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介紹說是位章太炎君，剛從日本回來，現在教高年級的國文。楊銳一時沒有想起來是誰，剛想打招呼，只見章太炎問道：“竟成兄，聽聞你研究明亡清盛，是有天意？”
楊銳心裡暗想，哪個傢伙把自己的課說成這樣，只好放下筷子，鄭重的說道：“明朝明亡是因爲天災以及歐洲三十年戰爭減少白銀流入，造成起財政破產，雖然對清兵作戰失利，但是始終不是因爲滿清而滅國。真正滅亡明朝的是李自成，而李自成、張獻忠這些人之所以能成氣候，也是因爲西北天災和明末白銀緊縮的緣故……”
楊銳還沒說完，就被一個聲音打斷了：“竟成先生，你說的只怕是一面之詞吧。明朝宦官當政，官吏腐敗，民不聊生，這纔是滅朝的根本吧。”
楊銳聽說話是隔桌的一個女子，濃眉大眼的，英氣逼人，還不知道是誰，看向蔡元培，那傢伙一笑卻不說話，楊銳猜到這個女子應該是個難纏的角色，以致蔡元培也要置身事外了，當下也不顧慮，反問道：“請問先生，中國多少個朝代是因爲官吏腐敗滅亡的？”
那女子聽後一愣，正在想間，楊銳就已經自問自答了，說道：“中國的王朝基本是兩種情況下滅亡的，一種是世家、鄉紳造反，另外一種是被外族入侵。官吏腐敗是會讓民不聊生，但它只是朝代滅亡的一個條件，這就好像炸藥，威力是很大，但是沒有雷汞，就炸不起來，哪怕是炸了也不嚴重。”
楊銳見大家沉思，停頓了一下接着說：“現在官員也很腐敗吧，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不腐敗嗎，和英國人法國人的賠款就不要算了，甲午我們賠了兩億六千兩，庚子事變又要賠九億五千萬兩，這十幾億的賠款，比那個任何官吏都腐敗吧，怎麼清朝現在還……”
楊銳的話又被打斷了，這次是被蔡元培，只聽他急促的說道：“庚子賠款不是四億五千萬兩嗎？怎麼變成九億五千萬兩了？”
楊銳無奈的說道：“四億五千萬兩是分三十九年還清，利息四釐，算下來不是九億五千萬兩？”啪的一聲，章太炎把筷子甩在桌子上，憤喊道：“不吃了，吃不下了。這是什麼朝廷啊！這是什麼皇帝啊！”楊銳心黯然，章太炎則長嘆，其他諸人默默無言。
一頓飯就這麼吃完了，桌上的菜基本沒動，都是傾向革命的熱血青年，聽到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吃的下飯呢。付錢打包後，楊銳讓老闆借兩個夥計把菜送到愛國學社，老闆沒得多說，馬上安排了。
從這次不成功的聚餐之後，楊銳和學社老師的關係比之前更爲緊密了，以前可以說是井水不犯河水，現在則是常常交流，衆人之中和章太炎的論述也最多——楊銳現在知道他的全名，按照淺淺的印象，這個人可是很有名的，但是爲什麼有名，幹過什麼事情卻是一點也不清楚。交談中，楊銳只是發現他外表狂放，內心卻很是保守，思慮也很深邃。
開始只是楊銳上課結束，兩人談了一會，有時甚至到下午，後來就是每天中午兩人在不斷的交流。國學上，基本是他說楊銳聽，楊銳只有少數時候才談自己的看法，他雖然對楊銳沒有正規的學習過經學表示遺憾，但是對楊銳對國學的認識是贊同的，從楊墨到老莊，從老莊在到孔孟，從孔孟在到韓非兩個人的看法都是基本一致，當然，涉及具體楊銳是空白，但是這些學派所表現的思想卻是很瞭解的。
至於說到西學，那就是楊銳在說他在聽了，也只是偶爾的提出問題，其實在這個年代中國對西方的認識都是船堅炮利，所以洋務運動提出什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這些都是因爲對西方文化的瞭解不透徹來了的，甚至到一百年後，還是有唯工業論的說法，穿越者飛機大炮造的不亦樂乎。楊銳只好從西方的文化的源頭古希臘開始說起，從畢達哥拉斯說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再從柏拉圖說到文藝復興和黑格爾邊沁，楊銳在大學選修的西哲在此時終於有了用處。
兩人的辯論在學生引起了很大的影響，開始之時其他老師旁聽，後面很多學生也跑來聽也會把兩人的談話做下記錄，讓給其他同學傳閱，平心而論，楊銳的知識只是現代速成的，對很多思想的瞭解很粗狂，非常的不細膩，但是還是抓住了這些思想的大部分的精髓，一個粗懂西哲的後世中國人和一個精通國學的近代中國人的思想碰撞產生了不可預計的後果，而這些都將慢慢的在以後的歲月中釋放它的影響力。
談論不但給了別人啓發，對楊銳來說震動更爲巨大，近代的中國其實是根本沒有時間去完成整體國民思想的轉化，很多先知先覺者被槍炮聲驚醒了，他們在矢志不渝的尋找拯救中國的良方，每一次的藥方似乎都很有效，可是，那些未被驚醒的沉睡人民卻無法理解先知們的精神和行動，他們只能默然或者盲從，而這樣最終的後果只會造成權利的失衡，先知們轉化爲統治者，利用他們的先知優勢和國民的不成熟來達到目的，他們肆無忌憚，爲所欲爲，沒有人去制衡，更沒有人敢去指責他們。
時間啊時間，要是能像後世改革開放那樣給中國三十年的穩定發展時間，給中國培養出兩代健康成長的國民，那麼中國的將來會怎麼樣？可怎麼樣纔能有三十年的和平穩定呢，這個實在是太難了，不說俄國，光是日本就能讓中國不得安寧，民國.軍閥的混戰，難道不是日本消弱中國的手段嗎！楊銳抓抓頭不再想下去了，沒有實力有再好的想法也無濟於事，四兩撥千斤不要說自己不會，就是會也不敢用，實力纔是一切權謀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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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章太炎1902年末從東京回到浙江，次年應邀到上海愛國學生講課。此處提前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