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使得美國在該地區搭建的紙牌屋轟然倒塌。其實，那裡早就已經出現不穩定的跡象了。君主政權的腐敗、經濟蕭條、政治癱瘓以及當局暴政，爲那些勇敢的批評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們的改革承諾逐漸深入人心。
不少人爲伊朗的前途愈發感到緊張、擔憂，因爲有跡象表明，蘇聯正積極密謀着如何利用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去了其在伊朗最重要的外交渠道艾哈邁德・莫哈拉比（Ahmad Mogharebi）將軍之後，蘇聯的活動仍在繼續。莫哈拉比因其“關係網遍佈伊朗各精英階層”而被莫斯科譽爲“俄羅斯最優秀的代理人”，但他與克格勃上線的會面引起了薩瓦克的懷疑，並在1977年被逮捕。這促使蘇聯人的活動更加小心翼翼。
在1978年初的瑞士貨幣市場上，伊朗里亞爾被大量交易，這一反常的現象便是蘇聯代理人受命資助其伊朗支持者的結果。印刷精美的《納維德》（Navid）是左翼黨派人民黨發行的報紙，該報社承認，他們不僅得到了蘇聯的資助，連這些報紙都是在蘇聯駐德黑蘭大使館印刷的。不斷向伊朗反對派灌輸游擊戰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預示着莫斯科正準備涉足這一君主倒臺後權力空缺的國家。蘇聯人的身影同樣出現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他們開始向敘利亞總統阿薩德（Assad）提供更多的支援，儘管克格勃認爲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自大狂”。
另一方面，1978年底，美國駐德黑蘭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發了一份題爲“難以置信”的電報給華盛頓，極力主張馬上實施應急方案。沙利文認爲，美國應在霍梅尼掌權之前嘗試與他溝通接觸，而不是在他掌權之後。然而這封電報連同沙利文的建議一起，都華盛頓被忽略了。白宮裡的主流聲音是，美國能夠控制局勢，繼續向伊朗國王提供支持，並同意1979年1月底伊朗首相沙普爾・巴赫蒂亞爾（Shapur Bakhtiar）提出的建議：如果霍梅尼回到伊朗，就馬上逮捕他。
幾天之後，這些想法就被證明是毫無遠見的。1979年2月1日，在被迫流亡14年後，霍梅尼再次踏上了德黑蘭的土地。人們蜂擁至機場歡迎他的歸來，並尾隨他來到德黑蘭以南12英里的烈士陵園。在那裡，還有25萬名支持者等候着他。他怒吼道：“我將用拳頭擊向這個政府！”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了他的演講，並估計大約有500萬人隨他一同進入了首都。
隨着霍梅尼的支持者控制了該國，局勢開始急轉直下。2月11日，美國關閉了駐伊朗大使館。沙利文大使在發回美國的電報中說道：“軍隊投降了，霍梅尼贏了，我正在銷燬所有的保密文件。”三天之後，一些敏感資料還沒來得及粉碎完，武裝人員就已經攻破了美國大使館的院牆，並很快在霍梅尼副官們的管控下恢復了秩序。2月16日，沙利文大使見到了伊朗新總理邁赫迪・巴扎爾甘（Mahdī Bāzargān），並且告訴他，美國沒有興趣干涉伊朗的內部事務。不到一個星期，美國就正式承認了（伊朗）新政府。經過全民公投，伊朗在4月1日更名爲“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當年底，人們又舉行了第二次公投，通過了新的憲法。新憲法宣佈：從今以後，“本國所有的民事、刑事、財務、經濟、行政、文化、軍事、政治以及其他法律法規，必須基於‘伊斯蘭的’標準”。
數十年來，美國人在伊朗和伊朗國王身上投下了重注，如今，賭博失敗的他們不得不爲此付出代價。革命帶來的影響波及全球，導致石油的價格幾乎漲了三倍。這給急需石油的發展中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打擊，面臨着通貨膨脹失控的危險。危機帶來的恐慌四處蔓延。截至6月底，全美有數不勝數的加油站因缺油而停業。卡特總統的支持率下降到28%，和因水門醜聞而跌到谷底的尼克松差不多。隨着美國總統大選步入高潮，德黑蘭的政權更迭似乎成了一個左右競選結果的關鍵因素。
威脅着西方經濟的不僅僅是飛漲的石油價格，還有大量被取消的訂單，以及工業的迅速國有化。在失去了佔其全球產量40%的油田之後，繼承了諾克斯・達西公司承租權的英國石油公司（BP）不得不進行重組、拋售股份。一夜之間，那些興建鋼鐵廠、升級航站樓和改造港口的合同全部都作廢了。1979年，霍梅尼取消了與美國的90億美元採購合同，讓那些生產廠家面對慘白的賬本欲哭無淚。他們只能嘗試將數量驚人的庫存賣給其他不像伊朗國王那樣熱衷於軍事的市場。
革命爆發前，伊朗不堪一擊的經濟已經使得其核計劃進展緩慢。革命發生後，這些計劃乾脆就被取消了。法國的克勒索・盧瓦爾（Creusot-Loire）公司、美國的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和西德的聯合電力公司在該地區的業務損失高達3300億美元。不過，一些人在面對逆境時卻顯出了令人敬佩的堅忍。“我們決不能忘記，我們在伊朗國王時代做得多麼出色，”中東事務專家、英國駐德黑蘭大使外交官安東尼・帕森斯爵士寫道，“英國的工商業在伊朗賺到了鉅額利潤。”事實上他或許應該這麼說，好時光顯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與其哀嘆未來的損失，還不如慶祝過去的收穫。
對美國而言，代價並不僅限於經濟和政治方面。雖然霍梅尼及其宗教夥伴幾乎沒有給蘇聯留下任何輸入無神論政治的可乘之機，也不同情或親近伊朗的左派分子，這些多少是個安慰。但即便伊朗國王的倒臺沒有導致蘇聯勢力範圍的擴張，美國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動局面。之前一些堅如磐石的據點現在卻變得岌岌可危，有些甚至都丟失了。
在掌權之後，霍梅尼立刻關閉了美國在伊朗的情報設施。這些設施曾是防範蘇聯核攻擊的預警機制，以及監視中亞地區導彈發射的監督哨。這讓美國喪失了一條蒐集對手情報的重要途徑，尤其是當美蘇重啓了關於把戰略導彈發射器的數量限制在現有水平以內的談判之後，這些情報變得更爲關鍵。情報站在覈實信息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們的關閉迫使美國人不得不在僵持了數年的戰略武器協議上作出讓步，並且還危及到了一些正在進行的敏感談判。
1979年初，中情局局長、海軍上將斯坦斯菲爾德・特納（Stansfield Turner）對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說，重新建立對蘇聯導彈試驗和研製的監視系統，至少需要5年時間。中情局負責蘇聯情報的官員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日後成爲中情局局長和國防部部長）指出，如今伊朗人採取的這些措施，使得美國在伊朗的情報蒐集工作出現了“真正的斷層”。
……
與此同時，伊朗革命雖然沒有在政治上倒向蘇聯人，但卻在軍事上幫了他們忙。儘管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已經在拼命地粉碎一些重要文件，翻天覆地的變革浪潮還是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損失。伊朗國王曾經購買了一組F-14戰鬥機羣，以及當時最先進的“不死鳥”（Phoenix）空對空導彈系統、“霍克”（Hawk）地對空導彈和一系列高科技反坦克武器。這讓蘇聯獲得了一些寶貴的近距離武器照片，以及某些裝備的操作說明。這不僅僅是面子上的丟失，更將嚴重威脅到美國及其盟國的國家安全。
