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誕生在一個充滿動亂、爭議和災難的世紀裡。公元541年，在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啓示的一個世紀前，一場異樣的災難將恐怖氣氛灑向整個地中海地區。它的傳播速度快似閃電，等到人們從驚恐中回過神來，一切已爲時過晚。無人能夠倖免，死亡人數難以想象。據一個幾乎失去所有家人的當事者說，埃及邊境的一座城市被一掃而空：原本人口密集的城中只剩下七個男人和一個十歲的孩子；屋舍的大門敞開，家中的金銀財寶無人看管。衆多城市遭受着毀滅性的襲擊，君士坦丁堡在5世紀40年代中期曾每天有1萬人死亡。不僅是羅馬帝國遭此劫難，沒過多久，東方城市同樣受到影響，災難沿着交通貿易要道蔓延，襲擊了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逐漸進入中國——鼠疫帶來了太多的災難、絕望和死亡。
隨之而來的還有長期的經濟衰退：田野裡沒有農民，城鎮裡沒有商人；整整一代年輕人不幸遇難，直接影響到人口數量，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自然，這也影響到君士坦丁堡皇帝們的外交策略。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執政前期，帝國取得了一系列優異的成績：北非各行省的經濟開始復甦，意大利行省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爲應對漫長的邊界，包括東方邊界上隨時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帝國精密佈置、靈活用兵。但到查士丁尼執政後期，想要維持這種狀態已非常困難：人力出現短缺，軍隊遭受質疑，在大瘟疫襲擊之前，帝國財政已開始出現嚴重赤字。
經濟停滯讓民衆對查士丁尼的統治怨聲載道。最嚴厲的批評是指責他爲了討好鄰國，大筆出錢，胡亂捐贈。查士丁尼非常愚蠢，以爲“散發羅馬帝國的財富去滿足那些蠻族就能破財免災”——查士丁尼時代最尖刻也是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這樣評價道。他冷酷地嘲笑皇帝“迫不及待地將帝國的大筆資金送給蠻族”，送給東南西北的所有的蠻族，甚至送給那些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人。
查士丁尼的繼任者放棄了這一策略，對羅馬的鄰國採取一種非常強硬的非妥協政策。公元565年查士丁尼死後不久，阿瓦爾人（Avar，草原最大部落之一）的大使向君士坦丁堡催收貢品，遭到了新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的輕蔑對待：“你不用再指望從本帝國得到大筆財富，也不用再想着爲我們做任何事情。從我這裡你什麼也得不到。”聽到對方警告這樣做的後果之後，皇帝震怒了：“你們這幫死狗還想威脅羅馬帝國？聽着，我將切斷所有的供奉，然後砍掉你們的頭顱！”
羅馬皇帝對波斯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特別是後來得到消息說，一羣突厥遊牧部落已經在中亞草原取代了匈奴人，並威脅着波斯的東部邊疆。突厥人在商業貿易中越來越佔據主要地位，這讓中國人頗感不快，他們認爲突厥人不好對付、不值得信賴，這顯然是因爲突厥人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商業優勢。突厥人的首領是著名的西突厥可汗室點密（Sizabul）：他在牙帳中接受朝拜，半躺在金牀上，牀的支腳是四個純金孔雀，室外的大車上滿載銀盤和銀製動物肖像。
