變成對日主戰派的。
人們的想法大概如此：原來，中國也可以打！
周赫煊也懶得說太多，只提醒道：“十月底，你帶着《春望》編輯部前往武漢。還有，你提醒徐伯父，讓他儘快把工廠內遷，再遲就找不到船了。”
“我不一定能說服他。”徐志摩道。
江浙工廠大舉內遷，是在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後，距離現在只有不足兩週的時間了。若不提前動身，真的連船都不好找，好多人搬家只能趕着牛車出發。
而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周赫煊就提醒華北地區的希望小學，讓老師帶着學生儘快南下轉移。但大部分師生都不肯走，只有少數在平津淪陷後，拿着周赫煊提供的經費倉皇逃離。
周赫煊現在也要離開了，而且是帶着阮玲玉、周璇一起走，他在重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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