華盛頓越來越覺得，原先那個熟悉的世界正在迅速崩潰，因爲發生改變的不僅僅是伊朗。美國一直在留意阿富汗的局勢，自霍梅尼革命之後，阿富汗的戰略地位變得更加重要。例如在1979年春天，中情局的一個小組就展開了一項調查，以評估阿富汗是否有可能代替伊朗成爲新的情報站點駐地。然而阿富汗的局勢瞬息萬變，甚至似乎很有可能成爲第二個伊朗。
阿富汗的混亂始於1973年，喜好國際象棋的查希爾（Zahir）國王被其侄子穆罕默德・達烏德廢黜，後者任命自己爲總統。5年後，達烏德本人也被驅逐。他的下臺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這要歸咎於他那越來越殘暴的統治：政治犯常常未經審判就被處決，面部朝下倒在喀布爾近郊那座臭名昭著的、常年人滿爲患的普里查可希（Pul-i Charkhi）監獄的地板上。
取代了達烏德的共產黨同樣態度強硬，堅決要推進該國的現代化進程。他們聲稱，要大幅度提高人們的識字水平、打破部落體系的“封建”結構、結束種族歧視、給予婦女權利，包括平等的受教育權、工作保障和接受醫療。全方位變革的決心引發了熱烈的反響，特別是在一些穆斯林阿訇當中。但正如之後的21世紀初時那樣，改革的嘗試僅在團結一致的傳統派別、地主、部落首領和毛拉那裡取得了成功，他們有着保護自身利益的共同目標。
緊隨而來的是激烈的反抗。1979年3月，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首先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人們受到國境線另一邊伊朗革命的鼓舞，強烈要求民族獨立、迴歸傳統並清除外來勢力。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暴徒們的目標，包括居住在這裡的蘇聯人，他們慘遭暴民屠殺。暴亂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如賈拉拉巴德，那裡的軍隊拒絕與起義勢力作戰，轉而殺死了他們的蘇聯顧問。
對此，蘇聯人表現得十分小心謹慎。老成的政治局認爲，應該支持既煩人又好戰的阿富汗領導層（其中一些人與蘇聯關係緊密），以幫助他們撲滅已經波及喀布爾的暴亂。蘇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力挺總統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ḥammad Taraki）領導的政府。莫斯科非常重視這個人，還因他寫過一些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著作而稱其爲“阿富汗的瑪克西姆・高爾基”——這可是相當高的讚譽。大量的糧食被源源不斷地從邊境線運送進來，同時阿富汗還被免除了借款利息。爲了充實阿富汗政府的金庫，蘇聯甚至提出以過去十年兩倍的價格購買阿富汗的天然氣。儘管駁回了阿富汗對化學武器和毒氣的請求，莫斯科還是提供了其他軍事援助，包括140門大炮、48,000挺機槍和將近1000臺榴彈發射器。
這引起了華盛頓的警覺，美國人密切地關注着蘇聯對阿富汗“逐步而明確”的介入。一份高層報告指出，如果蘇聯向塔拉基提供直接軍事援助或者派出部隊，這將不僅影響到阿富汗本身的局勢，並且會波及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國，甚至亞洲屋脊之外的其他地區。1979年2月，美國駐喀布爾大使被刺事件使得原本不確定的未來開始變得明晰起來。就在霍梅尼回到祖國後僅僅幾天，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所乘坐的裝甲車於光天化日之下在阿富汗首都街邊的警方檢查站被綁架。他被扣押在喀布爾飯店（即現在豪華的塞雷納酒店Serena Hotel），幾個小時後在一次失敗的營救行動中被殺。
儘管尚不確定綁架大使的幕後黑手及其動機，但這足以讓美國更加直接地介入該國事務。美國立刻停止了對阿富汗的援助，並且向反共人士和其他反對新政府的人提供支持。這標誌着美國人一項新的長期策略的開始：他們主動尋求與伊斯蘭教徒的合作，這些抵制左翼勢力的伊斯蘭教徒與持相同立場的美國人是天然的盟友。這一交易的代價要過上數十年才能顯現出來。
在這一新的進展背後的，是美國人對阿富汗可能倒向蘇聯的恐懼，後者在1979年下半年似乎正在爲軍事介入阿富汗作準備。蘇聯的介入成爲美國情報機構關注的重點，衆多的簡報和意見書都在討論這一話題，然而這並不代表人們能夠對將要發生的事有所察覺。一份提交給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題爲“蘇聯正在阿富汗做什麼”的報告以其無可厚非的坦率態度承認：“簡而言之，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儘管莫斯科的計劃讓人難以捉摸，但是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即伊朗國王的倒臺使美國失去了一個在該地區的重要盟友。美國人現在擔憂的是，多米諾骨牌效應可能會使局面變得更糟。
蘇聯也在擔心同樣的事情。由於霍梅尼掌權後沒有向蘇聯敞開大門，反而減少了合作的機會，因此在莫斯科看來，伊朗所發生的事情並沒有給蘇聯帶來什麼好處。於是，蘇聯軍方設計了一系列應急方案，一旦（如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言的）“友好的阿富汗政府”需要支援，蘇聯便能夠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部署。美國人監視着伊朗和阿富汗北部邊境的軍事活動，他們觀察到一支蘇聯特種部隊正在朝喀布爾開進；同時據中情局判斷，有一個航空兵營被派到了貝格拉姆空軍基地，該基地是蘇聯物資進入阿富汗的主要據點。
在這一關鍵時期，阿富汗的局勢突然發生了變化。1979年9月，野心勃勃、難以捉摸的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在權力爭奪中取代了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作爲體現蘇聯政治局意圖的喉舌，《真理報》（Pravda）曾在社論中將阿明稱作是有希望的阿富汗領導人。而現在，莫斯科指責他是革命的敵人，爲了一己私利試圖操縱部落鬥爭，是“美帝國的間諜”。蘇聯十分關注阿明已經被中情局收買的謠言，而阿明的政敵也在大力地散播這一謠言。蘇聯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表明，莫斯科非常擔心阿明會投入美國人的懷抱，華盛頓極力想在阿富汗扶植一個親美的政府。
蘇聯人的焦慮與日俱增。阿明在發動政變前頻繁地與美國派駐阿富汗的使團接觸，這似乎表明華盛頓正在從伊朗政策的失敗陰影中走出來，並開始重整旗鼓。隨着阿明對蘇聯人的態度愈發冷淡並且在掌權之後立即向美國示好，蘇聯動手的時機到了。
如果蘇聯現在不採取強硬措施來支持它的盟友，它將不僅僅輸掉阿富汗，而且會輸掉整個中亞地區。瓦連京・瓦連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將軍後來回憶道，政府高層在“擔心，被趕出伊朗的美國人會把他們的基地遷到巴基斯坦，並控制住阿富汗”。在其他地區，蘇聯的領導地位也受到了挑戰，看上去已經落於下風：政治局討論了70年代中國和美國雙邊關係的進展，指出莫斯科在這裡又輸了一局。
