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改寫了整個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人類歷史。薩達姆曾經留給英國人的印象是一個“帶着迷人微笑的漂亮年輕人”，絲毫沒有自己同僚的那種“虛僞的友善”，說話“從不拐彎抹角”。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認爲，薩達姆“是條漢子，只要你多瞭解他一些，就有可能和他共事”。法國人將薩達姆視作“阿拉伯的戴高樂”，他的“民族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精神”曾受到希拉剋總統的高度讚賞。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還曾經打算支持薩達姆，以提升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所謂的“美國在該地區的立場”。
薩達姆・侯賽因在1990年12月告訴他的心腹顧問，進攻科威特是伊朗門事件後的自衛手段，以及對美國兩面三刀行爲的報復。但其他國家可不這麼看。入侵爆發之後，一系列經濟制裁隨即展開，聯合國也要求伊拉克立即撤軍。看到巴格達對越來越大的外交壓力視而不見，各國開始醞釀更強硬的措施來解決問題。1991年1月15日，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授權對伊拉克展開軍事行動，“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履行憲法賦予總統和三軍統帥的職責和權力”。批准動用“美國海陸空的常規軍事力量以及盟國部隊”的美國國家安全部第54號令一上來並未提及伊拉克的侵略行動以及它對科威特主權和國際法的侵犯，相反，布什總統的表述是這樣的：“獲取波斯灣的石油以及保護該地區重要的盟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爲之後3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調。薩達姆・侯賽因對科威特的入侵是對美國力量和利益的直接挑戰。
大規模攻擊隨即展開，諾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負責指揮由衆多盟軍組成的多國部隊。他的父親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爲盟軍的一員爲保護伊朗而戰，並且參與了阿賈克斯行動（導致了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的下臺）和伊朗國家安全情報組織薩瓦克的組建（該組織在1957至1979年間一直是伊朗人民的噩夢）。多國部隊空襲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通信設施和軍工廠，同時地面部隊從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登陸。這場沙漠風暴行動規模壯觀、場面宏大，而且動作迅速。1991年1月行動開始後僅6周，布什總統即宣佈停火，並在2月28日的電視講話中指出：“科威特獲得瞭解放，伊拉克軍隊被擊敗，我們的軍事目標已經達成。科威特再次回到了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科威特人手中。”他接着說道，“現在還不是狂歡的時候，鬥爭尚未結束。我們必須把注意力放到勝利和戰爭之後。”
布什的支持率飆升，甚至超過了杜魯門總統在1945年德國投降後的水平。其中部分原因在於此次戰爭目標明確且迅速實現，同時多國部隊的人員傷亡也很少。美國並不打算推翻薩達姆政權，除非後者使用“生化或核武器”、支持恐怖襲擊或破壞科威特的油田。布什總統表示，如果發生以上情況，“替換伊拉克現有領導層將成爲美國的明確目標”。
然而，儘管伊拉克軍隊已經破壞並點燃了許多科威特的油井，美國還是做出了及早結束軍事行動的決定，並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國家的廣泛支持。20世紀90年代末，布什總統在他與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合著的一本書中寫道：我們忽略了伊拉克的這些破壞行爲，部分原因是進攻伊拉克首都看起來有些“畫蛇添足”。除了阿拉伯國家及其他盟國的反對之外，美國也意識到，進攻伊拉克本土並“消滅薩達姆”的代價過於高昂。