突厥人野心勃勃，他們曾派特使赴君士坦丁堡提議建立遠程軍事聯盟。大使們告訴查士丁二世，若能聯合發動進攻，波斯唾手可得。羅馬皇帝急於憑藉戰勝君士坦丁堡的老對手以獲得榮耀，同時又受到其他預言的鼓勵，於是便得意揚揚地同意了這一計劃。他向波斯國王發出威脅，要其歸還以前協議中割讓出去的城鎮和疆域。然而，羅馬發動的進攻以失敗告終，波斯的反攻直逼達拉城（位於今土耳其南部），即羅馬的邊防要塞。在長達六個月的圍攻之後，波斯終於在公元574年奪下該城。羅馬皇帝最後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崩潰下鬱鬱而終。
這次慘敗讓突厥人相信，君士坦丁堡是個價值不大且靠不住的同盟。突厥的大使在公元576年直截了當地說明了這一點，並憤怒地拒絕了任何進攻波斯的提議。他把雙手放進嘴裡，然後生氣地說：“我嘴裡有十根手指，所以你們羅馬人得用更多條舌頭來對付我！”羅馬曾向突厥人承諾會盡力抗擊波斯，結果卻讓突厥人遭遇慘敗。
與波斯重燃戰火，意味着一段混亂時期的開始，並且帶來了難以預料的結果。隨後的二十年間戰爭不斷，有時甚至十分激烈，比如波斯大軍深入到小亞細亞後的返程之戰。這次戰役中，波斯遭到了伏擊，王后被俘，落入敵手的還有鑲滿珍珠玉石的純金鑾駕。波斯國王攜帶着參戰的“至高無上的”聖火被羅馬人奪走並扔進了河裡，瑣羅亞斯德教的大祭司和衆多帝國要員統統被淹死。熄滅聖火是一個頗具挑釁性的舉動，意在動搖波斯宗教信仰的基石。這一消息引起了羅馬上下及其同盟國之間的一陣狂歡。
隨着戰爭愈演愈烈，信仰變得至關重要。例如，當士兵因爲軍餉縮減準備發動暴亂時，指揮官便會拿出耶穌的聖像，讓士兵們知道爲皇帝效勞就等於是在爲上帝效勞；當波斯國王庫思老一世於公元579年去世時，有人竟信口開河地宣稱：“聖光將圍繞他閃爍，因爲他信仰基督。”強硬的宗教觀還驅使着君士坦丁堡對瑣羅亞斯德教發起激烈的攻擊，說它低級、虛假、頹廢。阿伽提亞斯（Agathias）寫道，波斯人在瑣羅亞斯德教義下已經養成了“一種離經叛道、腐化墮落的習俗”。
向帝國邊疆的臣民灌輸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軍國主義思想，能夠讓他們更加盡心盡責地服務帝國。對於阿拉伯南部和西部部落，羅馬經過一番周折並承諾給予物質獎勵後，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授予皇家頭銜——這種新的皇室親屬關係能讓獲得者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同樣能讓更多的人堅定地追隨君士坦丁堡。
這種與波斯對峙期間的強硬宗教態度給羅馬帶來了苦果。因爲某些部落所接受的基督教並非公元451年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上定義的基督教，而是其他派別的基督教，對基督人神二性的看法差距甚大。隨着君士坦丁堡發出強硬的宗教聲明，羅馬人與他們在阿拉伯的長期盟友加薩尼人（Ghassānid）的關係也變得緊張了。或許是由於各教派之間的相互猜疑，原先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在這個敏感時刻發生了破裂。這爲波斯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可乘之機，他們控制了阿拉伯西部和南部的港口與市場，並新建了一條從波斯通往麥加和歐卡茲（ʿUkāẓ）的陸路通道。根據伊斯蘭的傳統說法，這種變化促使一位麥加的當地領袖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任命自己爲羅馬帝國在麥加的“飛拉哈”（Phylarch），即護衛者。日後，這些擁有皇室頭銜的麥加護衛者將被皇帝授予“奧斯曼”（ʿUthmān）的稱號。類似的任命在耶斯里卜（Yathrib）同時進行，不過是以波斯的名義。