1979年12月，蘇共的高層官員對勃列日涅夫說，美國正在試圖建立一個橫跨中亞的“新奧斯曼帝國”，而蘇聯在南方邊境卻沒有一個全方位的防空體系，這意味着美國能夠在蘇聯的心臟地區插上一把匕首。正如之後不久勃列日涅夫在接受《真理報》的採訪時所指出的，阿富汗的動盪是對“蘇聯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顯然，蘇聯人準備動手了。
勃列日涅夫在與高層官員舉行會談兩天後，下令制訂入侵計劃，初步部署7.5萬到8萬人。實事求是的守舊派軍官、蘇聯總參謀長尼古拉・奧加爾科夫（Nikolai Ogarkov）將軍對此大發雷霆。作爲一名訓練有素的工程老兵，奧加爾科夫指出，這些兵力根本無法維持通信線路的暢通以保證該國境內關鍵據點的安全。國防部長德米特里・烏斯季諾夫（Dmitri Ustinov）駁回了他的反對意見，這位喜歡吹噓蘇軍輝煌戰果的圓滑政治常青樹說道，蘇軍的戰鬥力能夠“完成黨和人民交付的任何任務”。
無論他是否真的相信這一點，重要的是，他及他那一代二戰老兵正在迅速喪失對周圍變化不斷的世界的把控能力。他們確信，美國正計劃在這一地區取代蘇聯。據報道，烏斯季諾夫曾在1979年時發問說：“如果（他們能夠）在我們的鼻子底下做這些勾當，我們爲什麼還要忍氣吞聲、畏首畏尾，然後失去阿富汗？”在12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烏斯季諾夫連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等一羣頭髮花白的老頭兒，批准了出兵阿富汗的方案。幾天後，《真理報》引用勃列日涅夫的話說：“這不是一個草率的決定。”
兩週後的1979年聖誕前夜，作爲“333風暴行動”的一部分，蘇聯軍隊開始魚貫越過蘇阿邊境。就像蘇聯外交官和政治家在之後的十年中不斷重複的那樣，烏斯季諾夫對指揮越境行動的軍官們說：這不是侵略，相反，這是在應喀布爾政府的要求“向友好的阿富汗人民提供國際支援”，以恢復和穩定“中東地區動盪的政治和軍事局勢”。
這對華盛頓來說無疑是個糟糕的麻煩。儘管美國在阿富汗的擴張讓蘇聯人感到擔心，但是美國自身在本地區的虛弱也令人苦惱。自1979年初逃離德黑蘭之後，伊朗國王輾轉多個國家以尋求一個永久居所。當年秋天，卡特總統在其政府高級官員的鼓動下，允許這個垂死的老朋友進入美國接受治療。得到這一消息的霍梅尼政府新外交部長直截了當地告訴總統的顧問們：“你們這麼做是在打開潘多拉的盒子。”白宮的記錄顯示，卡特很清楚這樣做的風險有多大。他曾問道：“如果（伊朗人）佔領了我們的大使館並劫持我們的人，你們這幫傢伙能有什麼建議？”沒有人能回答他。
11月4日，即伊朗國王入住紐約康奈爾醫療中心兩週後，激進的伊朗學生衝破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防線，控制了整個使館區，並扣押了大約60名外交人員作爲人質。儘管他們最初可能只是打算針對美國接納伊朗國王事件組織一場短暫而激烈的抗議，但是事態很快就升級了。11月5日，霍梅尼對使館事件發出表態。他沒有呼籲保持冷靜，而是直言不諱地宣稱：（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是“陰謀”的孳生地，他們正密謀推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接着說道，這些陰謀的首要策劃者是“萬惡的美國”。他要求美國交出“賣國賊”，讓其回國接受審判。
一開始，美國還試圖避免因應對不當而讓事態升級爲大規模的混亂。一位談判代表帶着卡特總統的私人建議來見霍梅尼，但是卻被拒之門外，也沒能將信件送出去。另有消息稱，美國甚至還派人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接觸，希望通過他們來與伊朗進行溝通——該組織成員曾策劃了像慕尼黑奧運會人質屠殺事件這樣的恐怖活動，其宗旨是趕走以色列人並建立巴勒斯坦國。然而令人更爲尷尬的是，伊朗人根本拒絕讓巴解組織充當此次危機的中間人。
於是卡特總統決心採取更加果斷的行動，不僅要解救人質，更要傳達一種強硬的態度，即雖然伊朗國王倒臺了，但美國仍是亞洲中心地帶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1979年11月12日，作爲對霍梅尼政權經濟制裁行動的一部分，卡特總統宣佈對伊朗的石油實施禁運。“沒有人，”他宣佈，“可以低估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決心！”兩天後，總統又發佈了一項行政命令，凍結了120億美元的伊朗資產，進一步顯示了他的堅定意志。這些舉措在美國國內頗受歡迎，也使得卡特總統體驗到了自蓋洛普（Gallup）民意測驗發明以來漲幅最大的支持率。
然而，這種虛張
聲勢的策略收效甚微。伊朗人毫不在乎石油禁運。“世界需要石油。”霍梅尼在卡特宣佈實施禁運一週後說道，“但世界不需要美國。其他國家要找的是我們這些產油國，而不是你美國。”從邏輯上看，禁運也難以奏效，因爲伊朗的石油常常通過第三方進入美國。制裁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供應壓力和石油價格的上漲，這反而給伊朗帶來了更多的財政收入。
美國人沒收伊朗資產的行爲，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很多人的擔憂，人們認爲美國開創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僵持局面加深了美國與沙特等國之間的分歧，雙方對中東政策的見解並不一致，特別是在以色列問題上。正如在禁運實施幾周後的一份中情局報告中所提到的：“就我們目前的經濟壓力來講，這一政策不太可能取得積極的成果，甚至還會造成負面影響。”
許多歐洲國家也不願捲入這場越來越惡化的德黑蘭危機中。“現在很清楚，”卡特寫道，“即使是我們最親密的歐洲盟友，也不打算因美國人質事件而參與到石油禁運或者其他危及它們自身的外交策略當中。”對此，美國人只能“威脅將採取進一步行動”。卡特的國防部長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隨後被派去歐洲，他傳達的消息是，如果各國不對伊朗實施制裁，美國將採取單邊行動，甚至（有必要的話）在波斯灣佈雷——這當然會進一步推高石油的價格，從而給發展中經濟體造成壓力。華盛頓不得不借此威脅它的盟友們。
美國對伊朗的強硬措施無疑是有欠考慮的。正當這一令人絕望、事與願違的做法令局勢大爲緊張時，突然傳來了蘇聯軍隊向南開進阿富汗的消息。這完全出乎美國政策制訂者們的意料之外。就在入侵行動爆發前四天，卡特總統還在和他的顧問們謀劃着奪取伊朗的近海島嶼，以及採取秘密的軍事行動推翻霍梅尼的可能性。
現在，美國人一邊要面對悲觀的人質局勢，一邊還要被迫認真應對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大規模擴張。而且，華盛頓和莫斯科幾乎觀點一致，即一個超級大國在阿富汗的行動很可能是進一步擴張的前奏，這將損害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利益。據1980年初的一份情報推測，蘇聯下一步的行動目標很可能是伊朗，那裡註定會被革命者們搞亂。於是總統開始考慮，“在此局面下向伊朗派遣美國軍隊”。
