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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在被告席上注視着，聽取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對法庭的宣誓。這個日期勾起約德爾一段痛苦的回憶。就在一年前多一點的時間，鄧尼茨派他到蘭斯的一所法國孩子就讀的小學，受命在簽署德國投降書之前採取一切可能的拖延策略。約德爾受到戰勝者冷冰冰的接待，使他睜開眼睛面對嚴酷的現實。德軍不是被當作戰敗而體面的對手，而被視爲渣滓。
午餐休息時，吉爾伯特上尉提醒鄧尼茨元帥說，今天是納粹戰敗的紀念日。“我坐在這裡，你怎麼看？“鄧尼茨回答說。而且，近幾個月來，他的好戰性減弱了。當尼夫少校第一次發表起訴書時，鄧尼茨信手畫了一筆：“典型的美國幽默！”隨後揭露出來的東西開始使他感到沉重。有一次，吉爾伯特無意中在老人餐廳裡聽到鄧尼茨說：“一開始，我對被拖到法庭上受審感到十分憤怒，因爲我對這些暴行一無所知。但是聽了所有這些證詞，搞兩面派，在東方發生的骯髒交易，我相信有充分理由弄個水落石出。”是的，弄個水落石出，但不能以卡爾-鄧尼茨掉腦袋爲代價。他依舊爲自己的無辜而辯護。
鄧尼茨的律師克蘭茨比勒是審判室周圍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他是唯一得到允許穿全套制服的德國人。克蘭茨比勒喜歡深藍色的制服，他英俊灑脫，使法庭上的女人爲之傾倒。身爲海軍軍官，他認爲鄧尼茨的案子不僅僅是元帥本人的答辯，而且牽涉到他爲之奉獻十一年生命的德國海軍的榮譽。對克蘭茨比勒來說，檢察官手裡最危險的一份文件是“拉孔尼亞命令”，這是他的當事人於1942年9月間日向潛艦部隊簽發的。該命令對商船和軍艦都適用，其內容是不援救被擊沉船隻的倖存者，不向他們提供食物或飲水。因此，一名德國海軍潛艦艦長花了五個小時的時間，追蹤和槍殺希臘輪船“佩洛斯號”的倖存者。在鄧尼茨的“在公海上傷害生命和財產罪”的指控中，“拉孔尼亞命令”十分引人矚目。
克蘭茨比勒知道，他的任務是讓法官們瞭解元帥發佈這項看似殘忍的命令的背景。事實是這樣的：一艘裝備良好的英國商船“拉孔尼亞號”在南大西洋航行時，被“U－156號”潛艦擊沉。這艘船沉掉後，潛艦艦長髮現海里到處是逃命的倖存者，於是發電報向鄧尼茨請示。鄧尼茨另派兩艘潛艦參加援救行動。三艘潛艦將倖存者接上船，直到裝滿爲止，其餘的則用救生艦拖往陸地。在這次救援行動中，“U－156號”潛艦懸掛了一面大幅紅十字旗。
使潛艦乘員難以置信的是，一架美國“解放者”（XB－24）轟炸機飛臨現場，開始攻擊“U－156號”潛艦，並擊中該艦的中腰。擁擠的救生艦沉入海底。美機的這次攻擊報告了鄧尼茨，鄧尼茨乃下令“U－156號”潛艦將所有幸存者送回救生艦，中止援救行動。但是，他命令其餘的兩艘潛艦繼續把倖存者拖往港口。希特勒爲他所認爲的鄧尼茨誤導的同情心所激怒，要求把潛艦的安全置於首位。因此，鄧尼茨隨後簽發了這項不援救倖存者的命令。
克蘭獲比勒一遍又一遍地研讀“倫敦憲章”的你也同樣適用的禁令條款。該文件實際上說明，即便盟軍可能犯有錯誤，這也不能放過德國人。必須找到解決該條款的辦法。只要他讓一位盟國高級軍官作證說，戰爭雙方在公海上以同樣的方式作戰，他纔有可能拯救鄧尼茨。五個星期前，克蘭茨比勒請求法庭允許他讓美軍太平洋艦隊指揮官切斯特-尼米茲上將提供一份證詞。“我絕不是想證明或甚至認爲，美國海軍在對日本的潛艦戰中違背了國際法。”克蘭茨比勒爭辯說，“相反，我認爲戰爭是嚴格遵循國際法行事的。”他並沒有說我們德國人做錯了，但你們也做錯了；相反，他這是說，你們做對了，我們也做對了。
