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面又有人傳說這是死去的冤魂向總理鳴冤所致——清洗被殺的大部分是老實的、一心做事的同志，他們素來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卻忽然慘遭橫禍，當然會滿腹怨氣。總理是復興會之長、又是一國之首，那些冤魂自然要找總理喊冤。總理此時被十幾萬冤魂拖着圍着，不得不安撫衆冤魂，自然就醒不來。
神僧y大師的鬼話是越來越多人相信，而且他說的也不是沒道理，全國糟此大亂，審判又一直拖着，誰也不知道政府接下來會幹什麼。其實審判拖着不是政府在拖，而是大理寺沒有準備好。這一次國亂，損失最重的是西北、華北、西南諸省，華南、華東一帶倒是沒那麼瘋狂，而已經敕令分封地方，則什麼也沒有發生。
可即便這樣，也殺了十五六萬人，事後被捕的官員和農會幹部大概有一萬三千餘人，這麼多人要審判，大理寺必須從其他地方調人過去，這可不是幾天就能完成的。見y大師說是這個原因，次日蔡元培便由督察院提起公訴，於京師大理寺公開受審。
雖然只是蔡元培一人受審。但如何處理政變的基調卻由此定下，報紙上對於復興會的攻擊倒是轉了方向，開始關注蔡案。其中絕大部分報紙肯定政府此舉。認爲此爲民主之先聲，當然也有少數報紙認爲這依舊是復興會的*把戲。公審並不能代表什麼任何進步。其中，叫囂最厲害的就是香港的《民聲》報，從五月十五開始該報就放言復興會已是落後的代表，是要推翻的對象；對蔡案公審，該報更是認爲審訊對象發生嚴重錯誤，真正該受審的應該是整個復興會而不僅僅是屠夫蔡元培。
昔年即便是民聲雜誌，也常常因爲經費不足而停刊，而社長劉思復更幾乎可以說是餓死的。可現在的晦明學社卻是鳥槍換炮——和一干洋人同志搭上線後，總理杜雯，也就是女王同志開始有了花不光的錢，雜誌變成報紙不說，還日日出報，且全是大開版面；報社記者則各地蹲點，一旦有什麼負面新聞，報紙很快就能次日刊出文章或譏或諷。
蔡元培公審的當日，總理杜雯同志正在辦公室接待外賓。
“杜，我想不用我介紹。你就應該認識他們。”外賓們笑意盈盈的看着杜雯，而他們身後站着的則是大名鼎鼎、懸賞萬元的陳其美和胡漢民。
“當然認識。”杜雯之前就是從同盟會裡退出來的，對於孫汶等人。她以前還抱着一些希望，可現在物是人非，她並不覺得同孫汶等人還有什麼作用。“可惜當初與諸君志談不到一塊，現在更是志不同道不合……”
當初在東京退會還不忘要回一塊錢會費的女子，現在卻鄙夷的說什麼志不同道不合，胡漢民當即忍不住站出來。他想反駁時，旁邊的陳其美趕緊將他一拉，等於是攔住了他。陳其美笑道：“即使是志不同道不合，可面對復興會那也是志同道合啊。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杜雯總理仇視楊竟成，我們也仇視楊竟成。那大家自然是朋友了。”
“杜雯同志，只有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革命纔可能成功。”外賓們在一邊很嚴肅的叮囑着，“我們的敵人和帝國主義僅僅勾結在一起，你們必須團結才能獲勝。”
“是，團結是很重要。可問題是和一門大炮團結能有什麼作用？跟着他放屁嗎？”杜雯好不斯文的諷刺道，“同盟會除了華興會那一系有些力量，其他都幹了些什麼？又能幹什麼？什麼十次十一次革命，一遠距離革命家耳！”
雖然杜雯沒有指名道姓，可‘大炮’、‘遠距離革命家’卻是梁啓超對孫汶等人的戲稱，聽聞這個女人當面諷刺忠山先生，胡漢民再也忍不住了，他猛拍了一下桌子，大叫道：“忠山先生再怎麼也是革命領袖，豈是你這個女子可以侮辱的？！”