在1980年1月23日的國情諮文中，卡特進一步發揮了他的雄辯才能。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意味着這片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陷入危險，他說道，莫斯科的行動使得緩衝地帶不復存在，並且還將“蘊藏着全球石油三分之二儲量的地區”以及“絕大部分石油運輸都會途徑”的霍爾木茲海峽納入其軍事打擊範圍。對此，卡特總統用強硬的措辭發出威脅：“在此我要表達我們的立場，”他說道，“任何外部勢力想要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企圖都將會被視爲對美國生存命脈的侵犯，這種侵犯必將會遭到任何必要手段的反擊，包括動用軍隊。”這一目中無人的聲明完美體現了美國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態度，以及最初由英國確立、後來被美國繼承的立場：任何試圖改變現狀的做法都將遭到猛烈的還擊。這是貨真價實的帝國主義政策。
然而，實際發生的事情與卡特虛張聲勢的言辭正相反。與伊朗人就釋放人質的談判一直在暗中持續進行，而且越來越滑稽：一方面，美國總統助理要戴着假髮、假鬍子和眼鏡去和德黑蘭代表對話；另一方面，隨着談判的進行，霍梅尼不斷髮表演說，稱“美國正在侵吞世界”，要給“這個大魔頭”一個教訓。
最後，在1980年4月，決心解決問題的總統卡特批准了“鷹爪行動”：秘密解救德黑蘭人質。8架直升機從核動力航母尼米茲號上起飛，計劃在伊朗中部的塔巴斯（Tabas）附近與地面部隊會合，在那裡他們將接受查理・貝克衛斯（Charlie Beckwith）上校，以及一支名叫“三角洲”的特種部隊的領導。然而，該行動的結局卻讓中學生都感到臉紅：一架直升機因爲天氣原因返航，另外一架因螺旋槳開裂而退出，還有一架的液壓系統受損。貝克衛思認爲該行動無法再繼續，經總統同意後取消。當這些直升機返回尼米茲號時，其中一架因和C-130空中加油機靠得太近而相撞，導致兩架飛機雙雙墜毀，共有8名美國士兵喪生。
這對美國的形象來說無疑是一大污點。霍梅尼稱這是真主幹預的結果，因此並不令人意外。其他人則對此次愚蠢行動的結果瞠目結舌。美國無法通過談判或者武力解救人質，這足以說明世界已經發生改變。甚至早在解救行動失敗之前，卡特總統的一些顧問就已經覺得有必要採取一些行動來加強自身威懾。“我們必須要做點什麼，” 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說道，“要讓埃及人、沙特人以及阿拉伯半島上的其他人相信美國不會放棄對自身權利的維護。”他的意思是現在就“在該地區建立明確的軍事地位”。
不過，美國不是唯一想要在這一混亂局面中維護其利益和麪子的國家。9月22日，伊拉克突然襲擊伊朗，轟炸了伊朗的機場，並且兵分三路從地面入侵伊朗，目標是胡澤斯坦（Khūzestān）省，以及阿巴丹（Ābādān）和霍拉姆沙赫爾（Khurramshahr）兩市。伊朗人毫不懷疑入侵行動的幕後黑手是誰。霍梅尼怒斥道：“伊拉克的袖子裡伸出的是美國人的手。”伊朗總統巴尼・薩德爾（Bani-Sadr）聲稱，這些攻擊是美國-伊拉克-以色列整體計劃中的一部分，企圖推翻伊斯蘭政府、恢復國王統治或是將伊朗分裂爲5個共和國。他堅信，華盛頓向伊拉克人提供了入侵的線路圖。
儘管一些人認爲美國是這次襲擊的幕後主使，並得到很多人的附和，但卻沒有過硬的證據能夠證實外國勢力插手了這場戰爭。相反，數百萬頁的文件、錄音以及2003年從巴格達總統府發現的資料充分表明，薩達姆是單獨行動的。他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時機乘虛而入，想要奪回在5年前兩伊領土協議中失去的地盤。這些資料顯示，在巴格達決定突然入侵伊朗前的幾個月，伊拉克的情報部門爲此擴大了情報蒐集的範圍。
驅使薩達姆發動戰爭的是強烈的不安全感和狂妄自大。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無力擊敗這個“英美勢力代言人”的事實，都讓薩達姆坐立不安。同時他還抱怨，任何針對以色列的攻擊都會招致西方對伊拉克的報復。他提醒伊拉克的高官們：“如果我們攻擊以色列，美國人會向我們扔原子彈。”他指出，西方攻擊的“首要目標將是巴格達，而不是大馬士革或安曼”。所以，薩達姆的想法是，如果攻擊以色列會讓伊拉克面臨亡國的危險，那麼不如在此之前先將伊朗拉作墊背。
薩達姆和他的伊拉克高官們不斷聲稱以色列和伊朗存在勾結，伊拉克應當承擔起領導所有阿拉伯人的責任。爲了收回1975年領土協議中被“霸佔”的土地，伊拉克果斷地在1980年進攻伊朗。薩達姆向其高官們斷言，這一行動將鼓舞所有被趕出家園的人們站起來，要回理應屬於他們的東西——這無疑是說給巴勒斯坦人聽的。薩達姆相信，入侵伊朗將有利於其他地區的阿拉伯人。鑑於這一奇怪的邏輯，難怪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會將伊拉克形容爲“可能是除卡扎菲之外最不可理喻的阿拉伯政權”。
伊朗的革命也激怒了薩達姆。他認爲，伊朗國王的倒臺以及霍梅尼的上臺“完全是美國的決定”。他聲稱，目前的動盪是一個更龐大計劃的開始，該計劃將利用穆斯林阿訇“嚇唬波斯灣人民，使得美國人可以插上一腳並隨心所欲地左右本地區的局勢”。當然，除了想象力，薩達姆還擁有敏銳的洞察力。例如，伊拉克領導人立即意識到蘇聯出兵阿富汗的意義，以及這將給伊拉克帶來什麼影響。蘇聯會不會有一天在伊拉克如法炮製？它會不會以提供援助爲藉口在伊拉克扶植傀儡政府？這都是薩達姆所擔心的問題。他質問莫斯科：“這就是你們對待未來朋友的方式？”
當蘇聯試圖利用伊朗的反美情緒接近霍梅尼和他身邊的人時，薩達姆更加不安了。薩達姆意識到情況不妙，莫斯科有可能爲了討好伊朗而拋棄伊拉克。他在1980年對約旦外交官說道：“應該遏制蘇聯在本地區的滲透。”由於感覺到和蘇聯漸走漸遠，薩達姆準備背棄曾經在70年代力挺他掌權的蘇聯人。因此直至攻擊發動前一天，薩達姆才通知蘇聯，而莫斯科對此反應冷淡。另一方面，據伊拉克情報部門的報告，此時伊朗正在經受“嚴重的經濟危機”，並且無力“進行大規模防禦”，這無疑是個不容錯過的絕佳機會。
伊朗國王的下臺引發了一系列混亂。至1980年底，整個中亞地區都在暗潮涌動。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命運撲朔迷離，取決於它們各自領導人的選擇以及外部勢力的干預。想要拋開該地區的整體形勢而去猜測單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於美國而言，他們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儘管在20世紀早些時候，該地區就已經埋下了反美情緒的種子，但完全不至於發展成純粹的仇恨。然而美國近20年來的策略，使得這片位於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之間的地區對美國的態度不斷惡化。
很顯然，80年代初的美國陷入了困境。一開始，美國的政策制訂者還將伊拉克的進攻看作是一個福音，薩達姆・侯賽因的侵略行爲被認爲是開啓與德黑蘭談判的機會。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毫不掩飾地聲稱，伊拉克的進攻是個積極的信號，將迫使伊朗釋放人質”。華盛頓認爲，爲了應對伊拉克的侵略，霍梅尼非常需要曾經購自美國的武器零件，這將給伊朗人帶來談判壓力。伊朗人被告知，如果人質得到釋放，華盛頓可能會考慮放行價值數億美元的相關物資。這一方案已經得到了總統本人的許可，但是德黑蘭對此卻不予理睬。伊朗人再次棋高一着：他們的路子很廣，成功地從其他地方買到了急需的零件，包括像越南這樣在戰爭期間繳獲了大量美軍裝備的國家。
伊朗還從以色列那裡獲得了大量的裝備，而這是薩達姆・侯賽因無論如何都要阻止的。鑑於霍梅尼一向的反猶立場，伊朗人和以色列人想和對方做生意的意圖從許多方面來講都是出人意料的。霍梅尼曾在70年代寫道：“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的第一個敵人就是猶太人，他們是所有反伊斯蘭陰謀的源頭。”如今，多虧了薩達姆・侯賽因的入侵，伊朗和以色列親密得好似一家人。