英國、法國和俄羅斯法官可以隨時立即拒絕這些法律雜事，但弗朗西斯-比德爾對克蘭茨比勒的獨出心裁產生了興趣。他利用自己對勞倫斯慣常的影響，贏得他對律師請求的同意。那時候，這個步驟證明，鄧尼茨精於判斷，他招募的不只是一名海軍戰士，而且是一名足智多謀的軍人，擔任他的辯護律師。雖然這樣，鄧尼茨卻日漸沮喪起來。幾個星期過去了，他很快就要面對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的盤問，而尼米茲的證詞遲遲未到。
這幾個星期中，克蘭茨比勒並沒有閒着。德國潛艦隊的六十七名艦長還關押在英國費瑟斯通公園的第十八號營房裡。克蘭茨比勒派他的一名助手攜帶一份聲明去營房，聲明斷言，鄧尼茨元帥從未命令他的水兵殺害倖存者。他們只奉命不要援救他們。六十七名艦長立聲明都簽了字，克蘭茨比勒設法讓法庭接受此聲明爲證據。
海因茨-埃克艦長就是槍殺被擊沉的希臘輪船“佩洛斯號”倖存者的“U－156號”潛艦的艦長。在埃克因他的戰爭罪而受審期間，再也沒有比聲稱他是根據鄧尼茨的命令而行事更爲有利的了。但是，就在埃克被處死以前，克蘭獲比勒從埃克那裡設法弄到一份筆錄口供，這位艦長在供詞裡承認，他是獨自行事的。
5月9日星期四，盤法開始。克蘭茨比勒還沒有得到尼米茲的迴音。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宣讀鄧尼茨的講演詞，揭露出他是一個狂熱的反猶分子。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還證明，鄧尼茨對集中營的存在是十分清楚的。他不是要求一萬二千名集中營囚犯到他的造船廠工作嗎？而且，鄧尼茨還是希特勒發現的他當之無愧的接班人，一個直到納粹德國奄奄一息時還在頌揚其已死的領導人的接班人。
在檢方反擊的最後一天的休會期間，鄧尼茨注意到，一名陌生的美國海軍軍官起身離開旁聽樓座，朝克蘭茨比勒走去。他看見他的律師笑着點點頭。克蘭茨比勒立即報告鄧尼茨，他們可能很快就會得到來自美國的好消息。
鄧尼茨的辯護結束後的第二天，尼米茲上將走進華盛頓美國海軍部他的辦公室。這是星期六的下午，脾氣急躁的上將身着運動服，但這一身隨便的打扮並沒有減輕軍法局的約瑟夫-布羅德里克中校的任務。布羅德里克念着克蘭茨比勒提出的問題。“美國在太平洋的潛艇是否未經警告即攻擊商船？”布羅德里克問。尼米茲毫不猶豫地回答，是這樣，但醫療救護船除外。根據準的命令？律師又問。尼米茲答：根據1941年12月7日海軍最高當局海軍軍令部長的命令。美國潛艦曾援救倖存者嗎？布羅德里克再問。尼米茲回答：如果援救行動會使潛艦冒風險的話，美國潛艦就不援救倖存者。這份證詞木久就在送往克蘭獲比勒的途中，他將以此作爲證據。
鄧尼茨出庭的當天晚上，凱塞琳-比德爾爲了慶賀歐戰勝利日和她丈夫六十大壽，在專爲款待政要的席克丹洪山莊一所豪華的房子裡舉行聯合晚宴，宴請嘉賓。比德爾的助手詹姆斯-羅，放下手裡的起草戈林判決書的工作，出席晚宴。羅乃人中豪傑，來自蒙大拿州的三十七歲的邊疆型知識分子，一個革新型酒中英豪。他擔任過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的法律助手，是弗蘭克林-羅斯福在位期間白宮內幕的知情者，一個運用他的影響參加戰鬥而不是退出戰鬥的戰爭英雄。羅的出席表示敬重，這對他人關係重大。這天早些時候，比德爾接到羅的一封信。“說實話，”羅在信中寫道，“多年以前我認爲你不過是半瓶醋的業餘愛好者，費城紳士，出身格羅頓公學，一個以新政自由主義分子而自得其樂的哈佛畢業生。”但是，羅接着說，他在紐倫堡對比德爾進行了仔細研究，並得出結論說，“你幹得真棒，弗朗西斯！