“我們決定不進入巴格達。”1992年，國防部長迪克・切尼在“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一次講話中說道，“因爲那絕不是我們的目標。那不是美國要乾的事，也不是國會要乾的事，同樣也不是這些盟國團結在一起的初衷。”他接着說道，“而且，美國也不想陷入接管和治理伊拉克的泥潭。”推翻薩達姆是一件困難的事，他承認，“我所考慮的問題是：薩達姆還值得我們付出多少傷亡？答案是：決不能太多。”
不過，決定保留薩達姆政權僅僅是美國的公開立場，在私底下就很難說了。1991年5月，就在美國宣佈停火的幾周後，布什總統批准了一項計劃，目標是“創造條件將薩達姆・侯賽因搞下臺”。他爲此劃撥了1億美元的秘密活動經費。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在積極地扶植符合其不斷膨脹的戰略利益的政權。如今再一次證明，爲了將其觀念強加給這一地區，華盛頓不惜顛覆當地的政權。
在20世紀90年代初，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點燃了美國人的勃勃野心。德國的柏林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倒塌，而在美國擊敗伊拉克後幾個月內，蘇聯也自己解體了。1991年的聖誕節那天，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辭去了蘇聯總統職務，並宣佈蘇聯解散爲15個獨立的國家。這簡直是“《聖經》裡纔會出現的鉅變”，布什總統在幾周後評論道，“上帝保佑，美國打贏了冷戰”。
在俄羅斯，鉅變所引發的權力之爭最後以一起憲法危機收場：1993年，軍隊坦克炮轟了俄羅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白宮，保守派勢力遭到了清洗。這一時期的中國也在經歷重大的轉型：鄧小平等人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所倡導的改革開放開始取得成效，將這個國家從一個偏遠的地區性勢力改造成爲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抱負不斷提升的大國。南非嚴酷的種族隔離政策也開始終結。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勝利鼓聲正在敲響。
布什總統在美國參衆兩院的聯席會議上說道，世界曾一度被分爲兩部分，而現在“只有唯一一個大國：美利堅合衆國”。西方勝利了。當美國用高於一切的手段將他們的標誌和禮物“民主”擴散至全世界時，他們在伊拉克的道德瑕疵也就無關緊要了。
因此，在入侵科威特事件發生後的10年間，美國所推行的政策既模棱兩可又野心勃勃。它不斷宣揚解放伊拉克的功績，並極力推廣民主的概念和實踐；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它也時而多疑、時而粗暴地維護或擴張自己的利益，並且不惜任何代價。在海灣戰爭結束之後，聯合國通過687號決議，在保護科威特主權的同時也對伊拉克實施了制裁：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提供任何非食用、藥用和衛生用的商品或產品。爲的是強制裁減伊拉克的軍隊，終止生化武器計劃，同時迫使其簽訂承認科威特主權的協議。全面限制伊拉克出口和金融業的計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對窮人來說。據醫學刊物《柳葉刀》（Lancet）初步估算，這些政策實施5年後，直接導致約有50萬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和疾病。1996年，萊斯利・斯塔爾（Leslie Stahl）在電視節目《六十分鐘》中採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時指出，伊拉克兒童的死亡人數超過了1945年的廣島。奧爾布賴特回答道：“我想，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選擇。”但是她接着說道：“我們認爲這是值得的。”