這也是80年代初霍梅尼在提到少數派和其他宗教時言辭變得溫和的一個原因，他認爲猶太教是“一個在普通人中興起的、可敬的宗教”。但是他將猶太教與猶太復國主義區別對待，至少在他看來，後者是一場政治（以及剝削性）運動，在本質上是反宗教的。這種態度的轉變非常明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甚至發行了帶有耶穌基督形象和亞美尼亞語《古蘭經》箴言的郵票。
以色列和伊朗不僅僅是在武器交易方面進行合作，在軍事行動上也承諾彼此配合。關乎雙方共同利益的一個打擊目標，是伊拉克的奧西拉剋核反應堆。按照一名情報人員的說法，甚至在薩達姆發動攻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的代表們就已經在巴黎的秘密會談中討論了對該設施進行打擊的計劃。在伊拉克入侵僅僅一週後，4架伊朗F-4幽靈戰鬥機大膽地突襲了該反應堆的實驗室和控制大樓。8個月後的1981年6月，以色列的戰鬥機飛行員更是在關鍵時刻摧毀了該反應堆。
伊拉克人的目標是取得一場迅速的完勝。因此即便伊朗空襲了奧西拉克，他們仍對戰局充滿希望。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局面開始對伊拉克愈發不利。爲了懲戒伊拉克的單方面行動，蘇聯取消了對它的武器供應並暫停運輸相關裝備，這讓伊拉克的領導人捉襟見肘、倍感沮喪。薩達姆像往常一樣召集心腹，坦率地承認戰爭不像想象中那樣順利，並且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抱怨那些捕風捉影的國際陰謀，將它們視作是伊拉克遭受挫折的原因。不過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越來越發現自己的確技不如人且裝備落後。薩達姆曾經在1981年中時無助地問將軍們：“要不試試從黑市上買些武器吧，我們能找到和伊朗人一樣的路子嗎？”
事實證明，伊朗人的確足智多謀，他們日益強大、野心勃勃。到了1982年夏天，伊朗軍隊不僅成功迫使伊拉克人撤出了伊朗土地，並且還攻入了伊拉克的領土。美國國家安全局在當年6月的一份特別情報中明確指出：“伊拉克基本上已經輸掉了和伊朗的戰爭……即便聯合其他阿拉伯國家，伊拉克也很難扭轉戰局了。”在此大好局面下，伊朗人試圖將伊斯蘭革命思想傳播到別的國家。他們向黎巴嫩激進的什葉派武裝力量——如真主黨（Hezbollah）——提供了資金和後勤上的支持，同時還在麥加煽動暴亂，並資助巴林的政變。198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曾說道：“毫無疑問，伊朗人威脅到了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伊朗正被一夥瘋子掌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薩達姆・侯賽因的失敗卻給美國人帶來了天賜良機。儘管隨着一項幕後協議的達成，德黑蘭終於釋放了被關押了一年多的美國大使館人質，但這並不代表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僵局有所改善。相反，正如中情局所警告的，蘇聯一直在向霍梅尼示好。蘇聯人在阿富汗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他們佔領了多座城市並保障了交通線的安全，看起來即將掌控局面。向蘇聯施加的外交壓力——包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收效甚微。在華盛頓看來，情況不容樂觀，除非政策制訂者們能夠接受一個決策上的轉變：支持伊拉克。
正如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後來所指出的，如果伊拉克繼續後撤，該國將很快崩潰，而這將是“美國的戰略性災難”。這除了會引發波斯灣和整個中東地區的騷亂外，還會讓德黑蘭搶佔到國際石油市場上的強勢地位。於是，一項新的政策終於應運而生：美國決定在伊拉克身上投下重注，這是華盛頓最有可能影響中亞地區局勢的地方。只有支持薩達姆，美國人才能繼續留在這裡，才能遏制伊朗和蘇聯的前進腳步。
支持的形式有好幾種。美國先是將伊拉克從恐怖主義支持者名單中除名，然後開始幫助伊拉克進行經濟建設：增加了農業財政貸款，並允許薩達姆購買非軍事裝備以及“軍民兩用”技術，例如能夠將裝備運往前線的重型卡車。歐洲的西方國家政府也受到鼓勵，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而美國外交官們則拼命地勸說本地區的其他國家，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幫忙分擔伊拉克的軍費開支。美國人還會將蒐集到的情報傳達給巴格達，通常是通過約旦的侯賽因國王這個可以信任的中間人。爲了應對因兩伊戰爭而導致的波斯灣運輸問題，美國還鼓勵、促進通往沙特和約旦的石油管線建設。此外，里根政府還幫助伊拉克擴大石油出口，以便增加後者的財政收入。這一措施的目的是“矯正伊朗與伊拉克石油出口的失衡”，換句話說，即拉平雙方的競爭力。
另外，從1983年底開始，美國製訂出了一項“堅定行動”（Operation Staunch），採取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削減對伊朗的武器和零部件銷售，以遏制伊朗在戰場上的優勢。美國外交官們接到指令，請求所在國家“考慮停止與伊朗之間現有的任何渠道的軍事裝備交易”，直到雙方同意停火。外交官們還強調，戰爭將“威脅到我們所有人的利益”，必須“削弱伊朗打持久戰的能力”。
這些措施都旨在贏得伊拉克人和薩達姆的信任。即便美國採取了所有這些行動，他們仍然對美國及其動機抱有戒心。因此，里根總統在1983年底將他的特使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派往巴格達，目的是與薩達姆・侯賽因“開啓對話並建立私人友誼”。拉姆斯菲爾德在工作報告中寫道，他試圖讓伊拉克的領導人相信，美國“將把任何伊拉克的挫折視作西方的戰略失敗”。美國人和伊拉克人都認爲，拉姆斯菲爾德此行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而且，在同樣擔心霍梅尼向中東地區輸出什葉派伊斯蘭教義的沙特看來，這次會談是“了不起的進展”。
爲了提升與伊拉克的關係，華盛頓甚至準備放棄追究薩達姆使用化學武器的罪責——儘管曾有一份報告指出，薩達姆“幾乎天天”都在使用化學武器。盡力阻止伊拉克的這種行爲當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在私下勸阻，以“避免在公開場合使伊拉克感到難堪”。還有人指出，如果公開指責伊拉克使用《日內瓦議定書》中明文禁止的化學武器，就會被伊朗輿論所利用，而且無助於局勢的緩和。於是美國只好儘量杜絕那些可以被用來製造芥子毒氣的化學品進入伊拉克，並努力遊說其他國家向伊拉克施壓，讓它不要再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特別是在伊朗於1983年10月將此事提交到聯合國之後。
不過，即便伊拉克人在1985年針對伊朗的“巴德爾進攻”（Badr offensive）中明顯了使用毒氣，他們仍然沒有受到公開的指責。美國只是發表一份措辭溫和的聲明，表明自己強烈反對使用化學武器。畢竟，正如美國的一位高級官員所指明的，伊拉克的化學武器的製造商“主要是來自於西方的企業，可能還包括一家美國在海外的子公司”，這一事實令人十分尷尬。因此不少人懷疑，在薩達姆獲得甚至使用化學武器的過程中，一定存在同謀。