阿拉伯半島上的局勢持續緊張，而北部主戰場上的拉鋸戰卻毫無進展。最終，歷史的轉折點沒有出現在沙場，而是出現在波斯的宮廷。6世紀80年代末，一位叫瓦赫蘭（Vahrām）的極富名望的將軍（他曾打敗突厥人，穩固了東部邊疆）自恃功高，背叛了波斯國王庫思老二世。國王逃到君士坦丁堡，向羅馬皇帝摩里斯（Maurice）尋求支援，條件是割讓高加索山脈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大片疆土，並歸還達拉。公元591年，庫思老二世得以重返家園，他與他的對手進行了交涉，談判出乎意料的順利。隨後他便開始着手兌現自己的諾言。如一位知名學者所說，那是一個“凡爾賽會議”般的時刻：太多的城池、據點和戰略要地都拱手送給了羅馬人，甚至將波斯腹地的經濟政治中心都暴露給了對方。波斯所受的屈辱如此之大，註定會有猛烈的反撲。
過去二十年的激戰中，勝利的天平始終搖擺不定。綜合來看，似乎是羅馬在外交和政治上佔據了較大的優勢。如今它擁有了曾經夢寐以求的擴張基礎，終於有機會可以在近東建立自己的永久統治。正如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所指出的，從河流、湖泊和山脈來講，跨越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並沒有太多的邊防據點，這意味着羅馬勢必奪取更多的周邊領土來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庫思老二世雖然奪回了王位，但代價未免太高。
然而在隨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局勢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公元602年，羅馬宮廷發生政變，皇帝摩里斯被他的將軍福卡斯（Phokas）所殺。庫思老二世看到了機會，提出要重新談判。他在攻取達拉——羅馬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防禦要地——的戰役中找回了自信，也從福卡斯的奪權行動中吸取了教訓，進一步鞏固自己在國內的統治地位。當聽說新一波蠻族正在進攻巴爾幹半島時，波斯國王的野心迅速膨脹。之前用於統治阿拉伯北部歸降民族的傳統管理方法全被廢除，邊疆地區被重新整合，以適應波斯人的擴張。
波斯對基督教徒的監管非常嚴密。基督主教們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戰爭不是好事，波斯對羅馬的敵意通常會讓他們因勾結罪受到懲處。公元605年，波斯國王親自主持新一任元老的大選，並邀請基督教高層人士參加。這是在有意釋放友好的信號，向少數派宗教人士表明統治者對他們的事務非常關心。這一舉動非常奏效，在基督教羣體中獲得極高評價。主教們十分感激庫思老二世，讚譽他是“偉大、慷慨、善良、寬宏的衆王之王”。
趁着羅馬帝國深陷一樁樁內部反叛的泥潭中，波斯帝國開始了復仇：美索不達米亞的城池像骨牌一樣接連淪陷，最後一座城市埃德薩於公元609年投誠；隨後波斯人將注意力轉向敘利亞，奧倫特斯河上的偉大城市安條克——敘利亞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聖彼得曾在此建立首個主教轄區——於公元610年淪陷，敘利亞西部的埃美薩（Emesa）於第二年失陷，另一個核心要地大馬士革也於公元613年落入波斯人之手。
局勢的惡化遠未停歇。在君士坦丁堡，雖然不受擁戴的福卡斯被謀殺
，他那身首異處的裸屍被掛在街頭示衆，但新皇帝赫拉克利烏斯（Heraclius）似乎無力阻擋波斯人越來越強勁的進攻步伐。在小亞細亞挫敗羅馬的一次反攻後，波斯國王轉道向南進攻耶路撒冷，其目的非常明顯：奪取基督教的聖城，由此建立波斯在文化、宗教上的最後勝利。