制裁不是停火後針對伊拉克的唯一措施。達成停火協議後，北緯32度以北、北緯36度以南被劃出了多個禁飛區。在90年代，美國、法國和英國一共出動了20萬架次的武裝飛機進行巡視。這些禁飛區覆蓋了超過一半的伊拉克領土，名義上是爲了保護北部的少數民族庫爾德人和南部的什葉派教衆。劃定禁飛區是盟軍的單方面行動，並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這顯示出西方勢力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意圖，只要條件允許，他們便會親自插手。
這一點在1998年再次得到了證明。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伊拉克解放法》，表示美國官方“支持旨在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成立新政府的努力”。克林頓還宣佈，美國正在爲“伊拉克民主派反對黨”籌集800萬美元的資金，明確表示要調和各種反對薩達姆的聲音，“使它們的行動更加有效、統一”。
爲了得到它們想要的東西，美國及其盟國的動作並不僅限於伊拉克。比如，克林頓總統就向伊朗領導層提議展開對話，以改善伊朗門醜
聞及1988年伊朗客機被美軍艦文森斯號擊落事件後的美伊關係。儘管尚不明確伊朗會採取哪些全方位的報復行動，但是衆多證據表明，以美國爲目標的系列恐怖襲擊已經展開，其中可能包括1988年12月泛美航空公司（Pan Am）103號航班的洛克比（Lockerbie）空難，以及1996年發生在沙特阿拉伯達蘭市（Dhahran）附近的美軍基地爆炸事件。
當美國調查表明後一起事件與伊朗有關之後，90年代末，克林頓總統在一封由中間人轉交的信件中向伊朗總統塔哈米（Khatami）表示了抗議，要求伊朗爲這19名士兵的死亡負責。伊朗的反應十分強硬，駁斥美國的指責是“錯誤的、無法令人接受的”。而且，伊朗強調，既然美國根本不打算指控並引渡那些容易確認的、要爲10年前伊朗民用客機墜落事件負責的美國公民，美國又有什麼資格指責恐怖襲擊。不過，德黑蘭也爲將來留了一些餘地。伊朗答覆道：（美國）總統可以放心，伊朗對美國人沒有惡意，“伊朗人民對偉大的美國人民不僅沒有敵意，而且是滿懷敬意的”。
同樣的策略也被用於阿富汗。1996年，通過中間人，美國與毛拉・奧馬爾（Mullah Omar）的塔利班政權建立了聯繫。初步接觸進行得十分順利。美國駐喀布爾大使在一份關於首次會談的機密報告中提到，一位塔利班的高層領導說：“塔利班很重視美國”，塔利班不會忘記在與蘇聯的聖戰中美國對塔利班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希望同美國搞好關係”。除此之外，一些當地的老朋友也表示會在今後爲美國與塔利班的關係提供幫助，這讓雙方都對未來充滿期待。其中一位老朋友便是軍閥賈拉魯丁・哈卡尼，他自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一直是美國中情局的合作人。他對社會政策和婦女權利（相對而言）持有自由主義立場，在塔利班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然而，美國最擔心的還是阿富汗會成爲激進分子和恐怖主義的溫牀。自1996年塔利班控制喀布爾之後，鄰國愈發擔憂地區動亂、宗教激進主義的興起，以及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再次涉足該地區的可能。
這些擔憂在1996年與塔利班重要成員於坎大哈舉行的高級別會談上被提出。塔利班向美國官員保證，激進分子訓練營已經被關閉，並且會爲覈查人員創造覈實條件。當然，美國情報人員最關心的還是奧薩馬・本・拉登。中情局認爲，本・拉登與1992年索馬里美軍士兵被襲事件、1993年紐約世貿大樓爆炸事件有關，並參與“建立了位於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組織招募中心和窩點”。正如一位情報人員在報告中所說的，本・拉登是“全世界伊斯蘭極端主義活動最重要的贊助者之一”。不過，關於本・拉登情況，塔利班官員——包括毛拉・高斯（Mullah Ghous），阿富汗實際上的外交部長——的回答令人感到欣慰。
美國官員告訴阿富汗代表說：“我們希望塔利班能夠告訴我們他在哪兒，並保證他不會發動（恐怖）襲擊。”阿富汗官員回答道：本・拉登“是我們的客人和避難者”，而依照普什圖（Pashto）文化，我們有義務“尊重和款待客人”。他們接着說道：“塔利班不允許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土地進行恐怖活動。”本・拉登已經承諾，無論如何，他不會在阿富汗發動恐怖襲擊。後來，當塔利班懷疑他所住的賈拉拉巴德南部靠近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山洞，並讓他“搬出來住到正常的房子裡”時，本・拉登也表示了同意。