你是夠格的。”比德爾跟任何特權子弟一樣，總在自己心魂深處琢磨，究竟哪些成就是他自己獲得的，哪些僅是從上一代得到的。羅的生日祝詞提供了他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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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星期五晚上，伯頓-安德勒斯上校離開審判室時，對審判室的看守的外觀深表關注。他們身着給巴巴的制服，筆挺而招縫明顯的制服消失了。他手下具體負責警衛工作的人提醒他，小夥子們穿着清一色橄欖綠的羊毛夾克和褲子，在通風不佳的屋子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全身都汗溼透了。這天下午，安德勒斯讓羅斯-科布用打字機打出一項命令：自下週起，保安部隊改穿夏季卡其布軍裝。他要求羅斯將命令打印出來，在下班以前分發各處。
這天晚上，安德勒斯在一個英國檢察官寓所出席宴會。夜裡門點鐘，他纔回家休息。黎明時分，有人砰砰敲門，把他從睡夢中驚醒。開門一看，原來是美軍刑偵處的一個上尉軍官。上尉通知他，羅斯-科布因涉及一樁槍殺案而受到訊問。
科市期盼着那個星期五的夜晚。兩個爲《星條旗報》工作的朋友，威廉-蒂蒙斯中士和保羅-斯凱爾頓中士均在紐倫堡，很想進城遊覽一下。科布完成上校交辦的任務後，回家到“女兒城”爲晚上的活動梳妝打扮。晚上8點鐘，那兩個美國兵開吉普車來接她。他們驅車到入伍士兵最愛去的斯托克俱樂部，就在紐倫堡歌劇院樓上。夜裡11點45分，在又唱又跳鬧騰了一個晚上後，科布準備要回家了。星期六一清早上校要在辦公室等她哩。這時，又有一個美國兵和兩個英國女人加入他們一夥。六人全擠進吉普車，直駛“女兒城”。他們駕車順着摩根施特拉塞大街而駛，途經美國兵與他們的德國女友幽會的最喜愛的一個公園時，從黑夜裡閃出一個模糊的身影，並傳來三聲槍響。蒂蒙斯好不容易煞住了左搖右晃的吉普車，隨之向前栽倒。坐在後排的斯凱爾頓也猛然摔倒。兩人被槍彈擊中胸部，不久死去。
安德勒斯上校趕到刑偵處紐倫堡總部時，羅斯-科布顯得異常激動，眼圈兒紅紅的。她說，刑偵處那幫傢伙恐怖極了，向她提一些最的問題，就好像她捲入了一個以謀殺爲下場的卑鄙的私通事件。在新聞乏味之時，急於尋求聳人聽聞的消息的記者們也對她窮追不捨。
刑偵處負責人對安德勒斯說，他已在四平方英里的紐倫堡內的每一座樓房每一處廢墟佈下天羅地網，進行蒐羅。他想，這可能是“狼人”即納粹死硬分子設立的埋伏。他的部下已經逮捕六名德國人，但他還沒有掌握他們涉嫌這一犯罪案的確鑿證據。
安德勒斯上校把羅斯-科布保釋出來，然後把這個年輕女人送回她的公寓樓。他將科布的活動限於營房，以使她免受新聞記者無情無義的追蹤。沒過幾天，她通知上校說，她對國際正義已膩了，她要回家。
有五十名紐倫堡警察加入一百名美國憲兵，繼續進行調查。最後，調查人員懷疑，這樁槍殺案與圖謀報復的德國人毫無關係。那條粗略但更有希望的線索是美軍所不急於加以確認的。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爆炸性關係似乎終於爆發了。據該公園裡的目擊者說，槍擊極有可能是由身分不明的美國黑人士兵出於難以摸透的動機乾的——可能是爲一個德國女友引發的爭執，可能是身分弄錯了，可能是種族仇恨。這樁犯罪案就此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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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們觀察到這種古怪關係已達數月之久。