公元614年5月，聖城在波斯的圍攻下很快失陷。羅馬世界對此事件的反應近乎歇斯底里：猶太人被指控不僅與波斯人同謀，而且還給予了實際支持。據一份基督教文獻記載，猶太人“像惡毒的野獸”，竟去幫助那些毒蛇般的入侵者；他們參與屠殺當地虔誠的百姓，但那些百姓毫無怨言，“因爲他們是爲基督而死，是爲基督流血”；傳言說教堂都被拆毀，十字架被砸到地上，聖徽遭到凌辱，不過，釘死耶穌用的真十字架被運到了波斯的首都，作爲庫思老二世的戰利品。這對羅馬來說真是一場災難，帝國不得不向民衆封鎖這些噩耗。
面對如此局面，赫拉克利烏斯曾一度考慮退位，但最終還是絕望地做出了迴應：派大使面見庫思老二世，表示爲了爭取和平，可以同意任何條款。羅馬皇帝還通過特使乞求得到原諒，把羅馬這些年的入侵行動都歸咎到前任福卡斯身上。他把自己說成是一個隨從，並稱波斯國王爲“至高無上的大帝”。庫思老二世仔細聽完大使們的陳述，然後把他們殺了。
消息傳回到羅馬，驚慌和恐懼壓得君士坦丁堡喘不過氣來。毫無疑問，羅馬必須迅速做出改變以應對這場災難。皇帝手下官員的薪俸一律減半，部隊的軍餉同樣減半；取消免費發放麪包及其他一切贏得首都民心的政治福利；接管教會的黃金白銀，以補國庫之需。爲備戰眼前的大戰，並求上帝停止懲罰羅馬人的罪孽，赫拉克利烏斯更改了羅馬錢幣的設計：錢幣正面的皇帝半身像仍然存在，但新幣的背面改成了一個十字架的圖案，以此將抗擊波斯人與保衛基督教信仰等同起來；另外，幣值也大幅增加。
從短期來看，這些措施收效並不大。拿下巴勒斯坦之後，波斯人又向尼羅河三角洲轉進，並於公元619年攻佔了亞歷山大港。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埃及——這個地中海的麪包籃子和羅馬農業經濟的大本營——終於失陷。下一個目標是小亞細亞，於公元622年遭受攻擊。儘管擴張步伐一度受阻，但到公元626年，從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上已經可以看見波斯軍隊的兵營了。這似乎還不是羅馬面臨的最壞境地。波斯國王和橫掃了巴爾幹半島，並與已從北部進發攻城略地的阿瓦爾人結成了同盟。事到如今，唯一能讓羅馬帝國免遭覆滅的只剩下君士坦丁堡——這座君士坦丁大帝之城，這座新羅馬之城——那堵厚厚的城牆了。帝國進入倒計時，滅亡似乎無法避免。
然而，赫拉克利烏斯最終還是得到了上帝遲來的眷顧。敵人的首輪攻城並未成功，後續的進攻也被輕鬆擊敗。敵方的士氣有所受挫，尤其是阿瓦爾人，這些爲放牧馬匹頭痛不已的草原民族，在部落紛爭威脅到首領權威的情況下首先撤退。波斯人隨後不久也開始撤退，主要原因是有情報稱高加索地區正受到突厥人的進攻，波斯不得不全力應付：領土的迅速擴張導致資源緊張，新徵服的疆土無人防衛，自然引來了突厥人的覬覦。君士坦丁堡得以死裡逃生。
都城被困時，赫拉克利烏斯一直在小亞細亞統領着帝國軍隊。在一次出奇制勝的反攻戰役中，他擊退了敵人。他首先前往高加索，與突厥可汗會面，同意建立聯盟——他扔給可汗許多榮譽和禮物，並願把自己的女兒尤多基婭（Eudokia）嫁給他做新娘，結成姻親；接着，他馬不停蹄地一路南下，於公元627年秋在尼尼微（Nineveh，位於今伊拉克北部）擊敗了一支波斯大軍；隨後又向泰西封進發，那裡的敵人勢力正在減弱。
重壓之下，波斯高層開始崩潰。庫思老二世被謀殺，他的兒子卡瓦德（Kavad）繼位，立即向赫拉克利烏斯提出議和。羅馬皇帝對於波斯割讓領土的許諾和各種讚譽非常滿意，於是撤軍到君士坦丁堡，並派出他的特使前去談判，條件包括歸還歷次戰爭中佔領的羅馬土地，以及公元614年從耶路撒冷奪走的聖物耶穌真十字架。這標誌着羅馬獲得了一場輝煌的、決定性的勝利。
厄運並未結束，一場將波斯帝國吹向崩潰邊緣的風暴正在醞釀着。看到形勢遭遇逆轉，曾策劃閃電進攻埃及的波斯將軍沙赫巴勒茲（Shahrbarāz）盯上了國王的寶座：帝國已深陷泥潭，東部邊疆隨時可能遭到突厥人的襲擊，有人篡位在所難免。政變正在緊張策劃，將軍和赫拉克利烏斯取得了接觸，希望羅馬能夠給予支持，幫助他從埃及撤軍，然後向泰西封進發。赫拉克利烏斯自然很高興看到波斯的瓦解，並藉此確立自己的地位。