儘管這有一些安慰作用，但還不是美國人想要的。“這個人很危險。”美國官員向塔利班使節強調，“所有國家，即便是強大如美國，也需要朋友。阿富汗更需要朋友。”這是個警告：如果本・拉登今後捲入任何恐怖襲擊，後果會很嚴重。塔利班高層領導毛拉・拉巴尼（Mullah Rabbani）的答覆很明確，再次表達了之前的意思：“如果一個人尋求避難，那麼他就會得到庇護，這是這裡的規矩。但是如果有人要進行恐怖活動，那麼你可以把他們指出來。我們有自己的觀念，不會允許任何人進行這種骯髒的活動。”他的回答被全文發回華盛頓，並轉發給伊斯蘭堡、卡拉奇、拉合爾和吉達的美國使館。
然而這些保證從未被兌現過。1998年春天，中情局正在準備一項被策劃者稱爲“完美行動”逮捕計劃，需要阿富汗“部落”的支持和配合。到了5月，一份精心撰寫的中情局報告稱：“引渡（本・拉登）的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行動方案“詳盡、縝密、可行”，儘管不無風險。但一位參與者卻擔心該計劃能否得到批准：“可能性只有50%。”一些高級軍官對此並不抱希望。據稱，三角洲部隊司令認爲該計劃的細節“不太合適”，而美國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也覺得中情局的計劃“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儘管“最後的分級演習”進展順利，但該計劃還是不了了之。
就在對付本・拉登的最終方案出臺之前，局勢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1998年8月7日，“基地”組織同時對位於肯尼亞最大的城市內羅畢和坦桑尼亞重要的港口達累斯薩拉姆的美國大使館發動炸彈襲擊，造成224人死亡，數千人受傷。本・拉登立即被認定爲嫌疑人。
美國在兩週內就採取了行動，向“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大本營發射了78枚巡航導彈。“我們的目標是恐怖主義，”克林頓總統在8月20日的電視講話中說道，“我們的任務很明確，打擊由奧薩馬・本・拉登建立或與他有關的激進組織，此人是當今國際恐怖主義最大的組織者和贊助者。”克林頓當時正深陷與白宮實習生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醜聞中，他在三天前要求安排這場與醜聞無關的電視演說。在做出這些試圖消滅幕後操縱者的行動之前，他並未與塔利班協商。“我希望得到世界的理解，我們的行動不是針對伊斯蘭教。”這位因醜聞而焦頭爛額的總統先發制人地宣稱，“伊斯蘭教是一個偉大的宗教”。
對付奧薩馬・本・拉登的計劃以失敗告終。更糟糕的是，這還引起了塔利班的不滿，他們對美國在阿富汗本土的軍事行動感到惱怒，況且攻擊的還是他們的一位沒有證據能證明其參與了東非恐怖襲擊的客人。毛拉・奧馬爾宣佈，塔利班“絕不會將本・拉登交給任何人，並且將會用我們的鮮血不惜一切代價地保護他”。一份美國情報評估報告指出，本・拉登及其極端主義在阿拉伯世界贏得了廣泛的同情，當地主流觀點認爲穆斯林人民受到了歧視和不公的待遇：“美國通過扶植一些腐敗政權……有預謀地分裂、削弱、壓迫阿拉伯世界。”該報告的結論是，幾乎沒有人完全認同本・拉登的恐怖主義，但是“很多人都至少贊同其部分政治觀點”。
毛拉・奧馬爾本人也持有這樣的看法。在遭到美國導彈攻擊後的第三天，他致電美國國務院：“這次（導彈）襲擊得不償失，將激起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在這通最近才解密的電話裡（這是阿富汗領導與美國政府唯一的直接聯繫方式），毛拉・奧馬爾提到了由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醜聞所引發的“美國國內的困境”。考慮到這一事態，同時也爲了“美國能在這次魯莽的單方面攻擊之後重塑自己在伊斯蘭世界的形象”，毛拉・奧馬爾說道：“美國國會應當迫使克林頓辭職。”
塔利班首席發言人瓦基勒・艾哈邁迪・穆塔瓦基勒（Wakīl Ahmed Mutawakkil）稱，美國的襲擊是對“全體阿富汗人”的攻擊。據艾哈邁迪所言，襲擊發生後，在坎大哈和賈拉拉巴德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很快，艾哈邁迪就襲擊事件與美國官員進行了磋商。“如果（塔利班）能夠以類似的攻擊報復華盛頓，”他說道，“我們早就幹了。”就像當初薩達姆・侯賽因發覺美國在口頭上聲稱支持伊拉克而在背地裡卻賣武器給伊朗時一樣，阿富汗也感受到了這種被背叛的感覺：美國一方面表示友好，另一方面又冷酷無情。