德國海軍的兩位前指揮官日復一日並肩坐在被告席第二排，幾乎誰也不着對方一眼。七十歲的海軍元帥雷德爾是一個牛頭不對馬嘴的被告。在俄國人的堅持下，他與納粹宣傳員漢斯-弗裡奇一起被起訴，因爲俄國人也很想造出戰犯來，這是他們所能發現的最好的東西。因此，檢方的研究人員不得不努力尋找證據，以便和這些指控相吻合。這一準備就緒的案子，斷言雷德爾因建立德國海軍而違反了《凡爾賽和約》，斷言他出席了希特勒籌劃侵略意圖的霍斯巴赫會議，並參與制定侵略挪威的計劃。檢察官手裡最離奇的文件是所謂“莫斯科聲明”，這是雷德爾在當了俄國人的俘虜時擬定的。檢察官知道，幾個被告對法庭上披露其內容一事會感到不高興的。
5月20日，蘇聯副檢察官Y-V-波克羅夫斯基上校在進行法庭盤問時，對“莫斯科聲明”做了介紹，這一“莫斯科聲明”問世了。波克羅夫斯基說服雷德爾同意，“聲明”是在沒有受到逼迫的情況下自由寫成的。鄧尼茨和雷德爾關係冷淡的幕後原因很快就見分曉了。波克羅夫斯基援引這份文件，讀到雷德爾對鄧尼茨的意見是：他驕傲自負，領導德國海軍“幾乎不稱職”。鄧尼茨在接希特勒的班以後，因號召繼續抵抗而“弄得洋相百出”。當波克羅夫斯基宣讀鄧尼茨向希特勒青年團發表的演講詞時，他明顯地漲紅了臉。雷德爾在“聲明”中指出，在那次演講後，鄧尼茨“遭到各界的嘲笑”，給自己弄了個“希特勒弟子鄧尼茨”的頭銜。
戈林的境況好不了多少。雷德爾在“聲明”中說到了帝國元帥，稱“戈林對第三帝國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他的主要特點是令人想象不到的虛榮、不可估測的野心…他在貪得無厭、揮霍浪費以及軟綿綿、無軍人氣概方面是無與倫比的。”用雷德爾的話說，陸軍元帥凱特爾是“一個異常軟弱的人……元首可以隨心所欲地虐待他，而凱特爾卻默然承受”。
雷德爾對於在法庭上揭發這一切而無路可退的情況毫不介意。這天結束時，他對吉爾伯特說：“自然，我要麼上絞架，要麼吃槍子兒。我自己倒是想吃槍子兒。在我這把年紀，我可不想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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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上午，當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出現在證人席上時，吉爾伯特不免膽戰心驚。如果說吉爾伯特曾爲這場審判作出了一個重大貢獻的話，他相信，這就是他使被告分崩離析以孤立戈林，這樣其他被告就會免受其恫嚇。吉爾伯特特別希望席拉赫和斯佩爾一起在“青年桌”用午餐，這樣，膽大精明的斯佩爾就可以影響天真軟弱的席拉赫。吉爾伯特知道，席拉赫特別能夠異乎尋常地自我妄想。因爲家庭關係和精通英語，此人把自己幾乎看成是一個美國人。一次，他對牢房看守埃米利奧-迪帕爾馬說：“你瞧，我們的希特勒青年團跟你們的童子軍沒什麼兩樣。”戰鬥退伍兵迪帕爾馬回答說：“我從未見過童子軍能很快把自動步槍拆開又重新裝上。”
這無上午，戈林留在牢房裡，抱怨坐骨神經痛。吉爾伯特認爲，戈林缺庭能夠幫助席拉赫鼓起勇氣。他很難肯定能從這個有教養的並認爲其政治哲學可能是由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之流造就的貴族那裡指望些什麼。席拉赫上了證人席，他曾是希特勒圈子裡的天才——如今，他以三十九歲的年齡，成爲最年輕的重要戰犯。