在帝國最艱難的時刻，赫拉克利烏斯一直努力依靠宗教來贏得國人的支持和信心。庫思老二世的進攻就被解釋成是針對基督教發起的。比如在一場爲帝國軍隊表演的戲劇中，演員唸了一封虛構的波斯國王親筆信：它不僅嘲笑赫拉克利烏斯，而且還嘲笑基督教上帝的無能。羅馬人一直在爲信仰而戰：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宗教戰爭。
因此，當羅馬人以勝利者的姿態做出醜陋的行徑時，也就不足爲奇了：赫拉克利烏斯於公元630年3月率軍進入耶路撒冷，將真十字架立在聖墓大教堂，並下令所有猶太人都必須受洗，作爲對他們十六年前聖城淪陷時投靠波斯人的懲罰，逃走的人則被禁止進入耶路撒冷三英里之內。東方基督徒——這些被判定不奉正統的教徒，同樣成爲帝國官員的打壓目標：他們被迫放棄自己的信仰，去接受被證明是唯一能得到上帝祝福的正統基督教義。
這給波斯的基督教會造成了極大的困擾。他們已經有一個多世紀沒有和西方進行過面對面的交流，其高層教士一直都認爲自己纔是正統信仰的傳遞者，在他們眼中，西方教會早已係統化地受到邪門歪道的腐蝕。在公元612年的會議上，波斯的主教們一致認爲，一些主要的異教幾乎都已經在羅馬帝國猖獗過，而波斯則“從未出現過異教”。在埃德薩，赫拉克利烏斯下令要東方基督教“改邪歸正”，並將東方基督徒逐出他們過去祈禱的地方。顯然，他的目的是讓所有的波斯人轉信西方基督教，從而歸順羅馬帝國——這是赫拉克利烏斯在贏得勝利後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西方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的推動下佔盡優勢，一些巧合事件的發生也讓舊信仰雪上加霜：泰西封暴發了一場瘟疫，波斯國王卡瓦德成爲犧牲品——看來瑣羅亞斯德教不過是一廂情願，只有基督教纔是正統，它的信衆都得到了保佑。在這宗教局勢發生改變的時候，阿拉伯半島的南方腹地也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地區未被幾百英里外羅馬和波斯的戰火燃及，但這並不意味着絲毫不受影響。事實上，阿拉伯西南端一直是兩大帝國的必爭之地。不到一個世紀之前，希木葉爾王國、麥加和麥地那曾與波斯帝國共同抵抗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勢力，以及希木葉爾在紅海對面的死敵——埃塞俄比亞。
這是一個近百年來信仰不斷變化、相互適應、充滿競爭的地區。當年多崇拜、多偶像、多信仰的多神教世界已經讓位於一元化的全能神教。多神教的聖殿無人問津，一位學者這樣說道，在伊斯蘭教誕生的前夜，多神教“正在死去”，替代它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唯一全能的上帝觀念，以及從6世紀末、7世紀初開始在阿拉伯半島激增的天使、樂園、祈禱和施捨的雕刻。
當戰事在北方蔓延，一個叫穆罕默德的商人——古來氏（Quraysh）部落哈希姆家族（Banū Hāshim）的成員——獨自來到離麥加城不遠的一個洞窟中冥思。按照伊斯蘭傳統說法，他於公元610年得到真主天啓。當時穆罕默德聽到一個聲音，讓他“創造主的名義”宣讀經文。他驚恐萬分地離開了洞窟，只見一個人“在明顯的天邊”，洪亮的聲音在頭頂震響：“穆罕默德啊，你是真主的使者，我是吉卜利勒（Jibrīl）天使。”後來的幾年裡，一系列天啓接踵而至，在7世紀後半葉被用文字記錄下來——這就是《古蘭經》。
吉卜利勒告訴穆罕默德，真主派遣使者們傳達喜信或提出警告。穆罕默德是被萬能真主選中的使者，他被告知世上有太多的黑暗、太多的恐懼，災難遍佈在各個角落；他被勸說宣讀天啓，這樣才能得到真主的保護，以防受到惡魔的干擾。穆罕默德被不停地告知，真主是最爲仁慈的，但他同樣也會嚴厲懲罰那些不願敬畏他的人。