對於美國在導彈襲擊後所提供的毫無說服力的證據，瓦基勒・艾哈邁迪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塔利班領導層一直都很清楚，如果本・拉登被發現在阿富汗本土發動恐怖襲擊，他一定會受到制裁。毛拉・奧馬
爾要求美國國務院立即出示確鑿證據，他強調說，有些人認爲該指控是莫須有，而另外一些人則指出本・拉登“曾經是接受美國資助的訓練有素的游擊隊員”。美國人所提供的是一份最多不過幾頁的“文件”，顯然很難構成證據。美國曾懷疑一卷移交給塔利班的錄像帶中包含關於本・拉登的“新動向”，但最終卻尷尬地發現該錄像帶毫無證據價值。
艾哈邁迪說，襲擊造成了許多無辜的阿富汗民衆的死亡，是對阿富汗主權的十分無恥的侵犯。他最後說道，如果美國人真的想解決本・拉登問題，他們就應該去和沙特人談判，這樣立馬就會有結果。諷刺的是，一系列外交電報、調查文件和向利雅得尋求支持的建議顯示，美國自己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此次美國襲擊的影響是災難性的。美國情報機構在一年後發佈的一份對“基地”組織的研究表明，此次襲擊不僅沒能消滅本・拉登，反而在大部分伊斯蘭國家中樹立了後者在“面對侵略暴行時不屈不撓的形象”。越來越多的人認爲“美國文化傲慢自大”，這纔是真正的危險。該報告警告說，美國的襲擊“被質疑缺乏道德”，在某些方面和本・拉登的襲擊沒什麼不同，都造成了大量無辜人員的傷亡，美國不得不通過一系列政治議程爲自己使用武力進行辯護。可以說，“這次報復性的巡航導彈襲擊確實是利大於弊”。該報告預見性地補充道：美國應該意識到，空中打擊很可能會“招致新一輪的恐怖爆炸陰謀”。
其實在此之前，失敗的干涉行動就已經造成了一系列惡果。面對這些表裡不一的西方國家，塔利班領導層內部對外部世界的看法開始變得僵化。這種被包圍的心態促進了強硬宗教立場的發展，並使得激進派將伊斯蘭教推向全世界的意願更加強烈（儘管一項同時期的中情局報告判斷，這幾乎不可能成功）。
然而，來自美國的壓力已經促使那些伊斯蘭教保守派越來越接近宗教激進主義。諸如塔利班的二號人物及喀布爾議會領袖毛拉・拉巴尼這樣的人擔心，美國驅逐本・拉登行動的失敗將加深阿富汗在國際上的孤立。他們輸給了毛拉・奧馬爾，後者那不與外人合作、不向外人屈服的強硬政策佔了上風。於是，塔利班開始向好戰的本・拉登靠攏，目標是將穆斯林從西方國家的控制下解救出來，回到中世紀之前那夢幻般的美好世界。
這也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的目標。早在1999年，一份情報就已經指出，如今的本・拉登“自我膨脹，將自己視爲古老歷史舞臺上的英雄，認爲自己正在抵抗當代的十字軍”。在雙子大樓遇襲後所公佈的每一份錄音帶和錄像帶都清楚地表明，他不斷地在提及十字軍，並將之作爲參照。革命者通常熱衷於喚起人們對歷史的理想化激情，但是很少有人會透過一千多年的歷史來反思自己的恐怖主義行爲。
九一一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月，情報人員指出“基地”組織的威脅正在升溫。2001年8月6日的一份“僅供總統閱讀”的備忘錄有個不詳的標題：“本・拉登決定要攻擊美國”。該備忘錄報告稱，根據“全國範圍內大約70項全面調查”所收集到的數據，聯邦調查局認爲，“所有可疑活動都指向劫機或其他類似的襲擊方式”。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正在爲如何保持與喀布爾政權的關係而焦頭爛額。美國人保證“他們不是針對塔利班，也不想摧毀塔利班”。關鍵在於本・拉登，如果能夠解決掉他，“我們將迎來一種全新的雙邊關係”。
然而他並沒有被解決掉。2001年9月11日8點24分，人們感到了明顯的不安：從波士頓飛往洛杉磯的美國航空公司11號航班在按指示攀升至35,000英尺的高度後，便與空中交通指揮中心失去了聯繫，眼下已經過去了11分鐘。就在此時，人們突然接收到了一條意料之外的答覆：“我們手裡有幾架飛機。請冷靜，你們沒事。我們正在返回機場。”美國東部時間8點46分，這架波音767客機撞向了世貿中心的北塔。在接下來的1小時17分鐘內，又有3架飛機被劫持並撞毀：美聯航175號航班撞上了世貿大廈的南塔；美航77號航班墜落在五角大樓；美聯航93號航班在賓夕法尼亞尚克斯維爾（Shanksville）附近墜毀。