當席拉赫正在作證時，羅伯特。傑克遜發現自己面臨又一個俄羅斯之謎。魯登科來到他的辦公室，要求允許把一具屍體從紐倫堡運到蘇聯佔領區內的萊比錫。誰的屍體？怎麼回事？傑克遜問。死者是N-D-佐爾亞將軍，就是提到陸軍元帥包拉斯的證詞的那個檢察官。魯登科解釋說，佐爾亞在擦槍時不慎走火身亡。當魯登科並未報告又一起美國人槍擊俄國人的事，正如去年12月在大飯店外發生的那樣時，傑克遜才鬆了一口氣。他決定繞開陸軍刑偵處，派兩名手下的人去郊外埃爾論施特根的俄國人大院悄悄覈查一下這一事情的經過。隨後他們報告傑克遜說，一名俄國將軍極不可能親自擦槍，特別是槍口對準他的兩隻眼睛之間的部位。這是怎麼回事呢？傑克遜對此一無所知。俄國人爲什麼不乾脆把將軍的屍首悄悄弄出紐倫堡呢？他在這裡的主要目標是使這一審判繼續進行，而不是引發國際事件。嚴格說來，將軍之死是俄國的內部事務，他決定允許魯登科運走屍首。盟國關係已然緊張，傑克遜無意火上澆油。
席拉赫的律師開始進入第二天的直接訊問，他故意提出其當事人最嚴重的罪行。他得到一份招認，即席拉赫知道東方發生的大規模種族滅絕。他提到霍斯的證詞，要求席拉赫發表意見。數百萬人遭到屠殺，不是霍斯犯下的罪行。席拉赫以堅定的口吻說：“霍斯只是執行人，屠殺令是由希特勒下達的。”被告們似乎受到一根琴絃的觸動，統統把目光轉向證人席。“我將在上帝和德意志民族面前肩負我所犯下的罪行，我的罪行是，我爲一個許多年來我認爲是完美無缺的領袖和國家元首的人。而教育我們的青年……我爲一個犯下百萬起謀殺罪的人而教育德國青年。”吉爾伯特愉快地鬆了一口氣，席拉赫對吉爾伯特的悔恨是個了不起的事。
然而，托馬斯-多德在盤問中並沒有放過席拉赫。他逼席拉赫承認，爲海德里希遭暗殺而進行報復，他提議肆意轟炸一座英國文化城市，他把後來遭動屠殺的六萬猶太人撤出維也納。不過，不論爲時多麼短暫，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卻表現出幾乎沒有人相信他會具有的骨氣。
回到監獄區，吉爾伯特多方設法觀察斯佩爾的反應。斯佩爾說，他很高興戈林的統一戰線瓦解了。先是凱特爾，然後是弗蘭克，現在是席拉赫，他們承認了個人的罪行，並譴責納粹政權。斯佩爾說，席拉赫和他已成了密友知己，相互之間以親切的“你”稱呼。不過，下一個出庭作證的被告的證詞對斯佩爾比對席拉赫的關係更爲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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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塞瓦琉斯-赫裡德匆匆穿過司法大廈的孔狀門廳，來到會客室，與他的當事人作臨戰前的最後一刻商議。現年五十二歲的塞瓦琉斯在法庭上贏得了邏輯性強而又有理有節以及能一下子抓住問題實質的名聲。他在英國、巴黎和莫斯科生活和學習過，深諳世故，從未屈服於納粹黨的誘惑。正如一位記者所指出的，塞瓦琉斯作爲一流的律師，卻爲三流的當事人辯護。塞瓦琉斯對紹克爾也沒有特別的好感。但是他曾作爲超齡軍官在德國陸軍服役六年，紐倫堡給他提供了一個在他的專業領域出盡風頭的機會。記者發現塞瓦琉斯想要作這最後一次會晤，是因爲弗里茲-紹克爾需要給予密切監督。他在鐵絲網的另一側、紹克爾對面落座，開門見山地解釋說，他要向紹克爾拋出有關強制勞工方面的最尖銳的問題。由他提出來比檢察官提出要好。紹克爾明白嗎？紹克爾急切地點點頭。塞瓦琉斯告誡他說，不要嘮叨，說話慢點兒，使用短句，給譯員留下跟得上他的時間。