到了後來，美國人連那些無關痛癢的、公開或私下懇求伊拉克高層不要使用化學武器的聲音也懶得發了。80年代中期，當聯合國的報告認定伊拉克對其本國公民使用了化學武器時，美國選擇了沉默。面對薩達姆對伊拉克庫爾德人採取的殘暴而持續的鎮壓，沒有人站出來指責，僅僅是在美國的軍事報告中提了一句，伊拉克針對平民大規模地使用了“化學藥劑”。對於美國來說，伊拉克要比國際法重要得多，更別說那些受害平民了。
同樣的，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提高了巴基斯坦的戰略意義，因此無人理會該國的核計劃。縱觀全球，人權問題遠不及美國的利益重要。美國並沒有從伊朗革命中吸取教訓：美國人本身並不贊同惡行，但是由於他們支持的都是一些獨裁者、一些虐待本國人民或一心要挑釁鄰國的人，因此美國會不可避免地揹負罵名，併爲此付出代價。
援助阿富汗叛軍的行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人因反抗蘇聯的侵略而被西方媒體稱爲“聖戰戰士”（Mujahidin）。實際上，他們的成分很複雜，有民族主義者、前軍官、宗教狂熱分子、部落首領、機會主義者和僱傭兵。他們之間偶爾還會互相爭奪兵員、資金和武器，包括中情局從80年代初開始提供的數千架半自動步槍和RPG-7火箭筒，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從巴基斯坦運來的。
儘管組織鬆散，但這些抵抗勢
力對蘇軍進行了持續的騷擾，有效打擊了後者的士氣。在主要城市及薩朗（Salang）公路沿線，恐怖襲擊已經司空見慣；從烏茲別克斯坦向南到赫拉特和坎大哈這一蘇聯向阿富汗運送軍隊和裝備的主要線路上也是如此。前線在發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指出，愈發頻繁的敵對行動令人擔憂，而且很難確認兇手是誰，叛軍往往混在當地居民中間以躲避搜查。
阿富汗叛軍不斷取得令人驚訝的戰果。例如在1983年，賈拉魯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發動了一次突襲，成功繳獲了兩臺T-55坦克，以及高射炮、火箭筒和榴彈炮等武器。他把它們藏在靠近巴基斯坦邊境的霍斯特（Khost）附近的隧道里。現在，這些武器被用來攻擊暴露在公路上的車隊，從而向當地居民證明，強大的蘇聯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
諸如此類的勝利使得蘇軍士氣低落，後者對此發起了兇猛的還擊。在目睹了同志和戰友的傷亡後，復仇和嗜血的慾望再難以遏制。報復行動是殘忍的：兒童被殺害，婦女被強姦，每個人都被懷疑是聖戰戰士。這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支持叛亂的阿富汗人越來越多。一些蘇聯指揮官冷靜地意識到，紅軍的鐵錘無法砸開行蹤詭秘、各自爲戰的敵人的外殼。
叛軍的力量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開始不僅僅滿足於遏制蘇聯在阿富汗的擴張。1985年早些時候，人們已經在談論如何打敗蘇聯並將他們徹底趕出阿富汗。里根總統在三月份簽署了第166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稱“（美國）政策的終極目標是清除阿富汗的蘇聯軍隊”，爲了實現這一目標，有必要“改善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軍事能力”。換句話說，就是大幅增加對叛軍的武器供應。這一決議引發了關於武器供應是否要包括毒刺（Stinger）導彈的漫長爭論——這種導彈比當時的其他導彈精準得多，能夠在3英里外擊落飛機。
像賈拉魯丁・哈卡尼這樣的人，是該新政策的受益者。其抗擊蘇聯的成果和宗教熱情使得美國衆議員查理・威爾遜（Charlie Wilson，好萊塢大片《查理・威爾遜的戰爭》的原型）相信，他是“正義的化身”。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武器裝備之後，哈卡尼開始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起自己的地盤；1985年之後美國提供的大批武器更讓他戰無不勝，從而鞏固了他的強硬路線。但這並不表示他對美國抱有任何忠心，事實上，他在後來讓美國人非常頭疼：九一一之後，他被列爲阿富汗第三號通緝犯。
美國大約支持了50名這樣的指揮官，每月根據戰果和形勢支付2萬到10萬美元不等的行動經費。出於對伊斯蘭國家的支持，以及對那些受壓迫的穆斯林的同情，沙特阿拉伯也提供了大筆資金用於支援聖戰戰士。那些志願來阿富汗參與戰鬥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讚揚。出身名門、能言善辯、風度迷人的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他獲得了大筆來自沙特資助者的資金。毫無疑問，這些資金會反過來讓他們成爲聖戰組織中的重要人物。直到後來人們才認識到這一事實。
……
大量的援助使得與蘇聯紅軍作戰的抵抗組織不斷壯大。蘇聯發現自己屢屢受挫，不斷地遭遇武器、人員和財產上的損失。1986年8月，喀布爾城外的武器庫發生爆炸，損毀了大約4萬噸、價值2.5億美元的軍火。之後，美國的毒刺導彈在賈拉拉巴德附近擊落了三架蘇聯米格-24武裝直升機。面對如此高效的毒刺導彈，紅軍不得不改變他們在阿富汗戰場上的空中支援方式：蘇聯飛行員被迫修正他們的空降隊形，同時爲了減少被導彈擊中的概率，夜間飛行的任務開始越來越多。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局勢開始好轉。美國費盡心機地與薩達姆・侯賽因交好，終於與伊拉克建立了信任；阿富汗的戰局在蘇軍被迫採取守勢之後也開始扭轉，最終蘇軍在1989年初被徹底趕出阿富汗。無論從哪方面看，美國人都是大贏家：他們不僅打擊了蘇聯在中亞地區擴張勢力的企圖，而且還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勢力網。1985年春天的一份情報文件寫道，過去華盛頓與德黑蘭之間那“長期的、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關係”竟是如此脆弱，真是讓人臉面無光。一年前，伊朗被正式認定爲“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這意味着將對伊朗實施全面的武器出口和銷售禁令、對軍民兩用技術和裝備的嚴格控制，以及各種金融和經濟制裁。
不過，大約同期的另外一份報告指出：不幸的是，美國在與伊朗打交道時“沒有什麼牌可出”。該報告的作者建議，也許值得考慮一個“更大膽但也可能存在風險的政策”，讓雙方都能獲益。霍梅尼已經很老了，而且疾病纏身，華盛頓急於確認新一代領導層中誰將上臺掌權。按照一些報告的說法，伊朗政壇中存在一個“溫和派”，他們渴望與美國取得聯繫並使兩國恢復邦交。如果能與這些溫和派成員建立友好關係，未來一定會有回報。美國還希望伊朗能夠勸說黎巴嫩真主黨恐怖分子釋放80年代初扣押的西方人質。
伊朗方面也同樣在尋找更具建設性的政策。阿富汗局勢的進展是個不錯的開始，美國和伊朗的利益在這裡十分吻合，這將使兩國的有效合作成爲可能。另外，一些其他因素也促使伊朗急於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尤其是自1980年以來，已經有超過2萬的難民越過邊境進入伊朗。伊朗很難收留這些難民，德黑蘭的領導人也許更加希望通過建立友誼從而減少本地區的動盪。同時，伊朗發現在與伊拉克的持久戰期間很難獲得武器裝備。儘管勝利的天平正在向伊朗傾斜，在黑市上也可以買到各式軍火，但伊朗仍然渴望從美國獲得更多武器和零件。於是，雙方開始初步嘗試打開溝通的渠道。