有關伊斯蘭教早期發展的史料卷帙浩繁，這給後世的理解造成極大困難。想確定當時或後來的政治因素如何影響了穆罕默德的故事和教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代學者在此問題上仍存在着激烈的爭論。比如，我們很難弄清伊斯蘭信仰在塑造人們精神世界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因爲早在7世紀中葉，真正的伊斯蘭教信仰者（mu’minūn）和僅僅是臣服於穆斯林權威的追隨者（muslimūn）之間，就已經存在着非常明顯的差異。
後世的學者都非常關注宗教的作用，不僅指出伊斯蘭教爲精神啓迪提供了力量，更強調說是伊斯蘭教讓阿拉伯人變得精誠團結。然而事實上，在描述之後的征服行動時，人們始終無法說清究竟是“穆斯林”發動的征戰還是“阿拉伯人”發動的征戰。從我們這些旁觀者的角度看，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從征服時期起就已經模糊了。
不過有一點是獲得普遍認同的，穆罕默德並非7世紀初期阿拉伯半島上唯一一個傳播一神論的人，因爲當時還有很多“假冒的先知”。這些人抓住波斯—羅馬戰爭期間的混亂，趁勢涌現。其中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甚至提出了與穆罕默德教義非常相似的救世理論和先知預言，他們都宣稱天啓來自吉卜利勒天使，都指出了獲得贖罪和拯救的道路，有些還會拿出所謂的聖書來支撐他們的教義。另外，考古記
錄清楚地表明，在這一時期，基督教堂也開始出現在麥加及周邊地區，新的錢幣和墓地都表明有不少人改宗皈依了基督教。可見在當時的阿拉伯半島，思想和靈魂上的競爭都十分激烈。
還有一點也得到了人們的共識，穆罕默德當時是在一個因波斯—羅馬戰爭導致經濟衰退的社會中進行傳教活動的。羅馬與波斯的對峙與衝突嚴重阻塞了通往漢志（Ḥijāz）的貿易路線。政府的開銷主要用於軍隊，由於國內經濟長期支援戰爭，人們對奢侈品的需求自然大幅降低。傳統的交易市場，特別是位於黎凡特和波斯的城鎮，常常會被捲入戰事，這給阿拉伯南部地區的經濟造成更大的壓力。
沒人比麥加的古來氏部落更痛心了——過去，他們的商隊一直都是向敘利亞運送黃金和珍寶的主力；此外他們還失去了向羅馬軍隊販賣皮革的利潤，這些皮革被用於製作馬鞍、靴子、盾牌、皮帶等等。而且，隨着去哈拉姆（haram）——位於麥加的神祇聖地——朝拜的信徒數量驟減，他們的生活也許會受到進一步影響。此地有衆多的神祇偶像，據說包括一座“亞伯拉罕原像”——全身由紅瑪瑙雕成，金色的右手旁環繞着七隻占卜用的箭頭。作爲麥加的坐地戶，古來氏人靠着給信徒做儀式、供水、供食，收入頗豐。隨着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動亂愈演愈烈，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巨大影響，難怪人們會深信穆罕默德所警告的世界末日了。
穆罕默德的教義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他以極大的熱情和信念大膽而詳細地解釋了這場災難性的劇變。他受到的啓示力量無窮，他發出的告誡絕非戲言。追隨他教義的人會發現自己的土地五穀豐登、花果滿園，違揹他教義的人則將看到一片荒蕪。通過精神救贖，信仰者將得到天堂般的生活：“其中有水河，水質不腐；有乳河，乳味不變；有酒河，飲者稱快；有蜜河，蜜質純潔。”他們將能享受到各種水果以及來自真主的赦宥。
拒絕神聖教義的人不僅會有滅頂之災，而且將遭受天譴。任何向信仰者發起戰爭的人都將受到無情的懲罰：或被處以死刑，或釘死在十字架上，或截去四肢，或驅逐出境。穆罕默德的敵人就是真主的敵人，他們定將面臨可怕的命運。他們還可能被投入烈火地獄，每當皮膚燒焦的時候，他們就會被換上一套新的皮膚重新感受，所以折磨是永無進止的。那些不來信教的人將“永居火獄，常飲沸水，腸寸寸斷”。