5月28日星期二，弗里茲-紹克爾走向證人席。在大廳裡蹦蹦跳跳，就好像他是拳擊比賽的裁判似的。塞瓦琉斯開始援引紹克爾在中央計劃局的一次會議上的發言。紹克爾吹噓說，如有必要，他的手下可以用脅迫手段弄來外國勞工。塞瓦琉斯要求對這段話作出解釋。紹克爾看上去目瞪口呆，就像無意中捱了父母一記耳光的小孩。他的解釋表明，他是一個粗野而沒有教養的德國人。塞瓦琉斯絕望得直搖頭。紹克爾說話時每個字之間總是停一停，呆若水雞。勞倫斯法官打斷證人道：“我不會德文，但如果被告在苛求而非在每個音節停頓，那就可能有點意義了。”
紹克爾曾經說過，要是法國人不能提供足夠的工人，“我們可能要把那狗它便在牆上”。塞瓦琉斯問紹克爾他講這話是什麼意思。這一次，紹克爾回答得如此之快，以致勞倫斯不得不讓他說慢點。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塞瓦琉斯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深究記錄證據，證明他的當事人簽發過要求體面地對待勞工的指示，證明紹克爾本人並沒有控制警察或部隊，要進行兜捕還得依賴他人。
第二天提出了大家心裡最關心的問題。塞瓦琉斯問：“你的辦公室與斯佩爾的之間是什麼關係廣紹克爾終於明確而直截了當地答道：“我的辦公室不得不滿足斯佩爾提出的要求。”
兩天後，塞瓦琉斯傳入紹克爾的副手馬克斯-蒂姆出庭作證時，對斯佩爾來說最難堪的時刻到了。律師訊問證人：“斯佩爾可以向紹克爾發號施令嗎？”蒂姆的回答漫無頭緒。塞瓦琉斯更進一步問：“斯佩爾能下達命令和指示嗎？他曾下達過嗎？”“是的，”蒂姆回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紹克爾令人吃驚的愚蠢無能可能對斯佩爾造成最大的威脅。紹克爾曾是一個令人生畏的證人，控制不住自己，不對發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失去了他的律師給他的每一個機會，即至少認一點罪而贏得法庭的同情。相反，他繼續用過時的納粹陳詞濫調爲自己的行爲辯護。他常常根本就抓不住問題的要點。斯佩爾的問題是，人們可能不相信，這麼個可憐巴巴的人本可以成爲他的對手，在強制勞役計劃方面就大大不如他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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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上午，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步入證人席之前，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那兒的一瓶花。在一個小玻璃花瓶裡，插着粉紅和白色相間的福祿考，下面壓着一張他熟悉的筆跡寫下的便條：“鎮靜，鎮靜，澳鎮靜如初，親愛的。別發火。’約德爾朝旁席裡他的愛妻露易絲投去短暫的微笑，隨即恢復他慣常的面孔。弗倫茨-埃克斯納-約德爾夫人作爲她丈夫的律師的秘書，偶或能進到法庭見到阿爾弗雷德。這天一大早她就到庭，給他打氣。
一開始，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並未在盟國的所有戰犯名單之內。但是俄國人堅持己見，他們想要指控他把希特勒的幾乎肆無忌憚地施加暴行的命令轉發到在俄國的德國部隊。美國人根據傑克遜所主張的集體犯罪理論，終於決定要他完成一份被告名單，這樣，戈林代表納粹領導集團和空軍，沙赫特代表工業界，凱特爾代表總參謀部，鄧尼茨代表海軍，卡爾登勃魯納代表黨衛軍，而約德爾則代表陸軍。