最開始的接觸並不順利。爲了爭取伊朗人的支持，美國提供了一些後來被證明是“半真半假的情報”，例如強調蘇聯對伊朗部分領土所謂的不良企圖，以展現與美國結盟的好處。然而隨着談判的進行，信息交流的重點轉向了一些美國特別關心的地方，如蘇聯的武器。爲了蒐集這方面的情報，美國人還花5000美元購買了一支蘇軍裝備後不久即被阿富汗人繳獲的AK-47突擊步槍。美國人聚精會神地聽取了阿富汗士兵的介紹，以評估T-72坦克和MI-24“鱷魚”武裝直升機的優缺點；他們學到了凝固汽油彈和其他蘇聯毒氣彈的使用方法；他們還了解到蘇聯的雪域特戰隊在橫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中爲什麼戰績顯著，這可能是由於與其他紅軍相比，他們受到了更好的訓練。即便在20年後，這些資料仍充滿價值。
美國與伊朗之間還存在着一些顯而易見的共同利益。比如，伊朗對“蘇聯向他們灌輸意識形態”的做法非常不滿，與美國對待共產主義的立場有着相似之處。還有一個關鍵因素，這一時期的蘇聯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一位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說道：“蘇聯正在殺害伊朗士兵。”伊朗和美國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內就從最大的敵人變成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們越來越願意拋開彼此分歧，爲了共同的目標通力合作。試圖在大國競爭的夾縫中尋找一條通道是前幾代伊朗外交官和領導人的共識。
美國人急於鞏固與伊朗的關係，甚至不惜違反自己的制裁政策而向伊朗運送武器——儘管他們同時仍在向其他國家施壓，禁止它們向德黑蘭出售武器。一些人對此表示反對，其中包括國務卿喬治・舒爾茨，他強調，這一做法將讓伊朗過於強大，並引發“該地區新一輪的反美浪潮”。另外一些人則爭辯道，讓伊朗和伊拉克拼個兩敗俱傷符合美國的利益。而舒爾茨的助手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在前一年的國務院聽證會上稱：“（伊朗或伊拉克）任何一方的勝利，都會給美國在軍事和戰略上帶來麻煩。”白宮的一些高級官員也同意他的觀點。
不管怎麼樣，首批100枚採用筒式發射、光學跟蹤、導線傳輸指令的陶式導彈還是於1985年夏交付給了伊朗。負責此次運輸的是渴望與德黑蘭建立聯繫的以色列人。雖然在21世紀初，伊朗領導人不時發出威脅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清除”，但是在80年代中期，兩國的關係卻親密得令人瞠目，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甚至宣稱：“以色列是伊朗最好的朋友，而且我們不準備改變我們的立場。”
以色列之所以參與美國的武器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迫使伊拉克不得不將注意力集中在東方的鄰國上，從而無暇對以色列採取行動。不過，凡是涉及伊朗的問題，都是相當敏感的。美國的方案是以色列先行向伊朗運輸軍械和裝備，之後再由華盛頓補給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政府要求得到確認，保證美國政府高層對該計劃完全知情。事實上，該計劃是由里根總統親自批准的。
1985年夏至1986年秋，伊朗從美國得到了好幾批武器，其中包括2000枚陶式導彈、18枚“鷹式”防空導彈，以及兩批鷹式導彈系統零件。這些武器並不都是經由以色列之手運送，美國人很快就開始直接交付給伊朗了。而當其中部分軍售的所得資金被轉交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時候，世界局勢變得更加渾濁了。自從古巴導彈危機之後，華盛頓就對美國家門口的共產主義威脅提心吊膽，開始熱衷於資助那些能夠有效充當抵抗左翼言論和政策堡壘的活躍力量。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實際上是一支組織鬆散的叛軍集團，而且內部經常發生激烈鬥爭）便是美國反共產主義教條和盲目外交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如在中東那些言行不一的做法一樣，美國也向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裝提供援助，儘管法律嚴格禁止它這麼做。
1986年底，當一系列泄密的文件揭發了這一切，事情最終變得一發不可收拾。11月13日，里根總統在黃金時段發表了關於這一“外交政策中極端敏感而且影響深遠的事件”的全國性電視演說。成敗在此一舉，他需要使出渾身解數。總統不希望自己的演說被認爲是在道歉或是辯護，他只是在作出解釋。他詳細地闡述了該地區國家的意義，聲稱美國需要不計代價地擁有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他告訴目瞪口呆的觀衆：“伊朗佔據着一些世界上最關鍵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蘇聯前往印度洋暖流的通道之上。地理原因解釋了爲什麼蘇聯要出兵阿富汗以控制該國，並且有可能的話，還想控制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得敵人能夠利用它干預波斯灣周邊國家石油的出口。除了地理之外，伊朗的石油儲量也是維持世界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他說道：“因此，向伊朗運送少量的防禦性武器和零件”是完全合理的。里根總統沒有明確地說明交付給德黑蘭的武器種類，他只是說“一架運輸機就能夠輕易裝下所有這些貨物”。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爲了結束伊朗與伊拉克之間“長達6年的血腥戰爭”“消滅有政府支持的恐怖組織”並“確保所有人質安全獲釋”。
不過，這樣的表述還是在華盛頓引起了軒然大波，輿論認爲這是赤裸裸的交易，以向伊朗出售武器來換取美國人質的獲釋。後來當人們得知那些“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等醜聞”的密切參與者正在銷燬能夠證明裡根總統本人批准了這些秘密而非法行動的文件時，事情變得更加不妙。里根本人向一個受命調查此事的委員會辯稱，他的記憶力不是很好，無法回想起他是否曾經同意賣給伊朗武器。1987年3月，他在另一場電視講話中表達了對“那些沒有經過我同意的擅自行動”的憤怒——正如後來里根自己承認的，這番言論是站不住腳的。“幾個月前，我對美國人民說，我沒有以武器換人質。我的內心和良知仍然告訴我這是真的，但是事實和證據卻給出了另外的答案”。
這次醜聞深深動搖了里根政府，衆多政府高官隨後被指控串謀作僞證或者扣留證據。他們中間包括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及其繼任者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負責美國國內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一幫中情局高官，如行動處負責人克萊爾・喬治（Clair George）。這份顯赫的名單顯示出美國爲確保其在世界心臟地區的地位下了多大的決心。