這些激進的言辭無視傳統的多神教信仰，引起了麥加高層保守派的憤怒指責和強烈反抗。穆罕默德不得不於公元622年逃到耶斯里卜，也就是後來的麥地那，以躲避迫害。他的逃亡被後人稱爲“希吉拉”（hijra），成爲伊斯蘭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也成爲伊斯蘭曆的元年。近年來發現的一份紙草文獻證明，正是從那時起，穆罕默德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宗教和羣體認同。
建立新羣體認同的關鍵在於統一。穆罕默德力求整合阿拉伯南方的衆多部落，因爲羅馬和波斯一直在利用這些地方的敵對勢力，使他們鷸蚌相爭，從而坐收漁利。通過高官厚祿，羅馬和波斯培植了一大批附庸和恪守規矩的權貴，只要他們聽話，就能從羅馬和泰西封獲得獎賞。但殘酷的戰爭已使這一附庸體系支離破碎：長期的動盪意味着某些部落“與羅馬帝國的貿易中獲得的30磅黃金的常規收入”開始縮水。更糟的是，他們的合理請求和正當權益開始遭到拒絕。“皇帝連軍餉都捉襟見肘，”一位官員稱，“更不用說支付（你們這些）豬狗不如的人了！”當另外一位特使前去告訴各部落，未來的貿易將更受限制時，他竟被殺死並縫在一頭駱駝體內。各部落離掌握自主權已經不遠，他們的報復目標是“讓羅馬大地成爲廢墟”。
用地方語言傳教爲新宗教的發展提供了極大幫助。雖然《古蘭經》中提到：“我確已以此爲阿拉伯文的《古蘭經》，以便你們瞭解。”這讓阿拉伯人看到了自己的宗教，一個全新的羣體認同，然而這同時又是一個爲其他地方人創立的宗教，不分地位、部落、種族和語言。穆罕默德用來記錄真主啓示的《古蘭經》中有衆多的外來詞彙，來源包括希臘語、阿拉美語、敘利亞語、希伯來語和波斯語，這說明穆罕默德的目標是打造一個跨越語言界限、強調求同存異的宗教環境。統一是核心教義，也是伊斯蘭教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所在。“不要再讓阿拉伯世界存在兩種宗教”，這是穆罕默德的最後囑託——8世紀的一位知名伊斯蘭學者在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
穆罕默德逃到耶斯里卜時只有少數追隨者，他的教義看似毫無希望。向烏瑪（umma，即穆斯林公社）灌輸教義的進展十分緩慢，前來消滅叛教者的麥加軍隊越來越近，局勢非常危險。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開始尋求武裝抵抗，通過一系列以商隊爲目標的大膽突襲，他們迅速積累起了優勢。面對麥加貴族以寡敵衆的勝利——如公元624年的白德爾（Badr）戰役——極大地鼓舞了人心，這證明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得到了真主的護佑，而豐厚的戰利品同樣讓觀望者興趣倍增。經過一輪與麥加古來氏部落首領的緊張談判後，雙方達成了和解，並簽訂了《侯代比亞和約》（al-Ḥudaybiya），規定麥加和耶斯里卜停戰十年，並取消對穆罕默德追隨者的種種限制。於是，皈依伊斯蘭教的人數開始與日俱增。
隨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長，該宗教的野心也越來越大。首先是要確立一個宗教中心。過去人們朝拜的時候都是面向耶路撒冷，但在公元628年，再獲天啓的穆罕默德宣佈說，之前的做法只是一個考驗，現在進行修正，今後朝拜的方向不再是別處，而是麥加。