證人席上，約德爾的辯護是，他緩和了希特勒最嚴重的一時衝動。“軍官之中，有誰敢於直盯盯地望着元首，並以聽者不敢喘一口氣的口吻和態度說話？因爲他們害怕遭到滅頂之災！”他作證說：“在這爲數不多的幾個軍官中，我就是其中之一。’確實如此。約德爾跟凱特爾不一樣，敢於直言相諫，而凱特爾甚至在不知道元首說啥以前就不住地點頭。銜命出使高加索後，希特勒躲了幾個月不見他，因爲他在那裡爲李斯特將軍的所作所爲辯護。在突出部戰役期間，黨衛軍部隊在比利時村莊馬爾美地附近殺害大約八十名美軍戰俘，他爲此向希特勒提出抗議。
在一次很難得的時刻，約德爾向吉爾伯特供認，他經常蔑視元首。“使我憎恨希特勒的，”他說，“是他鄙視我所認同的中等階級；他懷疑和鄙視我與之聯姻的貴族階層；他憎惡我是其中一員的參謀本部。”約德爾是模範軍官，無論面對敵人抑或是面對妄自尊大的領袖，他都毫無懼色，敢於上刀山下火海。但是，正如檢方所決心要證實的，在約德爾的身上也顯示出德國主義者的另一張面孔——一旦命令下達，則不分青紅皁白地服從。
如果說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讓被告深受盤法之苦的話，他的本國同胞傑弗裡-多林-羅伯茨則緊跟其後。“卡其布”羅伯茨是個大個兒，身上纏着一件用好幾碼譁嘰布裁成的對襟汗衫，曾被橄欖球隊選拔爲隊員，爲英格蘭踢球。羅伯茨長一臉大鬍子，露一口大方牙，向他的攻擊對象拋去極度蔑視的微笑。他的一些同事覺得他好誇誇其談，被告則發現他畏縮不前。羅伯茨問：希特勒想讓德國退出指導戰爭行爲的《日內瓦公約》，而約德爾則反對此舉，確有其事嗎？約德爾表示審慎的同意。但是，約德爾反對的理由安在？羅伯茨殺了回馬槍。“D六O六號”文件對此不是說得很清楚嗎？接着，他援引約德爾在一次與希特勒會晤時的談話記錄：“遵循（公約）公認的義務，絲毫不要求我們應當強加在自己頭上任何干預戰爭行爲的限制。”羅伯茨繼續援引原文，約德爾不安地晃動身子。“比如說，如果英國人擊沉一艘醫療救護船，這必然用來進行宣傳。當然，這絲毫不妨礙我們爲報復而立即擊沉一艘英國醫療救護船，然後我們說這是失誤而表示遺憾”。羅伯茨要求約德爾證實，這樣的虛僞是確有其事的。約德爾試圖解釋說，這是適用於希特勒的唯—一種推理。提出主張遵守《日內瓦公約》的法律或道義上的論據，只能惹惱他。
難道約德爾聲稱他反對殘暴的命令不是同樣虛僞嗎？羅伯茨問道。他轉到約德爾簽署的一份文件上，命令在東方的部隊在懲治游擊戰時“不是通過法律手段起訴犯罪，而是通過這一恐怖行動以根除任何抵抗意志”，並使用“嚴厲手段”。幾乎不等約德爾的回答，羅伯茨又發動進攻。就在發動閃電戰前夕，約德爾不就是這麼說的嗎？“對英國居民中心的恐怖攻擊，……將使英國失去抵抗意志。”在反對希特勒的密謀事發後，難道約德爾沒有對幕僚人員發表演講說，11月20日是有史以來而且將永遠是德國最黑暗的日子”。“爲什麼？”羅伯茨質問，“在有人試圖謀殺一個你如今承認是殺人犯的人的時候，這對德國來說是一個黑暗的日子嗎？”約德爾話音未落，羅伯茨猛喝一聲道：“你還要說自己是個體面的軍人誠實的君子嗎？”不待對方作答，羅伯茨別過臉去不理證人，回到檢察官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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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杜魯門總統提名財政部長弗雷德-文森爲最高法院首席官。羅伯特-傑克遜對失去這一他所垂涎的職位這一事實未加抱怨。