“革命領袖？呵呵。”杜雯大笑，“即便算他是革命領袖，那也是落後的、過時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革命要的是最新式的汽車，而不是老式的汽車。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什麼忠山先生，更不需要什麼三民主義。因爲現在的中國不再是民族革命，現在的中國要的是無產階級革命、需要的是無政府主義。實事求是的說一句，你們想幹什麼？又能幹什麼？”
杜雯是無政府主義同志社的總理，勢力遍佈港澳佛廣等地，且有外賓們支持，同志社發展的更爲迅速，她確實有不需要中華革命黨的理由。胡漢民被她說的面紅耳赤，當即就跺腳拉着陳其美退散。他們兩人一走，外賓們還沒有質問杜雯，杜雯便搶先質問外賓了。“維京斯基同志，你這是想幹什麼？這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東西，你要我和那個孫大炮合作嗎？”
在坐的有兩個外賓和一箇中國人，俄國人維京斯基、荷蘭人馬琳以及他們的翻譯楊翟明。按照年齡來說馬琳纔是頭頭，可接觸下來的杜雯以女性敏銳的直覺感知馬琳就是個屁，真正的話事者是維京斯基，而且此人極有可能是俄國克格勃成員。
“杜雯同志，我們需要他的武裝力量。”維京斯基清了清嗓子，不待馬琳出聲就說道。“接下來的罷工需要武裝力量的配合，短時間內我們只能寄希望於孫。”
“不行！”杜雯斷然否決道。“孫的身邊必有不少是東廠暗探。一旦與他們合作，那我們也得跟着他們一起被暴露。罷工是需要武裝力量，可這個武裝力量是對付那些不願罷工的工人的。而不是對付英國人的。你把他們拉過來不但不能有所幫助，反而會阻礙行動。”
“那我們怎麼辦？”這次發問的是外賓們的翻譯楊翟明。正是他將無政府主義同志社和第三國際聯繫在一起的。“前往俄國的同志還在學習，他們一時間是無法回來的。”
“要對付的只是工人而已，找些爛崽即可。”杜雯胸有成竹。“不過這又是一筆費用。”
費用對第三國際來說不是難事，他們之前已支援杜雯上百萬元，用於改善辦公設施和擴充人員，花了上百萬都沒有見到效果，現在再花十數萬發動一場罷工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聽聞杜雯所言，維京斯基當即點頭。他一點頭，馬琳也跟着點頭。
馬琳關切的問道：“杜雯同志，難道他們就沒有任何利用的價值嗎？”
“毫無價值，馬琳同志。我們不應該將精力和金錢浪費在他們身上。”杜雯答道。
“可我們需要一個掩護！”維京斯基插言道：“現在北京正在審判，所有人都認爲這是民主的先兆，以孫汶的名義活動將會更好的迎合民衆和知識分子的口味。你知道的，那些知識分子被楊竟成政府打壓得難以度日。我們以民主的名義去資助他們，那麼他們大多都不會拒絕，可要是以無政府同志社的名義資助，他們未必會接受。”
掩護之說纔是合作的根本。但杜雯卻道：“維京斯基同志，你們的方向錯了！不要幻想着在大陸組織什麼革命團體，或者發動罷工和暴動。這是絕不可能的！至於資助那些知識分子，真的不要太看得起那些小布爾喬亞了，給他們骨頭他們就會狗一樣的撲上來，這些人一個比一個賤，毫無貞操可言。資助他們真正難辦的事情是如何匯款！要知道每一筆銀行轉賬、每一個忽然爆發橫財的嘴炮黨都會被東廠監控。”