共有2977人在九一一事件中喪生，其中包括19名恐怖分子。世貿中心雙塔的倒塌使得曼哈頓鬧市區頓時化爲一片廢墟，五角大樓受到了結構性破壞。同樣巨大的還有心理創傷。針對美國大使館和海外軍隊的恐怖行動已經令人震驚，而對美國本土目標協調一致的襲擊更是災難性的。飛機有預謀地撞向建築物的恐怖畫面以及之後的災難、混亂與傷痛在人們心中久久揮之不去。“我們正在極力調查搜尋這些暴行的幕後操縱者，”總統喬治・沃克・布什在襲擊當晚的電視講話中說道：“我已經命令情報機構和執法部門全力找出幕後兇手並將其繩之以法。”他警告說，“我們不會將實施這些行爲的恐怖分子和幕後黑手區別對待。”
世界各個角落都傳來了支持的聲音，甚至包括一些與美國關係堪憂的國家，如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都表達了“對受害者的深切哀悼和同情”，並說“打擊恐怖主義是一項國際職責”。很明顯，本・拉登就是幕後黑手，儘管塔利班駐巴基斯坦大使聲稱本・拉登並不具備實施如此“組織有序的計劃”的必要資源。瓦基勒・艾哈邁迪・穆塔瓦基勒在襲擊發生後第二天告訴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塔利班“譴責此類恐怖襲擊，無論其背後是誰”。
襲擊發生後僅幾小時，一系列關於如何處理本・拉登的策略就已制訂完成。9月13日早晨發佈的一項行動計劃指出，聯合伊朗、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和中國政府是至關重要的，它們都是阿富汗的鄰國或近邦。美國計劃“在此後一週內動員上述國家，使它們做好對塔利班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九一一事件後的第一反應，就是邀集這些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
阿富汗的某個鄰國受到了特別的關注：巴基斯坦從一兩代人之前就對塔利班持同情態度，並且一直與之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巴基斯坦情報機構首腦被告知，伊斯蘭堡需要立即“在黑與白之間”作出抉擇，“沒有灰色地帶”。該國“要麼和美國一起打擊恐怖主義，要麼與美國爲敵”。
各國各部都做好了進攻阿富汗的準備。塔利班收到了來自巴基斯坦總統或其安全主管的最後通牒：“交出所有‘基地’領導人、關閉恐怖分子的營地，並允許美國接觸恐怖分子的所有設施，這對你們的利益和生存都有好處。”如果被發現“任何與阿富汗有關的人員或集團”參與在美國發生的恐怖襲擊行動，後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塔利班政權的所有支柱都將被徹底摧毀。”這份最後通牒強硬而明確地寫道：交出本・拉登，否則將承擔嚴重後果。
儘管美國在不遺餘力地搜尋本・拉登、摧毀“基地”組織，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事。華盛頓的注意力很快就轉向更大的目標：徹底控制中亞地區。權威人士強調，必須全面改造這片土地上的國家，這樣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和安全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在與魔鬼擲骰子。數十年來，亞洲的心臟地區一直被認爲是至關重要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亞洲心臟地區已經和美國的國家安全密切相關。處於東西方之間的地理位置使亞洲在超級大國的競爭中佔據了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這裡的自然資源——首先是石油和天然氣——也使得海灣地區及其周邊國家的任何舉動都影響着美國的國家安全。
九一一事件爆發三週之後的2001年9月30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向總統提出了他的戰略構想，主要是關於在未來的戰爭中，美國能夠和應該去爭取哪些利益。“一些針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空中打擊已計劃妥當”，這標誌着戰爭的打響，必須“說服或迫使一些國家停止對恐怖主義的支持”。然而他接下來的表述則流露出令人震驚的野心：“如果戰爭不能明顯改變世界的政治格局，美國就沒有達成目的。”這意味着，“（美國政府）想要實現目標，就必須在阿富汗及另一個（或兩個）關鍵國家建立新政權”。這兩個關鍵國家不需要他專門指出，很明顯就是伊朗和伊拉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