可是，他的一些同事卻認爲他們看到了這個人深深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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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席上，阿圖爾-塞斯一英誇持坐在阿爾貝特-斯佩爾身邊。塞斯一英夸特威一副無框眼鏡，面色蒼白，一頭灰褐色的頭髮，一副頹喪的神態。當斯佩爾吸引人們注意時，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塞斯一英奇特的離去。根據吉爾伯特的智力測試，此人思路敏捷，並有納粹心態中所不多見的直覺能力。奧斯維辛指揮它各道夫-霍斯出庭作證後，鄧尼茨和戈林都指出，霍斯是德國南方人。他倆聲稱，普魯士人絕然幹不出這種事來。吉爾伯特問塞斯一英夸特怎麼看。“德國南方人具有贊同狂熱主張的激情和想象力，”’塞斯一臾誇待解釋說，“但是他天生的仁愛之心阻止他採取過火行動。與此相反，普魯士人缺乏對抽象的種族和政治理論進行思考的想象力。不過，別人讓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塞斯一英夸特得出結論說，希特勒的天才在於他把“唯情論與獨裁主義糅到一起”。霍斯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6月10日，塞斯一英夸特一瘸一拐走向證人席，他是多年前在一次登山事故中受傷致殘的。隨着他的證詞的展開，使法庭感到吃驚的是，他矛盾百出，即態度溫和而行爲駭人聽聞；講話細聲細氣，訴訟的記錄卻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律師在直接訊問中提出的問題，只能置證人於遭到盤問人猛烈攻擊的境地。當年，塞斯一英夸特把奧地利出賣給希特勒的帝國，他在漢斯-弗蘭克統治下的波蘭做學徒，並在被佔荷蘭他自己的小王國裡荼毒生靈，他就是作爲這樣的人脫穎而出的。在塞斯一英誇持之所謂牢固而人道的統治下，四萬一千荷蘭人作爲人質遭到槍殺，五萬人死於機謹，百分之五十六的荷蘭猶太人被消滅。
塞斯一英夸特在作證中既未撒謊也未乞求，而採取一種聽天由命的順從態度。那天，當他與漢斯-弗裡奇乘電梯下去時，塞斯一英夸特說，他表現如何是無關緊要的：’無論我怎麼說，荷蘭大麻已編織好了我的絞索。”
有人形容弗蘭茲-馮-巴本說，他“像一個扮演貴族演員的貴族”。在這幾個月的鐵窗生活中，他始終保持着那種派頭。6月14日．當他離開監獄爲自己辯護時，他那外交官的沉着而氣概不凡的外觀掩飾着他內心的焦慮不安。他離開牢房時，縷縷銀髮向後梳着，臉面也經過精心整理，一身藍色的細條紋西服褶縫顯然。在審判室的地下室裡，他抖開一條雪白的手帕，放在左胸前的西服口袋上，等着上電梯。“閣下，想想吧，如果不是爲了你，”’戈林說，“我們都不會在這裡。”巴本意識到戈林挖苦話中的道理。1932年，他曾做過很短一段時間的德國總理，不久他建議興登堡總統換下他，讓希特勒當總理。事後，希特勒指出：“巴本先生，這事兒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在對巴本的起訴中，第一款和第二款是他參加了把納粹黨推上臺的陰謀集團。當地走出電梯時，目光直盯被告律師席。他見到受人仰慕的律師之一，感到鬆了一口氣。他的兒子，也叫弗蘭茲-馮-巴本，正等着爲他辯護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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