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信比任何人都清楚，優化營商環境，給企業好的營商環境、公平的營商環境有多麼的重要，忠信公司在初期的時候，遇到過這樣那樣的困難。
比如說，忠信連鎖超市在正常情況下，菸酒糖茶這些東西都是應該給予正常供應的，但是，因爲忠信連鎖超市的一些商品的價格是忠信公司自己採購的，價格方面要比其他的國營商場價格低上一些，那麼，菸酒公司那邊直接就把忠信公司的菸酒斷了。
斷了菸酒以後，還美其名曰地說忠信公司這是譁衆取寵，是擾亂物件，需要工商管理部門等介入調查，絕對不能讓這樣的一種風氣長久下去。
所以，李忠信認爲，市場必須要發揮自身的力量，按照市場的變化來進行轉變，而不是國家或者是某一些企業來控制市場經營。
只有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纔是發展的硬道理。
營商環境好了，市場的活力和社會的創造力就會更大釋放出來。
國有企業市場化的最開始是經營承包責任制度，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國營企業實行的經營承包制，在當時這確實是一種企業制度的創新，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營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調動了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
但是，由於承包制同樣沒有觸及企業的基本產權制度，本身還存在着短期行爲等一些難以克服的缺陷，無法適應國營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需要，使得承包制難以爲繼。
於是，一些城鄉集體企業率先開始了股份制的嘗試，這給了那些有意進行所有權改革的國營企業很大的啓示。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中小型國營企業也開始嘗試股份制。
這個時候，很多城市開始選擇了少數幾個國營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
不過，就全國的情況而言，這個時期國營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仍然限於中小型企業，不僅數量很少，分佈零散，而且並不是規範的股份制。
這個時期的國營企業所有權改革當中，國營企業的所有權改革以並不十分規範的股份制爲主，更激進的民營化尚屬稀少，各級政府對國營企業的股份制探索的態度是逐步趨於支持，並形成共識。
儘管在中央層面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政策指向，企業實行股份制更多的是從籌資目的出發的，而較少從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來考慮。即便這樣，這個時期國營企業的股份制探索，還是讓人們看到了未來國營企業所有權改革的希望。
從放權讓利到經營承包制改革的紅利沒有用多少時間就釋放殆盡，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從90年代初出現了惡化傾向。
這個時候，領導們認識到，保住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讓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只有從更深層次改革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制度。
到了九五年，老一在這個時候提出來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說是具備條件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要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分別改組成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有的可以改組爲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或個人。
國有大型國企實行公司化和中小國企實行民營化的抓大放小國家改革與重組策略初步形成。
就好像江城市這邊的豆製品廠，這樣的一個豆製品廠呢！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那可以說是江城最紅火的企業之一，工廠當中員工的福利待遇高，還能夠吃到一般人吃不到的豆製品。
這個事情呢！和當年的國情有着很大的一種關係，黃豆都是國家提供出來的，豆製品廠通過機器把黃豆變成大豆腐和幹豆腐以及一些豆腐泡等等之類的東西。
這樣的一種企業算得上是一種壟斷，畢竟那個時候只有豆製品廠一家出豆腐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呢！都是需要用豆腐票才能夠買到的東西，沒有豆腐票，哪怕是你有錢也是買不到的。
那個時候，豆腐票很珍貴，家家戶戶都購買豆腐以及其他的豆製品。
所以，豆製品廠是絕對賺錢的一家國營企業，但是，隨着改革開放的步子邁開以後，這個豆製品廠就已經是不行了。
先不說豆製品廠的設備老化，人們已經不像過去那種單一的生活，買塊豆腐那就已經是很好的東西了，再加上賣豆腐的人也多了起來。
做豆腐這種東西，手工的豆腐做的好吃的，要遠比豆製品廠那種大型機械類的好吃，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原因人們選擇多了，就不一定購買豆製品廠的豆腐以及豆製品了。
銷量少了，錢賺的少了，可是，豆製品廠的員工卻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很多的退休人員，沒有了競爭的活力，沒有了那種賺錢的本事，這樣的企業無論如何也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像這樣的企業，國家甩掉包袱是正常的，無論他通過什麼經營模式，都已經是達不到過去的那種輝煌了，只是衰敗，沒有其他而言，哪怕是進行承包和股份制改革也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這個企業的員工，以及退休工人的工資怎麼辦？是國家一直負擔下去，還是如何。
與其把這個豆製品廠留下來，不如把這個豆製品廠賣出去，無論是賣場地，還是賣其他的東西，總之，把這個企業脫手出去，讓這些企業的員工有生活費，有飯吃，讓那些退休工人有生活的保障，那麼，就算是國企改革成功了。
這樣的一種企業，無論從國家的角度，還是從老百姓的角度，都是應該進行改革的，都是應該賣出去的，這樣的話，盤活了國家的資產，國家再也不用爲這樣的一家企業買單了，又沒有讓企業的員工遭受到損失，這個就是最應該做企業改革的企業。