“所以我們要在香港重新辦一份報紙，而那些小布爾喬亞們將會不斷投稿，而我們給予的稿費則極爲優厚，杜雯同志，難道這種收入大陸政府也會干預嗎？”維京斯基好奇問道。
“只要超過一定數額。或者說只要去國稅局報稅，就會引起大陸政府的關注。除非你資助的那些人知名度很低。或者言辭還不算激烈。”杜雯道完又恨恨的道。“同志們，楊竟成*政府其實就是一個半警察政府。我們不能把用於其他地方的做法照搬照套的拿到中國來，這不符合中國國情，犯了主觀主義錯誤。
我們現在最迫切的是要推翻楊竟成政府，或者更具體是推翻這套控制制度，所以我一直說，罷工不但不能幫助我們，反而有害於我們的革命。因爲我們要藉助帝國主義的力量來迫使楊竟成放棄獨裁統治，而一旦統治機制瓦解，那我們就不必在躲在香港。不說資金，就是軍火也可以通過走私的辦法運入大陸，然後在合適的時候舉行暴動……”
顛覆一個統一國家的難道自然高於顛覆歷史上的北洋政府。黃埔軍校的槍炮經費全得益於第三國際的無私援助，可如今不要說槍炮，便是資金也難以輸入大陸。杜雯以前曾醉心於城市武裝暴動，並認爲可以繳獲敵人的武器以武裝革命軍隊，但前些年無政府同志社的捱餓經歷讓她忽然明白：即便有理想的革命青年都會在飢餓的折磨下大規模退會，更不要說那些毫無理想、並被皇權和迷信浸淫的無產階級工人。
前年的廣州罷工以搞笑結束，更讓她明白中國的革命基礎是多麼的薄弱。一個資金都不能任意輸入的國家，軍火難道要學復興會用飛艇補給嗎？即便用飛艇，哪裡又能作起飛場呢？此時看着第三國際的代表犯自己當初的錯誤，杜雯居然感覺無比的親切。
“不行。罷工必須如期舉行。”維京斯基搖着頭，否定了杜雯的建議，雖然她就此已經強調了無數遍，可第三國際也不能白花錢，特別是現在，第三國際主席季諾耶維奇同志正在和人鬥爭，他希望看到在新東方戰線，有一次針對英國殖民者大規模罷工。
聽聞罷工還是必須如期舉行，杜雯只得無奈點頭，兩日後，轟轟烈烈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正式開始，十數萬水手以及其他工人宣佈罷工、集體散步。香港一動，廣州、滬上，以及各地報紙都競相報道；只可惜同志社之前被國安局全面清理了一邊，沒有發起罷工的支點和領導，大陸能做的就是在報紙上以‘支援同胞、抵制壓迫’爲名，大肆聲援香港罷工。
香港和澳門是政府沒有收回的兩個租界，之所以不收回，楊銳的目的是不想過多介入南洋，以求各國對此安心，對外則宣稱要留下對外口岸。香港雖然不在治下，可全港罷工畢竟是大事，罷工的當日消息就傳到了京城。
臨時負責國安局的張承樾彙報道：“此事可以肯定是無政府同志社發起的。我們懷疑杜雯等人已經和第三國際勾結在一起，罷工的目的就是製造影響，打擊帝國主義。另外，據聞罷工工人的緊貼由無政府同志社發放。他們還組織了糾察隊，對不想罷工的工人予以堅決鎮壓。”
“那我們該怎麼辦？支持還是反對？”章太炎看了看張承樾，又看了看謝纘泰和秋瑾。罷工可能是華工不堪洋人壓迫的義舉，不支持說不過去，萬一要發生命案，那就更不好；可支持也是個麻煩事，第三國際是什麼東西他極爲清楚，一旦罷工從香港蔓延到內地，中華變成俄國，將陷五萬萬民衆於地獄，他章太炎挫骨揚灰也不抵此罪。
“不能支持！”謝纘泰只知道章太炎愛民如子，不知道他對布爾什維克極爲忌諱提防，一開口就不能支持。“我們只能靜觀其變，真要第三國際參與其中，出人命是一定的。真逼不得已要表態，那就應該督促雙方儘量和解，並督促雙方遵守香港法律。東廠真要有證據，那就要馬上公佈出去，防止有人藉機指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