當然，對於相關人員的指控也不過是裝裝樣子。所有的高級官員後來都得到了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總統的赦免，或者在1992年聖誕節前夜撤銷了對他們的有罪判決。“無論他們是對是錯，他們共同的動機是——”赦免書上寫道，“愛國主義。”總統接着說，他們在個人財產、事業和家庭上所受到的打擊“與他們的罪行或錯誤是非常不相稱的”。在這些獲得赦免的人中，大多都曾被宣判犯有僞證罪或向國會隱瞞信息，只有對溫伯格的審訊要拖延到兩週之後纔開始。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典型的避重就輕的、充滿彈性的司法案例，其影響範圍遠遠超出了華盛頓特區。
當美國與伊朗勾結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後，薩達姆・侯賽因頓時怒不可遏，因爲直到這之前，伊拉克還相信美國是支持自己與這個鄰國兼敵人作戰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電視講話後，薩達姆立即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美國總統都說了些什麼。薩達姆怒斥此次軍售是無恥的“背後放槍”，美國的做法刷新了“惡劣及不道德行爲”的新低。他推斷，美國想讓（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來的可能只是陰謀的冰山一角。幾周後，伊拉克的一位高級官員稱，美國一定會繼續其針對伊拉克的陰謀；副總理塔裡克・阿齊茲（Tariq Aziz）附和道，這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慣用伎倆。遭到背叛的憤怒讓伊拉克人刻骨銘心。“不要相信美國人！美國人是騙子！不要相信美國人！”20多年後，從巴格達找到的一卷錄音帶中還可以聽到這樣的勸告。
伊朗門醜聞不僅導致了華盛頓的大換血，它還在80年代中期從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於美國的背叛，薩達姆及其政府官員覺得到處都是陰謀。伊拉克領導人開始關注間諜，並聲稱如果被他找到，他將切斷他們的喉嚨。其他與伊朗或美國距離太近的阿拉伯國家也受到了嚴重的懷疑。後來美國的一份高級別報告指出，薩達姆在伊朗門事件之後堅信“華盛頓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
伊拉克人普遍相信美國善於兩頭下注並出賣朋友。美國人曾經和伊朗國王交朋友，而現在他們卻試圖鞏固與霍梅尼之間的關係。大量的軍事及經濟援助被送給阿富汗的烏合之衆，僅僅是爲了對抗美國的長期敵人蘇聯。當薩達姆符合華盛頓政策制訂者的利益時，他們就會幫助他東山再起；而當他不再有用時，就被犧牲掉。美國人這種利益至上的做法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關鍵是他們必須在實行帝國主義式外交政策的時候更加小心翼翼，對後果更加深思熟慮。20世紀下半葉，爲了爭奪絲綢之路沿道國家的控制權，美國每次都是隻顧眼前不計後果，有時還會給今後埋下一些更加棘手的問題。將蘇聯趕出阿富汗的目標的確實現了，但幾乎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國在伊拉克顯然面臨着嚴峻的形勢。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所指出的，臉上無光的美國官員在伊朗門醜聞後竭力“挽回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們爲伊拉克償還數額巨大的透支信用、制訂促進貿易的政策（包括放寬對軍民兩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並資助那裡落後的農業。這些舉措都是爲了重新贏得薩達姆的信任。然而事實上，巴格達方面對此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儘管伊拉克領導人接受了這些提議，但他認爲這一定是另一個陷阱——也許是在爲軍事入侵作準備，也許是企圖給正在爲償還兩伊戰爭的債務而焦頭爛額的伊拉克人火上澆油。
據美國駐巴格達大使稱，伊拉克人“堅信美國的目標是伊拉克。他們每時每刻都對此表示抗議……而我認爲薩達姆・侯賽因對此也深信不疑”。1989年底，一則關於美國正在策劃反對薩達姆政變的小道消息開始在伊拉克領導層不脛而走。塔裡克・阿齊茲直截了當地告訴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伊拉克已經掌握了美國圖謀推翻薩達姆政權的證據。這種危機感逐漸發展成爲一種嚴重的妄想症，無論美國做什麼，都很容易被誤解。
伊拉克的不安並不難理解，特別是當華盛頓突然在1990年7月取消了白宮曾經批准的貸款擔保之後，原因是這項爲巴格達提供財政援助的議案遭到了國會的阻撓。更糟糕的是，除了撤回了7億美元的資金，美國還開始因伊拉克曾經使用毒氣而對他們施加制裁。在薩達姆看來，歷史再一次重演，美國又耍起了他們那說一套做一套的偷偷摸摸的手段。
此時，伊拉克軍隊正在該國的南部集結。“我們不會插手這件事。”1990年7月25日，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拜會薩達姆・侯賽因時這樣說道。一份20世紀末最爲人詬病的文件詳細記錄了此次會談的內容：大使告訴薩達姆，“她接到了布什總統關於改善美伊關係的直接指示”，並讚賞薩達姆“爲重建國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格拉斯皮還對這位伊拉克領導人說：“我們知道你需要資金。”
後來，另外一份同樣被公開的備忘錄顯示，薩達姆在會見過程中顯得“很誠懇、理智，甚至充滿熱情”。他承認，伊拉克正在經歷一段艱難的時期。薩達姆說道，天然氣的鑽取、長期的邊境爭端、低迷的石油價格，當然還有兩伊戰爭所帶來的債務，都是目前伊拉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爲此他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案：如果伊拉克能夠控制與科威特存在長期爭端的阿拉伯河水道，目前這些問題就都可能被解決。他問道：“美國對此是什麼態度？”
“我們認爲伊拉克與科威特的爭端屬於你們阿拉伯世界的內部衝突，對此我們不持任何立場。”大使回答道。她進一步解釋道：“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指示我再次強調美國曾經在60年代對伊拉克所作的表態，即科威特問題與美國無關。”於是，得到美國許可的薩達姆在一週之後放心地入侵了科威特。
一場災難從天而降。在接下來的30年中，發生在這些亞洲屋脊國家的事件將左右全球的局勢。爲了控制和影響這些國家，戰爭、叛亂和國際恐怖主義層出不窮。但與此同時，機遇和希望也開始在一個廣闊的地區生根發芽：不僅侷限於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還有黑海以東的那些國家，從敘利亞到烏克蘭，從哈薩克斯坦到吉爾吉斯斯坦，從土庫曼斯坦到阿塞拜疆，以及從俄羅斯到中國。這一地區從來都是世界舞臺的中心。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每一事件都與新絲綢之路的出現有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