於是，過去阿拉伯最出名的多神教中心克爾白天房（Kaʿba）被認定爲麥加城內的朝拜聖地。天房據說是由以實瑪利（Ishmael）——亞伯拉罕的兒子，公認的十二個阿拉伯支派的祖先——建造的。穆罕默德宣佈，外來的朝聖者都要呼喚着真主的名字到這一神聖的地點朝拜，以便履行天降以實瑪利的教誨：凡來自阿拉伯和遠方國土的朝聖者，無論是步行還是騎着駱駝，都要參拜天房中央的那塊黑色石頭——那是天使從天堂帶來的聖石。將克爾白定爲伊斯蘭聖地，無疑能夠繼承歷史傳統、強化文化認同。除了提供精神指導，新的宗教還通過將麥加建設成該地首屈一指的宗教中心，使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也都取得長足發展。它緩和了麥加人與古來氏人之間多年來的敵意，以至於當地的上層精英都開始宣誓效忠伊斯蘭教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領袖才能還不止於此。隨着阿拉伯地區的障礙和衝突逐漸消失，他決定向其他地域派遣遠征軍，搜尋任何不容錯過的發展良機。巧合的是，在公元628年至632年，局勢不斷惡化的波斯帝國恰好處於崩潰的邊緣。這一段時期內至少有六位國王登基，據一位知名的阿拉伯歷史學家後來補充，其實是八位——另加兩位皇后。
邊防力量薄弱的波斯南部首當其衝。隨着穆斯林在該地區吞併一個又一個的城鎮和村莊，其宗教實力和人口也逐漸壯大。希拉鎮（al-Ḥīra，位於今伊拉克中南部）便是一個典型，面對進攻的波斯守兵迅速投誠，並答應滿足敵人的一切要求以換取和平。波斯的統帥們也都士氣不振，同樣建議向阿拉伯軍隊繳納贖金，“只要他們願意撤軍”。
僅靠純粹的精神指導並不能贏得人們對伊斯蘭教義的信賴，充足的物質資源也十分重要。據說有一位阿拉伯將軍告訴他在薩珊帝國的對手：“我們不再執着於塵世的得失，遠征軍要做的是傳播真主的啓示。”很明顯，傳道的熱情是早期伊斯蘭教成功的關鍵，但也需要輔以創新性的戰利品及財富分配方案。穆罕默德願意通過物質鼓勵來換取忠誠和服從，他承諾從敵人手中繳獲的財富全都歸他的追隨者所有。這樣，物質興趣和宗教興趣便被密切地結合在了一起。
在一個有效的金字塔型利益分配體系下，早期皈依伊斯蘭教的人獲利豐厚。該體系於7世紀30年代初期由“迪萬”（dīwān）——監督戰利品分配的官方機構——創立：伊斯蘭的領袖哈里發（Caliph）能得到20%的戰利分成，但全部所得應該在他的追隨者和參戰者之間分享。早期信衆從征服行動中獲利最多，新教徒也熱切希望能夠分享勝利成果，這便爲帝國的擴張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穆斯林軍隊持續向一個被稱爲貝都因人（Bedouin，意爲“荒原上的遊牧民”）的草原部落灌輸政治和宗教權威，同時也進行經濟滲透，並以驚人的速度贏得了大面積的疆域。儘管我們很難確切地列出一張大事記年表，但近來的研究證明，穆斯林向波斯的擴張行動要比人們通常認爲的早若干年——即公元628年到632年薩珊王朝內亂之時，而非內亂之後。確認這一時間點是極具意義的，因爲它有助於解釋7世紀30年代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包括剛剛被羅馬人收復的耶路撒冷）的迅速成功。
面對穆斯林的威脅，羅馬和波斯都顯得有些反應遲鈍。以波斯爲例，公元636年穆斯林在卡迪西亞（Qādisiyyah）的大獲全勝，極大地鼓舞了阿拉伯新軍的士氣，伊斯蘭教徒由此信心倍增。波斯貴族在戰役中紛紛敗下陣來，嚴重削弱了後續的抵抗能力，使本來就搖搖欲墜的帝國變得不堪一擊。羅馬人也同樣遭遇挫折：公元636年，由皇帝的弟弟西奧多統領的一支大軍在加利利海（Galilee）以南的耶爾穆克河（Yarmuk）慘敗，原因是他嚴重低估了阿拉伯軍隊的人數、戰力和決心。
世界的中心如今已經門戶大開。穆斯林大軍不斷逼近泰西封，一座座城池先後陷落。在長期圍困下，都城最終失陷，城中的金銀財寶都被阿拉伯人掠走。波斯雖被羅馬人的絕地反擊所打敗，但最後還是倒在了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的鐵蹄下。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伊斯蘭的勢力究竟能夠擴散到多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